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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1月1日，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闭幕。2日，举行了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下午5点前，美国《时代》周刊驻京记者吉米·福鲁克鲁斯按照通知，来到了人民大会堂二楼东大厅。大厅中间摆了一张U型酒桌，上面放着小吃、水果、酒、饮料等食品。
这是吉米第一次采访中共党代会，此前，党代会从未向外国记者开放。吉米站在桌边，一边轻松地吃喝，一边和其他外国记者聊天，等待着。
突然间，大厅灯火通明，酒桌尽头的一扇门打开了。两个小时前刚刚当选的五位政治局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依次走了进来，向大家问好。暴风雨般的掌声响了起来。
“我太惊讶了！真的没想到，能这样近距离地看到他们。”62岁、现任美国CNN北京分社社长和首席记者吉米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
五位领导人顺着U型酒桌绕场一周，频频举杯敬酒。站在酒桌外侧的400多名中外记者，顾不上吃喝，紧紧围着他们，争相举手提问。
20年后，这场招待酒会的一张照片被人从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淘到：中外记者们挤在酒桌边，像听到什么最幽默的回答似的，一齐开怀大笑。照片上的意大利女记者辗转得到这张照片后，立刻将照片翻拍，送了一张给吉米。“这个是我，这个是她，这个是美国ABC的记者，这个是英国记者……”吉米笑着指给记者看。
照片上的这一群外国驻京记者，当时都是中国记协主办的外国记者俱乐部的成员。
记者俱乐部主任、中国记协国际联络部副主任丁永宁，也是十三大新闻中心的副主任。之前，她参与了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的研究设计，对于十三大政治局常委以何种方式亮相，绞尽脑汁，提出了一个个方案，最后确定了这种全新形式。
“至于桌子为什么这么摆，是考虑到，既要让领导人和中外记者近距离接触，又要保证安全、秩序，因此让U型桌子变成一个隔离带。”84岁的丁永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这是丁永宁和她领导的外国记者俱乐部所见证的，中国走向开放的辉煌时刻。
1980年8月8日，中国记协恢复了活动，陆续同多个国家的新闻组织签订了发展友好关系的协议，双方互派新闻代表团或记者组访问。
1982年8月，中宣部召开部务扩大会议，讨论中国记协的体制和任务等问题，会上提出：“新闻界的对外活动应集中在中国记协。”
记协决定，在国际联络部内设立一个专门联系和服务外国记者的部门，叫“外国记者俱乐部”，驻华外国记者都可加入这个俱乐部。第一任主任，由国际联络部副主任毛国华担任。
这一年，吉米以留学生身份从北大历史系毕业，成为美国《时代》周刊驻京记者。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世界各国驻京记者也就100人左右，行动受到很大限制。外国记者需要先到外交部新闻司注册，领取“外国记者证”，再到当地公安机关办理居留证。外国常驻记者所持的J-1签证，需三个月一签（现在为一年一签）。
所有的外国记者，都被要求在北京集中居住和办公，主要在三里屯和齐家园的外交公寓，还有北京饭店和前门饭店。采访需要提前申请，通过外交部办理。如果去外地，还需要经过当地政府的外事办公室同意。
在这种情况下，记者俱乐部的成立，无异于给驻京外国记者们打了一剂强心针，让他们十分高兴。“靠我们自己，平时很难找到采访单位，他们都比较防备外国记者。俱乐部起了一个很好的桥梁作用。”吉米说。
1983年，中国开始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此后，外国记者有采访需求，俱乐部便反映给相关单位的新闻发言人。有时，俱乐部也会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某个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前来。
