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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科学技术是第一性生产力的范畴，意识形态是第二性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二者本没有什么直接的共通性，需要以经济基础为中介来贯通。而在哈贝马斯的哲学论域中，作为第一性生产力范畴的科学技术还具有第二性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性，执行着意识形态的统治功能。科学技术的这种既作为生产力又作为意识形态的双重功能，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显然是一种哲学突破和发展。文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其哲学内涵并从哲学上予以反思，试图辨证地认识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性；哲学反思
一、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
意识形态（ideology）概念最早是由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特拉西提出并称之为“观念的科学”，以祛除传统观念中宗教迷信和形而上学偏见对理性的遮蔽而使思想观念趋向理性。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科学”的科学性就在于思想观念对现实生活进行真实的反映，以实现自由主义的共和理想。共和理想显然同拿破仑帝制相矛盾并相冲突，拿破仑批判特拉西的意识形态理论是“乌托邦理论”，是一种虚假的臆想。这样“意识形态”一词就由特拉西的“观念的科学”这种褒义词变成了拿破仑意义上的“虚假的观念”这种贬义词。
马克思、恩格斯承续了拿破仑意义上的贬义：非科学的“虚假的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意识形态的虚妄性与颠倒性：“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末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9—30页）并且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的基础是“交往和生产力”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而不是相反。
那么何谓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由艺术思想、道德观念、政治法律思想、宗教观点和哲学等构成的意识形态属于社会意识范畴中构成社会观念上层建筑的部分，一般来说，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意识形态中也必然占主导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同上，第52页）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该社会的精神标志。意识形态始终是对社会经济的能动的反映，具有与社会发展的不完全同步性、历史继承性以及对经济、政治的促进或阻碍的反作用。因此，意识形态性具有一种统治性、支配性和主导性等特点，具有维护统治阶级统治及其合法性和防止社会动荡以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与作用。
众所周知，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那么何谓科学？何谓技术？一般而论，科学是理论化、系统化了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等领域的事物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可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技术则是主体在改造客体过程中累积起来并运用于生产实践中的操作性手段、程序与方法。从历史之维来看，科学与技术很长时期并未有机的联系起来，只是到了现代，科学和技术才渐趋“一体化”并最终产生了“科学技术”这一新的整体范畴。
既然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分属于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范畴，那么二者有何关联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经典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第97页）显然，由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总和）决定上层建筑的关系来看，在经济基础的贯通下，作为第一性生产力的科学技术间接的决定着作为第二性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据此可知，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分属不同的哲学层面。
二、哈贝马斯：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分属不同的哲学层面，但在哈贝马斯的哲学视域中，作为第一性生产力范畴的科学技术却还具有第二性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性，执行着意识形态的统治功能。这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显然是一种哲学突破和发展。那么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性的哲学内涵又是什么呢？
