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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治，在官场升迁与教育救国之间，选择了后者；在冥顽不灵与学习西方之间，选择了后者；在数典忘祖与捍卫传统之间，选择了后者；在追名逐利与淡泊名利之间，选择了后者；在屈身事故与民族大义之间，选择了后者。唐文治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归根结底是出于对民族和民众的无比热爱。今天，这种高尚的情操仍然为人所崇敬。
唐文治，字颖侯，号蔚芝，晚号又称茹经，江苏省太仓县人，1865年10月10日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家庭。他幼年聪颖，14岁时就读完了《论语》、《孟子》、《诗经》、《书》、《礼》、《易》、《春秋》等书，后参加乡试，考中举人，21岁时，在江苏江阴南菁书院苦读，主要研究经学。1893年，时年28岁的唐文治考中进士，后担任户部江西司主事。1898年调往总理衙门任章京，也即从事一般文秘工作的办事员。1901年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唐文治分管通商、关税等事务。1903年清政府又设商部，唐文治先后担任右丞、左丞、左侍郎等职务。1906年商部又改为农工商部，唐文治任署理农工商部尚书之职。他先后到法、美等国访问。几次出国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特别是他通过对欧洲各国文化教育的考察，有感于国内教育不兴、国力不盛的事实，从此萌发了“教育救国”的决心和强烈愿望。
宦海沉浮十余载，弃职赴教四座惊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唐文治满腔义愤上奏《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提出“发愤图强、励志改革”等8条建议。他主张改革科举制度，学习科学知识，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和装备制造。1895年，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无锡、太仓应试举人向朝廷集体上书，所奏《上察院呈》折就是唐文治起草的。这比历史上著名的康有为、梁启超的“公车上书”还早。
唐文治在清政府商部和农工商部供职时，就极力主张改革政治，学习西方国家工业科技文明，并积极主张扶植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他还要求堂司各官均宜束身自爱、不得私营商业、借图私利。他自己更是严格拒绝一些官商的赠金、操守廉正。此间、他还在北京设立高等商业学堂和勘矿总公司等。他还曾经奏请设立商会，说服慈禧太后在北京和上海等地设立总商会，使商人有了保护自己利益的组织，并批准在上海设立商务印书馆和科学仪器馆等文化科学机构。中国建筑铁路，一向依靠外债。唐文治极力主张自力更生地兴建铁路，由他拟定的商办铁路政策中，把利用华商侨商的财力作为建筑铁路的资金。从此以后，商办铁路在全国各地纷纷兴建。
尽管唐文治殚精竭虑，擘划中国农工商业，无奈清朝廷腐败透顶。他所写的包括兴办东三省铁路、矿业、水利、商业和收回辽东法权的奏折，都被束之高阁。他深感个人很难有更大作为，便在41岁时，毅然辞官回乡。从此，他便全身心投入教育救国事业。唐文治这一举动，在当时清廷和他的家乡，都引起了不小的震惊。1907年，唐文治应邀出任南洋公学监督（即校长）。1911年辛亥革命后，该校改称“南洋大学”，后又改称“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21年改称“交通大学”，唐文治先生为首任校长。不管学校名称怎样改变，前后共14年，唐文治先生始终任该校校长，成为上海解放前在交通大学任期最长、建树最多的校长。他广聘中外名师来校任教，并积极派遣毕业生出国留学，把一所设备简陋的普通工业专科学校，办成了一所德智体并重、中外基础课并重、工科和文科与管理学科教学并重的工科大学，奋起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工科立校辟新径，实业兴国佳话传
1907年，唐文治上任南洋公学监督不久，便开始在校内开设铁路专科、电机专科，后又增设商船驾驶科、铁路管理科，并开办机械、电机等附属工厂，以供学生实习试验之用、奠定了以后交通大学作为工科大学的基础。这在中国教育史上都属首创。另外，他到任后一改前任校长颓废不视事的作风，不但天天到校，以学校为家，还锐意改革创新，并在校内掀起了一股大胆探索、勇于改革之风。
