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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记忆与求学之路
1953年夏,我考取了余干中学,很高兴。上学前去村里开介绍信,村会计写到:吴官正家贫农,生活比较困难。我说,你能不能写生活很困难。我家六口人,吃饭靠父亲一个劳动力,还要供养爷爷奶奶,经常缺吃少穿,这还不能说生活很困难?这个会计却死活不肯,把我撵走了。
余干中学在县城,离我家有十多公里路。它的前身是1923年创立的“玉婷初级中学”,新中国成立后与其他两所学校合并,成为余干中学,当时只有初中。我带着一床破旧被子、一个木脸盆来到余干中学。学校看了村里的介绍信,给我评了丁等助学金,每个月3.6元。由于助学金少,不够缴伙食费,读了不到两个月,一个周末,学校公布停我的伙食。我饿着肚子与同村的同学吴振芳往家里走,深夜才到家。我对父母说:“学校停我的伙食了,你们能否给我一点儿钱?”母亲说:“哪有钱?明天我到李家渡集上去卖些红薯再说。”第二天,母亲提了一篮红薯,带着我去赶集,结果只卖了三角七分钱。我拿着钱往学校走,到了中山岭脚下,饿得实在难受,用五分钱买了一碗米汤圆吃。到学校把剩下的三角钱交了伙食费。我想,这书看来是读不下去了,于是找到班主任张泗安老师说:“张老师,我家没钱,实在读不下去了,我想过两天休学回家。”张老师说:“你村里的介绍信说你家生活‘比较困难’,所以给你丁等助学金。有的同学开的介绍信是‘很困难’,就给甲等,‘困难’给乙等或丙等。”我介绍家里的情况后,张老师说:“啊,这么个情况!我向学校领导反映反映。”第三天,张老师找到我说:“学校决定给你丙等助学金,一个月5.4元,每月伙食费6元,不够的你家想办法吧!要不,星期六你就回家去,星期天晚上再赶回来,这样也能读下去。听同学说,你很穷,家里几乎什么都没有。现在快12月了,你还只穿一条单裤,袜子也没有,手像鸡爪子。你读书用功,坚持下去吧!”听了老师的话,我难过得掉了泪,真是既温暖又心酸啊!
1954年发大水,家里的田地和房屋全部淹了,一无所有。这个学还能上吗?可我太想读书了,决心坚持下去。母亲看我态度坚决,就说:“你把我和你姐姐、妹妹的首饰拿去,到亲戚家抵押,请他们给10元让你去上学。”说着母亲、姐姐、妹妹都大哭起来,我很伤心。母亲实在不想把这些多年积存的宝贝拿走,但为了我上学,别无他法,只好硬着心拿到亲戚家去换钱。结果把情况说了,人家还是不同意,我只好哭着回家。不记得村里谁出了个主意,说村里开个介绍信,拿这些东西到县里可以换钱,于是我要父亲驾船送我到县城去。涨水时的鄱阳湖烟波浩渺,风急浪高,小船在洪水中挣扎。在湖边长大的我,虽然经常走水路,在颠簸的小船上仍然感到害怕,但盼着能继续上学的那一丝希望鼓励着我,恐惧已不算什么,只愿小船快快驶向岸边。皇天不负苦心人,那些首饰在县银行卖了十元四角钱,总算交上了学费。在亲戚家抵押不成这件事,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世事沧桑,人情纸薄,一想起来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那一年学校也进了水,只好改在粮食仓库上课。水退后,又搬回学校。也许是差点儿失学的原因,我不知道哪里来的那股劲,学习动力十足,学得也很轻松。不仅完成了当时的学习进度,还挤时间自学数理化,到初二下学期,初中数理化全部学完。在老师的帮助下,这年我也评上了乙等助学金。
记得初二下学期的一天,聂琼老师上代数课,我在书上给她画像,不知什么时候她悄悄走到我身边:“吴官正,你干什么?你画谁呀?”当她看到画像边上写的“聂老师”三个字,很气愤地说:“我就长得这么难看?”我强辩道:“老师,是你长得不像我画的。”聂老师更生气了,怒气冲冲地说:“混蛋,到黑板前来,回答几个问题。”她出了几个题目,我都做出来了。看难不倒我,又出了一个初三的题目,同学在下面叫起来:“老师,这个还没学。”但我也做对了。聂老师消了气,说:“你懂也不要骄傲,你是班长,上课要认真听讲。”我说:“对不起,我错了。”以后,有的同学乱画人头像,也在旁边写上“吴官正长得不像我画的”,我也从不计较。
初中时,粮食很紧张,学校食堂早餐都是稀饭。一大桶稀饭,每人分三小碗,剩下的每天轮一个组吃。有时太稀,一个人吃五六碗,上课不到四十分钟,同学们提着裤子往外跑,边跑边叫:“要爆炸了!要爆炸了!”有的同学还编了顺口溜:稀饭稀,照见眉毛照见须,三碗吃下去,各个成了饿死鬼。
