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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植物分类学家把1955年在广西花坪地区采集到了“00198”模式标本，定名为银杉，因为它叶子像杉树，叶背有两条银白色的气孔带，微风吹拂便闪闪发光。
银杉的发现不是探索银杉之路的终结，经历过了漫长的历史岁月，银杉各种走向衰败的迹象诸已暴露，如果再不施加人的影响，就有退出历史舞台的可能。这就是科学家的探索之路。应该说，这条路比发现银杉更艰苦，更漫长。
1982年11月15日从桂林出发，乘汽车到龙胜各族自治县，第二天再乘车到三门公社，然后沿着南面峡谷步行约20公里，便到达了天平山——花坪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花坪林区地层古老，地形复杂，气候殊异，风貌原始，繁衍着众多的、古老的、特有的植物和动物，人们称其为“大自然的秘室”。而首先打开这个“秘室”大门的，是人们对银杉的发现。这是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国际珍闻”，花坪也因此成为我国最早的保护区之一。管理处负责人告诉我，广西植物所1979年做过调查，这里共有银杉1040株，分布在六个点上，最多的三百多株，最少的只有一株。我考虑了一下，把采访的目标选择在两个点上：一个是银杉植株最多的地方——野猪塘；一个是生长着世界最大银杉的地方——伍家湾。
管理处的人说，野猪塘可以去，伍家湾去不了，那里太危险了，特别是去年一场大雪压倒了许多树；已经没路了。野外采访的经验告诉我，山里人对待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识分子总是另眼相看，怕你吃不了苦，便把困难说得很严重，所以我执意要去伍家湾。
最后他们只好同意了，而且他们也有一年没去了，眼下正是采集种子的季节，所以也想去一趟。于是安排了五个民工在前面“砍路”，同时管理处派了一位向导。
桃源何处寻
我们进入原始森林的落脚点，是从天平山再深入10多公里的粗江，一个荒无人烟的村落。说是村落，实际上就是一栋两层楼的木板房，还是1963年几个科研单位为了研究花坪植物的生态而建造的一个定点观察站。十年动乱中，这个地方废弃了，只剩下一个老工人在那里养蜂。后来为了割“资本主义尾巴”，连蜂也不能养了，门上就挂着一把锁。
虽然如此，这里还是很像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门前一湾又清又亮的山溪，溪的左边，有两亩多已经荒芜的园田，右边在一片翠竹林中，几株芭蕉亭亭玉立，真是窗含翠竹，门枕清溪。由于山高林密，对面悬挂着宛如玉帛的瀑布，见其形而不得闻其声，脚下奔腾着气势磅礴的粗江，闻其声而不得见其形。这里也有桃花两株，但更多的是各色各样包括三十多个品种的杜鹃，这里没有“设酒杀鸡作食”，但从附近可以找到野生的罗汉果和猕猴桃，也许还能找到一二十斤重的莲花菌，这里没有“鸡犬相闻”，但民工们告诉我：“你留心细听，这里早晚可以听到猴子叫。”在自然破坏严重，保护呼声很高的今天，确实使人感到这里是个难得的“桃花源”。陶渊明为什么要写《桃花源记》?我从《寂静的春天》作者蕾切尔·卡逊的一句话里，似乎找到了一种解释：“只有当我们的心灵被美所吸引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地活着，其余的时候只是幻想或忍耐。”