唐文治积极倡导学生“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尽心以“尚实”精神开展教学工作。当时，科举制虽然被废除了，但实质上，它仍然束缚着学校教育的发展，学校仍是科举制度的附庸。在校学习的学生仍然把“考试”作为进入仕途的手段，每天忙于应付考试，不注重实际知识、能力、技能的学习，学校又变成了追逐功名利禄的场所。唐文治针对学校教育中存在的这种形式主义，提出向西方和日本学习，重视科学技术的教育，重视学成致用。他认为西方和日本之所以比中国发达，是因为他们实业发达、科技进步、教育先进，所以中国也必须办好教育，而现行的教育体制、教育内容必须改革，发展实业教育，培养实用人才。在“尚实”、“务实”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唐文治在校歌中还写入了“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的词句，提醒每位同学要求实学、务实业，不要成为空疏无用的八股之士。接着，唐文治开始了最重要、也最富成果的改革。他参照西方高等工科教育模式，建立了交大自己全新的课程体系。他认为，学校专业和课程的开设，最主要的依据应是社会需求。清朝末年，我国铁路事业日益发展，急需铁路方面的人才，而我国尚没有自己培养的高级铁路人才。1907年，唐文治开拓性地把原来的铁路工程班改为铁路专科，学制为三年，这是交通大学开设工程专科的开始。后来，他又针对清政府洋务派创办的造船、机械、矿山、邮电等事业中，人才紧缺的状况，停办了原商务专科，开办了电机专科。以后，他又看到铁路运输管理中出现混乱局面，于1910年引进美国高校管理课程，创设了铁路管理专科，首次在中国将工科与管理科结合起来，交大也迈出了工管结合的步伐。
唐文治的这些作法，在当时来说是超前的，已经超出了清政府在《奏定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中规定的，专科学校应开设的专业范围、虽然引起了当时朝廷的不满，但由于大势所趋，再加上唐文治的努力，这些专业得以保留下来，交大从此形成了全新的办学体制。在全新的办学体制下，学生所要学习的课程和内容都比原来增加了许多，例如铁路管理专科课程多达47门，高出了同时期其他高校本科的课程数量。唐文治为避免学生因负担加重而流于应付，加强了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并与学生共甘苦，每晚不论刮风下雨，身体好坏，必亲自巡视晚自习课。在考试制度上，他也进行了改革，采取重视平时成绩、结合总成绩的办法来进行考核，而教师们每次评卷、改作业都十分仔细、要求很严，能拿到80分以上的人很少。重视平时成绩的作法，革除了科举制遗留下来的弊端，其目的是督促学生平时也要勤奋学习，养成刻苦用功的良好习惯，有利于巩固教学成果，也有利于学生更牢固地掌握所学知识。在唐文治的领导下，学校的教学工作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特点，教师尽心尽力，学生进步很快，这也要归功于唐文治对教学抓到了点子上：一是重基础，二是重实习。数学和物理是工科的基础，唐文治给这两门课安排了大量的学时，在三个学年中，数学要学两年半，物理要学两年。他认识到“要培养出人才，须有高明的教师”，因此不惜重金聘请名师。例如，教数学的胡明复、教物理的周明诚、教化学的徐名材等，都是很有名气、也很受欢迎的教师。这三人被学生们冠以孙中山先生的著名思想，合称“三民主义”。辛亥革命后，学校更名“南洋大学”，更加强了基础理论课程的体系建设。数学课把解析几何放到附中学习，大学部专讲微积分；物理课大幅度更新内容，提高程度，被评为“霸王课”。由于基础课课时量大、师资强、学生学风刻苦，因而这时期的学生基础都打得相当好，这也形成了交大以后的一个办学特色。同时，唐文治还教育学生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把实验和实习列为单独课程，成为正式的课程。
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生实践水平的提高，唐文治在接任学校监督的第二年，就向邮传部咨呈一个条文，要求增加经费，添置实验设备，开设实验场所和实习工厂。条文中说道：“讲求实业，不能不资实验，欲资实验，不能不建工场。嗣后学堂如发达，路、轮、电三科必须设立工厂”。在当时政局动荡、资金困难的情况下，他还是想办法建成了几个实验工厂和实验室，有电机实验室、材料实验室、铁道测量仪器室、金工厂、木工厂等，当然更少不了物理、化学实验室，从此学生便有了既动脑，又动手，既学习理论知识，又能培养技能的机会。后来，唐文治还把实习扩大到校外，抽出时间让学生走向社会，进入各大工厂进行实地参观，开阔了学生的视野。这种教与学、学与做相结合起来的办法，正体现了唐文治“尚实”、“务实”的教育思想，他的许多创举都为交大所保留，逐渐形成了注重实际、勇于创新的办学传统。在同时期的许多高校毕业生中，交大的学生是很受欢迎的，这不仅因为他们之所学正是社会之所需，更因为他们在校时，就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拥有了良好的技能，因而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国学育人固邦本，乐此不疲功德圆
