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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那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日子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金融战线上也展开了看不见硝烟的战斗。
我是江苏南通人，早些年曾听老一辈包括银行的一些老同志说起过抗战期间苏中地区的货币斗争情况。最近我又翻阅查看了一些资料，加深了对那一段历史的了解。深切地感到了在那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70多年之前，我们党对金融工作的高度关注，对货币问题的深刻理解。当时在这方面，共产党、新四军的运筹能力之强、政策把握之细，在一定程度上是今天我们作为后人所难以想象的。
当时的苏中抗日根据地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十分严格准确的地域范围，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重新整编，1941年3月成立了苏中区党委，不久又成立了苏中军区，形成了一片包括扬州、泰州、南通以及盐城南部的根据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加之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日本侵略者企图把单纯的军事占领演变为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统治。在苏中地区，日本侵略者与汪精卫势力相配合，从军事“清乡”到政治“清乡”、经济“清乡”，妄图一举摧毁长江下游苏中一带的共产党新四军力量。
1942年3月，汪伪宣布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贬值（当时发钞银行为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继而又在当年6月正式宣布在江苏、安徽、浙江、南京、上海等地禁止法币流通，宣布汪精卫政权的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中储券为法定货币，限令老百姓必须以二比一的比价进行兑换（其实兑换时并不实际给予所谓的“中储券”，而是给予等额“国债”）。
汪伪之所以采取这些措施，一是当时上海已沦陷，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的英、美银行均被日军掠占，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不仅已丧失了兑现能力，就连法币在市场上的破旧钞票要退出流通，要不断补充新钞的渠道也相应受阻。国民党政府远在内地，对这一切显得无能为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汪伪认为进一步挤压法币，取而代之已有可能。他们企图以此来宣示自己已具有正统地位。二是敌汪企图通过发行中储券强行兑换其统治区内大量的法币，而后使这些法币再涌入根据地，这样就可以在攫取根据地物资（当时苏中根据地与周边敌占区毗邻，处于贸易“出超”）的同时，造成根据地通货膨胀（根据资料记载，当时南通一带猪肉上涨到每斤八元法币，一条肥皂需十元法币，而当时南北汉奸组织在金融上尚未合流，在货币系统不属汪伪控制的青岛，猪肉仅为每斤三元左右，一条肥皂也仅售三元五角），敌伪寄希望于由此能在我根据地引发恶性通货膨胀，造成民怨沸腾进而危及我根据地的生存。三是汪伪当时财政十分拮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外贸中心地位一落千丈，关税收入锐减，加之英、美在华东沿海一带的企业全被日军所掠占，其税收汪伪想要分得已越来越困难），因此只能靠发行中储券来饮鸩止渴。
而此时，偏安一隅的国民党政府一方面显得力不从心，难以应对；一方面出于政治上的戒备之心，一直不愿意授权根据地政权销毁破损法币和补充印制新法币（其实当时法币本就是分地域发行的）。
面对这样的复杂局面，中共苏中区党委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中明确指出：“货币斗争是经济斗争的一部分，经济斗争又是整个抗日斗争的一部分，与军事、政治各方面之斗争有密切关联，是不能分开的。”苏中区党委根据党中央及华中局指示，作出了《关于敌汪排斥法币及我根据地发行抗币的决定》，深刻分析了形势，指出“敌汪一方面禁用法币，一方面吸收法币，……时增时减，以操纵我方之金融和物价。”“敌汪企图在沦陷区禁用法币，迫使法币内流，造成大后方及我根据地之恶性通货膨胀。”“以伪币套换法币，再以法币夺取我物资，使我们物资外流，抗战资源日趋贫乏”。在这样的形势下，我苏中根据地必须独立发行抗币（后来先后发行的抗币有淮南银行、江淮银行、盐阜银行、淮北地方银行、苏浙银行、大江银行的六种抗币，分别在不同根据地使用）。
这就形成了当时根据地我方发行的抗币、国民党政府法币和敌汪伪币三种货币同时存在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如何把握好这些关系，如何与伪币进行斗争，我苏中行政公署1942年7月颁布了查禁伪币的训令，要求禁止伪币流通，并对有关部门发出了“指示信”，提出了避免观念上和执行上“左”和“右”两种偏向的政策要求。后来又进一步明确货币斗争的基本方针是“在一定条件下联合法币打击伪币，驱逐伪币”“逐步确立抗币本位”。实际采取的主要政策：一是联合法币抵制伪币；二是坚持发行抗币的主要目的是“调剂社会金融，特别是协助工农群众进行生产，改善生活”，因而要“坚决反对财政发行和通货膨胀”；三是在与伪币斗争、没收伪币的过程中，要照顾老百姓的困难，避免简单化，在我控制区内坚决禁止和取缔伪币，在那些敌伪占优势的地区，对伪币则主要采用“抵制限制”政策。同时也注意采用“以伪制伪”策略，贬值征收部分伪币，以便掌握一定数量伪币在手，必要时可以抛售。这些政策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
