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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在“关于选修课程的设计与教学”中明确要求：“高中语文选修课程是在必修课程基础上的拓展与提高，有的侧重于实际应用，有的着眼于鉴赏陶冶，有的旨在引导探索研究。”但从教学现状来看，许多教师关于选修课程的设计与教学其实是对必修课程的重复，比如作为文言读本的《〈史记〉选读》，要求学生反复诵读文本，归纳重点文言词，进行文本大意的疏通。即使有一些鉴赏陶冶，也终会止步于“引导探索研究”，未能真正实现课标所要求的“拓展与提高”。
本文结合笔者教学的心得研究，以《〈史记〉选读》第三专题中《高祖本纪》的教学为例，来谈一谈选修课的引导探究之道。
《〈史记〉选读》第三专题的名称是“不虚美，不隐恶——《史记》的史家传统”。编者在“专题教学说明”中提出的第一个专题教学目标就是“认识《史记》是司马迁对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三千余年历史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体会“司马迁作为一个伟大史学家的卓越品质和无私精神”。所以在本专题中，我们应该通过分析《高祖本纪》，对史家的这一传统进行探究。
一、从面到点抓切入
选修课本上的《高祖本纪》虽是节选，但在教材中的篇幅也有十页之多，在授课时不可能面面俱到、细细讲解，这时必须抓住一个点进行切入。结合本专题的核心“不虚美，不隐恶——《史记》的史家传统”，分析刘邦这个人物形象的特点自然是最佳的切入点了。
《史记》研究专家张大可先生称刘邦为“雄主”，将他与楚庄王、齐威王、赵武灵王、秦孝公、秦始皇、汉高祖并列。尤其对《淮阴侯列传》中“汉王夺韩信军”一段作了如下评点：“其举动带有冒险性，而胆气足以震慑臣下之心，刘邦亦雄主也。”
那么在司马迁专门为这位“雄主”所作的传中，刘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在这则本纪中，司马迁既写了汉高祖“美”的一面，也写了他“恶”的一面。
“美”的一面，如：抱负远大，豁达大度；善于纳谏，知错必改；审时度势，能屈能伸；知人善用；有人情味。“恶”的一面，如：不事生产，好酒及色，流氓无赖，言行粗鄙。
分析出刘邦的性格特征，可以引导学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刘邦是一代开国君主，司马迁又生活在汉代，他为何不仅仅写刘邦的“美”，又如何有胆量来写刘邦的“恶”呢？
这时可以很自然地联系到作者描写人物的特点：有美有恶，对美不虚夸，对恶不隐讳。“不虚美，不隐恶”是《史记》体现出的史家传统，是古代良史实录精神的重要内涵。
二、从内到外探内涵
点出史家传统对于学生来说还仅仅在于了解了一个概念，对于文本阅读来说仅达到了表层。到底这一传统有着怎样的内涵呢？这时可以带领学生进一步探索。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写道：“然自刘向、杨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在班固以前，刘向、杨雄、班彪等人已经认识到了《史记》“实录”的特点，班固把他们的认识加以总结，肯定了《史记》实录特征和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文直事核，要求“史家作史有据，要全面地占有材料，承认客观事实的存在，全面而系统地直书史书，不做任何曲笔或漏略”。对于史实，司马迁都作了细致的调查和取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疑者阙焉”——凡有弄不清的问题就让它空着。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写了孔子“受业身通”的七十七个弟子，明确介绍了在文献中流传的年龄、姓名以及受业情况的三十五人：“余以弟子名姓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
“不虚美，不隐恶”，是在文直事核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除了以严谨的态度记述，准确地反映事实，善恶必书，要“自觉地表明对史事人物的褒贬爱恨，而且要做到恰如其分”。
所以在《高祖本纪》中，司马迁既写出刘邦的雄才大略，肯定其统一天下的功绩，也写他好酒好色，奸诈圆滑的市井无赖嘴脸，更写他背信弃义、冷酷自私的本质。在《萧相国世家》中就发出了“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感叹。
三国魏明帝与当时著名的儒家学者王肃谈《史记》时，认为司马迁是因为遭受了刑罚的缘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王肃则反驳说：“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杨雄服其善序事理，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已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由此可知，王肃认为汉武帝是因《史记》直书而迁怒司马迁，这也正说明了《史记》实录的性质。
