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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都柏林后不久，我开始找人跟我展开一次地道的对话。顶尖英语学习中心的艾斯琳老师说，不是随便谁都行。必须是不认识的人，最好是脾气好、不设防的英语母语者。
西班牙男学生举手问：“我的室友是新加坡人，我可以找她对话吗？”
艾斯琳笑了笑，说，“我现在要把你们分成两人一组。这样，你们和陌生人对话时，可以一个说，一个看。然后下次互换角色。下周一，你们每人有十分钟时间，汇报你的组员和谁说了什么。不要作弊，”——她把钢笔像魔杖似的转了转——“对话是真是假，我一听就知道。”
她拿出花名册，开始给我们组队。何塞和埃尔莎一对。朱迪特和沃伊特克。伊洙和小鹏。我颇为享受地看艾斯琳吃力地念出我们的名字，不再像平日那般无懈可击。她随即向我投来警告的目光，仿佛识破了我的内心活动。她的钢笔在纸页上拂过，寻找下一组对子。
“你俩一组应该很不错。南和阿克玛拉。”她宣布道。
阿克玛拉和我是班上唯一两个亚裔女孩。我对她的感情有点复杂，而她很明显不喜欢我。课后，我们走到附近的斯巴便利店讨论方案。阿克玛拉点了脱脂拿铁和烤馅饼，我买了一根香蕉。我们在窗边坐下。
阿克玛拉一路上都一言未发。她面无表情地把食物摆在桌上。
“首先，我想为上次的事向你道歉。”我说。
她皱着眉看着我，然后扯开一包代糖，把糖粉倒入咖啡，说：“你是指你问我是不是中国人那次，还是叫我卡莫拉那次？”她说英语时语速很慢，口音让我想起间谍电影里的坏人。
“两次。两次都是。我真的很抱歉，阿克玛拉。”我谨慎地念出她的名字。
她眯起双眼，仿佛在掂量什么提案。“其实我不介意被叫成卡莫拉。挺好听的。”她说，“但我真的很讨厌别人问我是不是中国人。他们难道不知道亚洲还有别的国家吗？”
“嗯。”我握着香蕉说，“他们知道的。我是说，我知道的。”
“好吧，我宽恕你了。”她一面说，一面叉起一块馅饼送进嘴里。
我拿不准她是不是在讽刺，但决定相信她的话，同时剥开我的香蕉。我们边吃边讨论艾斯琳布置的作业。我说我很想和英语母语者练习口语，但有时我觉得他们的话很难懂，而我越焦虑就越听不懂。阿克玛拉说，哪怕在吉尔吉斯斯坦时，她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对话到一半，她总会突然意识到，真正的人际沟通是多么遥不可及。她在想，是不是因为自己是同性恋，才变成这样一个无可救药的怀疑论者。
我吞下软糊糊的香蕉。“我从没谈过恋爱。”
“我倒不介意和爱尔兰女生约会。”阿克玛拉边说，边打量店内。“她们里面有一些还是很漂亮的。”
坐我们旁边的中年妇女在椅子上挪了挪。她的眼睛奇大无比，天生帶着一种惊讶的神情。她咬了口三明治。
“咱们还是讨论作业吧。”我说。
阿克玛拉表示同意。她认为，和英语母语者成功对话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规避文化刻板印象。她见我一脸迷惑，便问我和当地人打交道时，最常见的话题是什么。
我想了想。“中国？”
“没错！”她把手一拍，同时扫了邻座一眼，那个女人开始窸窸窣窣地收拾三明治包装纸。阿克玛拉继续道，这次，为了能聊出真情实感，我们要设法避免被视为异域的客体。
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菠萝。“同意。”我说。
