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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儿童苦难立志投身儿保事业
郭迪1911年出生于广东潮阳县，1927年中学未毕业就报考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并被破格录取，2年后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医预科，1935年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被推荐赴美留学。
当时，儿科学在中国还乏人问津。西医儿科学是在19世纪末才成为独立学科的，我国儿科学起步很晚，20世纪30年代之前几乎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儿科医师，大部分医院也根本不设立儿科，儿科床位十分有限，更不要说开展儿童保健工作了。因经济及卫生水平落后，加上疫病流行，我国儿童发病率和死亡率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许多儿童被疾病夺去了幼小的生命，更有许多儿童因营养不良而骨瘦如柴。目睹我国儿童所受的苦难，郭迪立下志愿，决心用全部精力为儿童的健康成长服务，并立志投身儿童保健事业。他说：“儿科医学应该在我们国家占有一席之地，儿科医学工作者理应成为儿童健康的保护者，在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国，更需要这样的人，这是我当初选择儿科的原因。”
1937年，郭迪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取得儿科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他立即积极参加了上海市红十字救护医院的伤员救护工作和皖寿森难童收容所的儿童保健工作。在私人诊所开业行医时期，郭迪经常减免穷人的医疗费，并为潮州同乡会贫儿教养院中的儿童免费服务，为上海市家庭妇联托儿所的儿童免费诊疗。其间，他还先后在同仁医院，仁济医院和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儿科任职。
开创儿科教育 将医术惠及更多人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和同德医学院三座古老的医学殿堂合并，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郭迪响应号召，毅然放弃私人诊所，加入到上海第二医学院，进行儿科学系的筹建工作。郭迪认为，自己的小诊所虽然也能治病救人，但只有投身新的医学事业，才能将医术惠及更多的人；挣钱多少不过是私利，尽己所能让更多的生命转危为安，才是行医的根本意义。
刚刚加入上海第二医学院，郭迪就接到了一项重任——筹建儿科系。新中国成立之初，医学事业百废待兴，一切都得从零开始。从选择院址、找实习基地，到成立各个教研室，郭迪和同事们四处奔波。1955年，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儿科系正式成立，并于同年开始招收儿科专业的本科生。1958年，新中国上海建立的第一所综合性医院——新华医院建成开院，上海第二医学院儿科系迁至新华医院，郭迪也同时担任新华医院儿科主任。
当时，全国已有4所院校开设了儿科系，教学和临床水平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一直没有一部像样的儿科专业教材。郭迪拿起了笔，参与主编了《系统儿科学》等一系列教材。文革结束后，全国恢复高校招生，但旧教材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为了赶上当时国际上先进的医学理念，20世纪80年代，郭迪在10年内主编儿科医学书籍6本：《小儿内科学》《儿科症状鉴别诊断》《儿科手册》《儿科基础与临床》《基础儿科学》《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儿科学》，总字数达600万。著名儿科教授许积德曾经参与教材的编写，他说：“郭迪对书籍的编写要求非常严格，精益求精，总是逐字逐句修改书稿，把当时的全部精力都花在这方面。这些书的出版，不仅解决了当时的教材需要，同时也为临床医生提供了工具书，真可谓‘旱灾后的及时雨’。”
成立儿童保健科，研究儿童发育行为