去伍家湾没有路，趁民工“砍路”的间隙，向导陪我察看了社塘湾到野猪塘的银杉。这里离粗江约两个小时的山路，是发现银杉最早也是银杉最多的地方。银杉生长在海拔1340米到1460米之间。这里虽然地处中亚热带，但夏季凉爽，冬季降雪，温度最低可达零下7℃，终年云雾缭绕，雨量多，湿度大。我留心观察一下，几乎所有的银杉都生长在悬崖陡坡上。这可能和它喜欢阳光，需要潮湿而又排水良好土壤的生活习性有关。也许生长条件相似，在银杉周围总伴生着一些特殊的植物，和它齐头并进的有五针松或福建柏，都是仪表不凡，身材魁梧，组成自然景色的佼佼者，在它的下面，差不多都生长着花坪的特有植物——变色杜鹃，再下面就是一层柔如地毯的苔藓、地衣和呈酸性的腐殖土。这就是银杉和这些植物的生活环境。向导告诉我，离开这些特定的环境，在花坪就几乎找不着银杉：已经成长的银杉也很难离开这样的环境。北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移走了几盆幼苗，至今还是爱长不长地活在温室里。
我从高大美丽的银杉上，看到了许多科学实验的痕迹。树上挂着不同的标牌，有些树枝上裹着高空压条繁殖的塑料包。有几株大树上挂着红布条和铜片，向导告诉我，这是利用红颜色和撞击声来吓唬松鼠，因为松鼠危害球果太严重，有时一株母树上找不着几个球果，全被松鼠偷走了。从这里，向导又谈到，银杉的自然更新能力很差。银杉残存的个体少，生存力弱，适应性差，生长缓慢，结实期晚，发芽率低，再加上阔叶林地郁闭度大，光照条件差，病害多，兽害严重，幼苗很难成树。在这里，我们还能看到一些幼苗幼树，据说在四川、湖南、贵州那几个发现了银杉的地方，就难看到幼树幼苗了。所以这种珍稀植物，即使排除人为破坏，也有被自然淘汰的危险。
进发伍家湾
民工们砍了两天路，才修通了三分之一。我急了，决定明天降低要求，民工先行快砍，我和向导尾随在后，突击伍家湾。
这天晚上人齐了，山上风大天凉，八个人只有四床被子，必须两人共用一床被子。当我们围坐在篝火旁聊天的时候，向导难以忍耐地捋起裤腿，拼命挠他那紫茄色的大腿，那腿上满是疮疖，看着都起鸡皮疙瘩。我心想今晚和谁睡都可以，千万别同他用一个被子。哪知道别人都跟我的想法一样，一个一个找好了对象，就剩下了他和我。他有点不自在地对我说：“唐记者，我跟你睡吧。”我只好和衣躺在他的身边，努力保持着一厘米的距离，再远一点，山风又钻进被子里来了。这一夜几乎没合眼，好几次想爬起来，坐在篝火旁打个盹，但是我不能，他给我当向导，我能做出这种惊动大家且不礼貌的举动吗?好容易挨到东方发白，我赶紧爬起来点火做饭。
今天天气不好，我们就在夹杂着细雨的浓雾中出发了。我们始终是沿着一个陡坡的边沿前进，有几处像“老虎嘴”似的地方确实惊险，头上是高耸入云的峭壁，脚下是深不可测的绿色深渊，再加上云雾吞吐其间，时隐时现，更增加了恐怖的气氛。由于地势陡峭，岩层厚实，土层浅薄，路上确实看见不少去年被大风大雪推倒的树，而且都是几十年、上百年的老树，像桌面或扇面似的盘根，随着躺倒的树干侧立在那里。有些树太大，搬不动，我们只好从上面爬过去，或者从下面钻过去。有些树成了我们的扶手，保障了攀援前进的安全。
耳边响着粗江的咆哮，但始终见不着粗江。直到走了约两个小时，又下了几个陡坡，终于来到江边。这是一条原始落差很大的河流。两岸岩壁耸立，林木蔽天，再加上天阴雾大，还不到中午就好像进入了黄昏。因为两岸无路可循，我们就脱下鞋袜，卷起裤腿涉水而上。这里所以叫粗江，是指满沟的石头又粗又大。不论是水面上的还是水底下的石头，经过常年流水和青苔的润滑，都好像抹了一层油似的，再加上11月中旬的水温，我们光着脚走一里多路，实在是个难以忍受的磨练。
更大的困难还是上岸以后的爬坡。路已经不存在了，只有前面民工砍过的树枝和 留在树上的刀痕，是指引我们前进的路标。这是一个望不到头的直上直下的陡坡，中间几乎没有迂回或缓冲的余地，惟一依靠的是稠密的林木和灌丛，必须抛弃手杖，腾出手来攀援而上。有几个地方无处可抓，民工就砍根带杈的树枝钩在那里，或是系根野藤吊在那里，向导就扶着我拽着树枝或野藤爬上去。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苦战，终于爬上了这个使人胆寒的高坡。再下到了白水滩，一场冷雨又把我们浇得像落汤鸡似的。此情此景，反而给我一种喜悦，一种联想的、启迪的、探索的喜悦。我有固定的目标，有现成的路线，有民工在砍路，有向导在搀扶，我还感到苦不堪言，那么当年发现银杉的科学工作者，又将是怎样一个情景呢?