1987年10月25 日，外国记者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从左到右分别为：《纽约时报》记者Edward Gargan，《时代》周刊记者Jaime FlorCruz（即文中所说的吉米），《芝加哥论坛报》记者Joseph Reaves，德国《明镜》周刊记者Stefan Simon，
1984年春，丁永宁从新华社驻罗马尼亚分社首席记者任上回到总社。早年她在新华社的老领导、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王飞力邀她到记协国际部工作。“王飞觉得我去记协做外国记者的工作比较合适。”丁永宁前后思量许久，终于下了决心。
1986年春，丁永宁被借调到记协，担任国际联络部副主任。国际部分为欧洲处、美大处、亚非处，外加外国记者俱乐部，丁永宁兼任俱乐部主任。这一年，她57岁。
“积极主动，更加开放”，是当时中共中央制定的对外宣传方针。这一年6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关于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重视和加强对外国记者的工作，充分利用外国的新闻机构和传播媒介，广泛团结和结交一批外国记者。
这时，常驻中国的外国记者已近200人，来自近30个国家的100多个新闻单位。美国、日本记者最多，约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其次是苏联和东欧国家、英法等西欧国家的记者，除日本之外，亚洲国家记者不多，拉美的更少，非洲的一个也没有。
这些常驻记者大多懂汉语，基本能用汉语直接采访，有的还懂广东话、上海话或闽南话。有的是外籍华人，有好几位娶了中国妻子。在丁永宁的印象中，最活跃的是欧美记者，对中国国情了解最深的是日本记者。
丁永宁要求国际部的工作人员，要跟外国记者交朋友。因为记协是民间组织，非官方的背景可减少外国记者的顾虑。交朋友当然也是有选择的，标准主要是：态度友好，报道客观，基本立场是不反华的。他们在美国记者当中选择了四五个人，在日本记者中选了两三个，苏联、东欧、西欧的各选几个。 丁永宁和外国记者俱乐部的两个部下，时常约外国记者到记协来喝咖啡，听取他们的意见，了解采访需求。吉米就是丁永宁交朋友的一个对象，“他对华友好，报道比较客观”。
几次交往下来，双方熟识了。吉米表示，中国正在搞改革开放，作为《时代》周刊的驻京记者，他非常关心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这一部分，恰恰匮乏信息。一名路透社的记者向丁永宁抱怨：“你们那么多部长，为什么不肯见记者？你要知道，我们都是你们的义务宣传员。”
丁永宁也注意到，当时中国虽已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不过经常开发布会的是外交部，这对外国记者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还需要了解中国国内的情况。但新闻发言人并不是部委的第一把手，讲话有局限性，权威性也不够。
“我做记者出身，我了解记者的想法和工作性质。记者每天的工作就是发新闻，你不给他新闻，他就每天乱钻，发小道消息。与其这样，不如给他们大道消息，引导他们做出准确客观的报道。”丁永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她计算了下，当时中央部委和人民团体中，42个单位有了固定的新闻发言人。部级干部中，部长、副部长加在一起，有好几百。就算每天请一位，一年中天天都开新闻发布会，都够了。如果再加上各界知名人士、专家学者，就能满足外国记者各方面的需要。
于是，丁永宁对外国记者俱乐部的活动方式进行了修改，大力加强了新闻发布会，将之从原先的一个月平均三四次，变成了一周两三次，甚至四次。
1986年6月20日中午，记协内来了一位高官，引起了外国记者的轰动，这就是时任公安部部长阮崇武。
如今80岁的阮崇武离休后住在海南，他在电话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对这场发布会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但比他大4岁的丁永宁却能将细节一一道来，不仅因为这场发布会是最成功的一次，也因为她为此所做的准备工作，用“三顾茅庐”来形容毫不为过。