要做到实录，不仅要求史家要有根有据，全面系统地直书史书，而且要求史家有求是存真的高尚史德。这不仅需要唐代刘知几所说的一个历史家所应具备的“史学”“史才”“史识”，而且需要胆量和气魄。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的晚年，那正是一个酷吏横行、残酷迫害、罗织罪名、严刑苛法的时代，司马迁能够不顾忌当朝统治者的喜怒而秉笔直书，对西汉开国之君刘邦的记述做到“不虚美，不隐恶”，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北师大韩兆琦教授对此作了高度评价：“一个人有先进卓越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而一个人能够把这些思想如实地表达出来就更为难能可贵，而《史记》就恰好正是突出地表现了司马迁勇敢无畏的批判精神和‘不虚美，不隐恶’的求实态度。”
三、从本到源明发展
对史家传统内涵的把握不仅仅要停留在静态的层面上，还应引导学生进一步去探究这一传统的源头，了解它的发展情况。先秦时代的史传中已有这种史家传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录了这样一段文字：
（齐）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齐太史和他的弟弟，哪怕牺牲生命也要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念，坚持真理、秉笔直书，司马迁正是继承了良史的这种精神，发扬了“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传统。
但司马迁的成就比前代良史更进一步。《春秋》微言大义，晋国太史董狐直书叛臣弑君主恶行，但他的记事原则是不隐晦事实真相，评价事实的标准是当时被普遍认可的礼（宗法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虽然弑君者是赵穿，但董狐认为赵盾作为晋国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应对晋灵公之死承担责任，所以董狐写下“赵盾弑其君”，并让朝中大臣都知道。《左传》中记录齐太史和他的弟弟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也要在史册上记下：“崔杼弑其君”，却对齐庄公的所作所为作了讳饰。这些史家都是据“礼”直书。
而司马迁以一个史家非凡的胆气和高远的见识，无论在写人还是叙事上，始终坚持爱不溢美，恶不毁功的实录原则，不管帝王将相、圣人贤者，也不管酷吏佞幸、游侠策士，是其功，坚决写出；非其罪，决不无故添加。他敢于正视现实，不为感情所左右，对于政治、经济、官僚、文化、战争等诸多方面，真正做到了“不虚美，不隐恶”，如实地写出历史的真相，“创造了崭新的直笔境界，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四、从文到史析影响
追溯了《史记》“不虚美，不隐恶”这一史家传统的根源，并了解了它在史学上的进步，可以说对这一传统有了一个纵深的探究。那么本课的探究是否可以到此为止呢？笔者想到了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以人物为中心的写人文学。于是笔者又带领学生从横向进行探究：从高祖刘邦这一形象中了解到的《史记》这一传统，对后世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描写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据韩兆琦教授研究：“要追溯我国写人文学，甚至明确说到中国小说戏剧的始祖，就不能不首推《史记》了。”文学评论家吴组湘先生在研究我国古代小说时，就特别谈到“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传统对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对人物描写的作用。吴组湘先生在《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一文中写道：
“史传文学作品如《左传》《史记》等采取‘实录’的态度写人物，写得真实丰满、有血有肉。我国古典小说中真正地吸收史传文学写人艺术经验的第一部作品，是文人参与创作的《水浒传》。……认为《水浒传》笔法好，首先表现在它如‘明镜照物，妍媸毕露’的高明的写人艺术上。这就使中国小说的人物描写大大推进一步。”明人李开先更是将两者紧密相连：“《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
比如《水浒传》中的宋江，温柔敦厚、敬爱亲友，扶困济弱、仗义疏财。但同时，他题诗明志、聚众反叛，又暗交江湖大盗、虚伪狡诈。又如鲁智深，相貌凶恶却颇懂礼数，自由随性却重情仗义，生性豪放却又粗中有细。
吴祖湘先生还认为：“从《水浒传》开始，而后才有《儒林外史》《红楼梦》。”比如《红楼梦》中的主角：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他们四人无疑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但作者在赞美他们时，并不讳饰他们身上的缺点。贾宝玉的反抗有其软弱性，身上有浓重的贵公子哥的生活习气；林黛玉有才气，却清高、孤傲、多愁善感；薛宝钗温柔敦厚、善解人意而又世故圆滑；王熙凤能干好胜、有魄力，又逞能要强、弄权害人，还有阴谋暗害、刻毒险恶的一面。
鲁迅先生就特别赞赏《红楼梦》：“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却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与写法都打破了。”
