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现代化，关键是制度。
　　套用王菲的歌，制度是一种很玄的东西。
　　用“玄学”来解释制度，可以说它是关系到一定空间之上的人的安排。用大白话来解释，就是在真实的土地、鲜活的个体之上，存在着一种虚拟的构建。这种虚拟的构建如何确立、如何生长，需要一整套被感知的表征，以及一整套被体验的权力机制。
　　在真实的底部，我们可以看到老子的“小国寡民”；在权力的顶峰，我们可以感受到《旧约》“巴别塔之喻”里，上帝对“僭越”的人类的愤怒。
　　对于一个拥有漫长历史的“中国”来说，漫长的周朝经由儒家的阐释，已经给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制度框架和基本格局：中央 诸侯、天子 百官，与此相对应的是伦理上的父子关系，家长关系。
　　即使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大谈仁政暴政、王道霸道，也从来没有质疑这一制度框架和基本格局。相反，这一制度或格局是他们共享的思想前提。
　　早熟的治理制度，奥秘在于“用恩惠交换忠诚”。其在资源虽然有限、但需求尚未大规模爆发的时代，效果显著。
　　周公创制礼乐，实际是将政治制度隐藏在宗法制度之中。说到底，制度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人们终归以自己最熟悉的生活方式理解制度。在这个基礎上，制度才能真正构建起来。
　　因此，但凡有政治或制度上的巨变，必有伦理上的巨变。
　　即使经历了上百年的“现代化”努力，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伦理制度依然互为“镜像”，难解难分。即使在绵延数十年经济制度现代化—市场化的进程里，价值的重估和解构，依然和政治制度的推进密切相关。
　　在过去的现代化努力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对“传统”的摒弃—似乎制度可以蹴然而新。但是，“治理现代化”抑或“制度现代化”下，是不是真正可以忽略乃至抛弃这对镜像结构？
　　说到底，这套政治制度与伦理制度的双生关系，依然是理解中国政治的关键。
　　如果说追求“善治”的政治制度改革已经成为行程单里的必选项，那么，伦理制度的改革也势必提到日程上来。后者之“变”，显然还要比前者复杂得多，令人纠结得多，绝不是一些“心灵鸡汤”可以做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