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戴维森在《伏尔泰传》中写道：“生的期待，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平均要比今天短得多，只是说平均。许多人死于婴幼儿时期，许多人死于疾病。不过那些熬过出生和疾病危险的人，和那些免于随贫困和营养不良而来的更大危险而存活下来的人，则要比今天的这类人活得长。”他举例：“围产期的死亡率非常高，或许约百分之五十。伏尔泰的母亲玛丽—玛格丽特·多玛尔生了五个孩子，其中两个几乎立刻就死了。类似的，伏尔泰的情妇、他终生的爱艾米丽·杜·夏特莱有三个她丈夫的合法孩子，前两个只活到成年，第三个在婴儿时仅十六个月就突然死了。十五年后，1749年，她有了第四个，即圣·达朗贝尔侯爵的孩子，她和这孩子两个都死在分娩之时。”戴维森强调：那时，在成年期死亡是很普遍的。伏尔泰的母亲死于1701年，当时是四十一岁，伏尔泰是七岁；他的姐姐玛格丽特—凯瑟琳死于1726年，也只有三十九岁。戴维森说：那时，“最主要的杀手之一是天花。伏尔泰在1723年的一次天花大流行中侥幸活了下来，但是他的密友德·热诺韦尔就死于天花。还有一位密友，梅松侯爵德·隆格尔也像伏尔泰一样染上天花；事实上，伏尔泰就是待在梅松家中时染上的。梅松在这次流行中幸存下来了，但是八年后的1731年又再次染上，并死于此病”。
　　天花在十八世纪的欧洲经常流行，流行期间，死亡人数每年平均约四十万。有一统计材料说到，受染天花的人，死亡率在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六十之间；幸存者也严重毁容，脸上全是疤痕。
　　當时，多数西方的医生都不知道天花的病因，也不知道如何防治。但是东方的医生却能通过接种的方法来应对这一疾病。
　　英国驻土耳其大使的妻子玛丽·沃特丽·蒙塔古夫人自己曾经染过天花，后来在土耳其首都康斯坦丁诺波尔亲眼见到那里种痘预防天花的方法及其良好效果，深受感动，便仿效让医生给她的两个孩子接种，同样获得成功，影响了她的朋友，威尔士的卡罗琳皇妃也给她的女儿接种；后来还在死刑犯上做了进一步的实验，都获得预料的效果。
　　伏尔泰在1723年7月得知巴黎最后的一阵天花流行。9月，他获悉他的朋友德·热诺韦尔染病死于天花。这次流行中，巴黎受染而死的达两万人。五个星期之后，他在给和他有亲密关系的女友贝尼埃侯爵夫人的信中提到这事，说是“巴黎被这病给毁了”。当时，伏尔泰正在梅松侯爵德·隆格尔那里。那几天，二十四岁的梅松侯爵正在他位于巴黎西北面的城堡举行家庭聚会，邀请了大量贵宾，将有巴黎著名女演员、法兰西喜剧院的明星阿德里安娜·勒库弗勒的演出和伏尔泰朗诵他最近创作的悲剧。但是11月4日，天花在城堡爆发，聚会不得不停止，计划好的一切娱乐活动都被取消，贵宾们也只好都匆匆离开。
　　梅松侯爵是这次流行病的罹难者之一，不过他还不算太糟，因为他很快就康复了。但是伏尔泰受感染要严重得多，差一点陷入危险境地。在第一天照“常规”给他放过两次血之后，侯爵为他请来罗昂枢机主教的德·格维赛医生。但这位医生一来就对他的病表示悲观，但暂时也不放弃医治。他给伏尔泰催吐八次，并让他喝下两百品脱的柠檬茶。这就是唯一能救他命的处方。所以伏尔泰声称，他对当地的医生已经不抱希望，也不想治病了。幸亏四天后，他脱离了危险，在梅松侯爵家待了两个星期，一天天康复，到12月1日，就可以被送回巴黎了。虽然如此，给伏尔泰留下的印象是对放血、催吐等当时流行的传统常规疗法的不信任。八年后，更增加了他的这一看法。
　　梅松侯爵虽然被传染过天花，但因没有获得足够的免疫力，当1731年再次被传染上之后，未能得到治疗，于9月13日病逝。伏尔泰在9月27日给一位朋友的信中痛苦地倾诉说：“我亲爱的朋友德·梅松侯爵的死留给我的绝望，使我差不多丧失了理智。我失去了我的朋友，我的支持者，我的父亲。他死在我的怀中，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因为医生的过失。无论我活多久，对他的离去永远都不能释怀。您对医生早晨六点把他置于危险之中，然后约定中午再来看他，能说什么呢？对他死，他们是有罪责的。”