1920年，55岁的唐文治因目疾日重，他辞去上海实业学堂监督之职，回到无锡寓所休养。当年12月，施肇曾捐资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并聘请唐文治出任馆长。唐先生虽然有病在身，但热爱家乡、奉献教育之情依然炽烈，所以慨然允诺。1921年，无锡国专在无锡、上海、南京三地招收第一期学生，一时慕唐先生之名而来报考者多达千人。从1920年创办至解放后1950年并入苏南文化教育学院语文系，唐文治主持无锡国专30年，共培养了文、史、哲领域的各种人才1700余人，其中有不少在学术上卓有成就，成为我国文史哲领域的杰出专家，诸如著名古文专家唐兰，被推为一代巨擎的考古学专家吴其昌，经学专家毕寿颐，楚辞专家蒋天枢，唐诗专家马茂元，诗文评述、古籍整理专家周振甫，近代史、经济史专家汤志钧，红学专家冯其庸等等，都是“唐门弟子”，可谓“桃李芬芳满天下”。
唐文治在无锡国专时，始终把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发扬民族精神，经世致用，救国救民作为办学的宗旨。他谆谆告诫学生说：“我们学习做学问，目的是救国于水火。”他明确宣布，无锡国专以“救正人心，复兴中国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为本”，“研究本国历代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并将这一办学宗旨全面贯穿于办学实践当中。他既要求学生扎实苦学，又反对学生关门死读书，赞成学生关心国家和社会。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面对国家存亡的危机时刻，唐文治明确提出“明耻教战，振兴中国”的主张，力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于是，他加强对学生的军事训练，定期举行实弹演习，并开设了民族文选课，讲授岳飞、文天祥等人的爱国诗文，在礼堂上增挂“世界之战，我惧沦亡，卧薪尝胆，每饭不忘”的横匾，积极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唐文治办学十分重视师资，一贯提倡尊师重教，他以宽宏的胸怀，摒弃门户之见，实行开明办学，广泛聘请持各种不同见解的海内各派名师前来讲学，使不同的学术流派和风格荟萃于一校。无锡国专一时间名家云集，学生眼界大大开阔，学校的学术气氛越发浓烈。比如，他既邀请力主保存“国粹”的钱穆来讲《经史子集》，又请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田汉、洪深来讲新戏剧运动等。先后应唐文治之邀来校任教和讲学的文、史、哲、艺术等方面的大师，不下数十人。其中，经学家周予同和章太炎的观点与唐文治更是针锋相对，但他却竭诚相聘，并寄予厚望。正是因为有这么多名师的教授和点拨，无锡国专才造就了大批出类拔萃的文、史、哲人才。
唐文治，字颖侯，号蔚芝，晚号又称茹经，江苏省太仓县人，1865年10月10日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家庭。他幼年聪颖，14岁时就读完了《论语》、《孟子》、《诗经》、《书》、《礼》、《易》、《春秋》等书，后参加乡试，考中举人，21岁时，在江苏江阴南菁书院苦读，主要研究经学。1893年，时年28岁的唐文治考中进士，后担任户部江西司主事。1898年调往总理衙门任章京，也即从事一般文秘工作的办事员。1901年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唐文治分管通商、关税等事务。1903年清政府又设商部，唐文治先后担任右丞、左丞、左侍郎等职务。1906年商部又改为农工商部，唐文治任署理农工商部尚书之职。他先后到法、美等国访问。几次出国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特别是他通过对欧洲各国文化教育的考察，有感于国内教育不兴、国力不盛的事实，从此萌发了“教育救国”的决心和强烈愿望。
宦海沉浮十余载，弃职赴教四座惊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唐文治满腔义愤上奏《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提出“发愤图强、励志改革”等8条建议。他主张改革科举制度，学习科学知识，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和装备制造。1895年，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无锡、太仓应试举人向朝廷集体上书，所奏《上察院呈》折就是唐文治起草的。这比历史上著名的康有为、梁启超的“公车上书”还早。
唐文治在清政府商部和农工商部供职时，就极力主张改革政治，学习西方国家工业科技文明，并积极主张扶植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他还要求堂司各官均宜束身自爱、不得私营商业、借图私利。他自己更是严格拒绝一些官商的赠金、操守廉正。此间、他还在北京设立高等商业学堂和勘矿总公司等。他还曾经奏请设立商会，说服慈禧太后在北京和上海等地设立总商会，使商人有了保护自己利益的组织，并批准在上海设立商务印书馆和科学仪器馆等文化科学机构。中国建筑铁路，一向依靠外债。唐文治极力主张自力更生地兴建铁路，由他拟定的商办铁路政策中，把利用华商侨商的财力作为建筑铁路的资金。从此以后，商办铁路在全国各地纷纷兴建。