中国的公安系统，对外国记者来说，始终是神秘而极有吸引力的。为了让他们对这个系统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在获得中央外宣小组组长朱穆之的同意后，丁永宁直接以记协国际部副主任的身份，去公安部找阮崇武。
丁永宁记得，自己在一周内去了三次，阮崇武每次都见她，但一直不肯答应。几次之后，阮崇武坦率地对丁永宁说：“我跟你说，公安部门太敏感，我怕说错话。”
丁永宁早就查过阮崇武的经历，她坚信，这位早年留学莫斯科汽车机械学院、又曾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部长，见多识广，一定能够应对得了外国记者。
阮崇武被她打足了气，答应试一试。
丁永宁立刻着手前期准备。她找来平时走得比较近的外国记者，了解他们想提哪方面的问题。她不能明确说阮崇武要来，只能在聊天中一点点地了解。
摸底之后，丁永宁整理出有关治安管理、刑事案件、公安干警队伍、对外国人的管理等方面的30多个问题，提供给当时的公安部新闻发言人王景荣。王景荣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有些问题还特意请教了外交部、中宣部外宣局。
丁永宁向阮崇武详细介绍了这些驻华记者的特点，比如，欧美记者很活跃，特别是法国记者，喜欢提一些“刁钻”的问题。日本记者不说话，很少提问，喜欢观察。她还介绍了之前几次发布会的经验：“回答问题要开诚布公、实实在在，不能应付，也不要讲空话、套话，或者打官腔、玩弄外交辞令。”
阮崇武提出，记者会太正式，能否有其他的见面方式，丁永宁便设计了一次午餐会。为了消除阮崇武的紧张感，她还邀请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友渔、项淳一，共同参加这次午餐会。
记协先行放出风声，告知阮崇武要来，记者可以报名参加，象征性地出一点午餐钱。午餐由记协的行政部门准备，就在记协老楼的一楼大厅里，摆放了一张长桌，没有椅子，所有人员站着吃自助餐。
午餐会当天，饭菜几乎无人问津。外国记者们把这个难得一见的部长围在中间，他也有问必答。
合众社记者问：江青的身体怎么样？张春桥的身体怎么样？张春桥能下床走动吗？
答：两个人身体还可以。年纪都大了。没有听说张春桥不能下床走动。有病都可以治疗的。
问：什么病？
答：年纪大了，多少都有点老毛病。
问：江青现在的态度怎么样，有无悔改之意？
答：江青的态度怎么样，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她这样的人很难说有什么悔改之心。
问：我们听说江青在监狱里被强迫做布娃娃？
答（摇摇头）：你是不是听信了一个意大利记者的报道？他怎么知道江青在做布娃娃，是不是从门缝里看到的？（众人笑）
令丁永宁印象最深刻的，是阮崇武关于中国是否存在卖淫现象的回答。他坦承：“随着改革开放，这个原本消失的现象近年来又有了抬头。”有记者问，这一现象严重不严重？阮崇武答：“在中国，哪怕有一个人卖淫，问题也是严重的。”丁永宁非常欣赏这个回答。
随着发布会的成功举行，应邀参加发布会的人的范围越来越广泛。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钱学森、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以及李长春、江泽民等当时的地方政府领导人，都被请到俱乐部跟记者见面。在丁永宁的印象里，这几位领导人都思路清晰，很有见地，发布会效果非常之好。
但不是每一次发布会都以成功收尾。记者俱乐部曾请来一位军方高级领导人，事前也收集了记者关心的问题，准备了答案，但最终效果并不好。丁永宁记得，吉米在发布会后还总结了一段顺口溜，形容这位领导的发言：“三个‘不知道’，四个‘无可奉告’，还有一个‘请你去看《人民日报》’。”
近30年后，坐在自家洒满阳光的客厅中，丁永宁依然被这个段子逗笑：“所以说，这些外国记者中文底子都很好，也对中国很了解，发布会的回答绝对不能应付。”
仅1986年5月至10月的半年间，就有14名部长级官员会见了中外记者。每一次发布会后，丁永宁都会让下属收集外国记者的相关报道，总结发布会的优劣，整理成文，发给新华社内参。她自己也会总结经验，在中央外宣小组召开的年度会议上进行交流。 当年11月13日，中国记协召开全体大会，时任记协主席吴冷西表扬了丁永宁，称记者招待会工作有声有色。“不仅引起中宣部、对外宣传小组的重视，中央领导同志也非常重视。”
1987年，中国记协和记者俱乐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无疑是中共十三大。