“文革”结束后，儿科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但当时的教学模式容易造成偏重治疗，忽视预防、保健的趋势。在郭迪的努力下，1977年，新华医院在国内综合医院中率先成立了儿童保健科，率领同事积极开展儿童生长发育的保健工作。与此同时，儿童保健教研室成立，并开始招收儿童保健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儿童保健的高级人才。经过30多年的发展，如今新华医院的儿童保健学科已经发展为全国儿保的“领头羊”。
对于儿童保健的研究，郭迪的眼光是超前的。20世纪70年代，当儿科的医疗模式还是以生物学观点为主流的时候，郭迪就率先将研究从生理拓展到心理、社会等层面：当人们只关心孩子吃得好不好，长得高不高的时候，郭迪已将眼光落在了儿童的发育行为上，研究孩子说得好不好学得好不好脾气好不好。郭迪始终倡导这样的理念：随着儿童身体的生长，其运动，认知、语言，社交等心理，行为能力的发展，也是衡量儿童健康与否的关键因素。正是秉承这样的理念，郭迪始终坚持将国外先进成果与我国国情相结合，带领他的同事和学生们完成了新中国儿科史上一系列载入史册的研究。
1986年至1990年，为了监测儿童的发育情况，郭迪率先在国内完成了儿童生长发育保健卡的研制。在国外量表仅有体重、身长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体格和心理两个方面。为此，他组织东南沿海地区的医学院校附属医院，对8 000多名0～6岁健康儿童进行体格及社会心理发育的调查，并根据实际调查资料，绘制了儿童生长发育保健卡。
20世纪80年代，郭迪以医学家的敏锐眼光预见到新兴工业带来的铅污染对儿童健康的危害，他指导博士生在国内首次进行了儿童铅中毒系列研究。研究证实，当时包括上海在内的很多城市铅污染情况严重，不少儿童的血铅水平较高甚至出现铅中毒。本着医生的高度责任感，郭迪带着弟子四处呼吁：为了下一代，必须改善环境!他的学生沈晓明教授所开展的有关铅中毒的系列研究结果，为后来无铅汽油的推广使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世纪90年代后，无铅汽油在我国广泛使用后，他们又做了追踪研究，结果显示儿童血铅水平明显下降，铅中毒比例明显降低。
除此之外，郭迪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组织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进行儿童锌营养的研究，开展儿童智力测试，对儿童行为问题如多动症、学习障碍等进行诊断治疗……他指导的课题研究在当时均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很多成果至今仍被广泛应用。
严师慈医。用心医治患儿
生活中，郭迪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在儿女们心目中，他是要求严格、从不多言的父亲，在学生们眼中，他更是学术严谨、容不得一丝马虎的老师。但只要一见到孩子，郭迪脸上总会露出慈祥的笑容。
郭迪在给孩子们看病时，总是想方设法先驱赶他们的紧张情绪，然后再看病；听诊前总是先用手捂热听诊器；检查完一定会记得帮孩子把衣服穿好；查房时碰到孩子尿湿了，还经常亲自给孩子换尿布……
郭迪行医，不仅看病，更看人。他认为，做医生应当尊重患者、尊重生命，应该处处为病人着想。他说：“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往往是最脆弱。最敏感的时候，难免会有种种顾虑和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医生的态度就会对病人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医生态度和蔼可亲，病人就会从心里感激；如果医生态度冷漠，病人就会觉得不被尊重。所以，医生要善待病人，对病人要有同情心，这种同情不是用眼泪，而是用心血。”对儿科医生而 言，更是如此。给孩子看病，往往需要医生付出更多的时间和耐心，去用心倾听孩子的声音，去仔细观察孩子的异样。郭迪经常提醒年轻医生，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孩子，治疗方法或用药剂量要因人而异，但“用心血去对待”是共同的要求。
在郭迪看来，做儿科医生是最幸福的。因为每当看到一个个孩子摆脱病痛，蹦蹦跳跳站在自己面前时，就会有一种莫大的快乐和希望。
事事想得开。换来健康与长寿
2003年之前，郭迪每周都去医院看门诊。今年，他快100岁了，依然身体健朗、思维敏捷，不仅生活自理，还每天读书看报，一如既往地关注着儿科学的发展，关心着学生和后辈医生的进步。
