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周半的混乱与互相指责之后，华盛顿终于在债务上限截止的最后时限10月16日晚投票决定，重开正常运转的联邦政府，并从债务违约的悬崖边上临危抽身。
　　这是华盛顿又一次使用危险的边缘政策。民主、共和两党的角力，先是在众议院和白宫之间展开，随后转移到了参议院。
　　美国政府非核心部门2013年10月1日关门以来，一系列的提案先后被否定，直至10月16日的最终妥协。争议的焦点，最初聚焦于削减奥巴马政府标志性的医保法案经费，到后来，演变成如何限制行政部门在最后期限设法抬高债务上限上面。
　　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参与其中的各方——共和党、民主党和总统奥巴马，三者的支持率都在下降。而共和党的支持率，曾一度跌至24%，这也是盖洛普（Gallup）民意调查70年历史中该党的最低支持率。
　　和历次党争不同，这一次斗争的始作俑者只是少数极端保守的共和党人，但他们却最终干扰了整个美国的政治运转。最后关头，美国众议院以285支持对144反对的票数，通过了两党就债务上限和政府停摆问题提交的协议。
　　不过，政府重新开门之际，双方的严重分歧与积重难返的财政问题并未缓解，只是联邦政府各部门可以获得预算运营到2014年1月15日，财政部发行国债的权限被延长至2014年2月7日。不管这样的混乱是否还会在明年初再次上演，但政府停摆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外交效应却已经开始显现。

政治生态受损

　　对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有学者总结说，保守主义运动最知名的时候，是在它失去权力和进行反叛的时候。这一次持续到债务上限最后关头的政府危机，再次证实了这一点。
　　在历时半个多月的博弈过程中，危机最终的定性也变得复杂。危机之初，事件的核心是奥巴马任期内的标志性政绩《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把削减该法案作为给政府出资的前提条件，并最终导致了美国联邦政府关门；事后主要围绕的争论则是债务问题——16.7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必须在10月17日前提高，才得以避免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部分发生违约。这到底是财政问题引发的危机，还是政治危机？
　　哈佛大学教授、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 对《财经》记者说，这是一个意识领域的危机，它关乎人们对公共部门以及私人部门的看法分歧，涉及到美国社会中政府扮演的角色，这都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和经济学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这场危机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著名战略分析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对《财经》记者解释说，这次危机，本来是共和党内部之事，却最终蔓延成波及政府运行的大事。在共和党内部，极端的茶党共和党人与其他共和党人出现了矛盾，并对共和党自身的领袖约翰·博纳造成压力。但危险的是，他们利用债务上限对奥巴马医疗法案施压，这会造成更重要的影响。
　　回想起来，闹得沸沸扬扬的2011年夏天的债务上限危机、2013年初的财政悬崖危机，以及此次的政府停摆加债务上限危机，造成三者的原因几乎如出一辙。美国政治上的双重极端化倾向，不但会在债务上限问题上得到放大和提高，政府重新开门后，依然会游荡在美国的政治生态中，并给未来政治运行留下阴影。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指出，美国政治之基正在发生三个结构性的变化，并在这次危机中达到临界点，使得国会中的极少数派不仅能够阻控其所在党派，而且可以阻控政府。
　　在弗里德曼看来，这三个结构性的变化首先是选区的重新划分。在2010年共和党控制了绝大多数州的立法机关、进而控制了选区后，每十年一次的划分，将有利于共和党的重新划定；同时，最高法院2010年公民团结（Citizens United）裁决引来的无限政治捐款，打开了金钱决定当选时间长短的闸门，使得少数保守派完全没有了金融条款的限制；另外，完全隔绝的保守派/自由派媒体崛起；三者合力，使得极端化言行完全不受惩罚。
　　在这一前提下，主张回归小政府、低赤字等传统共和党经济理念的保守势力，唯一关注的是选区内忠实的选民和他们手中的选票。他们的使命也变成了支持自己的选民，并打击自己的敌人——民主党。这使得民粹主义抬头，并向极端化思潮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30个左右的茶党共和党人与更主流的共和党人的分化加大，同时，在两党对立情绪上升时，民主党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受极端思维影响。
　　这种政治生态的极端化，打破了美国的两党政治向来以妥协和各自退让解决政见不和的传统，取而代之的，则是政治极端主义大行其道。此次停摆事件中，极端保守主义者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人特德·克鲁兹（Ted Cruz）和犹他州共和党人迈克·李（Mike Lee）一跃成为政治明星：他们对《平价医疗法案》——由国会2010年通过，总统签署，并经最高法院核准符合宪法的法案——的反对，不是等着下次大选争取赢得多数民众的支持，再推倒重来，而是以政府停摆为要挟，以美国的信誉和全球经济衰退为代价，以实现他们的诉求。
　　美国政治机制的失灵，也引发了人们对美国民主的讨论。在美国民主词汇中，民主意味着少数服从多数，但在保守派为主的福克斯新闻网中，一位嘉宾反驳说，民主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少数人的权利得到保护。就在10月16日，共和党极端保守主义者在这一轮激斗中大势已去之际，他们谴责的却是共和党中的温和派，因为后者不够强硬。迈克·李就表示：斗争还没有结束。 　　少数极端保守的共和党的顽固立场，并不因为这一次危机最后化解而软化。而培植这种政治生态的土壤，也依然肥沃，除非有外在的改革力量彻底摧毁这种极端主义的蔓延。

