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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今社会对于知识的使用和依赖都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知识与权力的相联，随着知识地位的日益提高成为现实。知识社会要把知识置于重要地位，同时，也必须强调知识的共享。知识社会应该选择走向民主而非新的精英统治，必须遵循一种“参与”、“共享”的“主体通性公认的规范”。
【关键词】知识社会 知识 权力 民主
知识含义的演变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什么是知识”这一问题曾经引发了无数哲人智慧的思索与激烈的争论。在古希腊最伟大的智者苏格拉底看来，知识的唯一功能是自知之明。中国先哲孔子认为，知识是治国安邦的经韬纬略，是走向俗世成功的敲门砖。而对于道家的先驱老子而言，知识是一种“清静无为”的智慧，是一种彻底“无争”的境界。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第一次给知识下了比较明确的定义，即知识是经过证实了的真的信念，亦称“泰阿泰德问题”。自此，知识，作为人类行为的基础，作为人类文明的见证，引起了那些充满智慧的头脑对它不曾停息的关注。
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传统的看法都是把知识当作是一种通用的原理，是关于事实的解释与说明，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文化素养与一种生活的智慧，而与具体劳作的实用技术无涉。时代发展到今天，在知识社会的所有领域里，对于知识的使用和依赖都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且已经造成了深远的和实际上不可逆转的社会影响。知识的足迹已经遍布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这种趋势直接导致了知识含义的变化。
知识与权力
随着“知识”在知识社会中日益显著的重要性，关于知识的讨论越来越与权力挂上钩，人们不禁要问：权力是怎样被掌握的？知识能产生权力吗？如果能够，那么，知识又是怎样产生权力的？尼科·斯特尔在其著作《知识社会》中指出，“……权力已经时常以知识方面的优势为基础，而不仅仅是以体力为基础了。”①
事实上，权力按知识配置这种思想古已有之。譬如，古希腊的柏拉图就主张国王应由哲学王担任，只有那拥有最崇高的智慧、最深刻的思想、最渊博的知识的人才能当国王，但柏拉图这种主张于他当时的现状是不合时宜的，故而只能存在于他的理想国中。中国春秋时期的孔子也认为，“学而优则仕”，但纵观历史，真正能够“学而优则仕”的却没有几人。可见知识与权力真正能够相联，是需要一定的土壤的。
权力与知识的关联，是随着知识地位的日益提高而逐渐成为现实的。早在20世纪70～80年代，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就指出，在农业社会中，暴力是权力，是支配社会的一切；在工业社会中，金钱是主宰，是最高的价值物；而在未来社会中，知识才是真正的掌权人，一切都由知识来衡量。那些创造、解释以及直接运用知识的人日益与社会权力相联系。这是因为“那些集权力和财富为一身的人能够雇用技术专家——不论好歹都是如此。那种专长或者是以生产知识的官僚政治组织的形式来购买的，或者是以个体技术专家的服务的形式来购买的。当技术人员的确上升到实际的控制地位时，他们就不再仅仅作为技术人员而发挥作用，而是作为处于支配地位的人、作为有权力的人而发挥作用。”②同时，他们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依赖于知识，随之也就依赖产生和拥有知识的“知识工作者”，因为这些“知识工作者”掌握着人们所需要的“知识”：人们需要他们告诉自己怎样操作办公软件；人们需要他们告诉自己核武器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灾难；人们需要他们告诉自己DNA与基因工程意味着什么样的未来，等等。正是这种依赖使得知识滋养了权力，拥有了知识也就拥有了某种权威，随之接近了权力。
知识精英与大众的博弈
谁应该成为知识社会的主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精英模式，认为在知识社会中，知识精英应该占据核心地位，知识社会应该由知识精英控制；另一种是大众模式，认为知识社会的主人应该是大众。
在典型的精英模式之中，少数知识精英是知识社会中最为耀眼的明星。普通个人扮演的只是忠实的追随者的角色。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精英们尽管在建立知识社会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他们往往也会借此变成一种新型权贵。但事实上，这些知识精英并不可能孤傲地游离于社会之外。技术精英若想取得非凡成就，若想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不被湮没，只能与社会相融合，只能俯从于社会的意志尤其是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人或集团的意志，以期获得用武之地，一展所长。对于知识社会主体的另一种看法，是对知识精英的全盘否定，是一味地追求普通民众的权力。在毛泽东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里，知识分子不是生产者阶级，是靠工人、农民等生产者阶级提供生活来源的消费性或寄生性阶层。