女儿郭薇说，父亲年轻时特别忙，每天总是在写字台前伏案工作到深夜。近十几年来，父亲的生活起居变得很有规律，每天早晨6点多起床，晚饭后天天看新闻节目，了解国家大事，晚上8点休息。白天自己收拾收拾房间，看看报纸、杂志，还喜欢看体育节目。郭迪兴趣也十分广泛，到现在，在美国的一位研究生还特地为他邮寄英文版《国家地理杂志》，每期看完后还把杂志送给许积德教授，推荐他一同消遣娱乐。饮食上，他注重营养，主张少量多餐。郭迪每餐只吃七八成饱，甚至五成饱，早饭一般是牛奶、面包、鸡蛋、咖啡。午饭、晚饭都比较简单、清淡。他饭后常常泡杯茶，边喝边看书。饿了马上吃些小点心，如糕点、巧克力。朋友、弟子上门，他还会为他们冲上一杯咖啡，老人家还风趣幽默地说：“喝咖啡，不会生肝癌。”他很少服用保健品，偶尔吃也都是别人送的，为了不浪费才吃。
总结郭迪健康长寿的秘诀，儿女和学生们都认为，郭迪没有什么特别的养生之道，心态好、不发火、事事想得开是关键，他有一颗对事业永远追求的心、对他人充满慈爱的心、对名利始终保持一颗淡泊的心。
郭迪为人正直，淡泊名利。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医院开始设立专家门诊，一方面满足一部分人的特殊要求，同时也可以让专家的生活得到些许改善，但郭迪却坚持看普通门诊。他希望以此倡导对所有病人一视同仁，提供同样优质服务的理念。洋奶粉初入中国时，就有经销商希望利用郭迪在儿童保健领域的影响来打开市场。面对金钱，郭迪非但毫不动心，反而四处奔走疾呼，提倡母乳喂养，并亲自安排组织出版了一本母乳喂养的宣传画册。
郭迪以锐气藏于胸，和气浮于面，才气见于事，义气施于人为行为准则，从不与人争什么。对于大家都很看重的职务、职称、荣誉、住房，待遇等，他却看得很淡，从不计较，经常把机会让给别人。
郭迪生活简朴，但为他人、为社会却出手大方，非常慷慨。2003年新疆喀什地震，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他都大额捐款。2005年，他率领子女向新华医院捐赠了10万元人民币，作为“儿科人才培养基金”，用于资助优秀青年儿科医生出国培训。在给医院领导的信中，郭迪写道：“区区人民币10万元，成不了大事，谨作为我们对医学事业，儿童保健事业的敬意。我们恭请医院领导平平淡淡地接受我们的一点心意，平平淡淡地使用这笔微不足道的款。不要张扬，唯求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培养医学人才的途径上。”
郭迪1911年出生于广东潮阳县，1927年中学未毕业就报考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并被破格录取，2年后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医预科，1935年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被推荐赴美留学。
当时，儿科学在中国还乏人问津。西医儿科学是在19世纪末才成为独立学科的，我国儿科学起步很晚，20世纪30年代之前几乎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儿科医师，大部分医院也根本不设立儿科，儿科床位十分有限，更不要说开展儿童保健工作了。因经济及卫生水平落后，加上疫病流行，我国儿童发病率和死亡率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许多儿童被疾病夺去了幼小的生命，更有许多儿童因营养不良而骨瘦如柴。目睹我国儿童所受的苦难，郭迪立下志愿，决心用全部精力为儿童的健康成长服务，并立志投身儿童保健事业。他说：“儿科医学应该在我们国家占有一席之地，儿科医学工作者理应成为儿童健康的保护者，在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国，更需要这样的人，这是我当初选择儿科的原因。”
1937年，郭迪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取得儿科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他立即积极参加了上海市红十字救护医院的伤员救护工作和皖寿森难童收容所的儿童保健工作。在私人诊所开业行医时期，郭迪经常减免穷人的医疗费，并为潮州同乡会贫儿教养院中的儿童免费服务，为上海市家庭妇联托儿所的儿童免费诊疗。其间，他还先后在同仁医院，仁济医院和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儿科任职。