到了初三,我学习更主动,成绩也更好了。1956年6月10日,我还加入了共青团。快毕业时,张泗安老师三番五次给我做工作,要我报考高中,可我一直不同意,说:“家里太困难了,上师范不要钱。”张老师说:“你自学能力强,今后会有发展前途,还是上高中好。”先后谈了好多次,我都没松口。后来,刘周度副校长找我说:“吴官正同学,我们考虑你有很大潜力,国家需要人才,学校已经报请上饶专区教育局同意,保送你到鄱阳中学上高中,你班上就保送你一人。”我说:“我家实在太困难了,如果已经定了,请学校跟鄱阳中学说好,每年给甲等助学金,不然我确实不能去。”他沉默了一下说:“这个,你放心。”
这样,我就借来高中一年级的数理化和语文书,开始自学。有时遇到困难,放一放,跳过去往前学,再返回来又懂了,并把课本上的练习都做了。这年暑假两个月都在家自学。1956年的暑天干旱炎热,田里禾苗半枯焦,父母去车水抗旱,我不去。爷爷骂道:“人家一个儿子都去抗旱,你们两个儿子,都这么大,还不去帮帮忙,看你们父母都累成猴子精了。”我顶他:“你的父亲和你不是年年抗旱吗?怎么还这么穷?我不去,我要看书,我绝不跟你们一样!”爷爷没办法,说:“懒东西,没良心。”我一方面感到爷爷说得对,父母可怜;另一方面我看到了自己的自学能力,看到了今后的希望。我努力学习,抓紧时间记,抓紧时间领会,抓紧时间做练习。到鄱阳中学上学时,高中一年级的全部课程我都自学完了。
鄱阳县离我家约25公里,当时就是个有近60万人口的大县。鄱阳中学创建于1902年,坐落在风景秀丽的饶河河畔。这个学校不仅在上饶区是重点学校,在全省也有些名气。 1956年8月底,我带着八角钱去鄱阳中学报到,注册登记的那位中年人说:“请交钱和证件。”我回答说:“我说不上高中,校长硬要保送我来。我只有八角钱,还要留下用。学校答应过,你去问问好吗?”这个中年人说:“还有这样的学生,真有意思!”他问后回来说:“你先报到吧。”
开学以后,学得轻松愉快,助学金也如愿以偿得了个“甲等”,没有了生计的后顾之忧。我更潜心钻研,希望这一年抓紧自学完高中二、三年级的课程,争取第二年去考大学。我很刻苦,也很认真,把借的高二、高三的课本在一年内全部自学完,所有的练习都做了。到了1957年6月,我问学校领导:“高一学生能不能报考大学?”校领导回答:“不行,没有这个规定。”我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
从高二开始,我就自学大学的数学,用了两年时间,学完了极限、导数、微分、积分、概率论、复变函数和偏微分方程等课程。高二、高三每学期考试,各门功课都是五分。
在高二上学期的时候,父母得了伤寒,我请假回了趟家。回校后不久,自己也染上了副伤寒,高烧不止。学校很着急,把我抬到县医院,有一周左右高烧到39.5-40度不退。孙守谦校长请求县委书记批准用氯霉素。后来听说,孙校长是南下干部,找到县委书记说:“这个同学家里很苦,学习成绩门门课满分,请求县委救救他。”这位县委书记批准用18颗氯霉素,我吃了两天,烧就退了。住了近一个月的院,家里没钱,据说是学校报请上级教育局同意,用几个名字领甲等助学金报销了我的医药费。这件事我终生铭记在心,没有共产党,没有孙校长和县委书记的关怀,没有医务人员的努力,也许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我的爱人张锦裳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班主任薛番琛老师很喜欢她。我住院期间,薛老师常要她来看我。她有时还带几个包子给我吃,我很感动。我学习好,她很佩服。我家穷,没有什么衣服,一身衣服穿好多天,也没得替换。她同情我,有时接济我一两块钱用。出了院,我觉得她真好,就想同她谈对象,她没同意,也没拒绝。高三时的一天,她说:“人是会变的,你今天对我好,今后未必。”我说:“不会……”
快高中毕业了,要填报高考志愿,我对班主任说,我报北大数学力学系、南京大学天文系、哈尔滨工业大学数学力学系。薛老师却说:“建议你第一志愿填报清华大学,学工科有些体力劳动,你体质弱,这对你有好处。”结果,我第一志愿报了清华大学。当时张锦裳和另一个同学张淑文说:“没办法,他这人太倔,随他去。”
真是不幸,在高考的节骨眼上,我却发起烧来,考数学时高烧39.7度,学校请医生给我打了安乃近退烧。监考老师很关心,看到我做完题正在检查,就说:“你都做对了,交卷吧,回去休息。”考物理和化学时我也发高烧,都是靠医生打针才坚持下来的。现在想起来,当时怎么就那么倒霉呢?