十三大开幕前两个月，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外国和港澳台的记者将和大陆记者一样，获准采访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向境外媒体开放党代会的采访。
一时间，境外记者纷纷赶往中国。据统计，采访十三大的境外记者包括外国驻京记者168人、专程来的20多个国家的记者96人、港澳记者和海外华文报纸记者53人、台湾记者1人，人数远超大陆记者（100余人）。
十三大新闻中心就设在位于北京西交民巷的中国记协大楼的一楼大厅里。新闻中心主任为中宣部外宣局局长高梁，丁永宁担任副主任，另一名副主任为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李肇星。
新闻中心里，安装了供记者发稿的文传机、电传机和国际直拨电话，开辟了工作休息两用的会议室、咖啡屋，中心里随处可见各类中外文图书资料。大会期间，中心每天都会提供新华社有关十三大的中英文新闻稿和新闻图片。十三大政治报告被翻译成英、法、俄、西、日、德六种文字，供记者自由取用。
从十三大开幕的10月25日，至闭幕的11月1日期间，大会新闻中心组织了12场活动，包括记者招待会、会见会等，中外记者都可参加。
然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头。这就是本文开头所述的、新一届常委出来见记者的招待酒会。
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组长朱穆之作为大会的新闻发言人，主持了这次招待酒会。在见面的1个多小时内，常委们回答了35个问题。
这次招待酒会，震惊了世界。法新社的一则报道说：“十三大开成了一次‘大力宣扬中国改革和开放政策的免费宣传运动’。”
至此，外国记者和中国记协的关系已经非常融洽。吉米觉得，在沟通的过程中，他们都逐渐放下了各自的防备，变成了比较可靠的私人朋友。“他们给我们暗示，比如哪些是值得注意的迹象、人物，可以写成新闻。我们在后来完全可以互相合作。”
1990年春，丁永宁离开记协，回到新华社。
1991年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成立，各类发布会增多。记协组织的新闻发布会逐渐减少，随后消失。外国记者俱乐部，在记协的部门合并中也消失了。它当年所承担的联系和服务外国新闻媒体、记者的功能，现在由记协国际部综合处继承。
2001年，吉米离开《时代》周刊，进入CNN，成为该台驻华首席记者。这个1971年刚满20岁就来到中国的菲律宾人，见证了这个国家40多年的发展史。他在中国娶了妻子（也是菲律宾人），育有两个孩子。他中文流利，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两个小时的采访中，他只有很偶尔的词语会卡壳。
现在，外国媒体早已可以在全北京自由设立办公室。不过吉米所在的CNN依然将办公室设在了建国门外交公寓中，“主要是因为方便，地点好”。
从十三大至今，吉米从未缺席过任何一次中国的全国党代会和两会的采访，包括刚刚结束的十八大。他曾在记者发布会上提问已上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也曾在1997年专访过即将以国家主席身份出访美国的江泽民。江泽民见到吉米后，立刻说：“我们认识，我记得你在上海采访过我（吉米曾去上海专访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他认为，这在过去，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吉米看来，对中国的报道如同做一个拼图，是一小块一小块碎片拼起来的。他已经拼了30多年，到现在才对中国的全局有了比较好的了解。“我想，我需要用一辈子的努力来做这个。”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08年，记协重新组织“新闻茶座”，一月一次。百余平米的小厅里，摆着几十张小圆桌，上头摆放着茶点、咖啡。记者们最近关心什么，如涉藏、人口、GDP等问题，记协就请来这方面的政府官员或专家学者。七八十个报名参加的记者则架起长枪短炮，嘴下照样不留情面。“境外记者都说，这种形式好，能进行真正的交流，很温馨。”现任记协书记处书记祝寿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但吉米近来很少参加了。因为现在的中国，外国记者的采访已经相当方便了，新闻发布会也多的是。
