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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很多国家采用GNP（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国家实力，而非我们使用的GDP（国内生产总值）。GDP这套标准不够客观，含混了国际资本和我们自身资本的区别，加强了国际资本在中国的发展，不能真实反映一个国家的实力。
奥运会华丽的帷幕已经落下，而关于奥运会之后中国经济走向的思考并没有终止。几年来，奥运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断被提及、讨论，话题本身，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外界对近年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担忧、疑虑、渴望等种种交织的复杂心情，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赛车，即使车况良好，它仍需进站换胎、加油、更换零件、调整作战模式。问题是，它会何时进站，打算进站多久。
2008年以来，中国所面临的经济挑战让人眼花缭乱：以粮食、能源、资源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美国的次贷危机不断深化演变为信用危机，全球经济低迷导致贸易锐减和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内需不振对外贸的依赖有增无减，国内的通货膨胀持续高位运行，沿海的中小企业大量倒闭，股市哀嚎遍野腰斩过半，楼市断供挤压着银行的神经，再加上资源浪费、环境恶化，这一切构成了今年中国经济的现实写照。
离开奥运，2008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将会怎样？是继续保持经济高位增长，GDP增速全球一枝独秀，还是受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下调？这些我们都无法确切回答。
透过当前中国纷繁的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就是两对矛盾，即：日渐短缺、昂贵的资源与严重产能过剩的矛盾，对资本（尤其是外资）的特惠待遇与对劳动力和资源压榨的矛盾。前者导致通货膨胀、贸易依赖、企业倒闭、甚至是货币问题，后者则使得内需不振、对外依赖、社会矛盾丛生。确切的说，中国现在看似复杂和没有头绪的经济乱象都是这两对根本矛盾在作怪。
十九世纪中期，我们沉迷于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虚荣，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总量三分之一强。可1840年的炮火让这个看似强大的国家不堪一击。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结实、强劲的经济体魄，而不是臃肿虚胖的经济。在这样的经济体魄中，我们还需要充满活力的经济细胞，也就是微观意义上的企业和劳动者，而不是现在虚弱萎靡的经济细胞。我们的决策应该像大脑一样为身体的发展提供清晰的指导。
对于现在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就已经预见到了，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注意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中重点强调了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停止以GDP为纲，发展GNP
要实现全面协调的发展，就要在发展目标上停止以GDP为纲，大力发展GNP。
在国外很多国家采用GNP（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国家实力，而非我们使用的GDP（国内生产总值）。GDP这套标准不够客观，含混了国际资本和我们自身资本的区别，加强了国际资本在中国的发展，不能真实反映一个国家的实力。
统计数字显示，2007年中国GDP值增长11.4％，已达30100亿美元，紧随德国之后，排名世界第四。有人津津乐道“中国奇迹”，可惜的是，GDP仅仅代表中国地面上发生的产值，并不都属于中国人的。今天中国外资企业已达28万多家，资产总值超过2万亿美元。在中国28个产业中，有21个前5名都是外资、合资企业。总共3万亿美元的GDP，其中外资要占到大约1.8万亿！这1.8万亿虽然是中国的GDP，却是外国的GNP；中国的GDP是虚，外国的GNP是实。虽然主要是用中国人的劳动和资源生产，但其劳动成果却不属于中国人。只有用3万亿减去1.8万亿，余下的1.2万亿才是真正属于中国人的。这虽然看起来比较难堪，所谓的高速度也是外国财富的高速增长，但却是中国经济的真实写照。相反，同样是GDP，在日本却有着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内容。2007年日本GDP值5.3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二（其中外资只占1%）。同时日本还有3.5万亿海外资产属于GNP，这是不包括在GDP内的。由此可见中日的差距远不止是GDP账面上的2万多亿美元。两边加减一抵消，中国的实际财富才1.2万亿美元，而日本高达8.8万亿美元。
这就从一个侧面提示我们，真正的财富要以GNP来衡量，而不是GDP。
借鉴日本经济发展中的策略
我们的近邻日本是一个很好的参照。对照日本，如果说1840年我们有远超过日本的国家实力，到了1898年我们已经和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有了差距，到了1940年我们两国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如今，两国的差距更是明显。而日本仅有中国几十分之一大小。