1959年8月上旬,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了。我听说后,从家里跑了四公里到石口乡政府去领。心里高兴,一路唱一路跑到家,后来又赶到县城告诉了张锦裳。她也很高兴,不过有些担心。为了使她放心,我说:“我们结婚吧!”她点点头,同意了。没过几天,她妹妹送她到我家,吃了一桌饭,用的是旧床、旧被,我们就这样结合了。
清华大学是考上了,愁的是到北京去的路费。我找到村里,了解到我家秋季可以分得24元钱,要求提前给18元。村长说要向乡长汇报。我找到乡长,提了这个要求。他想了一下说:“不行,你没钱可以不读呗。”当时我几乎气炸了,但没做声,回到家里默默地流泪。后来张锦裳的大哥给了20元、细叔给了18元、高家姐夫给了8元,总共46元,准备从鄱阳坐轮船到南昌,再乘火车上北京。
出发前,我同张锦裳到学校去辞行,在校门口遇到杨辉副校长。他说:“你来得正好,你为学校争了光。你家困难,上饶专区教育局给学校50元钱做困难学生的路费,决定给你20元。”我高兴极了,天下竟有这样的好事!去会计那里领了钱,又去教务处领了毕业证书。发毕业证书的老师说:“真是人不可貌相,你土里巴叽的还能考上清华大学,看不出来。”我笑了笑,想到还有那20元钱,点了点头出去了。
退后的心态
《诗经》里有这么一句诗,“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我理解说的是,作为政治人物都有开头,有个好结局不容易。新老交替是自然现象。早退晚退都要退,这把年纪了,晚下不如早下。退下来,对党、对国家有好处,对家庭、对自己也有好处。一个人上进不容易,但退下来并很快淡化,也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
我在最后一次中纪委常委会上对大家说,我退下来后,拥护党中央,支持中纪委,安度晚年,保持晚节。然后马上说:“散会!”我当年离开武汉、江西、山东的时候,也只讲了很短的几句话。
人生是一个过程,有上坡、有高峰,但最终都要落幕,这是规律。唐朝诗人刘禹锡有两首很有名的看花诗,写的都是宦海沉浮。前一首《戏赠看花诸君子》,牢骚满腹;后一首《再游玄都观》,春风得意。我认为金人元好问对这两首诗的理解最深刻,他也写了一首诗:“乱后玄都失故基,看花诗在只堪悲。刘郎也是人间客,枉向东风怨菟葵。”意思是说你刘禹锡在历史长河中也是一个匆匆过客,对世事沧桑何必如此抱怨,如此感叹呢?
