这是一个受人关注的群体,1995年夏天,从进入公众视线的那一刻起,他们身上就被赋予了太多的责任和期待。他们的公选经历,是安徽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变革的一个缩影。
　　
　　1996年元月,《决策》杂志曾以“特别策划”的形式推出安徽首批十名公选厅干的专访,14年后,我们又对目前在任8位干部中的5位进行了回访。作为安徽公选初探时期的见证者,他们的口述为我们呈现了一段富有质感的历史记忆。
　　
　　第一轮思想搅动
　　
　　《决策》:1995年入夏,安徽省委决定公开选拔10名副厅级领导干部,这个消息在省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尽管安徽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省份,但是一次性拿出10个厅级岗位,这在全国也算“大动作”,请问当时带来了哪些观念上的冲击?
　　贺凌:1995年2月,《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出台,同年6月,安徽就决定公开选拔10名副厅级干部,成为《暂行条例》最早的实践者,安徽公选工作最大的特点是行动快、规模大。
　　在我看来,当时带来的观念冲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干部选拔工作从神秘走向公开,从伯乐相马走向了赛场选马。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去溜溜”,干部选拔过程体现了公平竞争,正面冲击了跑官要官行为。二是冲破了论资排辈的老观念,1995年第一次公选厅干,报名条件之一就是设定了45周岁以下,过去这个年龄段的人还很少能够走向厅级岗位。
　　刘健:1995年公开选拔10名厅干,在安徽干部选拔任用历史上是一次重大变革,当时连我们也没有认识到这次选拔对安徽社会经济发展会带来哪些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越来越深刻,从那以后,干部选拔走向了公开透明、民主评价的道路。
　　可以说,这既是一场改革也是一个创举,使得从事基层工作、专业技术工作和埋头工作的干部,有机会去竞争比较好的岗位,去发挥更大的贡献。
　　《决策》:我们注意到安徽首次公选召开了一个动员大会,当时的省领导还在动员会上特别强调对符合报名条件的要“逐人进行动员”,对于报名参加公选的干部来说,当时是不是有所顾虑,为什么?
　　陈文华:说起公选报名,坦率地说我就是组织部门“动员”的结果。当时我45岁,当了3年区长,年龄到了报名条件的上线,又是地方培养多年的女干部,做一把手也很得心应手,没有想去参加竞选。我是出差在外地的时候接到市委组织部通知,领导当面约谈,鼓励符合条件的同志参加选拔,我这才下决心去参与竞争。
　　汪建国:对于第一批公选厅干来说,的确感慨很多。当时,公开选拔毕竟是一件新鲜事,有顾虑很正常。一是因为竞争职位行业跨度很大,大家都没有经验,觉得心里没底。二是当时的干部群众中确实有少数人把参与公平竞争与伸手要官等同起来。我记得当时公选宣传工作力度很大,目的就是让整个社会充分了解、积极支持和参与这项改革,为公开选拔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当然,是否参加公开选拔,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重大的人生抉择。一边是可预期的上升空间,一边是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公开竞争;一边是轻车熟路的业务工作,一边是充满挑战的全新领域。经过这一场公选锻炼,也培养了干部队伍的竞争意识。
　　
　　难忘的公选经历
　　
　　《决策》:报名、笔试、面试、考察,这4个月时间,对每一位参加公选的厅干都是一次宝贵的经历,请问当时有哪些事给您留下了深刻记忆?
　　刘健:面试时既紧张又激动,有一道面试题我至今记忆犹新。评委要我用3分钟时间讲述经历过的一件小事,我就讲了自己刚参加工作时的事情。一次,我发高烧,一位老师傅在病床前看护了几天几夜,尽管这位师父家庭也很困难,但他把家里所有的好东西都拿出来,为我补养身体,就是这么一件小事,激发了我对组织、对社会的感情,也激发我在此后的人生道路上奋发向上。在面试考场,这个小故事也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考官。
　　陈文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公开选拔工作的公开、公平。说实话,刚开始的时候,社会上还有很多人在观望,是不是真能做到公开、透明。以我报考的省民政厅副厅长岗位为例,5个考察对象中有3个人是本系统的干部,其中还有一位民政厅的处长。我走上这个岗位后分析自己的优势,可能一是女干部,二是自己有基层工作经验。事实说明,这项工作真正体现了公平、透明、竞争、择优的原则。
　　《决策》:公开选拔作为新生事物,整个社会对这个群体关注度很高,期望值也很高,请问当时有哪些切身感受?
　　贺凌:说起社会关注,我想到一件事。1995年底,我走上省电子局副局长岗位,读高中的孩子转学成了一件头痛事。合肥一所中学领导从教师那里偶然得知这一情况,当即研究决定“为公选厅干解决后顾之忧”,孩子不仅顺利转学,还免收转学费。这件小事说明,当时整个社会都在关心、关注着公选工作和公选干部。
　　《决策》:空前的社会关注会不会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呢?
　　汪建国:通过公选走上领导岗位的干部,更要发挥出自己的能力水平,不能让人家说考试行,工作不行,所以分外有压力。1996年整整一年,我跑遍了全省县级税务局调研,通过调研,别人的间接经验可以转化为自己的经验。同时,还要跟班子学习,参加任何一个会,出席任何一个活动,我都当做是一次学习的机会。
　　刘春霞:对公选干部来说,职位的升迁不等于能力的提升,不等于水平的提高,而意味着责任更大、任务更重、要求更高。走上领导岗位以后,更要注重在学习中提高认识,在实践中提升能力,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选择与改变
　　
　　《决策》:作为第一批公选厅干,公选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平台?
　　贺凌:就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是学雷达工程的,先在科研单位工作,然后进政府机关就把专业丢掉了。公选给了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感觉自己转了一个圆圈又回到爱好的专业岗位,的确是非常幸运的,所以,1995年底上任电子局副局长时,我就说自己就是一名归队的“老兵”。
　　《决策》:在14年中,有人辗转多个地方,也有人十多年坚守在同一部门。这些年中,您认为最具挑战性的工作是什么?
　　刘健:14年中,我从省工商局到亳州市、到淮南市,再到省民政厅,从省直单位到地方再回到省直单位。这些年,经历的岗位多,角色不断变化,这期间感觉常务副市长的角色最难把握。俗话说,“吃饭要吃素、穿衣要穿布,千万不要做常务”,但是,正是在地方担任常务副市长那几年对我来说是最宝贵的锻炼机会。
　　汪建国:在这些年中,我最难忘的是担任省财政厅副厅长的6年。我刚到财政厅的时候,安徽税费改革启动一年时间,由于取消了乡统筹和村提留,义务教育问题、计划生育问题,一系列矛盾凸现出来,安徽作为全国税费改革的试验田,到底是进还是退?这段时间,由于兼任税费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工作任务重、节奏快。尽管很累,但是很充实,让我觉得所做的工作每一步都向为农民减轻负担的大方向在靠近。
　　《决策》:尽管大家的工作经历各不相同,第一批公选厅干有没有哪些群体性的特征呢?
　　刘春霞:1995年安徽首批公选厅干,都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下放农村,当过知青,招工回城,好几位同志都是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上大学。年轻时大家有相似的人生经历,又很幸运地成为安徽省第一批公选厅干。可以说,这批人身上既反映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也反映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成果。
　　汪建国:现在的领导岗位,很少是因为能力不行做不好,而是责任心没到位做不好,社会对公选干部这个群体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这也让我们多了一份责任感和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