日本战时的遗产使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走上了一条完全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成了能与欧美资本主义相抗衡的模式。虽然中日两国都以出口导向和强烈国家干预为表象，但是两种发展主义迥然有别。简言之，日本奇迹依托的是产业保护政策（李斯特）、自主创新能力（熊彼特）、对生产力和制度的高度重视（马克思）、对内需的培育（凯恩斯），这是日本奇迹的意识形态基础。即使经济停滞了十多年，日本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稳定程度还是远在中国之上，说到底日本经济出现的问题是“富贵病”。相比日本，我们似乎完全相反，重点产业全面向强国开放，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制度不完善、关系成为通行准则，内需市场全面萎缩等，我们是追随着哈耶克走上了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发展道路。
追根溯源，从思想与意识形态上缔造日本奇迹的经济学家们都深受德国经济学传统的影响（这其实也拜明治模式所赐），他们有着强烈的危机感，他们真正希望通过工业化来赶超先进国家，而且他们是实用主义者和实践家，与李斯特一样不认为有静态的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适经济规律。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永远不会使落后国家造出精密机床和重型装备，重要的是竞争优势。这样一批人推崇的是马克思、熊彼特和凯恩斯，哈耶克在他们那里不值一提。这些人，和推翻了德川幕府的那一批人一样，是渴望富国强兵的志士。他们成功了，他们是真正的集体主义者，认定民族国家乃经济活动的主体。
我们看看日本经济的发展策略。
在金融方面：日本经济协会理事长金森久雄在《日本经济增长讲话》中讲到：“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是由于所必需的钱得到了充分的供给才得以实现的，……日本银行的货币是供给通货的最主要的渠道，……日本银行向民间银行贷放，民间银行再向公司放款，……日本银行把超出自己力量以上的放款叫做‘超额贷款’，日本为经济增长提供所必需的钱正是靠这种超额贷款供给的。”他进一步解释说 ：“在实行金本位制时，由于货币的数量受到限制,若是经济活动旺盛，则银行自然拮据，不久经济活动的旺盛便告结束，在经济知识尚不发达的时候，人们把这种不合理的做法都称之为黄金的自动调节机能，并且认为是有益的东西。可是，现在已经可以做到不依靠黄金的盲目调节力来支配经济，而由中央银行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调节通货量了。正因为如此，日本银行对通货管理的重大责任就在于要为适当的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通货。”
在社会及市场方面：深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池田勇人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理论依据是：在国家高速增长的同时，如何能够使民众有更强购买力？如果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增长比例而增长，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的巨大反差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反之只有工人和农民收入倍增才能解决国家经济中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问题。
在产业政策方面：在日本的制造业从乡镇工厂向国内市场的霸主，以及向全球企业腾飞的时期，日本努力关闭国内市场，彻底限制外资的影响力。
日本外资法开宗明义，第一条就申明：“本法的目的，是只准许有利于日本经济的自立和健全发展以及可改善国际收支的外国资本进行投资。”另外还有首套截止法（外国技术设备只准进口一套），超额贷款，国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工资制度（日本的工资收入基本随年龄增长，无限期合同占80％），都是既先进又科学的好东西。日本不仅凭此快速跨入了最富裕发达国家行列，而且还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基尼系数0.28）、劳资最和谐的国家。
由此可见，日本采用的是正宗的经济学大师凯恩斯理论，“超额”使用本币、国债，严格限制外资，提高工资、福利扩大国民消费力，以需求拉动做大国内市场（外贸不到20％，高出低进），推动经济快速发展。
“后奥运经济走向”看企业
尽管外界普遍认为奥运经济的投资拉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限，但坐下来讨论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经济GDP增长将放缓还是加速实属无意义。而利用奥运刚向全世界展现全新全面的中国形象之机，从新塑造“中国制造”的定义，将中国企业推向全球化，或许更值得我们思索。从这一点上，日韩两国奥运会的“后奥运经济效应”也许更值得我们深究。