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中，哈贝马斯是从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概念和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等同于“意识形态”的思路来探索科学技术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使用‘合理性’或‘理性’（Rationalitaet）这个概念是为了规定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形式，即资产阶级的私法所允许的交往形式和官僚统治形式。”（《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38页）但哈贝马斯认为“马尔库塞深信，在韦伯所说的‘合理化’中要实现的不是‘合理性’本身，而是以合理性的名义实现没有得到承认的政治统治的既定形式。”（同上，第39页）也就是说，“生产力所发挥的作用从政治方面来说现在已经不再是对有效的合法性进行批判的基础，它本身变成了合法性的基础。马尔库塞把这理解为世界历史上发生的新现象。”（同上，第41页）因此，马尔库塞对韦伯的批判得出的结论是：“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统治的既定目的和利益，不是‘后来追加的’和从技术之外强加上的；它们早已包含在技术设备的结构中。技术始终是一种历史和社会的设计；一个社会和这个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兴趣企图借助人和物而要做的事情，都要用技术加以设计。统治的这种目的的‘物质的’，因此它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本身。”（同上，第39—40页）这样，马尔库塞就提出了自己的“技术理性”等同于“意识形态”的技术统治的合法性。
马尔库塞认为：“技术作为工具的宇宙，它既可以增加人的弱点，又可以增加人的力量。”（同上，第46页）因此这种技术统治的结果是：“在现阶段，人在他自己的机器设备面前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软弱无力。”（同上，第46页）但哈贝马斯不同意马尔库塞的技术悲观论。哈贝马斯认为马尔库塞之所以产生一种技术悲观论的根源在于马尔库塞没有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新格局给予准确的描述。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以一种“劳动和相互作用”的格局模式来描述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性的技术乐观论。
哈贝马斯指出：“我把‘劳动’或曰目的理性的活动理解为工具的活动，或者合理的选择，或者两者的结合。工具的活动按照技术规则来进行，而技术规则又以经验知识为基础；技术规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包含着对可以观察到的事件（无论是自然界的还是社会上的事件）的有条件的预测。”（同上，第49页）另一方面，“我把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理解为交往活动。相互作用是按照必须遵守的规范进行的，而必须遵守的规范规定着相互的行为期待（die Verhaltenserwartung），并且必须得到至少两个行动的主体〔人〕的理解和承认。”（同上，第49页）哈贝马斯认为“劳动”使人具有纪律性，“劳动技巧”使人解决问题；“相互作用”使人具备完善的人格，种种“动机”使人执行统一的规范。在“劳动和相互作用”的模式下，破坏规则和规范就必须受到惩罚，显然惩罚是对纪律和道德规范的强化。哈贝马斯继续指出：“我想在社会或者社会文化生活世界的制度框架和受社会或者社会文化生活世界束缚的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之间作一般区别。只要人们的行为是由制度框架决定的，那么，这些行为同时就得受具有法律效力的和相互限制的行为期待的指导和强制。只要人们的行为是由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决定的，那么，它们就得遵循工具的活动模式和战略的活动模式。保证人们的行为能够完全遵循既定的技术规则和所期望的战略，这当然永远只有通过制度化来实现。”（同上，第50页）不难看出，哈贝马斯认为在“劳动和相互作用”的模式下，无论是在“相互作用”的制度框架下的制度化，还是在“劳动”的子系统的技术工具理性的制度化，“相互作用”和“劳动”在制度化的统摄下是融合贯通的，是适应工业化历史进程的，是符合现代性的，对此应乐观其成而不是悲观其败，其潜台词就是在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是顺其自然的结果，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结果，人们应持一种乐观的心态而不是悲观无望。而且这也正是对马尔库塞没有准确描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新格局的一种反思和反拨的结果。
我们要叩问的是：哈贝马斯为什么要以“劳动和相互作用”来置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呢？难道这种置换就能更好的解释科技的意识形态性了吗？且看哈贝马斯是如何回应这个问题的。“自十九世纪末叶以来，标志着晚期资本主义特点的另一种发展趋势，即技术的科学化（die Verwissenschaftlichung der Technik）趋势日益明显。……于是，技术和科学便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这样，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的条件也就不存在了。当科学技术的进步变成了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时，在非熟练的（简单的）劳动力的价值基础上来计算研究和发展方面的资产投资总额，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而同这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相比较，马克思本人在考察中所得出的剩余价值来源，即直接的生产者的劳动力，就愈来愈不重要了。”显然，哈贝马斯有以模式的置换来否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性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的企图，并以此为借口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这固然有其哲学突破和发展的一面，但却与历史唯物主义渐行渐远，消解了阶级对立的根源而独断于“技术决定一切”的独断论之中而不可自拔，且无视现实社会“异化之网”中的自由的丧失、意义的丧失和价值的缺失。这显然是一种促狭俗下的哲学境界，是一种在历史之中丧失历史的哲学视域。
