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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当有一种沉思的精神。
在人民检察博物馆众多的检察文物中，一份案件的无罪抗诉书静静地躺在展柜里，并不引人注目，无声地讲述着多年前一个教训深刻的真实案例——
2005年3月15日，服刑13年的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农民胥敬祥跨出一道一道铁门，走出监房，泪水奔涌而出。“我是被冤枉的。省检察院抗诉，我才能洗清冤屈！”震动河南的首例省检察院无罪抗诉案件——胥敬祥案，尘埃落定。
1997年11月，河南省检察院检察官蒋汉生介入调查，结果让他震惊！时间错误、供证互相矛盾、无作案凶器、无犯罪同伙、物证不能相互印证——指控犯罪的证据均不成立。
七年多调查，历经“诉讼苦旅”，检察官终于为胥敬祥洗脱冤屈。蒋汉生沉痛地说：“惩治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二者同等重要，任何背离和偏颇都会导致公民合法权利受到侵害，破坏法律的公平正义。”
“当年制定刑诉法时，彭真同志就讲过。”陈光中回忆道，“对于执法人员来说，，100个人里冤枉一个是1%，但对被冤枉的人就是100%。”
为侦破刑事案件，我们总在追问——谁是坏人？
为刑事诉讼立法，我们总在追问——被抓捕的人就一定真是“坏人”吗？
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对胥敬祥案，蒋汉生难掩内心激动，“错误批捕、七次退回补充侦查、五年无法提起公诉，都是因为没有证据证明犯罪、没有查清犯罪事实。办案人员‘有罪推定’，是错案产生的根本原因。”
1993年，受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委托，陈光中组织了一个刑诉法修改研究专家小组，并在1994年向法工委提出了刑诉法修改建议稿。回忆起1996年全国人大修改刑诉法引入无罪推定，陈光中形容当时的感受，“欢欣鼓舞，终于写进去了。”
1996年修改刑诉法时，立法者借鉴吸收了发达国家的“无罪推定”原则——疑罪从无——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疑案有不起诉的决定权；未经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人民法院审理后，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法院判决有罪前，叫犯罪嫌疑人，判决有罪后，才叫罪犯。
对这个经过了几十年取得的进步，陈光中坦言，这是国家的形势，也是特殊的历史。
冤错案背后也往往笼罩着刑讯逼供的阴影。近些年曝光的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等案件“真凶落网、亡人复活”才得以重见天日。胥敬祥案也不例外，在监狱里，他双膝跪地向检察官哭诉：“我被抓的第二天晚上，公安局的几个人将我捆绑住，先用棍子把我的脚打烂，后来用皮鞋跺我的脚踝骨。他们折磨我三天三夜。最后我不得不承认抢劫。”
紧张、惊慌、恐惧、无助；肉体的痛苦、精神的绝望、家人的担心、亲属的压力；狱中青丝变白发，监外家庭破碎妻离子散……这结局究竟是岁月对人的伤害，还是人对人的折磨？什么又是被冤屈者的希望与救赎？
近现代刑法奠基人贝卡利亚在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指出，刑讯“必然造成这样一种奇怪后果：无辜者处于比罪犯更坏的境地……被屈打成招为罪犯。”长期以来，一些司法人员存在“口供是证据之本”、“刑讯逼供利大于弊”等误区，助长了野蛮的刑讯之风。
刑诉法修改和完善，既要有利于保证准确及时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又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权。毋庸讳言，近些年曝光的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等案件，暴露出刑讯逼供等程序违法问题。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修法发出了“最强音”——面对讯问可以保持沉默。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沈春耀指出，我国法律早已规定严禁刑讯逼供，严禁使用威胁、利诱等非法手段取证，但没有像此次修正案草案这么鲜明的宣示。
陈卫东说，“不能强迫包括犯罪嫌疑人在内的任何人违背意愿去证实自己有罪，更不能采用暴力、体罚、虐待等非法手段迫使他们承认自己有罪，这是国际人权规则的一个重要内容，它给遏制刑讯逼供提供了法律依据。”
“只有胥敬祥案被屈打成招的错乱口供，物证不能相互印证，指控犯罪的证据均不成立，但却作为了定案依据，没有被排除，怎么能防堵住冤案。”蒋汉生对证据的采信也曾提出质疑。
排除非法证据，是这次修法中遏制刑讯逼供的“釜底抽薪”之法。实际上，早在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就召开座谈会，探讨修改刑诉法。陈光中回忆，1995年，法工委召开座谈会，实务部门和学者就24个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此后形成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再次组织讨论后形成草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1996年修改时因反对激烈，最终未能写入。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汪建成表示，“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修法的重点，规定了严密的、严格的证据收集程序。这将对遏制刑讯逼供起到重要作用。”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
