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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朱子瑜等规划师来说，这是一次特殊的灾后重建，也是一次不寻常的规划。
“90分！”时隔6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朱子瑜这样评价重建后的北川新县城。
在2008年的5·12汶川特大地震中，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县城所在的曲山镇成为重灾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参与了抗震救灾，并承担了“再造一个新北川”的规划工作。
对于朱子瑜等规划师来说，这是一次特殊的灾后重建，也是一次不寻常的规划。
异地重建
中规院城市设计研究室副主任孙彤在地震发生后一周便到达绵阳，参与当地的灾后安置工作，但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在这里一呆就是4年。
2008年5月19日，中规院绵阳组在现场踏勘中发现，北川县城难以就地重建。
“曲山镇位于V字型中低山峡谷的河谷平坝，四周山体陡峭，是俗称‘包饺子’的地形，而且处于北川—映秀和擂鼓两大地震断裂带的交汇处，属于地质灾害易发区。”孙彤告诉《民生周刊》记者。
这一提议引起很多争论。一些专家认为，现有的建设技术足以解决曲山镇的问题，异地重建成本太大，而且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其他受灾地区是不是也要搬迁？
“我们的技术是可以让房子抗七八级地震，但这个地区的次生灾害太多了，如果房子全被石头围住了，房子还有什么用？” 中规院专家当时针对各方反对的声音据理力争。
经过勘察，擂鼓镇、永安镇、桑枣镇、安昌东南等4个地方成为北川新址的备选方案。中规院就县城选址和重建规划向曲山镇受灾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在297个有效样本中，95.29%的人同意搬迁，60.19%的人将地质安全作为新县城选址的第一原则。
比选之后，安昌东南成为北川新县城选址。“北川是绵阳市比较贫困落后的县，都在山里面，发展受限。县城新址在北川、安县联系绵阳市区的主要通道上，不仅工程地质条件好，而且有更好的区域发展条件。”朱子瑜说。
2012年8月，四川省政府向国务院报送了北川新县城选址意见，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北川新县城选址。
与选址论证同时进行的是行政区划调整方案的讨论。“不能让新县城成为北川的‘飞地’，所以调整的范围比较大。”朱子瑜回忆。规划组做了两个备选方案，最终，安县的永安镇、安昌镇和黄土镇的部分地区纳入北川，北川新增208平方公里土地，桑枣镇、千佛镇等18个乡镇撤县设区，成为绵阳市安州区。“我们设想的是区域共赢。”
规划师的城市
新北川像一张白纸，等待着建设者们来描绘。
对于朱子瑜来说，这是他第一次面临这样的整体新建。事实上，这也是中国灾后重建史上惟一的县级城市的异地重建。
中规院的规划师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时间紧迫。确定整体搬迁前后用了半年时间，其他地区的灾后重建工作已经初见效果，这里才刚开始，老县城的灾民们还住在帐篷和板房里。
通常情况下，作为规划师，朱子瑜只需要做好前期规划，然后交给设计单位，再由建设单位负责施工。这就是所谓的“规划先行”。但这一次，一方面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规划，另一方面项目庞杂，会面临很多不可知的情况。
于是，中规院成立了北川新县城规划工作前线指挥部，与山东援建北川工作前线指挥部、绵阳市北川新县城重建工作指挥部一起推进新城的建设。朱子瑜成为北川新城项目的现场负责人。“我们这个指挥部有决策权，在某些问题上还有否决权。”他告诉《民生周刊》记者，中规院统领北川新县城的所有规划设计、管理工作，而且监督规划实施。“一张图管到底，我们这次从规划先行变成了规划伴行。”
在施工的过程中，规划也会进行适当的调整。但各级政府、捐建援建方、设计单位、施工单位、业主、专家等的意见都要归于中规院，由中规院为实施提供技术把关。这个模式被形象地称为“一个漏斗，一个龙头”。
一般而言，规划单位并没有这么大的权力。“这次是特殊任务，住建部允许我们代表部里行使规划协调的职能。”