事实上，我们既不能任由知识精英变成新的权贵，也不能由此否认知识精英的作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社会”的先行者，关键在于其培植了一批像比尔·盖茨那样的“知识精英”，这些“知识精英”为知识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近乎不朽的贡献，他们作为领路人的作用不可或缺。那么，如何才能实现知识精英与大众的完美结合？如何才能解决知识社会中主体的精英性与人民性之间的二难困境？为此，我们必须将知识社会置于不同行为者和整个社会背景相互作用的框架之下。掌握新知识的知识精英居于知识社会交往模式的核心地位，但这些知识精英不是高高站立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而是处于与整个社会的广泛联系之中，处于与其他社会成员所构成的合作与竞争的网络之中，与之同舟共济，共同推进知识社会的发展。
需要强调的是，知识社会必须把知识置于重要地位。这是因为，知识社会本来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知识”对于知识社会的形成、发展有着异乎寻常的推动力。将“知识”置于显著重要的地位，有助于提高知识精英的社会影响力，使得技术精英的作用获得整个社会的认可。与此同时，知识社会必须强调知识的共享。惟其如此，知识的全新活力方能充分展现，而非被知识精英们藏之名山、束之高阁，知识也才能转化为改造世界、完善自我的有力武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知识鸿沟缘此可以得到缓解，知识社会的人民性由此将顺理成章地被置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框架之内。知识精英所取得的知识因此也就会变成广泛的社会福祉，而不仅仅是通向权力的鹊桥。
选择民主
知识社会究竟是美好时代的福音，还是新的集权灾难的开始？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家和学者大都认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社会”将是一个共享的、高度民主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知识共享的社会里，人民将凭借知识信息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但是，知识本身并不能带来整个社会的公平和民主，恰恰相反，知识现实地带来了极端的两极分化，带来了知识精英对社会财富与资源的新的控制。
笔者以为，知识社会既不像西方发达国家主流声音鼓吹的那样美好，也不像反对者所设想的那样糟糕。事实上，每一个新生事物在其最初的阶段都给人带来巨大的希望和机会，同时也由于旧秩序被打破、新秩序未建立而产生许多问题和困难。网络社会概莫能外，其不啻是一柄人类自己锻造的双刃剑，对其善意的应用将造福于社会，恶意的应用则将给社会带来祸害。
马克思早在100年前就曾警示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③的确，知识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征是，某一个人利用此点或彼点知识并不妨碍他人对此点或彼点知识的利用——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它是非竞争性的。……其次，当某一点知识被公众所掌握以后，该知识的创造者很难阻止其他人利用该知识——知识是非排他性的。”④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推断出网络社会拉开了人类历史上真正民主时代的帏幕。知识社会并非天然是民主社会。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知识社会的文明成果只能为资本家所享有，其利益驱动机制不会改变，高额垄断利润是他们永远的追求，在资本主义框架之中建成的知识社会只能是一个知识精英统治下的“赢家通吃的社会”。
为此，要想建设一个民主的知识社会，我国必须倡导整个社会的共同参与。政府应该主动担当起领袖与向导的作用。知识社会必须遵循一种“参与”、“共享”的“主体通性公认的规范”。而且，根据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观点，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提，而每个个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获得全面发展的手段。在知识社会中，通过知识“共享”机制，每个人得以置身于知识社会这个广阔的集体之中，进行自由而普遍的交往，从共享的信息之中汲取精华，获得全面发展，从而最终实现一切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者单位：上海工商外国语学院基础系）
注释
①②[加]尼科·斯特尔：《知识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13、27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8～79页。