下午5点前，美国《时代》周刊驻京记者吉米·福鲁克鲁斯按照通知，来到了人民大会堂二楼东大厅。大厅中间摆了一张U型酒桌，上面放着小吃、水果、酒、饮料等食品。
这是吉米第一次采访中共党代会，此前，党代会从未向外国记者开放。吉米站在桌边，一边轻松地吃喝，一边和其他外国记者聊天，等待着。
突然间，大厅灯火通明，酒桌尽头的一扇门打开了。两个小时前刚刚当选的五位政治局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依次走了进来，向大家问好。暴风雨般的掌声响了起来。
“我太惊讶了！真的没想到，能这样近距离地看到他们。”62岁、现任美国CNN北京分社社长和首席记者吉米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
五位领导人顺着U型酒桌绕场一周，频频举杯敬酒。站在酒桌外侧的400多名中外记者，顾不上吃喝，紧紧围着他们，争相举手提问。
20年后，这场招待酒会的一张照片被人从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淘到：中外记者们挤在酒桌边，像听到什么最幽默的回答似的，一齐开怀大笑。照片上的意大利女记者辗转得到这张照片后，立刻将照片翻拍，送了一张给吉米。“这个是我，这个是她，这个是美国ABC的记者，这个是英国记者……”吉米笑着指给记者看。
照片上的这一群外国驻京记者，当时都是中国记协主办的外国记者俱乐部的成员。
记者俱乐部主任、中国记协国际联络部副主任丁永宁，也是十三大新闻中心的副主任。之前，她参与了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的研究设计，对于十三大政治局常委以何种方式亮相，绞尽脑汁，提出了一个个方案，最后确定了这种全新形式。
“至于桌子为什么这么摆，是考虑到，既要让领导人和中外记者近距离接触，又要保证安全、秩序，因此让U型桌子变成一个隔离带。”84岁的丁永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这是丁永宁和她领导的外国记者俱乐部所见证的，中国走向开放的辉煌时刻。
“俱乐部起了桥梁作用”
1980年8月8日，中国记协恢复了活动，陆续同多个国家的新闻组织签订了发展友好关系的协议，双方互派新闻代表团或记者组访问。
1982年8月，中宣部召开部务扩大会议，讨论中国记协的体制和任务等问题，会上提出：“新闻界的对外活动应集中在中国记协。”
记协决定，在国际联络部内设立一个专门联系和服务外国记者的部门，叫“外国记者俱乐部”，驻华外国记者都可加入这个俱乐部。第一任主任，由国际联络部副主任毛国华担任。
这一年，吉米以留学生身份从北大历史系毕业，成为美国《时代》周刊驻京记者。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世界各国驻京记者也就100人左右，行动受到很大限制。外国记者需要先到外交部新闻司注册，领取“外国记者证”，再到当地公安机关办理居留证。外国常驻记者所持的J-1签证，需三个月一签（现在为一年一签）。
所有的外国记者，都被要求在北京集中居住和办公，主要在三里屯和齐家园的外交公寓，还有北京饭店和前门饭店。采访需要提前申请，通过外交部办理。如果去外地，还需要经过当地政府的外事办公室同意。
在这种情况下，记者俱乐部的成立，无异于给驻京外国记者们打了一剂强心针，让他们十分高兴。“靠我们自己，平时很难找到采访单位，他们都比较防备外国记者。俱乐部起了一个很好的桥梁作用。”吉米说。
1983年，中国开始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此后，外国记者有采访需求，俱乐部便反映给相关单位的新闻发言人。有时，俱乐部也会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某个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前来。
“你们那么多部长，为什么不肯见记者”
1984年春，丁永宁从新华社驻罗马尼亚分社首席记者任上回到总社。早年她在新华社的老领导、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王飞力邀她到记协国际部工作。“王飞觉得我去记协做外国记者的工作比较合适。”丁永宁前后思量许久，终于下了决心。
1986年春，丁永宁被借调到记协，担任国际联络部副主任。国际部分为欧洲处、美大处、亚非处，外加外国记者俱乐部，丁永宁兼任俱乐部主任。这一年，她57岁。