尽管唐文治殚精竭虑，擘划中国农工商业，无奈清朝廷腐败透顶。他所写的包括兴办东三省铁路、矿业、水利、商业和收回辽东法权的奏折，都被束之高阁。他深感个人很难有更大作为，便在41岁时，毅然辞官回乡。从此，他便全身心投入教育救国事业。唐文治这一举动，在当时清廷和他的家乡，都引起了不小的震惊。1907年，唐文治应邀出任南洋公学监督（即校长）。1911年辛亥革命后，该校改称“南洋大学”，后又改称“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21年改称“交通大学”，唐文治先生为首任校长。不管学校名称怎样改变，前后共14年，唐文治先生始终任该校校长，成为上海解放前在交通大学任期最长、建树最多的校长。他广聘中外名师来校任教，并积极派遣毕业生出国留学，把一所设备简陋的普通工业专科学校，办成了一所德智体并重、中外基础课并重、工科和文科与管理学科教学并重的工科大学，奋起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工科立校辟新径，实业兴国佳话传
1907年，唐文治上任南洋公学监督不久，便开始在校内开设铁路专科、电机专科，后又增设商船驾驶科、铁路管理科，并开办机械、电机等附属工厂，以供学生实习试验之用、奠定了以后交通大学作为工科大学的基础。这在中国教育史上都属首创。另外，他到任后一改前任校长颓废不视事的作风，不但天天到校，以学校为家，还锐意改革创新，并在校内掀起了一股大胆探索、勇于改革之风。
唐文治积极倡导学生“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尽心以“尚实”精神开展教学工作。当时，科举制虽然被废除了，但实质上，它仍然束缚着学校教育的发展，学校仍是科举制度的附庸。在校学习的学生仍然把“考试”作为进入仕途的手段，每天忙于应付考试，不注重实际知识、能力、技能的学习，学校又变成了追逐功名利禄的场所。唐文治针对学校教育中存在的这种形式主义，提出向西方和日本学习，重视科学技术的教育，重视学成致用。他认为西方和日本之所以比中国发达，是因为他们实业发达、科技进步、教育先进，所以中国也必须办好教育，而现行的教育体制、教育内容必须改革，发展实业教育，培养实用人才。在“尚实”、“务实”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唐文治在校歌中还写入了“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的词句，提醒每位同学要求实学、务实业，不要成为空疏无用的八股之士。接着，唐文治开始了最重要、也最富成果的改革。他参照西方高等工科教育模式，建立了交大自己全新的课程体系。他认为，学校专业和课程的开设，最主要的依据应是社会需求。清朝末年，我国铁路事业日益发展，急需铁路方面的人才，而我国尚没有自己培养的高级铁路人才。1907年，唐文治开拓性地把原来的铁路工程班改为铁路专科，学制为三年，这是交通大学开设工程专科的开始。后来，他又针对清政府洋务派创办的造船、机械、矿山、邮电等事业中，人才紧缺的状况，停办了原商务专科，开办了电机专科。以后，他又看到铁路运输管理中出现混乱局面，于1910年引进美国高校管理课程，创设了铁路管理专科，首次在中国将工科与管理科结合起来，交大也迈出了工管结合的步伐。
唐文治的这些作法，在当时来说是超前的，已经超出了清政府在《奏定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中规定的，专科学校应开设的专业范围、虽然引起了当时朝廷的不满，但由于大势所趋，再加上唐文治的努力，这些专业得以保留下来，交大从此形成了全新的办学体制。在全新的办学体制下，学生所要学习的课程和内容都比原来增加了许多，例如铁路管理专科课程多达47门，高出了同时期其他高校本科的课程数量。唐文治为避免学生因负担加重而流于应付，加强了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并与学生共甘苦，每晚不论刮风下雨，身体好坏，必亲自巡视晚自习课。在考试制度上，他也进行了改革，采取重视平时成绩、结合总成绩的办法来进行考核，而教师们每次评卷、改作业都十分仔细、要求很严，能拿到80分以上的人很少。重视平时成绩的作法，革除了科举制遗留下来的弊端，其目的是督促学生平时也要勤奋学习，养成刻苦用功的良好习惯，有利于巩固教学成果，也有利于学生更牢固地掌握所学知识。在唐文治的领导下，学校的教学工作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特点，教师尽心尽力，学生进步很快，这也要归功于唐文治对教学抓到了点子上：一是重基础，二是重实习。数学和物理是工科的基础，唐文治给这两门课安排了大量的学时，在三个学年中，数学要学两年半，物理要学两年。他认识到“要培养出人才，须有高明的教师”，因此不惜重金聘请名师。例如，教数学的胡明复、教物理的周明诚、教化学的徐名材等，都是很有名气、也很受欢迎的教师。这三人被学生们冠以孙中山先生的著名思想，合称“三民主义”。辛亥革命后，学校更名“南洋大学”，更加强了基础理论课程的体系建设。数学课把解析几何放到附中学习，大学部专讲微积分；物理课大幅度更新内容，提高程度，被评为“霸王课”。由于基础课课时量大、师资强、学生学风刻苦，因而这时期的学生基础都打得相当好，这也形成了交大以后的一个办学特色。同时，唐文治还教育学生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把实验和实习列为单独课程，成为正式的课程。