在举办奥运之后几年，日韩都经历了增长的疲软期，但奥运之后日韩两国在经济领域的积极举措 ——技术革新、加强出口竞争力、促进新兴产品的消费、对新兴产业的大力投资、提高生产效率，不仅帮助了自己走出了经济疲软，同时也让自身具备了应对危机的抗压能力。因此，尽管在1997年那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面前，日韩分别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影响，但因其国内完善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以及一批稳定发展的跨国企业，经济发展能够逐渐恢复到正轨上来。
回头看1960年代的东京奥运会和1980年代的汉城奥运会，除了获得与其他奥运会举办国在经济上相似的拉动作用以外 —— 大规模基础设施投入所引发的经济扩大效应、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改善城市生活，这两场之前唯一在亚洲国家所举办过的奥运会扮演着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 —— 对外，改变世界对本国过去的成见，树立起一个全新的国家形象；对内，激发起民族自尊和自信心。
如今为人津津乐道的三星借助奥运会成长为全球品牌的奇迹也发生在那个时候。“1988年奥运会成为很多韩国公司走向世界市场的转折点。汉城奥运会之前，韩国很多产业虽然发展很快，但仍处于为发达国家技术密集型产业承担劳动密集型部分分工的地位。通过奥运会，韩国开始实现经济转型，由引进技术转向自主创新。”三星经济研究院宏观经济部主任这样解释三星崛起的背景。
索尼的盛田昭夫在1950年代访问德国杜塞尔多夫时，餐厅服务员指着饮料上的小阳伞对他说：“我知道日本，这个小玩意就是你们生产的。”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是精工品牌走向全球的跳板。奥运会不仅帮助精工的品牌走向世界，还直接推动了精工在石英计时器技术领域的发展。而这两点，正是推动精工从一个寂寂无名的日本小企业，发展成为全球制表业巨头的关键因素。
两次奥运会，让世界看到了两个在过去印象中截然不同的亚洲国家，在全球改变对他们的印象同时，他们企业的全球化也逐渐深入，创造出一批世界级的企业，支撑国家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从此改变了世界对“日本制造”、“韩国制造”的印象。
与前两者在奥运前后所面临的挑战相比，中国面对的挑战似乎来得更为艰巨 —— 在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中国面临着当时的日韩所没有的巨大通胀压力、危机四伏的房地产泡沫、并不乐观的企业投资环境、巨额的国际热钱、日益紧迫的环境问题和能源危机……这些挑战无不影响着未来中国的经济走势。
后奥运时代，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们要加速产业转移升级……有机遇也有挑战。然而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做大做强，借机改变“中国制造”地位，才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困惑的根本出路。
“简言之，日本奇迹依托的是产业保护政策（李斯特）、自主创新能力（熊彼特）、对生产力和制度的高度重视（马克思）、对内需的培育（凯恩斯），这是日本奇迹的意识形态基础。”
奥运会华丽的帷幕已经落下，而关于奥运会之后中国经济走向的思考并没有终止。几年来，奥运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断被提及、讨论，话题本身，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外界对近年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担忧、疑虑、渴望等种种交织的复杂心情，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赛车，即使车况良好，它仍需进站换胎、加油、更换零件、调整作战模式。问题是，它会何时进站，打算进站多久。
2008年以来，中国所面临的经济挑战让人眼花缭乱：以粮食、能源、资源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美国的次贷危机不断深化演变为信用危机，全球经济低迷导致贸易锐减和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内需不振对外贸的依赖有增无减，国内的通货膨胀持续高位运行，沿海的中小企业大量倒闭，股市哀嚎遍野腰斩过半，楼市断供挤压着银行的神经，再加上资源浪费、环境恶化，这一切构成了今年中国经济的现实写照。
离开奥运，2008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将会怎样？是继续保持经济高位增长，GDP增速全球一枝独秀，还是受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下调？这些我们都无法确切回答。
透过当前中国纷繁的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就是两对矛盾，即：日渐短缺、昂贵的资源与严重产能过剩的矛盾，对资本（尤其是外资）的特惠待遇与对劳动力和资源压榨的矛盾。前者导致通货膨胀、贸易依赖、企业倒闭、甚至是货币问题，后者则使得内需不振、对外依赖、社会矛盾丛生。确切的说，中国现在看似复杂和没有头绪的经济乱象都是这两对根本矛盾在作怪。
十九世纪中期，我们沉迷于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虚荣，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总量三分之一强。可1840年的炮火让这个看似强大的国家不堪一击。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结实、强劲的经济体魄，而不是臃肿虚胖的经济。在这样的经济体魄中，我们还需要充满活力的经济细胞，也就是微观意义上的企业和劳动者，而不是现在虚弱萎靡的经济细胞。我们的决策应该像大脑一样为身体的发展提供清晰的指导。
