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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看了由香港著名导演刘国昌执导,任达华、戴立忍、张孝全、张国柱、曾恺玹、胡婷婷等联合出演的“动作惊悚”电影《弹道》,确实感到了“惊悚”。不过在我看来,制片方将《弹道》宣传为“动作惊悚片”,实在是对它的贬低,而不是对它的褒奖,准确地说,《弹道》应该被称为“政治惊悚片”。因为整部电影都是紧紧围绕2004年台湾大选时发生的“3·19枪击案”展开的,“政治”才是刘国昌献给大家的主菜,“动作”不过是其中的一点佐料罢了。
在世界电影之林中,以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为题材的“政治片”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类型。政治片一般不强调情节的紧张曲折,但以揭破政治黑幕为主要看点,具有很强的政论性。政治电影在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已经出现,而真正形成势头,则是从法国导演C·科斯塔-加夫拉斯拍摄的《Z》开始的,此后在西方形成了一股拍摄政治片的热潮。日本摄制的《松川事件》、意大利摄制的《警察局长的自白》、美国拍摄的以“水门事件”为背景的《总统班底》、以肯尼迪遇刺为背景的《刺杀肯尼迪》、以“9·11事件”为背景的《华氏911》等都是比较好的政治片。
到目前为止,包括大陆、香港、台湾在内的整个大中华文化圈,政治片都是少之又少的,《弹道》的出现,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而且,正如一位常年在深山修道的绝世大侠一样,刘国昌一出手即成经典。在我看来,无论是从思想性还是从艺术性的角度来看,《弹道》都不次于《总统班底》和《刺杀肯尼迪》。
虽说政治片不强调娱乐,不过《弹道》仍然拍得很好看,其中不乏飞车追逐、枪击行刺、亡命偷渡、搏斗击杀等连场动作,但影片的最大亮点,还是撕破了“选举”华丽的外衣,让我们这些身在大陆的人得以一窥一场“赤裸”的选举究竟是怎么回事,并恍然大悟:原来选举是这么玩的。
选举在制度设计上的本意是不错的,各候选人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参与竞选,谁提出的最符合民众利益,选民就将谁选为领导人。但任何制度在执行过程中,由于每个试图通过这个制度捞取好处的人都会绞尽脑汁和制度博弈,所以制度都会逐渐异化。比如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本意是把那些最具德才的人选拔到官员队伍中来,而且在初期也确实起到这方面的作用,但到了后来,“登第”的人就不过是一些除了做“八股文”之外一无所长的人。选举也是一样,本来是想通过选举找到优秀的政治家,但选民最后得到的,却不过是一个会选举的戏子,甚至干脆就是贪腐分子,乃至窃国大盗。
在《弹道》中,现在执政的“老大”吴立雄民调落后于对手,连任之路亮起红灯,如果真的失利,向他提供资金的“金主”都会找上门来,怎么办?于是他就和幕僚精心策划了一出“苦肉计”——枪击案,以此来唤起选民的同情。“对手可以一年领先360天,我只要投票时领先一天就可以”。而在运作此事的过程中,吴立雄通过自己亲信掌控的调查局,控制了黑帮老大的儿子,要挟黑帮老大组织实施整个枪击案。然后又利用参与侦破的刑侦局探员,亟需一种稀有血浆来挽救患有先天性贫血症儿子生命的困难,要挟他以事先准备好的“替死鬼”结案。在整个过程中,黑道赌盘、地下电台等更是兴风作浪,煽风点火,最终的结果是吴立雄如愿“翻盘”,成功连任。
兔死狗烹是固有规律。“阿雄”成功连任之后,所有卷入枪击案的人,包括吴立雄的亲信,则要么死于非命,要么神秘失踪,几乎无一幸免。但他们并不是最可怜的,最可怜的几百万普通选民,他们投入了热情,投入了希望,最后却被一个骗子给愚弄了。
影片让我们看到,选举其实就是政治的市场化。在市场竞争中,表面上看来人人都有机会,但最后胜出的,总是那些财大气粗的“大鳄”们。而在通过选举进行的政治竞争中,结果也是一样,总是那些拥有最多政治、经济资源的人获胜。选民表面上“自主”地投票,其实也都是被一只无形之手强有力地操纵的结果。
实际上,我们相信选举是民主的,其实是假定了这样两个前提:其一,信息是完全透明的,并且可以免费获得;其二,选民都是理性的,知道怎样选择最符合自己的利益。但《弹道》这部典型地反映台湾选举的电影,却让我们意识到,这两个前提都是虚假的:首先,在选举过程中,信息完全是混沌的,真相永远在公众的视野之外,选战双方投入的巨额资金,绝大部分被用来屏蔽真相,制造假象;其二,没有一个候选人希望选民保持理性,他们所做的全部造势活动,目的都是为了扰乱你的理性。
由于这样两个前提的虚假,所以豪不奇怪地,选民往往把反对自己利益的政客选上台。
选举就是拼资源,拥有更多资源者胜!选举就是比手腕,拥有更毒辣手腕者胜!正因为如此,所以香港著名政治学者王绍光博士把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所谓民主制度,称之为“选主”。王绍光说,这是因为它的实质不是人民当家做主,而是由人民选出主人来,或者选一个主人(如总统),或者选一群主人,由这些人来进行统治。
在《弹道》中,枪击案最终没有真相大白,但影片却并不让人感到压抑或绝望。因为刘国昌最后以“红衫军”的大规模街头抗议为结局——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上一望无际的红潮,似乎在暗示:只要人民不安于做被愚弄的投票机器,不放弃对正义的追求,只要人民敢于以直接行动的方式参与政治,政治民主还是可以期待的!