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我认为有几条很重要:一是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包括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也包括干部的任期制、退休制等。二是要有个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其中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同志,保证我们国家沿着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开拓前进。三是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有本事的多得很,要创造人才辈出的条件,使各类人才脱颖而出,不断涌现,使有治党、治国本领的优秀人才实现抱负,报效国家。
我喜欢读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书都读,我认为书要越读越薄。比如说,心理学有两点给我印象很深:一是所有人共同的弱点,就是很难约束自己;二是需要引发动机,动机决定行为。经济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是供求关系,二是纳什均衡(即博弈)。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我理解有三点:一是零的辩证法,有多少数比零大就有多少数比零小;二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自己;三是人们在征服自然的同时,往往也会遭到自然的无情报复。年轻人更要多读书,特别要认真研读革命导师和领袖们的著作,多思考,多讨论,相互启发,共同进步。金子能闪光,尖端能放电。杨巨源有一首诗《城东早春》说:“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希望年轻人多做工作,多做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就是“看花人”,为你们鼓鼓掌。
(2007年10月25日)
1953年夏,我考取了余干中学,很高兴。上学前去村里开介绍信,村会计写到:吴官正家贫农,生活比较困难。我说,你能不能写生活很困难。我家六口人,吃饭靠父亲一个劳动力,还要供养爷爷奶奶,经常缺吃少穿,这还不能说生活很困难?这个会计却死活不肯,把我撵走了。
余干中学在县城,离我家有十多公里路。它的前身是1923年创立的“玉婷初级中学”,新中国成立后与其他两所学校合并,成为余干中学,当时只有初中。我带着一床破旧被子、一个木脸盆来到余干中学。学校看了村里的介绍信,给我评了丁等助学金,每个月3.6元。由于助学金少,不够缴伙食费,读了不到两个月,一个周末,学校公布停我的伙食。我饿着肚子与同村的同学吴振芳往家里走,深夜才到家。我对父母说:“学校停我的伙食了,你们能否给我一点儿钱?”母亲说:“哪有钱?明天我到李家渡集上去卖些红薯再说。”第二天,母亲提了一篮红薯,带着我去赶集,结果只卖了三角七分钱。我拿着钱往学校走,到了中山岭脚下,饿得实在难受,用五分钱买了一碗米汤圆吃。到学校把剩下的三角钱交了伙食费。我想,这书看来是读不下去了,于是找到班主任张泗安老师说:“张老师,我家没钱,实在读不下去了,我想过两天休学回家。”张老师说:“你村里的介绍信说你家生活‘比较困难’,所以给你丁等助学金。有的同学开的介绍信是‘很困难’,就给甲等,‘困难’给乙等或丙等。”我介绍家里的情况后,张老师说:“啊,这么个情况!我向学校领导反映反映。”第三天,张老师找到我说:“学校决定给你丙等助学金,一个月5.4元,每月伙食费6元,不够的你家想办法吧!要不,星期六你就回家去,星期天晚上再赶回来,这样也能读下去。听同学说,你很穷,家里几乎什么都没有。现在快12月了,你还只穿一条单裤,袜子也没有,手像鸡爪子。你读书用功,坚持下去吧!”听了老师的话,我难过得掉了泪,真是既温暖又心酸啊!
1954年发大水,家里的田地和房屋全部淹了,一无所有。这个学还能上吗?可我太想读书了,决心坚持下去。母亲看我态度坚决,就说:“你把我和你姐姐、妹妹的首饰拿去,到亲戚家抵押,请他们给10元让你去上学。”说着母亲、姐姐、妹妹都大哭起来,我很伤心。母亲实在不想把这些多年积存的宝贝拿走,但为了我上学,别无他法,只好硬着心拿到亲戚家去换钱。结果把情况说了,人家还是不同意,我只好哭着回家。不记得村里谁出了个主意,说村里开个介绍信,拿这些东西到县里可以换钱,于是我要父亲驾船送我到县城去。涨水时的鄱阳湖烟波浩渺,风急浪高,小船在洪水中挣扎。在湖边长大的我,虽然经常走水路,在颠簸的小船上仍然感到害怕,但盼着能继续上学的那一丝希望鼓励着我,恐惧已不算什么,只愿小船快快驶向岸边。皇天不负苦心人,那些首饰在县银行卖了十元四角钱,总算交上了学费。在亲戚家抵押不成这件事,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世事沧桑,人情纸薄,一想起来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那一年学校也进了水,只好改在粮食仓库上课。水退后,又搬回学校。也许是差点儿失学的原因,我不知道哪里来的那股劲,学习动力十足,学得也很轻松。不仅完成了当时的学习进度,还挤时间自学数理化,到初二下学期,初中数理化全部学完。在老师的帮助下,这年我也评上了乙等助学金。