“00198”模式标本
上山之前，在广西植物研究所我就访问过银杉的发现者——广西科学院副院长钟济新教授。下山以后，我又急不可待地去植物所找他，他已经去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去了。我又追回北京，在会议的间隙，再次访问了这位74岁高龄的科学家。钟老高高的个子，背不驼，耳不聋，眼不花，我猜想他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运动员。不错，他告诉我，他喜爱各种球类。当我问起他当年爬越伍家湾的情况时，他笑着对我说：“这地方我还想去，但医生不允许了。”这句很寻常也很不寻常的话，几乎解答了我所有的问题。作为一个卓有贡献的植物学家，光有运动员的身体还不够，还必须具备热爱科学、献身事业的精神。
钟老和他所率领的科学考察队二十七年前所以能够发现银杉，绝不是偶然的。钟老说，他们连续组织三次考察，才发现了银杉。那时候不要说花坪，就是现在已成为交通要道的宛田，也很少有人去。1954年暑假，钟老第一次带着学生去采集标本，就只到了宛田。有个老人告诉他，解放前有往贵州偷运鸦片的人说，从这里进去一百多里，有片古木青山，什么奇花异草都有。因此在春寒料峭的寒假，钟老第二次深入到红滩，发现花坪地区确实是个未染人烟的生物宝库。当时他是华南植物研究所广西分所(即现在广西植物所)的副所长，当即给华南植物所打了个报告。第二年组织了更大规模的科学考察队，他任队长，一直深入到花坪地区的腹地。队员邓先福首先挖到一株幼苗，高兴地对钟老说：“我找到了一棵油杉!”钟老想油杉不会分布在这个地方，仔细一看，不像油杉，可能是个新种，连忙问找到大树没有。邓先福说，山太陡，雾太大，没找到。这时候向导刘继信提供了重要线索。他是解放前从湖南逃荒过来的农民，生活还没安定，又要逃壮丁。国民党封了他的家，他和兄弟只好躲到深山野林里，以狩猎为生，所以他到过很多没人去过的地方。他告诉钟老，他见过一种杉不像杉、松不像松的树，又高又大，爱和狗尾松(五针松)长在一起。钟老信心更大了，就发动队员投入了寻找新种的战斗。回忆当时的情况，钟老对我说：“花坪你去过了，困难是知道的。那时候还不比现在，山里没有歇脚的房子，没有人走过的道路，病倒了、摔伤了、蛇咬了的事都发生过。”
皇天不负苦心人，他们终于在1955年5月16日子红崖山南坡采到了带球果的枝叶。这就是我在广西植物所看到的“00198”模式标本。后来由植物分类学家陈焕镛和匡可任鉴定是新属新种。因为它叶子像杉树，叶背有两条银白色的气孔带，微风吹拂便闪闪发光，故定名为银杉。苏联植物学家苏卡切夫刚好来中国看到了银杉的标本，发现和苏联的一种植物化石很相似，在德国、波兰也有这种化石，才知道银杉原来是一种被认为已经绝迹的“活化石”。远在一千万年以前，即新生代第三纪的上新世，银杉属植物曾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到了第四纪，由于气候变迁，冰川降临，银杉和许多动植物一样遭到浩劫，人们认为它早已绝迹了，没想到在中国又奇迹般地被发现了。中国在被译为China之前，还有一个古老的英译名，叫做Cathaya。科学家为了说明银杉是中国特有的古老植物，就把它的拉丁文学名也叫做Cathaya。有些外国植物学家来中国旅行，最大的愿望是想亲眼看到Cathaya。
红滩实验站
发现了银杉，是不是探索银杉之路的终结呢?不是，从保护、抢救、开发的意义来说，银杉的发现还只是开始。说起银杉，自然会联想到大熊猫，它们都是誉满中外的“活化石”。但一切事物都有个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这些孑遗的物种已经度过了漫长的历史岁月，各种走向衰败的迹象诸已暴露，如果再不施加人的影响，就有退出历史舞台的可能。这就是科学家的探索之路。应该说，这条路比发现银杉更艰苦，更漫长。