对于现在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就已经预见到了，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注意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中重点强调了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停止以GDP为纲，发展GNP
要实现全面协调的发展，就要在发展目标上停止以GDP为纲，大力发展GNP。
在国外很多国家采用GNP（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国家实力，而非我们使用的GDP（国内生产总值）。GDP这套标准不够客观，含混了国际资本和我们自身资本的区别，加强了国际资本在中国的发展，不能真实反映一个国家的实力。
统计数字显示，2007年中国GDP值增长11.4％，已达30100亿美元，紧随德国之后，排名世界第四。有人津津乐道“中国奇迹”，可惜的是，GDP仅仅代表中国地面上发生的产值，并不都属于中国人的。今天中国外资企业已达28万多家，资产总值超过2万亿美元。在中国28个产业中，有21个前5名都是外资、合资企业。总共3万亿美元的GDP，其中外资要占到大约1.8万亿！这1.8万亿虽然是中国的GDP，却是外国的GNP；中国的GDP是虚，外国的GNP是实。虽然主要是用中国人的劳动和资源生产，但其劳动成果却不属于中国人。只有用3万亿减去1.8万亿，余下的1.2万亿才是真正属于中国人的。这虽然看起来比较难堪，所谓的高速度也是外国财富的高速增长，但却是中国经济的真实写照。相反，同样是GDP，在日本却有着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内容。2007年日本GDP值5.3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二（其中外资只占1%）。同时日本还有3.5万亿海外资产属于GNP，这是不包括在GDP内的。由此可见中日的差距远不止是GDP账面上的2万多亿美元。两边加减一抵消，中国的实际财富才1.2万亿美元，而日本高达8.8万亿美元。
这就从一个侧面提示我们，真正的财富要以GNP来衡量，而不是GDP。
借鉴日本经济发展中的策略
我们的近邻日本是一个很好的参照。对照日本，如果说1840年我们有远超过日本的国家实力，到了1898年我们已经和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有了差距，到了1940年我们两国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如今，两国的差距更是明显。而日本仅有中国几十分之一大小。
日本战时的遗产使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走上了一条完全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成了能与欧美资本主义相抗衡的模式。虽然中日两国都以出口导向和强烈国家干预为表象，但是两种发展主义迥然有别。简言之，日本奇迹依托的是产业保护政策（李斯特）、自主创新能力（熊彼特）、对生产力和制度的高度重视（马克思）、对内需的培育（凯恩斯），这是日本奇迹的意识形态基础。即使经济停滞了十多年，日本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稳定程度还是远在中国之上，说到底日本经济出现的问题是“富贵病”。相比日本，我们似乎完全相反，重点产业全面向强国开放，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制度不完善、关系成为通行准则，内需市场全面萎缩等，我们是追随着哈耶克走上了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发展道路。
追根溯源，从思想与意识形态上缔造日本奇迹的经济学家们都深受德国经济学传统的影响（这其实也拜明治模式所赐），他们有着强烈的危机感，他们真正希望通过工业化来赶超先进国家，而且他们是实用主义者和实践家，与李斯特一样不认为有静态的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适经济规律。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永远不会使落后国家造出精密机床和重型装备，重要的是竞争优势。这样一批人推崇的是马克思、熊彼特和凯恩斯，哈耶克在他们那里不值一提。这些人，和推翻了德川幕府的那一批人一样，是渴望富国强兵的志士。他们成功了，他们是真正的集体主义者，认定民族国家乃经济活动的主体。
我们看看日本经济的发展策略。
在金融方面：日本经济协会理事长金森久雄在《日本经济增长讲话》中讲到：“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是由于所必需的钱得到了充分的供给才得以实现的，……日本银行的货币是供给通货的最主要的渠道，……日本银行向民间银行贷放，民间银行再向公司放款，……日本银行把超出自己力量以上的放款叫做‘超额贷款’，日本为经济增长提供所必需的钱正是靠这种超额贷款供给的。”他进一步解释说 ：“在实行金本位制时，由于货币的数量受到限制,若是经济活动旺盛，则银行自然拮据，不久经济活动的旺盛便告结束，在经济知识尚不发达的时候，人们把这种不合理的做法都称之为黄金的自动调节机能，并且认为是有益的东西。可是，现在已经可以做到不依靠黄金的盲目调节力来支配经济，而由中央银行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调节通货量了。正因为如此，日本银行对通货管理的重大责任就在于要为适当的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通货。”