“积极主动，更加开放”，是当时中共中央制定的对外宣传方针。这一年6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关于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重视和加强对外国记者的工作，充分利用外国的新闻机构和传播媒介，广泛团结和结交一批外国记者。
这时，常驻中国的外国记者已近200人，来自近30个国家的100多个新闻单位。美国、日本记者最多，约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其次是苏联和东欧国家、英法等西欧国家的记者，除日本之外，亚洲国家记者不多，拉美的更少，非洲的一个也没有。
这些常驻记者大多懂汉语，基本能用汉语直接采访，有的还懂广东话、上海话或闽南话。有的是外籍华人，有好几位娶了中国妻子。在丁永宁的印象中，最活跃的是欧美记者，对中国国情了解最深的是日本记者。
丁永宁要求国际部的工作人员，要跟外国记者交朋友。因为记协是民间组织，非官方的背景可减少外国记者的顾虑。交朋友当然也是有选择的，标准主要是：态度友好，报道客观，基本立场是不反华的。他们在美国记者当中选择了四五个人，在日本记者中选了两三个，苏联、东欧、西欧的各选几个。 丁永宁和外国记者俱乐部的两个部下，时常约外国记者到记协来喝咖啡，听取他们的意见，了解采访需求。吉米就是丁永宁交朋友的一个对象，“他对华友好，报道比较客观”。
几次交往下来，双方熟识了。吉米表示，中国正在搞改革开放，作为《时代》周刊的驻京记者，他非常关心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这一部分，恰恰匮乏信息。一名路透社的记者向丁永宁抱怨：“你们那么多部长，为什么不肯见记者？你要知道，我们都是你们的义务宣传员。”
丁永宁也注意到，当时中国虽已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不过经常开发布会的是外交部，这对外国记者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还需要了解中国国内的情况。但新闻发言人并不是部委的第一把手，讲话有局限性，权威性也不够。
“我做记者出身，我了解记者的想法和工作性质。记者每天的工作就是发新闻，你不给他新闻，他就每天乱钻，发小道消息。与其这样，不如给他们大道消息，引导他们做出准确客观的报道。”丁永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她计算了下，当时中央部委和人民团体中，42个单位有了固定的新闻发言人。部级干部中，部长、副部长加在一起，有好几百。就算每天请一位，一年中天天都开新闻发布会，都够了。如果再加上各界知名人士、专家学者，就能满足外国记者各方面的需要。
于是，丁永宁对外国记者俱乐部的活动方式进行了修改，大力加强了新闻发布会，将之从原先的一个月平均三四次，变成了一周两三次，甚至四次。
“三顾茅庐”请公安部长
1986年6月20日中午，记协内来了一位高官，引起了外国记者的轰动，这就是时任公安部部长阮崇武。
如今80岁的阮崇武离休后住在海南，他在电话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对这场发布会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但比他大4岁的丁永宁却能将细节一一道来，不仅因为这场发布会是最成功的一次，也因为她为此所做的准备工作，用“三顾茅庐”来形容毫不为过。
中国的公安系统，对外国记者来说，始终是神秘而极有吸引力的。为了让他们对这个系统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在获得中央外宣小组组长朱穆之的同意后，丁永宁直接以记协国际部副主任的身份，去公安部找阮崇武。
丁永宁记得，自己在一周内去了三次，阮崇武每次都见她，但一直不肯答应。几次之后，阮崇武坦率地对丁永宁说：“我跟你说，公安部门太敏感，我怕说错话。”
丁永宁早就查过阮崇武的经历，她坚信，这位早年留学莫斯科汽车机械学院、又曾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部长，见多识广，一定能够应对得了外国记者。
阮崇武被她打足了气，答应试一试。
丁永宁立刻着手前期准备。她找来平时走得比较近的外国记者，了解他们想提哪方面的问题。她不能明确说阮崇武要来，只能在聊天中一点点地了解。