我从粗江回到天平山，再翻过一座大山，来到了红滩。这里有孤零零的一个小村落，就是广西植物研究所的实验站。他们的工作就是接过前辈科学家的火炬，继续探索银杉之路。
红滩不是银杉的原产地，这里却生长着人工播种的银杉幼苗，有两年生的，四年生的，五年生的，六年生的，“文化大革命”一场浩劫腰斩了十一年，所以还有六株十七年生的。最高的一株已达3．5米，而去年播种的幼苗只有三四厘米高。此外，还有高空压条成活的苗。把所有这些树苗加起来，大约相当于全国野生银杉的总数。据说几年前，有个外国人愿意以一架三叉戟飞机来交换一株银杉幼苗。如果照此类推，这个不大的山坡，已经有相当于一个亿万富翁的财富了。当然，银杉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因此迄今我国还没有拿银杉做过交易。
这笔科学的财富确实珍贵，也来之不易。好几个地方都试播过银杉，但出苗很少，成活更难。实验站又是怎样取得成功的呢?我访问了石金华。他是侗族人，42岁，是这里惟一的科技人员。他带着七个工人，常年工作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山窝里。来到花坪整整二十年了，他完全有机会调到南宁的某个区科委，也可以调到桂林雁山植物所，但是他舍不得这个地方，舍不得银杉，舍不得科研第一线。他的生活似乎有点单调，白天伺候银杉，晚上伴着录音机读英语，但生活是充实的。随着银杉的成长，红滩增添了科学的色彩，他的专业知识也逐渐丰富起来。
当然，工作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们有一个集体叫“银杉课题组”；除了实验站以外，还包括广西植物所的黄正福、李瑞高、梁木源等科研人员。他们共同研究银杉，已经发表了六篇科学论文，获得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科学成果奖，还被评为桂林市先进集体。他们不贪图安逸，不计岁月流逝，研究所和实验站两地配合，“文人相助”。他们大量的工作不是在实验室和标本园，而是在隐匿着银杉的原始森林里。他们背上行李、炊具，带着干粮、手电，攀峰爬崖，涉溪过涧。要查清银杉资源就必须漫山遍野去找，要弄清银杉的生物学特性及其生态环境，就必须定时定点风雨无阻地去观察。他们积累了成千上万个数据，有些数据不是几个月几年所能获得的。譬如第一代播种的银杉去年头一次开出四朵雄花，何年结实，何年繁殖下一代，仍然是大自然的一个秘密。李瑞高开玩笑地说：“我们搞一辈子，也不一定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科学信息，这是一种缩短生命的科研课题。”
人工播种实验同样是个复杂和细致的工作。银杉结籽比较少，很娇嫩，不耐储存，发芽条件要求苛刻，而人们对这些生命的秘密一无所知。他们便在红滩和雁山两地同时做了几百个组合试验，其中包括不同植株的种子，不同的播种期，不同的贮藏方法，不同的激素处理，不同的施用化学药剂，不同的播种基质等等，以探求培育种子发芽的最佳措施。通过多年繁琐而精确的实验，他们终于把银杉的发芽率由4％提高到90％以上，并公布了这项科研成果。
他们的目标，是要使银杉也像珙桐、水杉一样，出现一个风行世界的局面。石金华指着大片山坡，带着一种自豪的神情对我说：“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首先是让这一带都成为人工银杉林，然后请它们下山，学会到世界各地去生活，能够直接造福于人民。”
我笑着说：“这个美好的前景，我们可能看不到了，但一定会实现的。”
唐锡阳，中国著名的生态环保作家、活动家。唐锡阳先生授权本刊选登他的新书《错错错一一唐锡阳绿色沉思与百家评点》中的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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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珂)