经济增长延缓

　　政府停摆只是华盛顿一系列政治功能失调事件的最近更新，但它带来的经济影响，遠远超过了政府停摆所设定的时效。
　　在经济大衰退后，美国经济依然面临较低的就业率，经济增长在2013年下半年刚刚出现向好的积极迹象。此时，民主党和共和党就相关政治议题的争执和僵持，附带而来的是经济成本的高涨。
　　以债务上限为赌注的财政边缘政策，在过去几年中一再上演，它使得金融市场的敏感度逐渐下降。在1970年以来美国政府的17次关门中，9次引发标准普尔指数下跌，11次在政府关闭一周后指数开始下跌。
　　在此次政府停摆期间，市场在多个交易日表现平稳，投资者倾向于认为美国两党最终会达成协议。令人不安的是，金融市场的麻木与政治博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只有金融市场出现恐慌性下跌，华盛顿才有更多的政治意愿达成妥协。
　　美国资产管理公司Rafferty Capital Markets金融分析师迪克·波夫（Dick Bove）在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表示，投资者应对股票市场持谨慎态度。他说，就目前而言，唯一的上策就是撤离股市。这样，政治家们就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恐慌情绪了。
　　在表面平静之下，信用违约互换（CDS）市场承担了两党的债务对垒引发的紧张。本来交投清淡的美国CDS，近期出现交易量和价格的双重飙升，同时美国一年期CDS的价格超过五年期，这是自2011年7月以来第一次出现的状况。同时，一年期CDS价格也逼近了2011年美国债务上限危机时期的最高水平。数据提供商Markit发布的价格数据显示，价值1000万欧元的一年期美国国债的保险成本飙升了逾10倍之多，从近几个月的约6000欧元升至10月9日的6.6万欧元。
　　在寄希望于两党在最后一刻化险为夷的同时，市场对美国政府短期债券的信心也受到严重损害。10月15日上午，投资者几乎卖掉了所有明年2月以后偿付的短期国债债券，花旗集团和道富集团也已在探索如何限制客户使用“未来几个星期到期的短期国债”作为抵押品的方法。这些现象表明，投资者已然担忧美国日后会重复出现财政僵局，而这个风险起码会持续到2014年。
　　诸多经济学家和研究机构预测，美国政府此次停转每增加一周，会导致美国第四季经济增长率降低0.1个-0.2个百分点。政府停摆直接可见的经济影响是大量国家公园关闭，旅游业受到直接冲击。美国酒店协会预计，政府“关门”期间，全美国的酒店行业每天损失800万美元，而国家公园附近的社区每天损失7600万美元的游客消费。
　　进出口贸易也受到影响。贸易商因不能得到政府的许可及进出口银行的融资，从而使大量订单受到影响。而经济间接影响则包括对房地产抵押信贷市场和小企业借贷的挤压。人们不希望看到经济向好的势头刚刚出现就被扰乱，但华盛顿的两党政治创造了新的不确定性。信息和数据分析公司IHS估算，政府关门每天的损失会达到1.6亿美元。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则预测，联邦政府关门两周会使美国经济损失240亿美元。
　　穆迪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对《财经》记者说，就算在10月17日债务上限的最后期限之际，美国债务违约得以避免，政府也得以重新开门，但美国四季度GDP的增长率依然会被抹掉0.5个百分点，结果是经济在年底加速复苏的预期落空。而经济增速，将依然徘徊在乏善可陈的2%左右。
　　赞迪指出，增税和政府支出削减已经在过去三年中对经济增长形成实质性的拖累，而2013年的财政拖累可能是自“二战”后国防开支下降后最大的一年。
　　消费者信心自政府停摆以来也已滑落到2008年雷曼兄弟倒掉以来的最低点，它还会在很多与联邦政府相关的工业领域产生连锁反应。信用评级机构惠誉（Fitch）将美国的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并警告说，国会的顽固已经将美国政府的全部信用置于风险之中。
　　有观点认为，政府关门带来的伤害，会被美联储所维持的刺激计划抵销，但美国经济最棘手的就业问题却只会因此雪上加霜。在政府停摆期间，国防工业企业已开始裁员，企业的投资与雇佣行为也受到影响，一项名为CEOs in the Business Roundtable调查显示，有一半受调查的企业家表示，华盛顿债务争执影响了他们今后六个月的雇佣计划。
　　经济研究集团宏观经济顾问公司（Macroeconomic Advisers）的数据显示，自2010年以来的三年中，民主党和共和党间的冲突已使美国经济增长损失了1个百分点，并让美国损失了200万个就业岗位。研究机构相信，由于美国政府关门，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将大幅增加。