既然如此，那么哈贝马斯又是如何来论证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性的合理性的呢？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是由一种生产方式决定的，这种生产方式不仅提出了统治的合法性问题，而且也解决统治的合法性问题。资本主义提供的统治的合法性，不再是得自于文化传统的天国，而是从社会劳动的根基上获得的。……这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用相互关系的范畴，甚至还把交往活动的关系变成了合法性的基础。但是，相互关系的原则正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组织原则。因此，政治统治能够继续“从下”而不是“从上”（借助于文化传统）得到合法化。”（同上，第54页）显而易见，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具有撇开文化意识形态的“从上性”而具有一种“从下性”的特征，是从社会劳动的根基上获得的，因而使渗透于社会劳动的科学技术具有了一种“从下”的意识形态性。这种“从下性”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的统治提供了自下而上的合法性。
而且这种“从下性”的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是在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后才成为现实的。成为现实需要具备的两个条件是：“第一，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的这种干预活动必须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同上，第58页）也就是说，国家干预使社会制度框架重新政治化了而使人们不能再用生产关系来直接批判统治制度了，从而使文化丧失了其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在文化上的缺位就由科学技术来递补，因为科学技术已具备这种递补能力：其一，在十九世纪后二十五年，科学与技术已融合为一体：“科学技术”；其二，科学技术已跃升生产力的第一位，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成为生产力的核心；其三，只要人类在拓展人类自身的能力，那么科学技术的存在就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就有行使“从下性”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可能性，这既是技术乐观论的表征也是技术乐观论的表现。
总之，哈贝马斯秉持着“科学技术决定一切”的信念，由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和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等同于“意识形态”的路径出发，在垄断资本主义的语境中来考察科学技术的双重性身份：既是第一位的生产力又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以“劳动和相互作用”模式来消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进而消解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展望，这显然是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突破和发展的基础上同历史唯物主义渐行渐远乃至项背。在这种哲学语境中企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无疑应引起哲学警惕与反思。
三、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性的哲学反思
技术既无好坏，亦非中立。“技术工具从来就不是中性的，而是永远具有社会、政治的蕴含。”（《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第35页）科技的非中立性并非科技的自身之因，而是科技支配者的意图、价值与利益的交错力使科技偏离了中立而具有“社会、政治的蕴含”：由中立的生产力科技偏向意识形态的科技统治性。科技复数性的哲学意蕴不能不引起我们在哲学上的反思。
首先，科学技术充任统治工具的意识形态，这种工具理性的张扬导致价值理性的失落并被边缘化，“科技统治一切”致使自由、价值和意义的缺失。米歇尔·福柯的哲学批判给予我们以深刻的反思，无处不在的技术权力使人之灵魂在其规训下窒息而死，“人之死”成就了技术统治，毁灭了人之价值。价值之毁灭，人之意义何在？自由的缺失，价值与意义的缺场，造就了在场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的狂欢与喧嚣、俗下与物欲，功能主义、实用主义甚嚣尘上，人成了真正的物之奴。这真正诠释了马克思意义上的人之第二形态：人对物的依赖性阶段。这无疑遮蔽了人类的人文精神，不能不引起哲学的反思与反省。
其次，我们必须正视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性的合法性与现实性。无论是从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从下性”还是从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的“从上性”来看，科学技术自身的内涵、功能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因为科学技术的生产力身份才致使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身份显得较为隐蔽而不张扬，其作为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的这种非强制性功能也更见功力、更具影响力和穿透性，而且也更易被人所接受。不仅如此，科学技术还以一种技术的科学性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属神性、权威的盲从性和迷信化进行“祛魅”，从而以一种启蒙的角色获得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性和实效性，开始了其权力迷恋的意识形态旅程。科学技术这种意识形态性的现实性与其第一生产力的现实性的叠合、交融渗透，使其不求而自有其合法性。这不能不引起历史唯物主义的自身反思与警醒。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在当代的历史语境、哲学语境中，与时俱进，不断的继承、创新和发展，以哲学的人文精神对科学主义进行去蔽，以解蔽技术的精神统治，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新世纪新时期所不得不肩负起的哲学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列部，教育部社政司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4］（荷兰）约斯·德·穆尔.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性；哲学反思