摸底之后，丁永宁整理出有关治安管理、刑事案件、公安干警队伍、对外国人的管理等方面的30多个问题，提供给当时的公安部新闻发言人王景荣。王景荣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有些问题还特意请教了外交部、中宣部外宣局。
丁永宁向阮崇武详细介绍了这些驻华记者的特点，比如，欧美记者很活跃，特别是法国记者，喜欢提一些“刁钻”的问题。日本记者不说话，很少提问，喜欢观察。她还介绍了之前几次发布会的经验：“回答问题要开诚布公、实实在在，不能应付，也不要讲空话、套话，或者打官腔、玩弄外交辞令。”
阮崇武提出，记者会太正式，能否有其他的见面方式，丁永宁便设计了一次午餐会。为了消除阮崇武的紧张感，她还邀请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友渔、项淳一，共同参加这次午餐会。
记协先行放出风声，告知阮崇武要来，记者可以报名参加，象征性地出一点午餐钱。午餐由记协的行政部门准备，就在记协老楼的一楼大厅里，摆放了一张长桌，没有椅子，所有人员站着吃自助餐。
午餐会当天，饭菜几乎无人问津。外国记者们把这个难得一见的部长围在中间，他也有问必答。
合众社记者问：江青的身体怎么样？张春桥的身体怎么样？张春桥能下床走动吗？
答：两个人身体还可以。年纪都大了。没有听说张春桥不能下床走动。有病都可以治疗的。
问：什么病？
答：年纪大了，多少都有点老毛病。
问：江青现在的态度怎么样，有无悔改之意？
答：江青的态度怎么样，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她这样的人很难说有什么悔改之心。
问：我们听说江青在监狱里被强迫做布娃娃？
答（摇摇头）：你是不是听信了一个意大利记者的报道？他怎么知道江青在做布娃娃，是不是从门缝里看到的？（众人笑）
令丁永宁印象最深刻的，是阮崇武关于中国是否存在卖淫现象的回答。他坦承：“随着改革开放，这个原本消失的现象近年来又有了抬头。”有记者问，这一现象严重不严重？阮崇武答：“在中国，哪怕有一个人卖淫，问题也是严重的。”丁永宁非常欣赏这个回答。
随着发布会的成功举行，应邀参加发布会的人的范围越来越广泛。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钱学森、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以及李长春、江泽民等当时的地方政府领导人，都被请到俱乐部跟记者见面。在丁永宁的印象里，这几位领导人都思路清晰，很有见地，发布会效果非常之好。
但不是每一次发布会都以成功收尾。记者俱乐部曾请来一位军方高级领导人，事前也收集了记者关心的问题，准备了答案，但最终效果并不好。丁永宁记得，吉米在发布会后还总结了一段顺口溜，形容这位领导的发言：“三个‘不知道’，四个‘无可奉告’，还有一个‘请你去看《人民日报》’。”
近30年后，坐在自家洒满阳光的客厅中，丁永宁依然被这个段子逗笑：“所以说，这些外国记者中文底子都很好，也对中国很了解，发布会的回答绝对不能应付。”
仅1986年5月至10月的半年间，就有14名部长级官员会见了中外记者。每一次发布会后，丁永宁都会让下属收集外国记者的相关报道，总结发布会的优劣，整理成文，发给新华社内参。她自己也会总结经验，在中央外宣小组召开的年度会议上进行交流。 当年11月13日，中国记协召开全体大会，时任记协主席吴冷西表扬了丁永宁，称记者招待会工作有声有色。“不仅引起中宣部、对外宣传小组的重视，中央领导同志也非常重视。”
“免费宣传运动”
1987年，中国记协和记者俱乐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无疑是中共十三大。
十三大开幕前两个月，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外国和港澳台的记者将和大陆记者一样，获准采访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向境外媒体开放党代会的采访。
一时间，境外记者纷纷赶往中国。据统计，采访十三大的境外记者包括外国驻京记者168人、专程来的20多个国家的记者96人、港澳记者和海外华文报纸记者53人、台湾记者1人，人数远超大陆记者（100余人）。
十三大新闻中心就设在位于北京西交民巷的中国记协大楼的一楼大厅里。新闻中心主任为中宣部外宣局局长高梁，丁永宁担任副主任，另一名副主任为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李肇星。