开创儿科教育 将医术惠及更多人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和同德医学院三座古老的医学殿堂合并，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郭迪响应号召，毅然放弃私人诊所，加入到上海第二医学院，进行儿科学系的筹建工作。郭迪认为，自己的小诊所虽然也能治病救人，但只有投身新的医学事业，才能将医术惠及更多的人；挣钱多少不过是私利，尽己所能让更多的生命转危为安，才是行医的根本意义。
刚刚加入上海第二医学院，郭迪就接到了一项重任——筹建儿科系。新中国成立之初，医学事业百废待兴，一切都得从零开始。从选择院址、找实习基地，到成立各个教研室，郭迪和同事们四处奔波。1955年，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儿科系正式成立，并于同年开始招收儿科专业的本科生。1958年，新中国上海建立的第一所综合性医院——新华医院建成开院，上海第二医学院儿科系迁至新华医院，郭迪也同时担任新华医院儿科主任。
当时，全国已有4所院校开设了儿科系，教学和临床水平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一直没有一部像样的儿科专业教材。郭迪拿起了笔，参与主编了《系统儿科学》等一系列教材。文革结束后，全国恢复高校招生，但旧教材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为了赶上当时国际上先进的医学理念，20世纪80年代，郭迪在10年内主编儿科医学书籍6本：《小儿内科学》《儿科症状鉴别诊断》《儿科手册》《儿科基础与临床》《基础儿科学》《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儿科学》，总字数达600万。著名儿科教授许积德曾经参与教材的编写，他说：“郭迪对书籍的编写要求非常严格，精益求精，总是逐字逐句修改书稿，把当时的全部精力都花在这方面。这些书的出版，不仅解决了当时的教材需要，同时也为临床医生提供了工具书，真可谓‘旱灾后的及时雨’。”
成立儿童保健科，研究儿童发育行为
“文革”结束后，儿科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但当时的教学模式容易造成偏重治疗，忽视预防、保健的趋势。在郭迪的努力下，1977年，新华医院在国内综合医院中率先成立了儿童保健科，率领同事积极开展儿童生长发育的保健工作。与此同时，儿童保健教研室成立，并开始招收儿童保健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儿童保健的高级人才。经过30多年的发展，如今新华医院的儿童保健学科已经发展为全国儿保的“领头羊”。
对于儿童保健的研究，郭迪的眼光是超前的。20世纪70年代，当儿科的医疗模式还是以生物学观点为主流的时候，郭迪就率先将研究从生理拓展到心理、社会等层面：当人们只关心孩子吃得好不好，长得高不高的时候，郭迪已将眼光落在了儿童的发育行为上，研究孩子说得好不好学得好不好脾气好不好。郭迪始终倡导这样的理念：随着儿童身体的生长，其运动，认知、语言，社交等心理，行为能力的发展，也是衡量儿童健康与否的关键因素。正是秉承这样的理念，郭迪始终坚持将国外先进成果与我国国情相结合，带领他的同事和学生们完成了新中国儿科史上一系列载入史册的研究。
1986年至1990年，为了监测儿童的发育情况，郭迪率先在国内完成了儿童生长发育保健卡的研制。在国外量表仅有体重、身长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体格和心理两个方面。为此，他组织东南沿海地区的医学院校附属医院，对8 000多名0～6岁健康儿童进行体格及社会心理发育的调查，并根据实际调查资料，绘制了儿童生长发育保健卡。
20世纪80年代，郭迪以医学家的敏锐眼光预见到新兴工业带来的铅污染对儿童健康的危害，他指导博士生在国内首次进行了儿童铅中毒系列研究。研究证实，当时包括上海在内的很多城市铅污染情况严重，不少儿童的血铅水平较高甚至出现铅中毒。本着医生的高度责任感，郭迪带着弟子四处呼吁：为了下一代，必须改善环境!他的学生沈晓明教授所开展的有关铅中毒的系列研究结果，为后来无铅汽油的推广使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世纪90年代后，无铅汽油在我国广泛使用后，他们又做了追踪研究，结果显示儿童血铅水平明显下降，铅中毒比例明显降低。
除此之外，郭迪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组织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进行儿童锌营养的研究，开展儿童智力测试，对儿童行为问题如多动症、学习障碍等进行诊断治疗……他指导的课题研究在当时均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很多成果至今仍被广泛应用。