一、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
意识形态（ideology）概念最早是由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特拉西提出并称之为“观念的科学”，以祛除传统观念中宗教迷信和形而上学偏见对理性的遮蔽而使思想观念趋向理性。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科学”的科学性就在于思想观念对现实生活进行真实的反映，以实现自由主义的共和理想。共和理想显然同拿破仑帝制相矛盾并相冲突，拿破仑批判特拉西的意识形态理论是“乌托邦理论”，是一种虚假的臆想。这样“意识形态”一词就由特拉西的“观念的科学”这种褒义词变成了拿破仑意义上的“虚假的观念”这种贬义词。
马克思、恩格斯承续了拿破仑意义上的贬义：非科学的“虚假的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意识形态的虚妄性与颠倒性：“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末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9—30页）并且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的基础是“交往和生产力”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而不是相反。
那么何谓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由艺术思想、道德观念、政治法律思想、宗教观点和哲学等构成的意识形态属于社会意识范畴中构成社会观念上层建筑的部分，一般来说，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意识形态中也必然占主导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同上，第52页）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该社会的精神标志。意识形态始终是对社会经济的能动的反映，具有与社会发展的不完全同步性、历史继承性以及对经济、政治的促进或阻碍的反作用。因此，意识形态性具有一种统治性、支配性和主导性等特点，具有维护统治阶级统治及其合法性和防止社会动荡以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与作用。
众所周知，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那么何谓科学？何谓技术？一般而论，科学是理论化、系统化了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等领域的事物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可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技术则是主体在改造客体过程中累积起来并运用于生产实践中的操作性手段、程序与方法。从历史之维来看，科学与技术很长时期并未有机的联系起来，只是到了现代，科学和技术才渐趋“一体化”并最终产生了“科学技术”这一新的整体范畴。
既然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分属于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范畴，那么二者有何关联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经典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第97页）显然，由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总和）决定上层建筑的关系来看，在经济基础的贯通下，作为第一性生产力的科学技术间接的决定着作为第二性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据此可知，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分属不同的哲学层面。
二、哈贝马斯：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分属不同的哲学层面，但在哈贝马斯的哲学视域中，作为第一性生产力范畴的科学技术却还具有第二性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性，执行着意识形态的统治功能。这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显然是一种哲学突破和发展。那么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性的哲学内涵又是什么呢？
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中，哈贝马斯是从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概念和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等同于“意识形态”的思路来探索科学技术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使用‘合理性’或‘理性’（Rationalitaet）这个概念是为了规定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形式，即资产阶级的私法所允许的交往形式和官僚统治形式。”（《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38页）但哈贝马斯认为“马尔库塞深信，在韦伯所说的‘合理化’中要实现的不是‘合理性’本身，而是以合理性的名义实现没有得到承认的政治统治的既定形式。”（同上，第39页）也就是说，“生产力所发挥的作用从政治方面来说现在已经不再是对有效的合法性进行批判的基础，它本身变成了合法性的基础。马尔库塞把这理解为世界历史上发生的新现象。”（同上，第41页）因此，马尔库塞对韦伯的批判得出的结论是：“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统治的既定目的和利益，不是‘后来追加的’和从技术之外强加上的；它们早已包含在技术设备的结构中。技术始终是一种历史和社会的设计；一个社会和这个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兴趣企图借助人和物而要做的事情，都要用技术加以设计。统治的这种目的的‘物质的’，因此它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本身。”（同上，第39—40页）这样，马尔库塞就提出了自己的“技术理性”等同于“意识形态”的技术统治的合法性。