在社会及市场方面：深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池田勇人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理论依据是：在国家高速增长的同时，如何能够使民众有更强购买力？如果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增长比例而增长，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的巨大反差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反之只有工人和农民收入倍增才能解决国家经济中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问题。
在产业政策方面：在日本的制造业从乡镇工厂向国内市场的霸主，以及向全球企业腾飞的时期，日本努力关闭国内市场，彻底限制外资的影响力。
日本外资法开宗明义，第一条就申明：“本法的目的，是只准许有利于日本经济的自立和健全发展以及可改善国际收支的外国资本进行投资。”另外还有首套截止法（外国技术设备只准进口一套），超额贷款，国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工资制度（日本的工资收入基本随年龄增长，无限期合同占80％），都是既先进又科学的好东西。日本不仅凭此快速跨入了最富裕发达国家行列，而且还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基尼系数0.28）、劳资最和谐的国家。
由此可见，日本采用的是正宗的经济学大师凯恩斯理论，“超额”使用本币、国债，严格限制外资，提高工资、福利扩大国民消费力，以需求拉动做大国内市场（外贸不到20％，高出低进），推动经济快速发展。
“后奥运经济走向”看企业
尽管外界普遍认为奥运经济的投资拉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限，但坐下来讨论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经济GDP增长将放缓还是加速实属无意义。而利用奥运刚向全世界展现全新全面的中国形象之机，从新塑造“中国制造”的定义，将中国企业推向全球化，或许更值得我们思索。从这一点上，日韩两国奥运会的“后奥运经济效应”也许更值得我们深究。
在举办奥运之后几年，日韩都经历了增长的疲软期，但奥运之后日韩两国在经济领域的积极举措 ——技术革新、加强出口竞争力、促进新兴产品的消费、对新兴产业的大力投资、提高生产效率，不仅帮助了自己走出了经济疲软，同时也让自身具备了应对危机的抗压能力。因此，尽管在1997年那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面前，日韩分别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影响，但因其国内完善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以及一批稳定发展的跨国企业，经济发展能够逐渐恢复到正轨上来。
回头看1960年代的东京奥运会和1980年代的汉城奥运会，除了获得与其他奥运会举办国在经济上相似的拉动作用以外 —— 大规模基础设施投入所引发的经济扩大效应、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改善城市生活，这两场之前唯一在亚洲国家所举办过的奥运会扮演着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 —— 对外，改变世界对本国过去的成见，树立起一个全新的国家形象；对内，激发起民族自尊和自信心。
如今为人津津乐道的三星借助奥运会成长为全球品牌的奇迹也发生在那个时候。“1988年奥运会成为很多韩国公司走向世界市场的转折点。汉城奥运会之前，韩国很多产业虽然发展很快，但仍处于为发达国家技术密集型产业承担劳动密集型部分分工的地位。通过奥运会，韩国开始实现经济转型，由引进技术转向自主创新。”三星经济研究院宏观经济部主任这样解释三星崛起的背景。
索尼的盛田昭夫在1950年代访问德国杜塞尔多夫时，餐厅服务员指着饮料上的小阳伞对他说：“我知道日本，这个小玩意就是你们生产的。”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是精工品牌走向全球的跳板。奥运会不仅帮助精工的品牌走向世界，还直接推动了精工在石英计时器技术领域的发展。而这两点，正是推动精工从一个寂寂无名的日本小企业，发展成为全球制表业巨头的关键因素。
两次奥运会，让世界看到了两个在过去印象中截然不同的亚洲国家，在全球改变对他们的印象同时，他们企业的全球化也逐渐深入，创造出一批世界级的企业，支撑国家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从此改变了世界对“日本制造”、“韩国制造”的印象。
与前两者在奥运前后所面临的挑战相比，中国面对的挑战似乎来得更为艰巨 —— 在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中国面临着当时的日韩所没有的巨大通胀压力、危机四伏的房地产泡沫、并不乐观的企业投资环境、巨额的国际热钱、日益紧迫的环境问题和能源危机……这些挑战无不影响着未来中国的经济走势。
后奥运时代，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们要加速产业转移升级……有机遇也有挑战。然而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做大做强，借机改变“中国制造”地位，才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困惑的根本出路。
“简言之，日本奇迹依托的是产业保护政策（李斯特）、自主创新能力（熊彼特）、对生产力和制度的高度重视（马克思）、对内需的培育（凯恩斯），这是日本奇迹的意识形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