银杉的发现不是探索银杉之路的终结，经历过了漫长的历史岁月，银杉各种走向衰败的迹象诸已暴露，如果再不施加人的影响，就有退出历史舞台的可能。这就是科学家的探索之路。应该说，这条路比发现银杉更艰苦，更漫长。
1982年11月15日从桂林出发，乘汽车到龙胜各族自治县，第二天再乘车到三门公社，然后沿着南面峡谷步行约20公里，便到达了天平山——花坪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花坪林区地层古老，地形复杂，气候殊异，风貌原始，繁衍着众多的、古老的、特有的植物和动物，人们称其为“大自然的秘室”。而首先打开这个“秘室”大门的，是人们对银杉的发现。这是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国际珍闻”，花坪也因此成为我国最早的保护区之一。管理处负责人告诉我，广西植物所1979年做过调查，这里共有银杉1040株，分布在六个点上，最多的三百多株，最少的只有一株。我考虑了一下，把采访的目标选择在两个点上：一个是银杉植株最多的地方——野猪塘；一个是生长着世界最大银杉的地方——伍家湾。
管理处的人说，野猪塘可以去，伍家湾去不了，那里太危险了，特别是去年一场大雪压倒了许多树；已经没路了。野外采访的经验告诉我，山里人对待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识分子总是另眼相看，怕你吃不了苦，便把困难说得很严重，所以我执意要去伍家湾。
最后他们只好同意了，而且他们也有一年没去了，眼下正是采集种子的季节，所以也想去一趟。于是安排了五个民工在前面“砍路”，同时管理处派了一位向导。
桃源何处寻
我们进入原始森林的落脚点，是从天平山再深入10多公里的粗江，一个荒无人烟的村落。说是村落，实际上就是一栋两层楼的木板房，还是1963年几个科研单位为了研究花坪植物的生态而建造的一个定点观察站。十年动乱中，这个地方废弃了，只剩下一个老工人在那里养蜂。后来为了割“资本主义尾巴”，连蜂也不能养了，门上就挂着一把锁。
虽然如此，这里还是很像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门前一湾又清又亮的山溪，溪的左边，有两亩多已经荒芜的园田，右边在一片翠竹林中，几株芭蕉亭亭玉立，真是窗含翠竹，门枕清溪。由于山高林密，对面悬挂着宛如玉帛的瀑布，见其形而不得闻其声，脚下奔腾着气势磅礴的粗江，闻其声而不得见其形。这里也有桃花两株，但更多的是各色各样包括三十多个品种的杜鹃，这里没有“设酒杀鸡作食”，但从附近可以找到野生的罗汉果和猕猴桃，也许还能找到一二十斤重的莲花菌，这里没有“鸡犬相闻”，但民工们告诉我：“你留心细听，这里早晚可以听到猴子叫。”在自然破坏严重，保护呼声很高的今天，确实使人感到这里是个难得的“桃花源”。陶渊明为什么要写《桃花源记》?我从《寂静的春天》作者蕾切尔·卡逊的一句话里，似乎找到了一种解释：“只有当我们的心灵被美所吸引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地活着，其余的时候只是幻想或忍耐。”
去伍家湾没有路，趁民工“砍路”的间隙，向导陪我察看了社塘湾到野猪塘的银杉。这里离粗江约两个小时的山路，是发现银杉最早也是银杉最多的地方。银杉生长在海拔1340米到1460米之间。这里虽然地处中亚热带，但夏季凉爽，冬季降雪，温度最低可达零下7℃，终年云雾缭绕，雨量多，湿度大。我留心观察一下，几乎所有的银杉都生长在悬崖陡坡上。这可能和它喜欢阳光，需要潮湿而又排水良好土壤的生活习性有关。也许生长条件相似，在银杉周围总伴生着一些特殊的植物，和它齐头并进的有五针松或福建柏，都是仪表不凡，身材魁梧，组成自然景色的佼佼者，在它的下面，差不多都生长着花坪的特有植物——变色杜鹃，再下面就是一层柔如地毯的苔藓、地衣和呈酸性的腐殖土。这就是银杉和这些植物的生活环境。向导告诉我，离开这些特定的环境，在花坪就几乎找不着银杉：已经成长的银杉也很难离开这样的环境。北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移走了几盆幼苗，至今还是爱长不长地活在温室里。