马尔库塞认为：“技术作为工具的宇宙，它既可以增加人的弱点，又可以增加人的力量。”（同上，第46页）因此这种技术统治的结果是：“在现阶段，人在他自己的机器设备面前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软弱无力。”（同上，第46页）但哈贝马斯不同意马尔库塞的技术悲观论。哈贝马斯认为马尔库塞之所以产生一种技术悲观论的根源在于马尔库塞没有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新格局给予准确的描述。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以一种“劳动和相互作用”的格局模式来描述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性的技术乐观论。
哈贝马斯指出：“我把‘劳动’或曰目的理性的活动理解为工具的活动，或者合理的选择，或者两者的结合。工具的活动按照技术规则来进行，而技术规则又以经验知识为基础；技术规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包含着对可以观察到的事件（无论是自然界的还是社会上的事件）的有条件的预测。”（同上，第49页）另一方面，“我把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理解为交往活动。相互作用是按照必须遵守的规范进行的，而必须遵守的规范规定着相互的行为期待（die Verhaltenserwartung），并且必须得到至少两个行动的主体〔人〕的理解和承认。”（同上，第49页）哈贝马斯认为“劳动”使人具有纪律性，“劳动技巧”使人解决问题；“相互作用”使人具备完善的人格，种种“动机”使人执行统一的规范。在“劳动和相互作用”的模式下，破坏规则和规范就必须受到惩罚，显然惩罚是对纪律和道德规范的强化。哈贝马斯继续指出：“我想在社会或者社会文化生活世界的制度框架和受社会或者社会文化生活世界束缚的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之间作一般区别。只要人们的行为是由制度框架决定的，那么，这些行为同时就得受具有法律效力的和相互限制的行为期待的指导和强制。只要人们的行为是由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决定的，那么，它们就得遵循工具的活动模式和战略的活动模式。保证人们的行为能够完全遵循既定的技术规则和所期望的战略，这当然永远只有通过制度化来实现。”（同上，第50页）不难看出，哈贝马斯认为在“劳动和相互作用”的模式下，无论是在“相互作用”的制度框架下的制度化，还是在“劳动”的子系统的技术工具理性的制度化，“相互作用”和“劳动”在制度化的统摄下是融合贯通的，是适应工业化历史进程的，是符合现代性的，对此应乐观其成而不是悲观其败，其潜台词就是在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是顺其自然的结果，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结果，人们应持一种乐观的心态而不是悲观无望。而且这也正是对马尔库塞没有准确描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新格局的一种反思和反拨的结果。
我们要叩问的是：哈贝马斯为什么要以“劳动和相互作用”来置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呢？难道这种置换就能更好的解释科技的意识形态性了吗？且看哈贝马斯是如何回应这个问题的。“自十九世纪末叶以来，标志着晚期资本主义特点的另一种发展趋势，即技术的科学化（die Verwissenschaftlichung der Technik）趋势日益明显。……于是，技术和科学便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这样，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的条件也就不存在了。当科学技术的进步变成了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时，在非熟练的（简单的）劳动力的价值基础上来计算研究和发展方面的资产投资总额，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而同这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相比较，马克思本人在考察中所得出的剩余价值来源，即直接的生产者的劳动力，就愈来愈不重要了。”显然，哈贝马斯有以模式的置换来否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性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的企图，并以此为借口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这固然有其哲学突破和发展的一面，但却与历史唯物主义渐行渐远，消解了阶级对立的根源而独断于“技术决定一切”的独断论之中而不可自拔，且无视现实社会“异化之网”中的自由的丧失、意义的丧失和价值的缺失。这显然是一种促狭俗下的哲学境界，是一种在历史之中丧失历史的哲学视域。
既然如此，那么哈贝马斯又是如何来论证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性的合理性的呢？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是由一种生产方式决定的，这种生产方式不仅提出了统治的合法性问题，而且也解决统治的合法性问题。资本主义提供的统治的合法性，不再是得自于文化传统的天国，而是从社会劳动的根基上获得的。……这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用相互关系的范畴，甚至还把交往活动的关系变成了合法性的基础。但是，相互关系的原则正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组织原则。因此，政治统治能够继续“从下”而不是“从上”（借助于文化传统）得到合法化。”（同上，第54页）显而易见，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具有撇开文化意识形态的“从上性”而具有一种“从下性”的特征，是从社会劳动的根基上获得的，因而使渗透于社会劳动的科学技术具有了一种“从下”的意识形态性。这种“从下性”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的统治提供了自下而上的合法性。