新闻中心里，安装了供记者发稿的文传机、电传机和国际直拨电话，开辟了工作休息两用的会议室、咖啡屋，中心里随处可见各类中外文图书资料。大会期间，中心每天都会提供新华社有关十三大的中英文新闻稿和新闻图片。十三大政治报告被翻译成英、法、俄、西、日、德六种文字，供记者自由取用。
从十三大开幕的10月25日，至闭幕的11月1日期间，大会新闻中心组织了12场活动，包括记者招待会、会见会等，中外记者都可参加。
然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头。这就是本文开头所述的、新一届常委出来见记者的招待酒会。
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组长朱穆之作为大会的新闻发言人，主持了这次招待酒会。在见面的1个多小时内，常委们回答了35个问题。
这次招待酒会，震惊了世界。法新社的一则报道说：“十三大开成了一次‘大力宣扬中国改革和开放政策的免费宣传运动’。”
中国拼图
至此，外国记者和中国记协的关系已经非常融洽。吉米觉得，在沟通的过程中，他们都逐渐放下了各自的防备，变成了比较可靠的私人朋友。“他们给我们暗示，比如哪些是值得注意的迹象、人物，可以写成新闻。我们在后来完全可以互相合作。”
1990年春，丁永宁离开记协，回到新华社。
1991年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成立，各类发布会增多。记协组织的新闻发布会逐渐减少，随后消失。外国记者俱乐部，在记协的部门合并中也消失了。它当年所承担的联系和服务外国新闻媒体、记者的功能，现在由记协国际部综合处继承。
2001年，吉米离开《时代》周刊，进入CNN，成为该台驻华首席记者。这个1971年刚满20岁就来到中国的菲律宾人，见证了这个国家40多年的发展史。他在中国娶了妻子（也是菲律宾人），育有两个孩子。他中文流利，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两个小时的采访中，他只有很偶尔的词语会卡壳。
现在，外国媒体早已可以在全北京自由设立办公室。不过吉米所在的CNN依然将办公室设在了建国门外交公寓中，“主要是因为方便，地点好”。
从十三大至今，吉米从未缺席过任何一次中国的全国党代会和两会的采访，包括刚刚结束的十八大。他曾在记者发布会上提问已上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也曾在1997年专访过即将以国家主席身份出访美国的江泽民。江泽民见到吉米后，立刻说：“我们认识，我记得你在上海采访过我（吉米曾去上海专访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他认为，这在过去，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吉米看来，对中国的报道如同做一个拼图，是一小块一小块碎片拼起来的。他已经拼了30多年，到现在才对中国的全局有了比较好的了解。“我想，我需要用一辈子的努力来做这个。”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08年，记协重新组织“新闻茶座”，一月一次。百余平米的小厅里，摆着几十张小圆桌，上头摆放着茶点、咖啡。记者们最近关心什么，如涉藏、人口、GDP等问题，记协就请来这方面的政府官员或专家学者。七八十个报名参加的记者则架起长枪短炮，嘴下照样不留情面。“境外记者都说，这种形式好，能进行真正的交流，很温馨。”现任记协书记处书记祝寿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但吉米近来很少参加了。因为现在的中国，外国记者的采访已经相当方便了，新闻发布会也多的是。
中国记协
中国记协的前身是在周恩来的倡导和支持下，1937 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
协会（简称中国记协）筹委会在北平成立，胡乔木任筹委会主任，胡愈之、廖承志任副主任。1957 年2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在北京正式成立，邓拓为会长。“文革”期间，中国记协和地方组织都被迫停止活动。1980 年8月，中国记协恢复活动。曾涛、吴冷西、邵华泽、田聪明历任恢复活动后的中国记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