以《高祖本纪》为例，笔者对新课标下的选修课程作了一些思考与实践，由面到点、由内而外、由本到源、由文到史，从纵向和横向对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传统进行了探究，既注意到学生现有的接受能力，又扩大了学生的知识结构。在这一过程中，笔者深深感到，如果每一专题都能真正做到引导探究，必能实现课标所提出的“拓展与提高”这一要求。
[作者通联：南京市第十二中学]
本文结合笔者教学的心得研究，以《〈史记〉选读》第三专题中《高祖本纪》的教学为例，来谈一谈选修课的引导探究之道。
《〈史记〉选读》第三专题的名称是“不虚美，不隐恶——《史记》的史家传统”。编者在“专题教学说明”中提出的第一个专题教学目标就是“认识《史记》是司马迁对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三千余年历史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体会“司马迁作为一个伟大史学家的卓越品质和无私精神”。所以在本专题中，我们应该通过分析《高祖本纪》，对史家的这一传统进行探究。
一、从面到点抓切入
选修课本上的《高祖本纪》虽是节选，但在教材中的篇幅也有十页之多，在授课时不可能面面俱到、细细讲解，这时必须抓住一个点进行切入。结合本专题的核心“不虚美，不隐恶——《史记》的史家传统”，分析刘邦这个人物形象的特点自然是最佳的切入点了。
《史记》研究专家张大可先生称刘邦为“雄主”，将他与楚庄王、齐威王、赵武灵王、秦孝公、秦始皇、汉高祖并列。尤其对《淮阴侯列传》中“汉王夺韩信军”一段作了如下评点：“其举动带有冒险性，而胆气足以震慑臣下之心，刘邦亦雄主也。”
那么在司马迁专门为这位“雄主”所作的传中，刘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在这则本纪中，司马迁既写了汉高祖“美”的一面，也写了他“恶”的一面。
“美”的一面，如：抱负远大，豁达大度；善于纳谏，知错必改；审时度势，能屈能伸；知人善用；有人情味。“恶”的一面，如：不事生产，好酒及色，流氓无赖，言行粗鄙。
分析出刘邦的性格特征，可以引导学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刘邦是一代开国君主，司马迁又生活在汉代，他为何不仅仅写刘邦的“美”，又如何有胆量来写刘邦的“恶”呢？
这时可以很自然地联系到作者描写人物的特点：有美有恶，对美不虚夸，对恶不隐讳。“不虚美，不隐恶”是《史记》体现出的史家传统，是古代良史实录精神的重要内涵。
二、从内到外探内涵
点出史家传统对于学生来说还仅仅在于了解了一个概念，对于文本阅读来说仅达到了表层。到底这一传统有着怎样的内涵呢？这时可以带领学生进一步探索。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写道：“然自刘向、杨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在班固以前，刘向、杨雄、班彪等人已经认识到了《史记》“实录”的特点，班固把他们的认识加以总结，肯定了《史记》实录特征和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文直事核，要求“史家作史有据，要全面地占有材料，承认客观事实的存在，全面而系统地直书史书，不做任何曲笔或漏略”。对于史实，司马迁都作了细致的调查和取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疑者阙焉”——凡有弄不清的问题就让它空着。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写了孔子“受业身通”的七十七个弟子，明确介绍了在文献中流传的年龄、姓名以及受业情况的三十五人：“余以弟子名姓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
“不虚美，不隐恶”，是在文直事核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除了以严谨的态度记述，准确地反映事实，善恶必书，要“自觉地表明对史事人物的褒贬爱恨，而且要做到恰如其分”。
所以在《高祖本纪》中，司马迁既写出刘邦的雄才大略，肯定其统一天下的功绩，也写他好酒好色，奸诈圆滑的市井无赖嘴脸，更写他背信弃义、冷酷自私的本质。在《萧相国世家》中就发出了“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感叹。
三国魏明帝与当时著名的儒家学者王肃谈《史记》时，认为司马迁是因为遭受了刑罚的缘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王肃则反驳说：“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杨雄服其善序事理，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已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由此可知，王肃认为汉武帝是因《史记》直书而迁怒司马迁，这也正说明了《史记》实录的性质。
要做到实录，不仅要求史家要有根有据，全面系统地直书史书，而且要求史家有求是存真的高尚史德。这不仅需要唐代刘知几所说的一个历史家所应具备的“史学”“史才”“史识”，而且需要胆量和气魄。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的晚年，那正是一个酷吏横行、残酷迫害、罗织罪名、严刑苛法的时代，司马迁能够不顾忌当朝统治者的喜怒而秉笔直书，对西汉开国之君刘邦的记述做到“不虚美，不隐恶”，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北师大韩兆琦教授对此作了高度评价：“一个人有先进卓越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而一个人能够把这些思想如实地表达出来就更为难能可贵，而《史记》就恰好正是突出地表现了司马迁勇敢无畏的批判精神和‘不虚美，不隐恶’的求实态度。”