——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法律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
……
“构筑防止冤错案的堤坝”——立法者希望通过公、检、法三机关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环节中运用明确的排除非法证据规则，共同遏制刑讯逼供。
陈卫东介绍，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条款是宣示性的，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规定了非法排除证据规则，设置了严格的证据收集程序，又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的一些制度，这都将对遏制刑讯逼供起到重要作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源于近年的司法体制改革实践。2010年5月，中央政法机关联合出台了两个證据规定，力求把好证据关，最大限度防范冤错案。
两个规定下发后，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在承办一起故意杀人案时发现，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供述反复，庭审中不供认，并且案件其他证据不能得出唯一结论，不足以排除合理怀疑，遂提出被告人无罪的意见，经与检察机关沟通，案件最终以检察机关撤回起诉结案。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说，刑事诉讼活动用后一个权力制约前面的权力，才能保证案件的质量。当侦查机关认为是犯罪的时候，就是要让检察机关审查、制约侦查权。检察机关批准以后，提起公诉，还要通过审判机关。审判权的目的就是要对检察权进行制约。一审法院也有可能犯错，所以又设计了二审，让上级法院制约前面的审判。
和平、人道、中立、理性——程序正义的应有之义。
三十年，我们铭记——人民群众在每一次具体、真实的案件中，完成对公平正义的亲身体验；
三十年，我们呼唤——程序公正能够冷却盲目冲动和昂扬义愤，在理性的氛围中探求事实与真相……
在人民检察博物馆众多的检察文物中，一份案件的无罪抗诉书静静地躺在展柜里，并不引人注目，无声地讲述着多年前一个教训深刻的真实案例——
2005年3月15日，服刑13年的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农民胥敬祥跨出一道一道铁门，走出监房，泪水奔涌而出。“我是被冤枉的。省检察院抗诉，我才能洗清冤屈！”震动河南的首例省检察院无罪抗诉案件——胥敬祥案，尘埃落定。
1997年11月，河南省检察院检察官蒋汉生介入调查，结果让他震惊！时间错误、供证互相矛盾、无作案凶器、无犯罪同伙、物证不能相互印证——指控犯罪的证据均不成立。
七年多调查，历经“诉讼苦旅”，检察官终于为胥敬祥洗脱冤屈。蒋汉生沉痛地说：“惩治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二者同等重要，任何背离和偏颇都会导致公民合法权利受到侵害，破坏法律的公平正义。”
“当年制定刑诉法时，彭真同志就讲过。”陈光中回忆道，“对于执法人员来说，，100个人里冤枉一个是1%，但对被冤枉的人就是100%。”
为侦破刑事案件，我们总在追问——谁是坏人？
为刑事诉讼立法，我们总在追问——被抓捕的人就一定真是“坏人”吗？
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对胥敬祥案，蒋汉生难掩内心激动，“错误批捕、七次退回补充侦查、五年无法提起公诉，都是因为没有证据证明犯罪、没有查清犯罪事实。办案人员‘有罪推定’，是错案产生的根本原因。”
1993年，受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委托，陈光中组织了一个刑诉法修改研究专家小组，并在1994年向法工委提出了刑诉法修改建议稿。回忆起1996年全国人大修改刑诉法引入无罪推定，陈光中形容当时的感受，“欢欣鼓舞，终于写进去了。”
1996年修改刑诉法时，立法者借鉴吸收了发达国家的“无罪推定”原则——疑罪从无——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疑案有不起诉的决定权；未经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人民法院审理后，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法院判决有罪前，叫犯罪嫌疑人，判决有罪后，才叫罪犯。
对这个经过了几十年取得的进步，陈光中坦言，这是国家的形势，也是特殊的历史。
冤错案背后也往往笼罩着刑讯逼供的阴影。近些年曝光的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等案件“真凶落网、亡人复活”才得以重见天日。胥敬祥案也不例外，在监狱里，他双膝跪地向检察官哭诉：“我被抓的第二天晚上，公安局的几个人将我捆绑住，先用棍子把我的脚打烂，后来用皮鞋跺我的脚踝骨。他们折磨我三天三夜。最后我不得不承认抢劫。”