但这个职能行使起来并不容易。3个指挥部每周三开会，但几乎“天天打架”。孙彤当时担任指挥长助理，他记得，一次为了绿化问题，几个部门吵起来，有的部门主张移大树，这样能很快实现绿化效果，但中规院主张挖苗圃里的大苗就可以了，能夠节省资金、人力，也不会破坏其他地方的环境。几番争论后，终于还是采用了大苗。
北川新县城总体布局为“一廊、一环、一带、一轴”。一廊为安昌河河谷生态廊道；一环为沿新北川大道和新川路形成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环；一带为永昌河城市公园带；一轴为包含羌族特色商业街、抗震纪念园和文化中心等重要设施的城市文化景观轴。
“这个地方的风水很好，山环水绕，规划不能破坏这种山水格局。当地刮风天数少，我们设置一个生态廊道，可以导风；为了节约用地，新城布局相对比较紧凑，大部分居民的出行都在步行范围内；公园面积不能太大，但又不能降低生活品质，所以我们设置了带状公园……”朱子瑜如数家珍般地介绍起这个小城的点点滴滴。
山东援建项目于2010年9月竣工，孙彤等规划师直至2011年年底才离开北川，“后期还有一些北川政府的自建项目，另外，居民入住后，像封不封阳台，怎么封，很多细节都要跟进。”
在朱子瑜看来，他的团队运用的规划理念在业内并不是最新的，“规划在实施中常被修改。但在这里，我们的规划都变成了现实，这是每一个规划师的理想。”
今年3月16日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提出探索设立城市总规划师制度，住建部总规划师唐凯认为，这次朱子瑜所带领的现场规划队伍在北川的工作“好像是个‘城市总规划师’，什么东西都得去把关一下。这个制度到底怎么设，将来可能会对全国有指导意义。”
新城镇样本？
“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平铺的城市，一个把这个城市轻轻地放在这样一个地球上的形态，这个形态在中国传统的小城市里我们还能找到，比如丽江、平遥，在新城中绝对找不到。”2013年4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栗德祥第一次去北川时这样感叹。
“尺度”、“分寸”，在采访中，朱子瑜反复提到这两个词。“一个城市要有自己的文化自信，要有根。北川新县城要满足现代化的要求，也要有民族风格。”
北川是一个羌族自治县，新建的不能是一个普通的县城，而是一个羌城。而且根据规划，北川新县城将成为未来中国小城镇的发展典范。
中规院邀请了羌族研究专家、四川大学教授冉光荣及乡土建筑专家、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季富政参与规划。风雨廊桥（禹王桥）便出自季富政的设计，融入了传统羌族的索桥、笮桥和碉楼形象。
在羌族人聚居的尔玛小区，景观主轴线的地板上有羌绣图案。城内不少地方设有羌族传统的碉楼。北川巴拿恰（商贸街）的入口和出口，牌楼上挂着羌族的图腾羊头作为装饰。羌族有白石崇拜的信仰习俗，而在新城经常可见用白石雕砌的民族标记。
“感觉新县城里的羌族意味比老县城还浓。”在北川广电中心工作的孙倩说。她是羌族人，2008年从北川中学毕业后到北京上大学。大学期间，每年5月12日她都会回去，用相机记录北川发生的变化。毕业后，她选择了回到这座新城工作。
“这里还有老北川的影子。很多路名、小区名字都沿用原来的。”孙倩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让她感觉最明显的是永昌河河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故意设计的。以前老县城有一条涧江，新老城区之间有河堤走廊，人们很喜欢在那里散步。”
她身边的老北川人都已经慢慢适应了这个城市的生活，“看到老县城的时候，会想起小时候的事情，但是生活，还是这里更好。”
“新城的影院、学校、医院、体育场等公共设施的建设规模和水准都比目前的实际需求超前。” 《中华工商时报》四川记者站记者向芸也是新旧北川的见证者。
在2010年的中国时尚大典中，新北川被评为年度时尚城市。2013年，北川羌城被评为5A级旅游区，对于朱子瑜来说，这些都是意料之外的。
这个按照7万人的规模规划的城市，目前只有3万人，很多地方还人气不足。“这也是一点遗憾，是速成带来的问题。”
今年的4月29日，北川新县城灾后重建规划与设计学术回顾研讨会召开，“北川模式”的得与失都在会上展开讨论。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崔愷带自己的学生到北川调研，他希望这种研究对未来的新型城镇化有所启发。