三、从本到源明发展
对史家传统内涵的把握不仅仅要停留在静态的层面上，还应引导学生进一步去探究这一传统的源头，了解它的发展情况。先秦时代的史传中已有这种史家传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录了这样一段文字：
（齐）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齐太史和他的弟弟，哪怕牺牲生命也要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念，坚持真理、秉笔直书，司马迁正是继承了良史的这种精神，发扬了“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传统。
但司马迁的成就比前代良史更进一步。《春秋》微言大义，晋国太史董狐直书叛臣弑君主恶行，但他的记事原则是不隐晦事实真相，评价事实的标准是当时被普遍认可的礼（宗法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虽然弑君者是赵穿，但董狐认为赵盾作为晋国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应对晋灵公之死承担责任，所以董狐写下“赵盾弑其君”，并让朝中大臣都知道。《左传》中记录齐太史和他的弟弟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也要在史册上记下：“崔杼弑其君”，却对齐庄公的所作所为作了讳饰。这些史家都是据“礼”直书。
而司马迁以一个史家非凡的胆气和高远的见识，无论在写人还是叙事上，始终坚持爱不溢美，恶不毁功的实录原则，不管帝王将相、圣人贤者，也不管酷吏佞幸、游侠策士，是其功，坚决写出；非其罪，决不无故添加。他敢于正视现实，不为感情所左右，对于政治、经济、官僚、文化、战争等诸多方面，真正做到了“不虚美，不隐恶”，如实地写出历史的真相，“创造了崭新的直笔境界，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四、从文到史析影响
追溯了《史记》“不虚美，不隐恶”这一史家传统的根源，并了解了它在史学上的进步，可以说对这一传统有了一个纵深的探究。那么本课的探究是否可以到此为止呢？笔者想到了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以人物为中心的写人文学。于是笔者又带领学生从横向进行探究：从高祖刘邦这一形象中了解到的《史记》这一传统，对后世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描写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据韩兆琦教授研究：“要追溯我国写人文学，甚至明确说到中国小说戏剧的始祖，就不能不首推《史记》了。”文学评论家吴组湘先生在研究我国古代小说时，就特别谈到“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传统对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对人物描写的作用。吴组湘先生在《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一文中写道：
“史传文学作品如《左传》《史记》等采取‘实录’的态度写人物，写得真实丰满、有血有肉。我国古典小说中真正地吸收史传文学写人艺术经验的第一部作品，是文人参与创作的《水浒传》。……认为《水浒传》笔法好，首先表现在它如‘明镜照物，妍媸毕露’的高明的写人艺术上。这就使中国小说的人物描写大大推进一步。”明人李开先更是将两者紧密相连：“《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
比如《水浒传》中的宋江，温柔敦厚、敬爱亲友，扶困济弱、仗义疏财。但同时，他题诗明志、聚众反叛，又暗交江湖大盗、虚伪狡诈。又如鲁智深，相貌凶恶却颇懂礼数，自由随性却重情仗义，生性豪放却又粗中有细。
吴祖湘先生还认为：“从《水浒传》开始，而后才有《儒林外史》《红楼梦》。”比如《红楼梦》中的主角：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他们四人无疑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但作者在赞美他们时，并不讳饰他们身上的缺点。贾宝玉的反抗有其软弱性，身上有浓重的贵公子哥的生活习气；林黛玉有才气，却清高、孤傲、多愁善感；薛宝钗温柔敦厚、善解人意而又世故圆滑；王熙凤能干好胜、有魄力，又逞能要强、弄权害人，还有阴谋暗害、刻毒险恶的一面。
鲁迅先生就特别赞赏《红楼梦》：“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却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与写法都打破了。”
以《高祖本纪》为例，笔者对新课标下的选修课程作了一些思考与实践，由面到点、由内而外、由本到源、由文到史，从纵向和横向对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传统进行了探究，既注意到学生现有的接受能力，又扩大了学生的知识结构。在这一过程中，笔者深深感到，如果每一专题都能真正做到引导探究，必能实现课标所提出的“拓展与提高”这一要求。
[作者通联：南京市第十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