记得初二下学期的一天,聂琼老师上代数课,我在书上给她画像,不知什么时候她悄悄走到我身边:“吴官正,你干什么?你画谁呀?”当她看到画像边上写的“聂老师”三个字,很气愤地说:“我就长得这么难看?”我强辩道:“老师,是你长得不像我画的。”聂老师更生气了,怒气冲冲地说:“混蛋,到黑板前来,回答几个问题。”她出了几个题目,我都做出来了。看难不倒我,又出了一个初三的题目,同学在下面叫起来:“老师,这个还没学。”但我也做对了。聂老师消了气,说:“你懂也不要骄傲,你是班长,上课要认真听讲。”我说:“对不起,我错了。”以后,有的同学乱画人头像,也在旁边写上“吴官正长得不像我画的”,我也从不计较。
初中时,粮食很紧张,学校食堂早餐都是稀饭。一大桶稀饭,每人分三小碗,剩下的每天轮一个组吃。有时太稀,一个人吃五六碗,上课不到四十分钟,同学们提着裤子往外跑,边跑边叫:“要爆炸了!要爆炸了!”有的同学还编了顺口溜:稀饭稀,照见眉毛照见须,三碗吃下去,各个成了饿死鬼。
到了初三,我学习更主动,成绩也更好了。1956年6月10日,我还加入了共青团。快毕业时,张泗安老师三番五次给我做工作,要我报考高中,可我一直不同意,说:“家里太困难了,上师范不要钱。”张老师说:“你自学能力强,今后会有发展前途,还是上高中好。”先后谈了好多次,我都没松口。后来,刘周度副校长找我说:“吴官正同学,我们考虑你有很大潜力,国家需要人才,学校已经报请上饶专区教育局同意,保送你到鄱阳中学上高中,你班上就保送你一人。”我说:“我家实在太困难了,如果已经定了,请学校跟鄱阳中学说好,每年给甲等助学金,不然我确实不能去。”他沉默了一下说:“这个,你放心。”
这样,我就借来高中一年级的数理化和语文书,开始自学。有时遇到困难,放一放,跳过去往前学,再返回来又懂了,并把课本上的练习都做了。这年暑假两个月都在家自学。1956年的暑天干旱炎热,田里禾苗半枯焦,父母去车水抗旱,我不去。爷爷骂道:“人家一个儿子都去抗旱,你们两个儿子,都这么大,还不去帮帮忙,看你们父母都累成猴子精了。”我顶他:“你的父亲和你不是年年抗旱吗?怎么还这么穷?我不去,我要看书,我绝不跟你们一样!”爷爷没办法,说:“懒东西,没良心。”我一方面感到爷爷说得对,父母可怜;另一方面我看到了自己的自学能力,看到了今后的希望。我努力学习,抓紧时间记,抓紧时间领会,抓紧时间做练习。到鄱阳中学上学时,高中一年级的全部课程我都自学完了。
鄱阳县离我家约25公里,当时就是个有近60万人口的大县。鄱阳中学创建于1902年,坐落在风景秀丽的饶河河畔。这个学校不仅在上饶区是重点学校,在全省也有些名气。 1956年8月底,我带着八角钱去鄱阳中学报到,注册登记的那位中年人说:“请交钱和证件。”我回答说:“我说不上高中,校长硬要保送我来。我只有八角钱,还要留下用。学校答应过,你去问问好吗?”这个中年人说:“还有这样的学生,真有意思!”他问后回来说:“你先报到吧。”
开学以后,学得轻松愉快,助学金也如愿以偿得了个“甲等”,没有了生计的后顾之忧。我更潜心钻研,希望这一年抓紧自学完高中二、三年级的课程,争取第二年去考大学。我很刻苦,也很认真,把借的高二、高三的课本在一年内全部自学完,所有的练习都做了。到了1957年6月,我问学校领导:“高一学生能不能报考大学?”校领导回答:“不行,没有这个规定。”我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
从高二开始,我就自学大学的数学,用了两年时间,学完了极限、导数、微分、积分、概率论、复变函数和偏微分方程等课程。高二、高三每学期考试,各门功课都是五分。
在高二上学期的时候,父母得了伤寒,我请假回了趟家。回校后不久,自己也染上了副伤寒,高烧不止。学校很着急,把我抬到县医院,有一周左右高烧到39.5-40度不退。孙守谦校长请求县委书记批准用氯霉素。后来听说,孙校长是南下干部,找到县委书记说:“这个同学家里很苦,学习成绩门门课满分,请求县委救救他。”这位县委书记批准用18颗氯霉素,我吃了两天,烧就退了。住了近一个月的院,家里没钱,据说是学校报请上级教育局同意,用几个名字领甲等助学金报销了我的医药费。这件事我终生铭记在心,没有共产党,没有孙校长和县委书记的关怀,没有医务人员的努力,也许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我的爱人张锦裳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班主任薛番琛老师很喜欢她。我住院期间,薛老师常要她来看我。她有时还带几个包子给我吃,我很感动。我学习好,她很佩服。我家穷,没有什么衣服,一身衣服穿好多天,也没得替换。她同情我,有时接济我一两块钱用。出了院,我觉得她真好,就想同她谈对象,她没同意,也没拒绝。高三时的一天,她说:“人是会变的,你今天对我好,今后未必。”我说:“不会……”
快高中毕业了,要填报高考志愿,我对班主任说,我报北大数学力学系、南京大学天文系、哈尔滨工业大学数学力学系。薛老师却说:“建议你第一志愿填报清华大学,学工科有些体力劳动,你体质弱,这对你有好处。”结果,我第一志愿报了清华大学。当时张锦裳和另一个同学张淑文说:“没办法,他这人太倔,随他去。”
真是不幸,在高考的节骨眼上,我却发起烧来,考数学时高烧39.7度,学校请医生给我打了安乃近退烧。监考老师很关心,看到我做完题正在检查,就说:“你都做对了,交卷吧,回去休息。”考物理和化学时我也发高烧,都是靠医生打针才坚持下来的。现在想起来,当时怎么就那么倒霉呢?