紧张、惊慌、恐惧、无助；肉体的痛苦、精神的绝望、家人的担心、亲属的压力；狱中青丝变白发，监外家庭破碎妻离子散……这结局究竟是岁月对人的伤害，还是人对人的折磨？什么又是被冤屈者的希望与救赎？
近现代刑法奠基人贝卡利亚在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指出，刑讯“必然造成这样一种奇怪后果：无辜者处于比罪犯更坏的境地……被屈打成招为罪犯。”长期以来，一些司法人员存在“口供是证据之本”、“刑讯逼供利大于弊”等误区，助长了野蛮的刑讯之风。
刑诉法修改和完善，既要有利于保证准确及时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又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权。毋庸讳言，近些年曝光的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等案件，暴露出刑讯逼供等程序违法问题。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修法发出了“最强音”——面对讯问可以保持沉默。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沈春耀指出，我国法律早已规定严禁刑讯逼供，严禁使用威胁、利诱等非法手段取证，但没有像此次修正案草案这么鲜明的宣示。
陈卫东说，“不能强迫包括犯罪嫌疑人在内的任何人违背意愿去证实自己有罪，更不能采用暴力、体罚、虐待等非法手段迫使他们承认自己有罪，这是国际人权规则的一个重要内容，它给遏制刑讯逼供提供了法律依据。”
“只有胥敬祥案被屈打成招的错乱口供，物证不能相互印证，指控犯罪的证据均不成立，但却作为了定案依据，没有被排除，怎么能防堵住冤案。”蒋汉生对证据的采信也曾提出质疑。
排除非法证据，是这次修法中遏制刑讯逼供的“釜底抽薪”之法。实际上，早在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就召开座谈会，探讨修改刑诉法。陈光中回忆，1995年，法工委召开座谈会，实务部门和学者就24个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此后形成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再次组织讨论后形成草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1996年修改时因反对激烈，最终未能写入。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汪建成表示，“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修法的重点，规定了严密的、严格的证据收集程序。这将对遏制刑讯逼供起到重要作用。”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
——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法律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
……
“构筑防止冤错案的堤坝”——立法者希望通过公、检、法三机关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环节中运用明确的排除非法证据规则，共同遏制刑讯逼供。
陈卫东介绍，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条款是宣示性的，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规定了非法排除证据规则，设置了严格的证据收集程序，又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的一些制度，这都将对遏制刑讯逼供起到重要作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源于近年的司法体制改革实践。2010年5月，中央政法机关联合出台了两个證据规定，力求把好证据关，最大限度防范冤错案。
两个规定下发后，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在承办一起故意杀人案时发现，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供述反复，庭审中不供认，并且案件其他证据不能得出唯一结论，不足以排除合理怀疑，遂提出被告人无罪的意见，经与检察机关沟通，案件最终以检察机关撤回起诉结案。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说，刑事诉讼活动用后一个权力制约前面的权力，才能保证案件的质量。当侦查机关认为是犯罪的时候，就是要让检察机关审查、制约侦查权。检察机关批准以后，提起公诉，还要通过审判机关。审判权的目的就是要对检察权进行制约。一审法院也有可能犯错，所以又设计了二审，让上级法院制约前面的审判。
和平、人道、中立、理性——程序正义的应有之义。
三十年，我们铭记——人民群众在每一次具体、真实的案件中，完成对公平正义的亲身体验；
三十年，我们呼唤——程序公正能够冷却盲目冲动和昂扬义愤，在理性的氛围中探求事实与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