而且这种“从下性”的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是在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后才成为现实的。成为现实需要具备的两个条件是：“第一，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的这种干预活动必须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同上，第58页）也就是说，国家干预使社会制度框架重新政治化了而使人们不能再用生产关系来直接批判统治制度了，从而使文化丧失了其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在文化上的缺位就由科学技术来递补，因为科学技术已具备这种递补能力：其一，在十九世纪后二十五年，科学与技术已融合为一体：“科学技术”；其二，科学技术已跃升生产力的第一位，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成为生产力的核心；其三，只要人类在拓展人类自身的能力，那么科学技术的存在就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就有行使“从下性”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可能性，这既是技术乐观论的表征也是技术乐观论的表现。
总之，哈贝马斯秉持着“科学技术决定一切”的信念，由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和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等同于“意识形态”的路径出发，在垄断资本主义的语境中来考察科学技术的双重性身份：既是第一位的生产力又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以“劳动和相互作用”模式来消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进而消解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展望，这显然是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突破和发展的基础上同历史唯物主义渐行渐远乃至项背。在这种哲学语境中企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无疑应引起哲学警惕与反思。
三、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性的哲学反思
技术既无好坏，亦非中立。“技术工具从来就不是中性的，而是永远具有社会、政治的蕴含。”（《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第35页）科技的非中立性并非科技的自身之因，而是科技支配者的意图、价值与利益的交错力使科技偏离了中立而具有“社会、政治的蕴含”：由中立的生产力科技偏向意识形态的科技统治性。科技复数性的哲学意蕴不能不引起我们在哲学上的反思。
首先，科学技术充任统治工具的意识形态，这种工具理性的张扬导致价值理性的失落并被边缘化，“科技统治一切”致使自由、价值和意义的缺失。米歇尔·福柯的哲学批判给予我们以深刻的反思，无处不在的技术权力使人之灵魂在其规训下窒息而死，“人之死”成就了技术统治，毁灭了人之价值。价值之毁灭，人之意义何在？自由的缺失，价值与意义的缺场，造就了在场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的狂欢与喧嚣、俗下与物欲，功能主义、实用主义甚嚣尘上，人成了真正的物之奴。这真正诠释了马克思意义上的人之第二形态：人对物的依赖性阶段。这无疑遮蔽了人类的人文精神，不能不引起哲学的反思与反省。
其次，我们必须正视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性的合法性与现实性。无论是从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从下性”还是从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的“从上性”来看，科学技术自身的内涵、功能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因为科学技术的生产力身份才致使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身份显得较为隐蔽而不张扬，其作为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的这种非强制性功能也更见功力、更具影响力和穿透性，而且也更易被人所接受。不仅如此，科学技术还以一种技术的科学性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属神性、权威的盲从性和迷信化进行“祛魅”，从而以一种启蒙的角色获得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性和实效性，开始了其权力迷恋的意识形态旅程。科学技术这种意识形态性的现实性与其第一生产力的现实性的叠合、交融渗透，使其不求而自有其合法性。这不能不引起历史唯物主义的自身反思与警醒。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在当代的历史语境、哲学语境中，与时俱进，不断的继承、创新和发展，以哲学的人文精神对科学主义进行去蔽，以解蔽技术的精神统治，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新世纪新时期所不得不肩负起的哲学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列部，教育部社政司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4］（荷兰）约斯·德·穆尔.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