我从高大美丽的银杉上，看到了许多科学实验的痕迹。树上挂着不同的标牌，有些树枝上裹着高空压条繁殖的塑料包。有几株大树上挂着红布条和铜片，向导告诉我，这是利用红颜色和撞击声来吓唬松鼠，因为松鼠危害球果太严重，有时一株母树上找不着几个球果，全被松鼠偷走了。从这里，向导又谈到，银杉的自然更新能力很差。银杉残存的个体少，生存力弱，适应性差，生长缓慢，结实期晚，发芽率低，再加上阔叶林地郁闭度大，光照条件差，病害多，兽害严重，幼苗很难成树。在这里，我们还能看到一些幼苗幼树，据说在四川、湖南、贵州那几个发现了银杉的地方，就难看到幼树幼苗了。所以这种珍稀植物，即使排除人为破坏，也有被自然淘汰的危险。
进发伍家湾
民工们砍了两天路，才修通了三分之一。我急了，决定明天降低要求，民工先行快砍，我和向导尾随在后，突击伍家湾。
这天晚上人齐了，山上风大天凉，八个人只有四床被子，必须两人共用一床被子。当我们围坐在篝火旁聊天的时候，向导难以忍耐地捋起裤腿，拼命挠他那紫茄色的大腿，那腿上满是疮疖，看着都起鸡皮疙瘩。我心想今晚和谁睡都可以，千万别同他用一个被子。哪知道别人都跟我的想法一样，一个一个找好了对象，就剩下了他和我。他有点不自在地对我说：“唐记者，我跟你睡吧。”我只好和衣躺在他的身边，努力保持着一厘米的距离，再远一点，山风又钻进被子里来了。这一夜几乎没合眼，好几次想爬起来，坐在篝火旁打个盹，但是我不能，他给我当向导，我能做出这种惊动大家且不礼貌的举动吗?好容易挨到东方发白，我赶紧爬起来点火做饭。
今天天气不好，我们就在夹杂着细雨的浓雾中出发了。我们始终是沿着一个陡坡的边沿前进，有几处像“老虎嘴”似的地方确实惊险，头上是高耸入云的峭壁，脚下是深不可测的绿色深渊，再加上云雾吞吐其间，时隐时现，更增加了恐怖的气氛。由于地势陡峭，岩层厚实，土层浅薄，路上确实看见不少去年被大风大雪推倒的树，而且都是几十年、上百年的老树，像桌面或扇面似的盘根，随着躺倒的树干侧立在那里。有些树太大，搬不动，我们只好从上面爬过去，或者从下面钻过去。有些树成了我们的扶手，保障了攀援前进的安全。
耳边响着粗江的咆哮，但始终见不着粗江。直到走了约两个小时，又下了几个陡坡，终于来到江边。这是一条原始落差很大的河流。两岸岩壁耸立，林木蔽天，再加上天阴雾大，还不到中午就好像进入了黄昏。因为两岸无路可循，我们就脱下鞋袜，卷起裤腿涉水而上。这里所以叫粗江，是指满沟的石头又粗又大。不论是水面上的还是水底下的石头，经过常年流水和青苔的润滑，都好像抹了一层油似的，再加上11月中旬的水温，我们光着脚走一里多路，实在是个难以忍受的磨练。
更大的困难还是上岸以后的爬坡。路已经不存在了，只有前面民工砍过的树枝和 留在树上的刀痕，是指引我们前进的路标。这是一个望不到头的直上直下的陡坡，中间几乎没有迂回或缓冲的余地，惟一依靠的是稠密的林木和灌丛，必须抛弃手杖，腾出手来攀援而上。有几个地方无处可抓，民工就砍根带杈的树枝钩在那里，或是系根野藤吊在那里，向导就扶着我拽着树枝或野藤爬上去。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苦战，终于爬上了这个使人胆寒的高坡。再下到了白水滩，一场冷雨又把我们浇得像落汤鸡似的。此情此景，反而给我一种喜悦，一种联想的、启迪的、探索的喜悦。我有固定的目标，有现成的路线，有民工在砍路，有向导在搀扶，我还感到苦不堪言，那么当年发现银杉的科学工作者，又将是怎样一个情景呢?