在抵制伪币的同时，我们党对于法币采取何种政策是十分关键的。一方面法币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它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国民党政府的战时财政的稳定；另一方面法币是当时老百姓心目中“正宗”的货币，支持它对于抵制打击伪币有重大作用。因此我苏中行政公署认为一方面仍然需要支持法币；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由于国民党政治上的倒退和财政经济的困难，法币已经并且必定走上恶性通货膨胀的不归之路，这是我根据地政府必须防范的。面对这一复杂局面，当时共产党新四军在苏中根据地采取了矛盾中求统一的做法，一方面支持法币，另一方面也逐步适当限用，例如规定只有票面品相好的法币才能和抗币一样流通，票面破旧的要折扣贬值使用。这主要是为了防止破旧法币过多积压在根据地而无法处理。同时也可使根据地法币的通胀程度较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稍好一些。在限用法币的时候，我党十分注意宣传口径的把握，主要的提法是，之所以要限制一些法币的使用，不是为了以抗币代替法币，而是因为破旧钞不好处理。这也争取和保持了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政治上的主动。
值得一提的是，在发行抗币的过程中，根据地政权十分重视各方面的细节。当时根据地物资匮乏，技术低下，发行抗币如何防止假冒是一个大问题。苏中根据地遵照华中局的指示精神，充分利用土法，用一种特殊的、不易假冒的土纸印刷抗币，有的票面还尽可能用了双色套版。后来虽曾出现过一点假币，但数量很少，据资料记载“假钞在各军区从未有能蒙蔽三日以上，而不被发现和破获的”。而当时敌伪利用在香港、上海抢掠到的中央银行等几家发钞银行的票版，大量伪造了国民党的法币。
共产党、新四军在货币斗争中的胜利，有力地支持和保证了苏中根据地抗战的胜利。后随着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各根据地的军区行政公署相继发布了各种抗币不分地域等价流通的告示，再后来随着各根据地、解放区银行的整合，我党领导的货币发行越来越趋于统一，直至1948年12月发行了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进而在1951年政务院又颁布命令，宣布统一关内外的币制。以此为标志，新中国建立了独立统一的货币体系。
历史可以资政育人。回顾这一段历史，铭记这一段历史，我们要前不愧先辈，后不负来者。要记住先辈们为了民族解放，为了人民翻身所付出的牺牲和作出的贡献。面对未来，一代代金融人要为了新时代金融事业的发展而矢志不渝，不懈奋斗。（编辑 杨 琳）
（作者是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
我是江苏南通人，早些年曾听老一辈包括银行的一些老同志说起过抗战期间苏中地区的货币斗争情况。最近我又翻阅查看了一些资料，加深了对那一段历史的了解。深切地感到了在那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70多年之前，我们党对金融工作的高度关注，对货币问题的深刻理解。当时在这方面，共产党、新四军的运筹能力之强、政策把握之细，在一定程度上是今天我们作为后人所难以想象的。
当时的苏中抗日根据地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十分严格准确的地域范围，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重新整编，1941年3月成立了苏中区党委，不久又成立了苏中军区，形成了一片包括扬州、泰州、南通以及盐城南部的根据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加之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日本侵略者企图把单纯的军事占领演变为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统治。在苏中地区，日本侵略者与汪精卫势力相配合，从军事“清乡”到政治“清乡”、经济“清乡”，妄图一举摧毁长江下游苏中一带的共产党新四军力量。
1942年3月，汪伪宣布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贬值（当时发钞银行为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继而又在当年6月正式宣布在江苏、安徽、浙江、南京、上海等地禁止法币流通，宣布汪精卫政权的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中储券为法定货币，限令老百姓必须以二比一的比价进行兑换（其实兑换时并不实际给予所谓的“中储券”，而是给予等额“国债”）。