“90分！”时隔6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朱子瑜这样评价重建后的北川新县城。
在2008年的5·12汶川特大地震中，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县城所在的曲山镇成为重灾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参与了抗震救灾，并承担了“再造一个新北川”的规划工作。
对于朱子瑜等规划师来说，这是一次特殊的灾后重建，也是一次不寻常的规划。
异地重建
中规院城市设计研究室副主任孙彤在地震发生后一周便到达绵阳，参与当地的灾后安置工作，但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在这里一呆就是4年。
2008年5月19日，中规院绵阳组在现场踏勘中发现，北川县城难以就地重建。
“曲山镇位于V字型中低山峡谷的河谷平坝，四周山体陡峭，是俗称‘包饺子’的地形，而且处于北川—映秀和擂鼓两大地震断裂带的交汇处，属于地质灾害易发区。”孙彤告诉《民生周刊》记者。
这一提议引起很多争论。一些专家认为，现有的建设技术足以解决曲山镇的问题，异地重建成本太大，而且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其他受灾地区是不是也要搬迁？
“我们的技术是可以让房子抗七八级地震，但这个地区的次生灾害太多了，如果房子全被石头围住了，房子还有什么用？” 中规院专家当时针对各方反对的声音据理力争。
经过勘察，擂鼓镇、永安镇、桑枣镇、安昌东南等4个地方成为北川新址的备选方案。中规院就县城选址和重建规划向曲山镇受灾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在297个有效样本中，95.29%的人同意搬迁，60.19%的人将地质安全作为新县城选址的第一原则。
比选之后，安昌东南成为北川新县城选址。“北川是绵阳市比较贫困落后的县，都在山里面，发展受限。县城新址在北川、安县联系绵阳市区的主要通道上，不仅工程地质条件好，而且有更好的区域发展条件。”朱子瑜说。
2012年8月，四川省政府向国务院报送了北川新县城选址意见，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北川新县城选址。
与选址论证同时进行的是行政区划调整方案的讨论。“不能让新县城成为北川的‘飞地’，所以调整的范围比较大。”朱子瑜回忆。规划组做了两个备选方案，最终，安县的永安镇、安昌镇和黄土镇的部分地区纳入北川，北川新增208平方公里土地，桑枣镇、千佛镇等18个乡镇撤县设区，成为绵阳市安州区。“我们设想的是区域共赢。”
规划师的城市
新北川像一张白纸，等待着建设者们来描绘。
对于朱子瑜来说，这是他第一次面临这样的整体新建。事实上，这也是中国灾后重建史上惟一的县级城市的异地重建。
中规院的规划师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时间紧迫。确定整体搬迁前后用了半年时间，其他地区的灾后重建工作已经初见效果，这里才刚开始，老县城的灾民们还住在帐篷和板房里。
通常情况下，作为规划师，朱子瑜只需要做好前期规划，然后交给设计单位，再由建设单位负责施工。这就是所谓的“规划先行”。但这一次，一方面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规划，另一方面项目庞杂，会面临很多不可知的情况。
于是，中规院成立了北川新县城规划工作前线指挥部，与山东援建北川工作前线指挥部、绵阳市北川新县城重建工作指挥部一起推进新城的建设。朱子瑜成为北川新城项目的现场负责人。“我们这个指挥部有决策权，在某些问题上还有否决权。”他告诉《民生周刊》记者，中规院统领北川新县城的所有规划设计、管理工作，而且监督规划实施。“一张图管到底，我们这次从规划先行变成了规划伴行。”
在施工的过程中，规划也会进行适当的调整。但各级政府、捐建援建方、设计单位、施工单位、业主、专家等的意见都要归于中规院，由中规院为实施提供技术把关。这个模式被形象地称为“一个漏斗，一个龙头”。
一般而言，规划单位并没有这么大的权力。“这次是特殊任务，住建部允许我们代表部里行使规划协调的职能。”
但这个职能行使起来并不容易。3个指挥部每周三开会，但几乎“天天打架”。孙彤当时担任指挥长助理，他记得，一次为了绿化问题，几个部门吵起来，有的部门主张移大树，这样能很快实现绿化效果，但中规院主张挖苗圃里的大苗就可以了，能夠节省资金、人力，也不会破坏其他地方的环境。几番争论后，终于还是采用了大苗。