海外形象失分

　　美国两党在财政预算上角力，只要绕开10月17日的“债务上限”最后期限，经济上的影响相对有限，而受到更深远震动的，则是美国的海外利益。
　　美国政府停摆期间，一系列高级外交、贸易和军事会议被迫搁置。美国国务院推迟了预定在日内瓦举行的美国人权记录评审会议，奥巴马也取消了原定于10月5日开始的亚洲四国之行，并缺席7日至8日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及美国—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和东亚峰会。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分析说，奥巴马肯定希望去亚洲，一开始，他原本想将行程缩减一半以试图挽回亚洲之行。但由于奥巴马要尽力避免政治斗争导致提高债务上限的努力失败，他被迫取消了这次出访。
　　在亚太地区，此次美国国内的政治危机，已使得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和经济影响力受到质疑；在中东，国内政策掣肘也使中东战略被迫收缩，与伊朗的接触及推动销毁化学武器并召开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平会议都受到影响。有分析认为，美国已基本搁置了武力介入叙利亚的可能。
　　奥巴马也承认，取消原定的外交行程会损害到美国的可信性与威望，但只要能安然度过这场政治风暴，这就只是短期的挫折，而不是长期损害。
　　在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和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资深研究员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 看来，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李侃如认为，奥巴马缺席APEC峰会等一系列会议显然会有长远影响。华盛顿方面希望，将东亚峰会塑造成该地区致力于安全问题的有效平台，而奥巴马缺席，一方面把他从地区领导人对最重要的经济和安全议题中摘除出来，另一方面，他曾信誓旦旦要把亚洲地区放在首位，这次行程的临时变更也在无形中降低了美国总统的信用。
　　李侃如还指出，如果说自政府停摆以来，由于党派纠纷而引发的外交失误可以忽略不计，那么，它对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取得进展带来的却是硬伤，不能一笔带过。
　　TPP历时近四年时间完成了19轮谈判，原本计划在今年底前完成，这个截止期限的设定本来就过于雄心勃勃。如今华盛顿出了状况，加大了贸易谈判的艰难程度。李侃如说，奥巴马的缺席，牺牲了TPP向最终目标靠拢的动能。一直以来，美国都在要求其他国家做必要而痛苦的让步，从而使TPP能如期收官。现在很显然，当国家领导人面对国内政治压力时，有了可借鉴的先例。
　　从“再平衡”战略的打折扣，到美国在全球的一系列外交事宜的失分，使得一部分人开始怀疑美国是否开始收缩战线，开始在向国内转舵？但李侃如对《财经》记者强调，美国政府的停摆及后续一系列附带的外交连锁效应，虽然对美国有影响，但并不意味着美国就此开始走向新的孤立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