阿克玛拉冲我微微一笑。“我们上哪儿去找优秀的英语母语者？一个视野开阔，特立独行，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反建制的人？”
我一边卷起香蕉皮，一边思索着她的问题。然后我想起今早被我拿来垫面碗的传单。
“跳蚤市场怎么样？我朋友说周日有一个很大的集市。”我一面说，一面希望那张纸没被蚝油完全打湿。
阿克玛拉迟到了。我在集市街边等她，其间，分别有两位老太太上前问我是不是迷路了。其中一位向我讲述了她若干年前的北京之旅。在一团乱七八糟的音节中，我勉强听出了“驴子”“湖”和“烤”。我又是微笑又是点头，这时，只见一个小个子的东亚女人朝我们走来，她穿着一件白短袖，上面似乎印着一只巨大的假阳具。
我倒吸一口气，吓到了面前的老太太。她含糊地说了句爱什么的。
“抱歉，我朋友来了。”我快步走向阿克玛拉。
她向我招招手，自豪地微笑着，同时挺起胸脯，上面确凿无误地伸展着一只艳粉色的假阳具，紫色血管爆绽。
“这件是给你的。”她说着，从手提包里抽出另一件短袖，在我面前像旗帜一般抖开。
不出我所料，这件上面画了一具裸女胴体。“这是我室友买来参加告别单身派对的。”阿克玛拉说。
“你想让我穿这个？”我死死盯住裸女咄咄逼人的胸部。
尽管我这么问了，我很确定自己绝不会套上这样的乳房。但阿克玛拉说，她想来想去，觉得唯一能让我们的异域性不那么打眼的办法，就是展示一件比我们的族群身份更抓眼球的东西。我告诉她，尽管我同意她的观点，但这件短袖实在太可笑了。太不礼貌了，我强调道。毕竟我们初来乍到，我不想惹上麻烦。
“别再这么中国人了！”阿克玛拉攥住我的手臂大喊道。“而且你应该这么想：你更想跟谁交朋友——一个对穿色情短袖的陌生人感兴趣的人，还是一个询问你对中国经济看法的人？”
她的手出乎意料的冰凉、柔软，像只冒出巢穴的幼鸟。
我们穿过一条拥挤的小巷，来到一个大庭院，里面竖着几排五颜六色的帐篷。入口处，几只笨重的旧行李箱垒在一起，靠着一个厚木床头和几把破扶手椅。人们穿着牛仔裤、短套头衫和机车靴，成群结队地在其中穿行。音乐抽打着空气。
“这里看起来很有意思。”阿克玛拉说着，拉着我来到第一个摊位。
趁她在打量一只陶瓷蛋杯，我把双臂交叉了又松开，试图让身体适应这件陌生人的短袖。在我们周围，人们三五成群，彼此交谈。他们有的举着咖啡杯，有的一面比划，一面大笑颔首。他们的嘴动得飞快，脸上带着忘我的狂喜。我想知道，如果我能像舞台上的表演者那样参与这些对话，而不是远远观看，会是什么感受。我和几个在珠宝摊后窃窃私语的女人目光交接。我还没来得及挤出真挚的微笑，她们便眼神一闪，移向他处。 “告诉我，南，你今天的话题是什么？”阿克玛拉问。她扔下手中的红帽子，向前走去。摊主怒视着我们。
我交叉双臂，对他露出歉意的微笑。“我的话题？”
“就是你要聊的东西。你的人设。”她边说边浏览摊位。“你有没有做准备？”
“我们需要做准备吗？”
她说作业本身没有这个要求，但她还在吉尔吉斯斯坦时，她父亲会带她参加有外宾的晚宴，他会让她提前决定，她想谈论小马还是小猫。
“什么意思？”
“这个办法有点傻，但很有效。”阿克玛拉说着，举起一株塑料盆装的小多肉，对着它微笑。“如果我聊马，宾客会认为我乐于探险;如果我聊猫，我就是个甜美友善的小姑娘。很简单。你的话题决定你的形象。一个强烈而清晰的形象会为对话注入活力。”
“我还以为我们来这儿是为了进行地道的对话，不然我们不会穿成这样。”
“没错！”她把手一拍。“这件短袖就是你的话题。”
“什么？不，我不想聊这个。”我低头端详胸口。上面印着的乳房像两只煎坏了的荷包蛋。
她笑了。我们来到一家二手唱片铺，里面站着一个裹头巾的男青年。“你们这是去单身派对的路上，还是已经回来了？”他问。