汪伪之所以采取这些措施，一是当时上海已沦陷，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的英、美银行均被日军掠占，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不仅已丧失了兑现能力，就连法币在市场上的破旧钞票要退出流通，要不断补充新钞的渠道也相应受阻。国民党政府远在内地，对这一切显得无能为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汪伪认为进一步挤压法币，取而代之已有可能。他们企图以此来宣示自己已具有正统地位。二是敌汪企图通过发行中储券强行兑换其统治区内大量的法币，而后使这些法币再涌入根据地，这样就可以在攫取根据地物资（当时苏中根据地与周边敌占区毗邻，处于贸易“出超”）的同时，造成根据地通货膨胀（根据资料记载，当时南通一带猪肉上涨到每斤八元法币，一条肥皂需十元法币，而当时南北汉奸组织在金融上尚未合流，在货币系统不属汪伪控制的青岛，猪肉仅为每斤三元左右，一条肥皂也仅售三元五角），敌伪寄希望于由此能在我根据地引发恶性通货膨胀，造成民怨沸腾进而危及我根据地的生存。三是汪伪当时财政十分拮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外贸中心地位一落千丈，关税收入锐减，加之英、美在华东沿海一带的企业全被日军所掠占，其税收汪伪想要分得已越来越困难），因此只能靠发行中储券来饮鸩止渴。
而此时，偏安一隅的国民党政府一方面显得力不从心，难以应对；一方面出于政治上的戒备之心，一直不愿意授权根据地政权销毁破损法币和补充印制新法币（其实当时法币本就是分地域发行的）。
面对这样的复杂局面，中共苏中区党委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中明确指出：“货币斗争是经济斗争的一部分，经济斗争又是整个抗日斗争的一部分，与军事、政治各方面之斗争有密切关联，是不能分开的。”苏中区党委根据党中央及华中局指示，作出了《关于敌汪排斥法币及我根据地发行抗币的决定》，深刻分析了形势，指出“敌汪一方面禁用法币，一方面吸收法币，……时增时减，以操纵我方之金融和物价。”“敌汪企图在沦陷区禁用法币，迫使法币内流，造成大后方及我根据地之恶性通货膨胀。”“以伪币套换法币，再以法币夺取我物资，使我们物资外流，抗战资源日趋贫乏”。在这样的形势下，我苏中根据地必须独立发行抗币（后来先后发行的抗币有淮南银行、江淮银行、盐阜银行、淮北地方银行、苏浙银行、大江银行的六种抗币，分别在不同根据地使用）。
这就形成了当时根据地我方发行的抗币、国民党政府法币和敌汪伪币三种货币同时存在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如何把握好这些关系，如何与伪币进行斗争，我苏中行政公署1942年7月颁布了查禁伪币的训令，要求禁止伪币流通，并对有关部门发出了“指示信”，提出了避免观念上和执行上“左”和“右”两种偏向的政策要求。后来又进一步明确货币斗争的基本方针是“在一定条件下联合法币打击伪币，驱逐伪币”“逐步确立抗币本位”。实际采取的主要政策：一是联合法币抵制伪币；二是坚持发行抗币的主要目的是“调剂社会金融，特别是协助工农群众进行生产，改善生活”，因而要“坚决反对财政发行和通货膨胀”；三是在与伪币斗争、没收伪币的过程中，要照顾老百姓的困难，避免简单化，在我控制区内坚决禁止和取缔伪币，在那些敌伪占优势的地区，对伪币则主要采用“抵制限制”政策。同时也注意采用“以伪制伪”策略，贬值征收部分伪币，以便掌握一定数量伪币在手，必要时可以抛售。这些政策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
在抵制伪币的同时，我们党对于法币采取何种政策是十分关键的。一方面法币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它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国民党政府的战时财政的稳定；另一方面法币是当时老百姓心目中“正宗”的货币，支持它对于抵制打击伪币有重大作用。因此我苏中行政公署认为一方面仍然需要支持法币；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由于国民党政治上的倒退和财政经济的困难，法币已经并且必定走上恶性通货膨胀的不归之路，这是我根据地政府必须防范的。面对这一复杂局面，当时共产党新四军在苏中根据地采取了矛盾中求统一的做法，一方面支持法币，另一方面也逐步适当限用，例如规定只有票面品相好的法币才能和抗币一样流通，票面破旧的要折扣贬值使用。这主要是为了防止破旧法币过多积压在根据地而无法处理。同时也可使根据地法币的通胀程度较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稍好一些。在限用法币的时候，我党十分注意宣传口径的把握，主要的提法是，之所以要限制一些法币的使用，不是为了以抗币代替法币，而是因为破旧钞不好处理。这也争取和保持了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政治上的主动。
值得一提的是，在发行抗币的过程中，根据地政权十分重视各方面的细节。当时根据地物资匮乏，技术低下，发行抗币如何防止假冒是一个大问题。苏中根据地遵照华中局的指示精神，充分利用土法，用一种特殊的、不易假冒的土纸印刷抗币，有的票面还尽可能用了双色套版。后来虽曾出现过一点假币，但数量很少，据资料记载“假钞在各军区从未有能蒙蔽三日以上，而不被发现和破获的”。而当时敌伪利用在香港、上海抢掠到的中央银行等几家发钞银行的票版，大量伪造了国民党的法币。
共产党、新四军在货币斗争中的胜利，有力地支持和保证了苏中根据地抗战的胜利。后随着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各根据地的军区行政公署相继发布了各种抗币不分地域等价流通的告示，再后来随着各根据地、解放区银行的整合，我党领导的货币发行越来越趋于统一，直至1948年12月发行了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进而在1951年政务院又颁布命令，宣布统一关内外的币制。以此为标志，新中国建立了独立统一的货币体系。
历史可以资政育人。回顾这一段历史，铭记这一段历史，我们要前不愧先辈，后不负来者。要记住先辈们为了民族解放，为了人民翻身所付出的牺牲和作出的贡献。面对未来，一代代金融人要为了新时代金融事业的发展而矢志不渝，不懈奋斗。（编辑 杨 琳）
（作者是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