“00198”模式标本
上山之前，在广西植物研究所我就访问过银杉的发现者——广西科学院副院长钟济新教授。下山以后，我又急不可待地去植物所找他，他已经去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去了。我又追回北京，在会议的间隙，再次访问了这位74岁高龄的科学家。钟老高高的个子，背不驼，耳不聋，眼不花，我猜想他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运动员。不错，他告诉我，他喜爱各种球类。当我问起他当年爬越伍家湾的情况时，他笑着对我说：“这地方我还想去，但医生不允许了。”这句很寻常也很不寻常的话，几乎解答了我所有的问题。作为一个卓有贡献的植物学家，光有运动员的身体还不够，还必须具备热爱科学、献身事业的精神。
钟老和他所率领的科学考察队二十七年前所以能够发现银杉，绝不是偶然的。钟老说，他们连续组织三次考察，才发现了银杉。那时候不要说花坪，就是现在已成为交通要道的宛田，也很少有人去。1954年暑假，钟老第一次带着学生去采集标本，就只到了宛田。有个老人告诉他，解放前有往贵州偷运鸦片的人说，从这里进去一百多里，有片古木青山，什么奇花异草都有。因此在春寒料峭的寒假，钟老第二次深入到红滩，发现花坪地区确实是个未染人烟的生物宝库。当时他是华南植物研究所广西分所(即现在广西植物所)的副所长，当即给华南植物所打了个报告。第二年组织了更大规模的科学考察队，他任队长，一直深入到花坪地区的腹地。队员邓先福首先挖到一株幼苗，高兴地对钟老说：“我找到了一棵油杉!”钟老想油杉不会分布在这个地方，仔细一看，不像油杉，可能是个新种，连忙问找到大树没有。邓先福说，山太陡，雾太大，没找到。这时候向导刘继信提供了重要线索。他是解放前从湖南逃荒过来的农民，生活还没安定，又要逃壮丁。国民党封了他的家，他和兄弟只好躲到深山野林里，以狩猎为生，所以他到过很多没人去过的地方。他告诉钟老，他见过一种杉不像杉、松不像松的树，又高又大，爱和狗尾松(五针松)长在一起。钟老信心更大了，就发动队员投入了寻找新种的战斗。回忆当时的情况，钟老对我说：“花坪你去过了，困难是知道的。那时候还不比现在，山里没有歇脚的房子，没有人走过的道路，病倒了、摔伤了、蛇咬了的事都发生过。”
皇天不负苦心人，他们终于在1955年5月16日子红崖山南坡采到了带球果的枝叶。这就是我在广西植物所看到的“00198”模式标本。后来由植物分类学家陈焕镛和匡可任鉴定是新属新种。因为它叶子像杉树，叶背有两条银白色的气孔带，微风吹拂便闪闪发光，故定名为银杉。苏联植物学家苏卡切夫刚好来中国看到了银杉的标本，发现和苏联的一种植物化石很相似，在德国、波兰也有这种化石，才知道银杉原来是一种被认为已经绝迹的“活化石”。远在一千万年以前，即新生代第三纪的上新世，银杉属植物曾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到了第四纪，由于气候变迁，冰川降临，银杉和许多动植物一样遭到浩劫，人们认为它早已绝迹了，没想到在中国又奇迹般地被发现了。中国在被译为China之前，还有一个古老的英译名，叫做Cathaya。科学家为了说明银杉是中国特有的古老植物，就把它的拉丁文学名也叫做Cathaya。有些外国植物学家来中国旅行，最大的愿望是想亲眼看到Cathaya。
红滩实验站
发现了银杉，是不是探索银杉之路的终结呢?不是，从保护、抢救、开发的意义来说，银杉的发现还只是开始。说起银杉，自然会联想到大熊猫，它们都是誉满中外的“活化石”。但一切事物都有个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这些孑遗的物种已经度过了漫长的历史岁月，各种走向衰败的迹象诸已暴露，如果再不施加人的影响，就有退出历史舞台的可能。这就是科学家的探索之路。应该说，这条路比发现银杉更艰苦，更漫长。