④“1998/1999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知识与发展》，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16页。
【关键词】知识社会 知识 权力 民主
知识含义的演变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什么是知识”这一问题曾经引发了无数哲人智慧的思索与激烈的争论。在古希腊最伟大的智者苏格拉底看来，知识的唯一功能是自知之明。中国先哲孔子认为，知识是治国安邦的经韬纬略，是走向俗世成功的敲门砖。而对于道家的先驱老子而言，知识是一种“清静无为”的智慧，是一种彻底“无争”的境界。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第一次给知识下了比较明确的定义，即知识是经过证实了的真的信念，亦称“泰阿泰德问题”。自此，知识，作为人类行为的基础，作为人类文明的见证，引起了那些充满智慧的头脑对它不曾停息的关注。
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传统的看法都是把知识当作是一种通用的原理，是关于事实的解释与说明，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文化素养与一种生活的智慧，而与具体劳作的实用技术无涉。时代发展到今天，在知识社会的所有领域里，对于知识的使用和依赖都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且已经造成了深远的和实际上不可逆转的社会影响。知识的足迹已经遍布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这种趋势直接导致了知识含义的变化。
知识与权力
随着“知识”在知识社会中日益显著的重要性，关于知识的讨论越来越与权力挂上钩，人们不禁要问：权力是怎样被掌握的？知识能产生权力吗？如果能够，那么，知识又是怎样产生权力的？尼科·斯特尔在其著作《知识社会》中指出，“……权力已经时常以知识方面的优势为基础，而不仅仅是以体力为基础了。”①
事实上，权力按知识配置这种思想古已有之。譬如，古希腊的柏拉图就主张国王应由哲学王担任，只有那拥有最崇高的智慧、最深刻的思想、最渊博的知识的人才能当国王，但柏拉图这种主张于他当时的现状是不合时宜的，故而只能存在于他的理想国中。中国春秋时期的孔子也认为，“学而优则仕”，但纵观历史，真正能够“学而优则仕”的却没有几人。可见知识与权力真正能够相联，是需要一定的土壤的。
权力与知识的关联，是随着知识地位的日益提高而逐渐成为现实的。早在20世纪70～80年代，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就指出，在农业社会中，暴力是权力，是支配社会的一切；在工业社会中，金钱是主宰，是最高的价值物；而在未来社会中，知识才是真正的掌权人，一切都由知识来衡量。那些创造、解释以及直接运用知识的人日益与社会权力相联系。这是因为“那些集权力和财富为一身的人能够雇用技术专家——不论好歹都是如此。那种专长或者是以生产知识的官僚政治组织的形式来购买的，或者是以个体技术专家的服务的形式来购买的。当技术人员的确上升到实际的控制地位时，他们就不再仅仅作为技术人员而发挥作用，而是作为处于支配地位的人、作为有权力的人而发挥作用。”②同时，他们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依赖于知识，随之也就依赖产生和拥有知识的“知识工作者”，因为这些“知识工作者”掌握着人们所需要的“知识”：人们需要他们告诉自己怎样操作办公软件；人们需要他们告诉自己核武器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灾难；人们需要他们告诉自己DNA与基因工程意味着什么样的未来，等等。正是这种依赖使得知识滋养了权力，拥有了知识也就拥有了某种权威，随之接近了权力。
知识精英与大众的博弈
谁应该成为知识社会的主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精英模式，认为在知识社会中，知识精英应该占据核心地位，知识社会应该由知识精英控制；另一种是大众模式，认为知识社会的主人应该是大众。
在典型的精英模式之中，少数知识精英是知识社会中最为耀眼的明星。普通个人扮演的只是忠实的追随者的角色。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精英们尽管在建立知识社会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他们往往也会借此变成一种新型权贵。但事实上，这些知识精英并不可能孤傲地游离于社会之外。技术精英若想取得非凡成就，若想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不被湮没，只能与社会相融合，只能俯从于社会的意志尤其是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人或集团的意志，以期获得用武之地，一展所长。对于知识社会主体的另一种看法，是对知识精英的全盘否定，是一味地追求普通民众的权力。在毛泽东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里，知识分子不是生产者阶级，是靠工人、农民等生产者阶级提供生活来源的消费性或寄生性阶层。