在世界电影之林中,以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为题材的“政治片”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类型。政治片一般不强调情节的紧张曲折,但以揭破政治黑幕为主要看点,具有很强的政论性。政治电影在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已经出现,而真正形成势头,则是从法国导演C·科斯塔-加夫拉斯拍摄的《Z》开始的,此后在西方形成了一股拍摄政治片的热潮。日本摄制的《松川事件》、意大利摄制的《警察局长的自白》、美国拍摄的以“水门事件”为背景的《总统班底》、以肯尼迪遇刺为背景的《刺杀肯尼迪》、以“9·11事件”为背景的《华氏911》等都是比较好的政治片。
到目前为止,包括大陆、香港、台湾在内的整个大中华文化圈,政治片都是少之又少的,《弹道》的出现,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而且,正如一位常年在深山修道的绝世大侠一样,刘国昌一出手即成经典。在我看来,无论是从思想性还是从艺术性的角度来看,《弹道》都不次于《总统班底》和《刺杀肯尼迪》。
虽说政治片不强调娱乐,不过《弹道》仍然拍得很好看,其中不乏飞车追逐、枪击行刺、亡命偷渡、搏斗击杀等连场动作,但影片的最大亮点,还是撕破了“选举”华丽的外衣,让我们这些身在大陆的人得以一窥一场“赤裸”的选举究竟是怎么回事,并恍然大悟:原来选举是这么玩的。
选举在制度设计上的本意是不错的,各候选人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参与竞选,谁提出的最符合民众利益,选民就将谁选为领导人。但任何制度在执行过程中,由于每个试图通过这个制度捞取好处的人都会绞尽脑汁和制度博弈,所以制度都会逐渐异化。比如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本意是把那些最具德才的人选拔到官员队伍中来,而且在初期也确实起到这方面的作用,但到了后来,“登第”的人就不过是一些除了做“八股文”之外一无所长的人。选举也是一样,本来是想通过选举找到优秀的政治家,但选民最后得到的,却不过是一个会选举的戏子,甚至干脆就是贪腐分子,乃至窃国大盗。
在《弹道》中,现在执政的“老大”吴立雄民调落后于对手,连任之路亮起红灯,如果真的失利,向他提供资金的“金主”都会找上门来,怎么办?于是他就和幕僚精心策划了一出“苦肉计”——枪击案,以此来唤起选民的同情。“对手可以一年领先360天,我只要投票时领先一天就可以”。而在运作此事的过程中,吴立雄通过自己亲信掌控的调查局,控制了黑帮老大的儿子,要挟黑帮老大组织实施整个枪击案。然后又利用参与侦破的刑侦局探员,亟需一种稀有血浆来挽救患有先天性贫血症儿子生命的困难,要挟他以事先准备好的“替死鬼”结案。在整个过程中,黑道赌盘、地下电台等更是兴风作浪,煽风点火,最终的结果是吴立雄如愿“翻盘”,成功连任。
兔死狗烹是固有规律。“阿雄”成功连任之后,所有卷入枪击案的人,包括吴立雄的亲信,则要么死于非命,要么神秘失踪,几乎无一幸免。但他们并不是最可怜的,最可怜的几百万普通选民,他们投入了热情,投入了希望,最后却被一个骗子给愚弄了。
影片让我们看到,选举其实就是政治的市场化。在市场竞争中,表面上看来人人都有机会,但最后胜出的,总是那些财大气粗的“大鳄”们。而在通过选举进行的政治竞争中,结果也是一样,总是那些拥有最多政治、经济资源的人获胜。选民表面上“自主”地投票,其实也都是被一只无形之手强有力地操纵的结果。
实际上,我们相信选举是民主的,其实是假定了这样两个前提:其一,信息是完全透明的,并且可以免费获得;其二,选民都是理性的,知道怎样选择最符合自己的利益。但《弹道》这部典型地反映台湾选举的电影,却让我们意识到,这两个前提都是虚假的:首先,在选举过程中,信息完全是混沌的,真相永远在公众的视野之外,选战双方投入的巨额资金,绝大部分被用来屏蔽真相,制造假象;其二,没有一个候选人希望选民保持理性,他们所做的全部造势活动,目的都是为了扰乱你的理性。
由于这样两个前提的虚假,所以豪不奇怪地,选民往往把反对自己利益的政客选上台。
选举就是拼资源,拥有更多资源者胜!选举就是比手腕,拥有更毒辣手腕者胜!正因为如此,所以香港著名政治学者王绍光博士把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所谓民主制度,称之为“选主”。王绍光说,这是因为它的实质不是人民当家做主,而是由人民选出主人来,或者选一个主人(如总统),或者选一群主人,由这些人来进行统治。
在《弹道》中,枪击案最终没有真相大白,但影片却并不让人感到压抑或绝望。因为刘国昌最后以“红衫军”的大规模街头抗议为结局——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上一望无际的红潮,似乎在暗示:只要人民不安于做被愚弄的投票机器,不放弃对正义的追求,只要人民敢于以直接行动的方式参与政治,政治民主还是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