我从粗江回到天平山，再翻过一座大山，来到了红滩。这里有孤零零的一个小村落，就是广西植物研究所的实验站。他们的工作就是接过前辈科学家的火炬，继续探索银杉之路。
红滩不是银杉的原产地，这里却生长着人工播种的银杉幼苗，有两年生的，四年生的，五年生的，六年生的，“文化大革命”一场浩劫腰斩了十一年，所以还有六株十七年生的。最高的一株已达3．5米，而去年播种的幼苗只有三四厘米高。此外，还有高空压条成活的苗。把所有这些树苗加起来，大约相当于全国野生银杉的总数。据说几年前，有个外国人愿意以一架三叉戟飞机来交换一株银杉幼苗。如果照此类推，这个不大的山坡，已经有相当于一个亿万富翁的财富了。当然，银杉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因此迄今我国还没有拿银杉做过交易。
这笔科学的财富确实珍贵，也来之不易。好几个地方都试播过银杉，但出苗很少，成活更难。实验站又是怎样取得成功的呢?我访问了石金华。他是侗族人，42岁，是这里惟一的科技人员。他带着七个工人，常年工作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山窝里。来到花坪整整二十年了，他完全有机会调到南宁的某个区科委，也可以调到桂林雁山植物所，但是他舍不得这个地方，舍不得银杉，舍不得科研第一线。他的生活似乎有点单调，白天伺候银杉，晚上伴着录音机读英语，但生活是充实的。随着银杉的成长，红滩增添了科学的色彩，他的专业知识也逐渐丰富起来。
当然，工作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们有一个集体叫“银杉课题组”；除了实验站以外，还包括广西植物所的黄正福、李瑞高、梁木源等科研人员。他们共同研究银杉，已经发表了六篇科学论文，获得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科学成果奖，还被评为桂林市先进集体。他们不贪图安逸，不计岁月流逝，研究所和实验站两地配合，“文人相助”。他们大量的工作不是在实验室和标本园，而是在隐匿着银杉的原始森林里。他们背上行李、炊具，带着干粮、手电，攀峰爬崖，涉溪过涧。要查清银杉资源就必须漫山遍野去找，要弄清银杉的生物学特性及其生态环境，就必须定时定点风雨无阻地去观察。他们积累了成千上万个数据，有些数据不是几个月几年所能获得的。譬如第一代播种的银杉去年头一次开出四朵雄花，何年结实，何年繁殖下一代，仍然是大自然的一个秘密。李瑞高开玩笑地说：“我们搞一辈子，也不一定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科学信息，这是一种缩短生命的科研课题。”
人工播种实验同样是个复杂和细致的工作。银杉结籽比较少，很娇嫩，不耐储存，发芽条件要求苛刻，而人们对这些生命的秘密一无所知。他们便在红滩和雁山两地同时做了几百个组合试验，其中包括不同植株的种子，不同的播种期，不同的贮藏方法，不同的激素处理，不同的施用化学药剂，不同的播种基质等等，以探求培育种子发芽的最佳措施。通过多年繁琐而精确的实验，他们终于把银杉的发芽率由4％提高到90％以上，并公布了这项科研成果。
他们的目标，是要使银杉也像珙桐、水杉一样，出现一个风行世界的局面。石金华指着大片山坡，带着一种自豪的神情对我说：“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首先是让这一带都成为人工银杉林，然后请它们下山，学会到世界各地去生活，能够直接造福于人民。”
我笑着说：“这个美好的前景，我们可能看不到了，但一定会实现的。”
唐锡阳，中国著名的生态环保作家、活动家。唐锡阳先生授权本刊选登他的新书《错错错一一唐锡阳绿色沉思与百家评点》中的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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