1959年8月上旬,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了。我听说后,从家里跑了四公里到石口乡政府去领。心里高兴,一路唱一路跑到家,后来又赶到县城告诉了张锦裳。她也很高兴,不过有些担心。为了使她放心,我说:“我们结婚吧!”她点点头,同意了。没过几天,她妹妹送她到我家,吃了一桌饭,用的是旧床、旧被,我们就这样结合了。
清华大学是考上了,愁的是到北京去的路费。我找到村里,了解到我家秋季可以分得24元钱,要求提前给18元。村长说要向乡长汇报。我找到乡长,提了这个要求。他想了一下说:“不行,你没钱可以不读呗。”当时我几乎气炸了,但没做声,回到家里默默地流泪。后来张锦裳的大哥给了20元、细叔给了18元、高家姐夫给了8元,总共46元,准备从鄱阳坐轮船到南昌,再乘火车上北京。
出发前,我同张锦裳到学校去辞行,在校门口遇到杨辉副校长。他说:“你来得正好,你为学校争了光。你家困难,上饶专区教育局给学校50元钱做困难学生的路费,决定给你20元。”我高兴极了,天下竟有这样的好事!去会计那里领了钱,又去教务处领了毕业证书。发毕业证书的老师说:“真是人不可貌相,你土里巴叽的还能考上清华大学,看不出来。”我笑了笑,想到还有那20元钱,点了点头出去了。
退后的心态
《诗经》里有这么一句诗,“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我理解说的是,作为政治人物都有开头,有个好结局不容易。新老交替是自然现象。早退晚退都要退,这把年纪了,晚下不如早下。退下来,对党、对国家有好处,对家庭、对自己也有好处。一个人上进不容易,但退下来并很快淡化,也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
我在最后一次中纪委常委会上对大家说,我退下来后,拥护党中央,支持中纪委,安度晚年,保持晚节。然后马上说:“散会!”我当年离开武汉、江西、山东的时候,也只讲了很短的几句话。
人生是一个过程,有上坡、有高峰,但最终都要落幕,这是规律。唐朝诗人刘禹锡有两首很有名的看花诗,写的都是宦海沉浮。前一首《戏赠看花诸君子》,牢骚满腹;后一首《再游玄都观》,春风得意。我认为金人元好问对这两首诗的理解最深刻,他也写了一首诗:“乱后玄都失故基,看花诗在只堪悲。刘郎也是人间客,枉向东风怨菟葵。”意思是说你刘禹锡在历史长河中也是一个匆匆过客,对世事沧桑何必如此抱怨,如此感叹呢?
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我认为有几条很重要:一是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包括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也包括干部的任期制、退休制等。二是要有个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其中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同志,保证我们国家沿着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开拓前进。三是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有本事的多得很,要创造人才辈出的条件,使各类人才脱颖而出,不断涌现,使有治党、治国本领的优秀人才实现抱负,报效国家。
我喜欢读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书都读,我认为书要越读越薄。比如说,心理学有两点给我印象很深:一是所有人共同的弱点,就是很难约束自己;二是需要引发动机,动机决定行为。经济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是供求关系,二是纳什均衡(即博弈)。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我理解有三点:一是零的辩证法,有多少数比零大就有多少数比零小;二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自己;三是人们在征服自然的同时,往往也会遭到自然的无情报复。年轻人更要多读书,特别要认真研读革命导师和领袖们的著作,多思考,多讨论,相互启发,共同进步。金子能闪光,尖端能放电。杨巨源有一首诗《城东早春》说:“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希望年轻人多做工作,多做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就是“看花人”,为你们鼓鼓掌。
(2007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