北川新县城总体布局为“一廊、一环、一带、一轴”。一廊为安昌河河谷生态廊道；一环为沿新北川大道和新川路形成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环；一带为永昌河城市公园带；一轴为包含羌族特色商业街、抗震纪念园和文化中心等重要设施的城市文化景观轴。
“这个地方的风水很好，山环水绕，规划不能破坏这种山水格局。当地刮风天数少，我们设置一个生态廊道，可以导风；为了节约用地，新城布局相对比较紧凑，大部分居民的出行都在步行范围内；公园面积不能太大，但又不能降低生活品质，所以我们设置了带状公园……”朱子瑜如数家珍般地介绍起这个小城的点点滴滴。
山东援建项目于2010年9月竣工，孙彤等规划师直至2011年年底才离开北川，“后期还有一些北川政府的自建项目，另外，居民入住后，像封不封阳台，怎么封，很多细节都要跟进。”
在朱子瑜看来，他的团队运用的规划理念在业内并不是最新的，“规划在实施中常被修改。但在这里，我们的规划都变成了现实，这是每一个规划师的理想。”
今年3月16日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提出探索设立城市总规划师制度，住建部总规划师唐凯认为，这次朱子瑜所带领的现场规划队伍在北川的工作“好像是个‘城市总规划师’，什么东西都得去把关一下。这个制度到底怎么设，将来可能会对全国有指导意义。”
新城镇样本？
“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平铺的城市，一个把这个城市轻轻地放在这样一个地球上的形态，这个形态在中国传统的小城市里我们还能找到，比如丽江、平遥，在新城中绝对找不到。”2013年4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栗德祥第一次去北川时这样感叹。
“尺度”、“分寸”，在采访中，朱子瑜反复提到这两个词。“一个城市要有自己的文化自信，要有根。北川新县城要满足现代化的要求，也要有民族风格。”
北川是一个羌族自治县，新建的不能是一个普通的县城，而是一个羌城。而且根据规划，北川新县城将成为未来中国小城镇的发展典范。
中规院邀请了羌族研究专家、四川大学教授冉光荣及乡土建筑专家、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季富政参与规划。风雨廊桥（禹王桥）便出自季富政的设计，融入了传统羌族的索桥、笮桥和碉楼形象。
在羌族人聚居的尔玛小区，景观主轴线的地板上有羌绣图案。城内不少地方设有羌族传统的碉楼。北川巴拿恰（商贸街）的入口和出口，牌楼上挂着羌族的图腾羊头作为装饰。羌族有白石崇拜的信仰习俗，而在新城经常可见用白石雕砌的民族标记。
“感觉新县城里的羌族意味比老县城还浓。”在北川广电中心工作的孙倩说。她是羌族人，2008年从北川中学毕业后到北京上大学。大学期间，每年5月12日她都会回去，用相机记录北川发生的变化。毕业后，她选择了回到这座新城工作。
“这里还有老北川的影子。很多路名、小区名字都沿用原来的。”孙倩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让她感觉最明显的是永昌河河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故意设计的。以前老县城有一条涧江，新老城区之间有河堤走廊，人们很喜欢在那里散步。”
她身边的老北川人都已经慢慢适应了这个城市的生活，“看到老县城的时候，会想起小时候的事情，但是生活，还是这里更好。”
“新城的影院、学校、医院、体育场等公共设施的建设规模和水准都比目前的实际需求超前。” 《中华工商时报》四川记者站记者向芸也是新旧北川的见证者。
在2010年的中国时尚大典中，新北川被评为年度时尚城市。2013年，北川羌城被评为5A级旅游区，对于朱子瑜来说，这些都是意料之外的。
这个按照7万人的规模规划的城市，目前只有3万人，很多地方还人气不足。“这也是一点遗憾，是速成带来的问题。”
今年的4月29日，北川新县城灾后重建规划与设计学术回顾研讨会召开，“北川模式”的得与失都在会上展开讨论。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崔愷带自己的学生到北川调研，他希望这种研究对未来的新型城镇化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