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籍贯是春秋小国卫国，叫卫鞅。但他不是一般的卫国人，商鞅成为法家代表人物，絕非偶然。他从小就对法律专业特别有兴趣，那个时代叫刑名之学。后来做了魏国丞相公叔痤的家臣。魏国是战国七雄之一。公孙痤有一双识人慧眼，他病倒不起的时候，魏惠王来探望他，问道：“您的病这样严重，万一不测，国家应托付给谁呢？”
　　公叔痤：“臣有一个家臣叫公孙鞅，年龄不大，才能非凡，真的是国家栋梁，希望大王将整个国家托付给他管理。”
　　魏王干笑几声，心想一个小小家臣哪里会有这么大的本事？公叔痤见魏王不以为然，连忙让左右退下，和魏王单独谈话：“大王如果不用公孙鞅，那就一定杀掉他，千万不能让他出境，他到了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就一定会成为魏国的劲敌。”
　　魏王答应一声便离去了。
　　公叔痤又连忙召来商鞅，对他说：“今天大王问我谁可以继承我的相位，我推荐了你，但大王不以为然。作为臣子，要首先考虑大王的利益，因此对大王说，您如果不用公孙鞅，就应该赶紧杀掉他，否者他出境去了其他国家，一定成为魏国的心腹之患。大王已经答应了我。我不忍心看你被杀，赶紧逃命去吧！”
　　不料商鞅不慌不忙地说：“主人不必为我担忧。大王不能采纳您的意见使用我，又怎能采纳您的意见杀掉我？”
　　魏王果然对左右说：“公叔痤真是荒唐，竟然让我将国家托付给他的一个家臣！”
　　不久公叔痤去世，恰好这时秦孝公为了秦国的扩张，满天下招揽人才，他立刻去了秦国。到了秦国，商鞅走秦孝公宠臣景监的后门，见到秦孝公。商鞅头两次见孝公，先是一步步地试探。第一次谈王道，尧舜禹三代大圣人的治国之道，主张以德治国，是儒家的政治理想，孝公听得直打瞌睡。第二次谈霸道，春秋霸主用武力威行天下，以力服人那一套，孝公听着有点意思了。但还没有下决心起用商鞅。第三次商鞅就大谈强国之术，这已经是不择手段地推行强权政治，搞军国主义，吞并天下。孝公这回听得如醉如痴，二人相对而坐，促膝而谈。
　　得到秦孝公的赏识，商鞅登上了秦国的政治舞台。他一上来就劝孝公赶紧变法。孝公开始有些疑虑，怕变法一意孤行，遭到天下人非议。商鞅立刻慷慨激昂地指出：“您要懂得这个道理，高人做事，肯定要遭人非议。”
　　商鞅由此提出了中国古代政治学非常著名的一个原理：“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
　　今天看来，这个思想暴露了法家绝对地反民主，完全剥夺了老百姓的政治权利，但在当时，民主自然无从谈起，从政治策略、行政效率的角度看，好像也不是全无道理，儒家的孔夫子不是也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吗！
　　秦孝公封商鞅为左庶长，主持变法。
　　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商鞅变法，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商鞅变法前后搞了两轮，主要的改革措施有七条：
　　第一，撤镇设县，中央集权
　　这是商鞅的行政改革。他将小乡镇合并为县，设立县一级行政机构，由中央直接委任县级行政长官和军事将领。这个举措把全国的政权、兵权都集中到中央，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就是以商鞅的这个改革为样板。
　　第二，发展农业，打击商业。
　　这是商鞅的经济改革。为了发展农业。商鞅制订了两条重大举措：一是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荒地自由开垦，一律平等地收取赋税。二是鼓励一家一户男耕女织。商鞅这个经济主张意义非同寻常，他实际上开创了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小农自然经济，这个经济模式为两千年的封建政治制度奠定了经济基础。
　　发展农业的同时，就是打击商业。商鞅命令对商人大幅度增收税赋，例如市场酒肉税比成本要高十倍。商人破产的，全家罚为奴隶。
　　商鞅为什么推行发展农业，打击商业的国家发展战略？除了经济的原因外，也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他认为农民一家一户固定在一块土地上，比较好管理，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必然使农民产生封闭、保守、麻木、守土为安的心理，这对社会稳定大有好处。而商人就不同了，他们四处流动做买卖，难于管理；他们信息灵光，思想活跃，是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必须严加控制。
　　第三，奖励军功，打击私斗。
　　这是商鞅的军事改革。有军功者，重重封赏，窝里斗的，严加惩罚。战争中斩得敌人一个首级，赏给爵位一级或委任享受五十石俸禄的官，斩得两个首级，奖励加倍。
　　第四，建立保甲，推行连坐。


　　这是商鞅的社会改革。商鞅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了网络严密的保甲制。这个制度命令百姓或十家为一保，或五家为一保，一保之中必须互相监视乃至互相检举揭发。有人犯法，不告发者处以死刑，告发者升爵一级。藏匿犯法者处死抄家。旅客住宿必须有官方发的凭证，相当于我们前些年的介绍信和今天的身份证。如果收留没有凭证的旅客住宿，旅馆老板就要受到严厉惩罚。
　　第五，轻罪重罚，严刑峻法。
　　这是商鞅的法律改革。商鞅公开主张轻罪重罚，他的理由是所谓“以刑去刑”，原话是这样说的：“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犯重罪的人极少，杀人抢银行搞政变的案件毕竟极少发生，大多数案件都是鸡鸣狗盗的小勾当。如果轻罪也重重惩罚，那么民众连轻罪都不敢犯，就更不敢犯重罪了。这就叫做“以刑去刑”。
　　商鞅甚至主张：“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商君书·开塞》），意思是人在尚未犯法将要犯法时，就应对他加以刑罚。
　　商鞅的这个逻辑显然把民众当做奴隶一样摆布。他的具体设计十分苛刻，十分严酷。例如对盗窃牛马的人判处死刑，在路旁随便扔垃圾要重重责罚，甚至连走路步子迈的太大也要受刑。
　　第六，迁移首都，革除陋习。
　　在商鞅的建议下，秦王把都城迁到咸阳，也就是今天西安的附近。
　　咸阳地处秦国中心，靠近渭河，交通便利，物产丰富，做首都非常合适。秦国地处西部边远地区，有很多陈规陋习，不利于秦国的进步。商鞅坚决革除这些陈规陋习，要求秦人学习中原的先进文明，这也为秦国迈入当时的发达国家行列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七，统一度量衡。
　　这显然也是建立统一国家、发展经济、稳定政治的重大举措。
　　秦始皇吞并六国后统一度量衡，显然是延续了商鞅的改革。
　　十年，成果辉煌，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商鞅变法给予了高度评价：“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商鞅变法把秦国从一个边远地区的充满危机的弱国，一下子变成了超级大国，战国七雄之首，并且终于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只此一点，商鞅变法就可以名垂千古。
　　但是，下期我们谈商鞅变法存在着严重的局限和致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