严师慈医。用心医治患儿
生活中，郭迪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在儿女们心目中，他是要求严格、从不多言的父亲，在学生们眼中，他更是学术严谨、容不得一丝马虎的老师。但只要一见到孩子，郭迪脸上总会露出慈祥的笑容。
郭迪在给孩子们看病时，总是想方设法先驱赶他们的紧张情绪，然后再看病；听诊前总是先用手捂热听诊器；检查完一定会记得帮孩子把衣服穿好；查房时碰到孩子尿湿了，还经常亲自给孩子换尿布……
郭迪行医，不仅看病，更看人。他认为，做医生应当尊重患者、尊重生命，应该处处为病人着想。他说：“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往往是最脆弱。最敏感的时候，难免会有种种顾虑和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医生的态度就会对病人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医生态度和蔼可亲，病人就会从心里感激；如果医生态度冷漠，病人就会觉得不被尊重。所以，医生要善待病人，对病人要有同情心，这种同情不是用眼泪，而是用心血。”对儿科医生而 言，更是如此。给孩子看病，往往需要医生付出更多的时间和耐心，去用心倾听孩子的声音，去仔细观察孩子的异样。郭迪经常提醒年轻医生，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孩子，治疗方法或用药剂量要因人而异，但“用心血去对待”是共同的要求。
在郭迪看来，做儿科医生是最幸福的。因为每当看到一个个孩子摆脱病痛，蹦蹦跳跳站在自己面前时，就会有一种莫大的快乐和希望。
事事想得开。换来健康与长寿
2003年之前，郭迪每周都去医院看门诊。今年，他快100岁了，依然身体健朗、思维敏捷，不仅生活自理，还每天读书看报，一如既往地关注着儿科学的发展，关心着学生和后辈医生的进步。
女儿郭薇说，父亲年轻时特别忙，每天总是在写字台前伏案工作到深夜。近十几年来，父亲的生活起居变得很有规律，每天早晨6点多起床，晚饭后天天看新闻节目，了解国家大事，晚上8点休息。白天自己收拾收拾房间，看看报纸、杂志，还喜欢看体育节目。郭迪兴趣也十分广泛，到现在，在美国的一位研究生还特地为他邮寄英文版《国家地理杂志》，每期看完后还把杂志送给许积德教授，推荐他一同消遣娱乐。饮食上，他注重营养，主张少量多餐。郭迪每餐只吃七八成饱，甚至五成饱，早饭一般是牛奶、面包、鸡蛋、咖啡。午饭、晚饭都比较简单、清淡。他饭后常常泡杯茶，边喝边看书。饿了马上吃些小点心，如糕点、巧克力。朋友、弟子上门，他还会为他们冲上一杯咖啡，老人家还风趣幽默地说：“喝咖啡，不会生肝癌。”他很少服用保健品，偶尔吃也都是别人送的，为了不浪费才吃。
总结郭迪健康长寿的秘诀，儿女和学生们都认为，郭迪没有什么特别的养生之道，心态好、不发火、事事想得开是关键，他有一颗对事业永远追求的心、对他人充满慈爱的心、对名利始终保持一颗淡泊的心。
郭迪为人正直，淡泊名利。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医院开始设立专家门诊，一方面满足一部分人的特殊要求，同时也可以让专家的生活得到些许改善，但郭迪却坚持看普通门诊。他希望以此倡导对所有病人一视同仁，提供同样优质服务的理念。洋奶粉初入中国时，就有经销商希望利用郭迪在儿童保健领域的影响来打开市场。面对金钱，郭迪非但毫不动心，反而四处奔走疾呼，提倡母乳喂养，并亲自安排组织出版了一本母乳喂养的宣传画册。
郭迪以锐气藏于胸，和气浮于面，才气见于事，义气施于人为行为准则，从不与人争什么。对于大家都很看重的职务、职称、荣誉、住房，待遇等，他却看得很淡，从不计较，经常把机会让给别人。
郭迪生活简朴，但为他人、为社会却出手大方，非常慷慨。2003年新疆喀什地震，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他都大额捐款。2005年，他率领子女向新华医院捐赠了10万元人民币，作为“儿科人才培养基金”，用于资助优秀青年儿科医生出国培训。在给医院领导的信中，郭迪写道：“区区人民币10万元，成不了大事，谨作为我们对医学事业，儿童保健事业的敬意。我们恭请医院领导平平淡淡地接受我们的一点心意，平平淡淡地使用这笔微不足道的款。不要张扬，唯求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培养医学人才的途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