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们海外这批自我标榜为“普罗列塔利亚”的小青年“左”得可爱，“左”得可怕也可笑。男的都不穿毛料，更不戴什么金戒指或银戒指。女同志都是布褂黑裙，什么口红胭脂、金饰银器，全视为“布尔乔亚”太太小姐的标志。有位当地数一数二的富绅，家有矿山油厂，并为国民党国大代表，他的一位千金小姐，是我们剧团成员，也是布衣素面，和大家一起上街游行呼口号演街头剧。金山、王莹领导的“中国救亡剧社”抵达新加坡之前，先由王莹打前站。这位我们都敬仰的红明星，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很好，我们一些小伙子对戏剧可说是半路出家，半瓶醋。我们在排演《自由魂》——这是从巴金翻译的一个叫《夜未央》多幕剧改编的，由现在居住在广州、原广州市话剧团团长林枫担任主角，我是导演成员之一，王莹来帮助我们排演，很热情谦虚，毫无红明星架子。
　　当时是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由陈嘉庚先生领导的华侨筹赈会，上层成员都是资本家富人社会名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这批穷光蛋主要是演出募捐、宣传等等。像王莹她们国内来的剧团，住宿、伙食、交通、剧院，得由筹赈会来安排，我们这批近似“引车卖浆之流”的穷光蛋是毫无所为的。王莹身负剧团打前站重任，怎能不和这些上层人物打交道，既然是办外交，大宴小宴，吹吹捧捧，握手干杯自属难免。要和上层社会交往，穿料子旗袍、高跟鞋，抹点口红胭脂也是应该的。但是，我们这批自命为“普罗列塔利亚”青年看不惯，便把她列为资产阶级小姐，是“异己分子”。不久我回国到上海，对这事还耿耿于怀，在上海当时有份好像叫《大美报》的副刊“早茶”上发表了一篇带着嘲笑语气介绍王莹在新加坡的文章。
　　王莹到新加坡不久，金山也赶来，据闻未上岸便被当地殖民主义者警察押出境，怀疑他是共产党派来的。后来经当地华侨上层人士和政府办交涉，才让他上岸。我们这批戏剧工作小青年，久闻他的大名便去拜访。他和王莹都很热情接待我们。金山很平易近人，还让我们吃便餐，一人一份类似盖浇饭的广东“鸡饭”，当时谈些什么都忘了。只记得我们住在一幢非常偏僻、破落、空敞，家具很破旧，有点像《夜半歌声》的大楼里。王莹知道我要回上海考戏剧学校，说她可以介绍上海一些朋友和我认识。我因在上海已有我老师吴天关系，也就不去麻烦她了。在我回国前还看到他们演出《放下你的鞭子》，金山扮演那老头，可说是演技炉火纯青，真叫我们大开眼界，还有一个好像叫《盗》的多幕剧。
　　以上所回忆的是1939年间的事。
　　五十年后，即1989年我和老伴茹志鹃到新加坡探亲，五十年在河东，五十年在河西，命运安排着我担任当年我们讥讽的王莹和上层社会人士交际、宴请的角色。
　　此时我的身份和五十年前不同，老伴是著名作家，还有了“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头衔。我虽不是什么知名人士或什么著名的“家”，但跟着共产党南征北战，春风秋雨五十载，功臣算不上，老革命老党员多多少少也有些官职，且当年海外那些文化戏剧运动，当地史料还有记载，所以，当地文艺团体，那些教授，富人，社会名人的宴请，你是无法拒绝，不管政治倾向属于海峡两岸哪一边，也不分文化派别观点属于哪一家，都该以团结为重。因此，他们宴请我们必到，我们的活动是天天见报。而当年和我在马路上、广场街头进行救亡戏剧活动的老伙伴，他们有的已作古，有的牺牲在日本侵略者刺刀下，劫后余生的几位，都已白发苍苍，仍然是个平头百姓，无官无权无势，有的是依靠儿女养活的家庭老太太，有的是退休教员，我都一一拜访他们，但我和那些上层社会人士频繁应酬时，他们均不在场。离开的前夜，当地作协主席及其他要员王润华和周颖南宴请我们时，接到当年马华巡回剧团团长，也是当地最老前辈话剧先驱朱绪先生来电，说在广州的戴铁郎到新加坡，约我聚聚（我和戴都是马华巡回剧团团员）。我有约在先，飞机票已订购，无法脱身，只好谢绝。我心中嘀咕着，我这些老伙伴会不会像当年我们那样讥笑王莹是资产阶级小姐一样讥笑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