事实上，我们既不能任由知识精英变成新的权贵，也不能由此否认知识精英的作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社会”的先行者，关键在于其培植了一批像比尔·盖茨那样的“知识精英”，这些“知识精英”为知识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近乎不朽的贡献，他们作为领路人的作用不可或缺。那么，如何才能实现知识精英与大众的完美结合？如何才能解决知识社会中主体的精英性与人民性之间的二难困境？为此，我们必须将知识社会置于不同行为者和整个社会背景相互作用的框架之下。掌握新知识的知识精英居于知识社会交往模式的核心地位，但这些知识精英不是高高站立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而是处于与整个社会的广泛联系之中，处于与其他社会成员所构成的合作与竞争的网络之中，与之同舟共济，共同推进知识社会的发展。
需要强调的是，知识社会必须把知识置于重要地位。这是因为，知识社会本来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知识”对于知识社会的形成、发展有着异乎寻常的推动力。将“知识”置于显著重要的地位，有助于提高知识精英的社会影响力，使得技术精英的作用获得整个社会的认可。与此同时，知识社会必须强调知识的共享。惟其如此，知识的全新活力方能充分展现，而非被知识精英们藏之名山、束之高阁，知识也才能转化为改造世界、完善自我的有力武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知识鸿沟缘此可以得到缓解，知识社会的人民性由此将顺理成章地被置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框架之内。知识精英所取得的知识因此也就会变成广泛的社会福祉，而不仅仅是通向权力的鹊桥。
选择民主
知识社会究竟是美好时代的福音，还是新的集权灾难的开始？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家和学者大都认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社会”将是一个共享的、高度民主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知识共享的社会里，人民将凭借知识信息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但是，知识本身并不能带来整个社会的公平和民主，恰恰相反，知识现实地带来了极端的两极分化，带来了知识精英对社会财富与资源的新的控制。
笔者以为，知识社会既不像西方发达国家主流声音鼓吹的那样美好，也不像反对者所设想的那样糟糕。事实上，每一个新生事物在其最初的阶段都给人带来巨大的希望和机会，同时也由于旧秩序被打破、新秩序未建立而产生许多问题和困难。网络社会概莫能外，其不啻是一柄人类自己锻造的双刃剑，对其善意的应用将造福于社会，恶意的应用则将给社会带来祸害。
马克思早在100年前就曾警示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③的确，知识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征是，某一个人利用此点或彼点知识并不妨碍他人对此点或彼点知识的利用——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它是非竞争性的。……其次，当某一点知识被公众所掌握以后，该知识的创造者很难阻止其他人利用该知识——知识是非排他性的。”④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推断出网络社会拉开了人类历史上真正民主时代的帏幕。知识社会并非天然是民主社会。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知识社会的文明成果只能为资本家所享有，其利益驱动机制不会改变，高额垄断利润是他们永远的追求，在资本主义框架之中建成的知识社会只能是一个知识精英统治下的“赢家通吃的社会”。
为此，要想建设一个民主的知识社会，我国必须倡导整个社会的共同参与。政府应该主动担当起领袖与向导的作用。知识社会必须遵循一种“参与”、“共享”的“主体通性公认的规范”。而且，根据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观点，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提，而每个个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获得全面发展的手段。在知识社会中，通过知识“共享”机制，每个人得以置身于知识社会这个广阔的集体之中，进行自由而普遍的交往，从共享的信息之中汲取精华，获得全面发展，从而最终实现一切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者单位：上海工商外国语学院基础系）
注释
①②[加]尼科·斯特尔：《知识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13、27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8～79页。
④“1998/1999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知识与发展》，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