　　在此以前，伏尔泰从来没有表达过如此的悲痛，也许除了他姐姐的死。他把梅松侯爵说成是“他的父亲”，是“对他强烈悲伤的非同寻常的表述，至少不是因为梅森死时只有三十二岁，比他还年轻五岁”。
　　鉴于对当时医生医治天花的绝望，使伏尔泰把希望和赞美寄于东方的以接种来预防天花的方法。这当然不只是出于自己和自己的朋友的遭遇，更重要的是基于从人类文明的高度来考虑。因为他的专题“谈种痘”的文章是收在《哲学通信》（或译《哲学书简》，1734年）中的，而《哲学通信》是他对世界和社会经过长达二十年的观察和思考之后写出来的。在此之前，伏尔泰因在1726年与著名的德·罗昂家属中的骑士德·罗昂—夏博发生争吵，被投入巴士底狱，然后流亡英国二年半多时间。在伦敦，他结识了诸多文人、哲学家、神学家，并被引荐到宫廷；在这里，他也了解到英国的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情况。
　　伏尔泰是从旅行家的记述和皇家学会的会议录中了解到有关东方通过接种来预防天花的方法和效果的，他十分赏识。在《哲学通信》中，伏尔泰详细描述了土耳其的接种及其传到英国并在英国实践的情况后，热情地赞赏中国人发明接种预防天花，是这个“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又赞赏了蒙塔古夫人的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英国，“至少有一万万个家庭的儿童是由于女王和沃特丽·蒙塔古夫人而得救的，这些女孩也亏得女王和沃特丽·蒙塔古夫人而保持了她们的美貌”。他提请法国人反思：“怎么！难道法国人一点都不爱惜生命吗？难道他们的女人一点都不担心她们的花容玉貌吗？”他告诫说：“倘若有哪一位法国大使夫人从君士坦丁堡把（种痘）这个秘密带回巴黎，一定会给全民族做出永久有益的事情”；“倘若我们在法国曾经实行种痘，或许会挽救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最初传到英国的种痘是所谓的“人痘”，用的是天花患者痘痂制备的干粉，有一定的危险性。后来经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改良，将牛的天花病毒接种给人，就比较安全了。牛痘接种的方法迅速传向世界。1768年，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从英国请来第一流的接种牛痘的医生托马斯·迪姆斯达尔，让他先是她自己的一家种了痘，获得成功后，女皇拨出一笔可给两百万人接种的专款费用，来推广接种技术。伏尔泰此前就与叶卡捷琳娜女皇有书信来往。得知女皇这一举措之后，他在1769年2月26日给他写信说：“哦，夫人，陛下真是给我们这些目光短浅的法国人，给我们愚蠢的索尔邦学院，并给我们医学院中的只知争论不休的庸医们上了多好的一课啊！您施行接种并不比一名修女的灌肠使人觉得诧异……我们法国根本不会接种，除了颁布政令。我不知道我们的国家已经成了什么样了，它一度可是每件事情上都是伟大的榜样啊……”
　　伏尔泰极少写诗，他的著作主要是哲学、戏剧和历史，但是为了表达他对接种的赞赏，他以最容易表达情感的诗歌形式，写了一首诗。诗中写道：
　　有效的偏见存在∕实在是非常有害∕必须战胜偏见……有人说，怎么可以接受英国的事实！∕难道向我们发动战争的人那里，∕就没有任何可取之处？∕法国人应该求教∕你必须战胜的英国人……真实无时无处都会放出光彩。∕让我们接受这可贵的启示∕不必考虑出自谁人之手∕是谁把它介绍给人类。∕让宇宙天地成为它的祖国（诗是作者特请浙江大学的唐珍教授翻译的）
　　读这诗，不由让人感到，伏尔泰对种痘的赞赏，尽管起始于个人对天花的恐惧感，最终还是归结于他这豁达的胸怀和世界眼光，令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