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生实践水平的提高，唐文治在接任学校监督的第二年，就向邮传部咨呈一个条文，要求增加经费，添置实验设备，开设实验场所和实习工厂。条文中说道：“讲求实业，不能不资实验，欲资实验，不能不建工场。嗣后学堂如发达，路、轮、电三科必须设立工厂”。在当时政局动荡、资金困难的情况下，他还是想办法建成了几个实验工厂和实验室，有电机实验室、材料实验室、铁道测量仪器室、金工厂、木工厂等，当然更少不了物理、化学实验室，从此学生便有了既动脑，又动手，既学习理论知识，又能培养技能的机会。后来，唐文治还把实习扩大到校外，抽出时间让学生走向社会，进入各大工厂进行实地参观，开阔了学生的视野。这种教与学、学与做相结合起来的办法，正体现了唐文治“尚实”、“务实”的教育思想，他的许多创举都为交大所保留，逐渐形成了注重实际、勇于创新的办学传统。在同时期的许多高校毕业生中，交大的学生是很受欢迎的，这不仅因为他们之所学正是社会之所需，更因为他们在校时，就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拥有了良好的技能，因而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国学育人固邦本，乐此不疲功德圆
1920年，55岁的唐文治因目疾日重，他辞去上海实业学堂监督之职，回到无锡寓所休养。当年12月，施肇曾捐资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并聘请唐文治出任馆长。唐先生虽然有病在身，但热爱家乡、奉献教育之情依然炽烈，所以慨然允诺。1921年，无锡国专在无锡、上海、南京三地招收第一期学生，一时慕唐先生之名而来报考者多达千人。从1920年创办至解放后1950年并入苏南文化教育学院语文系，唐文治主持无锡国专30年，共培养了文、史、哲领域的各种人才1700余人，其中有不少在学术上卓有成就，成为我国文史哲领域的杰出专家，诸如著名古文专家唐兰，被推为一代巨擎的考古学专家吴其昌，经学专家毕寿颐，楚辞专家蒋天枢，唐诗专家马茂元，诗文评述、古籍整理专家周振甫，近代史、经济史专家汤志钧，红学专家冯其庸等等，都是“唐门弟子”，可谓“桃李芬芳满天下”。
唐文治在无锡国专时，始终把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发扬民族精神，经世致用，救国救民作为办学的宗旨。他谆谆告诫学生说：“我们学习做学问，目的是救国于水火。”他明确宣布，无锡国专以“救正人心，复兴中国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为本”，“研究本国历代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并将这一办学宗旨全面贯穿于办学实践当中。他既要求学生扎实苦学，又反对学生关门死读书，赞成学生关心国家和社会。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面对国家存亡的危机时刻，唐文治明确提出“明耻教战，振兴中国”的主张，力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于是，他加强对学生的军事训练，定期举行实弹演习，并开设了民族文选课，讲授岳飞、文天祥等人的爱国诗文，在礼堂上增挂“世界之战，我惧沦亡，卧薪尝胆，每饭不忘”的横匾，积极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唐文治办学十分重视师资，一贯提倡尊师重教，他以宽宏的胸怀，摒弃门户之见，实行开明办学，广泛聘请持各种不同见解的海内各派名师前来讲学，使不同的学术流派和风格荟萃于一校。无锡国专一时间名家云集，学生眼界大大开阔，学校的学术气氛越发浓烈。比如，他既邀请力主保存“国粹”的钱穆来讲《经史子集》，又请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田汉、洪深来讲新戏剧运动等。先后应唐文治之邀来校任教和讲学的文、史、哲、艺术等方面的大师，不下数十人。其中，经学家周予同和章太炎的观点与唐文治更是针锋相对，但他却竭诚相聘，并寄予厚望。正是因为有这么多名师的教授和点拨，无锡国专才造就了大批出类拔萃的文、史、哲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