阿克玛拉冲我眨眨眼。“我们在等人邀请我们去。具体让我朋友跟你聊吧。”
我们还没决定跟人对话的先后顺序，此刻再提议讨论已为时太晚。“没错，我想参加单身派对。”我鹦鹉学舌道。
“为什么？”他笑起来。
我竭力保持面部平静，同时绞尽脑汁，搜索答案。“我没什么女性朋友。我猜，我很好奇跟要好的女朋友参加派对是什么感觉。”
“哦，很抱歉听你这么说。”他说，“怎么会这样呢？”
“嗯，可能因为我很胖——我青春期时比现在还胖。”话一出口，我自己都惊呆了。我不敢相信我跟一个陌生人说出了我从未表达过的东西。一种强烈的解放感穿透全身。
小伙子和阿克玛拉都看着我。他们还没开口，就听见一个声音说：“女士们，不好意思。”
声音来自一个中等身材的男子，自称集市经理。他带着遗憾的微笑，说接到几起关于公共场所猥亵行为的举报，希望我们能更换着装后再继续购物。
“你说什么？”阿克玛拉挺胸问道。
经理露出耐心的微笑。“人人享有穿衣自由。”他说，“我个人对你的着装没有任何意见，女士。但请你理解，这里是公共场所，我们社区的若干成员向我们举报了你的着装，说你短袖上的淫秽图案让他们非常困扰。因此，不知你能否尊重他们的感受，换件衣服？”
“好的，沒问题！”我抢在阿克玛拉前面答道。“很抱歉。我们不是故意来捣乱的。我们这就去换。”
他看向我，仿佛此刻才注意到我的存在。“哦，不，”他说，“你没问题，女士。是你的朋友，”——他指向阿克玛拉，而她将中指像剑一般竖起——“是她那件有问题。”
阿克玛拉快步走在我前面，一直走到一个大十字路口的红灯前。黄色公车像大狗鱼一般，在明亮的阳光中穿梭。马路对面伫立着一座大教堂。
“你干吗要跟那人道歉？”她头也不回地问。
“我，我只是不想惹事。”我说。
我已经换回了自己的衬衫。阿克玛拉把短袖翻过来穿，那只假阳具如今对着她的胸口，反面透出一长条脏兮兮的紫与红，像一道旧伤口。“随便吧，”她说，“我都快饿死了。”
信号灯变了，我们穿过十字路口，经过教堂，寻找咖啡店。不一会儿，我们来到了森特拉便利店，只有它在营业。
“我讨厌星期天。”阿克玛拉说。她把三文鱼土豆沙拉里带杆的叶子挑了出去。“我也讨厌芝麻菜。”
我安静地咀嚼着鸡蛋三明治，寻找合适的话题活跃气氛。“话说我们的作业怎么办？”
她把视线从沙拉上抬起来。
“十分钟需要展示很多内容。”我说，“保险起见，我们大概得各自完成两次对话。”
她摇摇头。“不愧是勤奋的中国人。”
我感觉受到轻微的冒犯，但决定不把时间浪费在我的感受上，而是专注于完成课堂作业。我告诉阿克玛拉，上次讨论后，我去读了关于刻板文化印象的资料，意识到我们的确需要将自己从西方人对我们的固有印象中解放出来，展现作为真实个体的自我。我提议，从这点来看，我们应该想一想各自有什么兴趣，找到爱好相投的人，在此基础上开展对话。我问她对什么比较感兴趣。
“音乐。”她说，“我想去酒吧看现场演出。”
我拿出手机，打开谷歌地图，聚焦都柏林市中心，在搜索栏输入“音乐”。绝大多数酒吧的演出要到傍晚才开始。这时我发现，史密斯菲尔德夏日音乐节还有不到一小时就开始了。
我把手机递给阿克玛拉，她终于露出微笑。“干得漂亮。”她说。
我们向北出发，经过空无一人的小巷、破败的房屋，穿过利菲河，终于来到一个四周环绕着现代综合体建筑的大广场，数量惊人的玻璃墙让我想起了中国。
广场中心已经搭起钢筋舞台，但演出还没开始，背景里放着一首慢歌。啤酒摊和餐车已开始营业，形形色色的人们在它们前面汇聚。
“咱们去买瓶啤酒吧。”阿克玛拉说，“我听说酒精是对话的润滑剂。”
“嗯。”我算了算剩下的钱。“我就算了。你去吧。”
阿克玛拉抓起我的手。“走吧。我请客。”
我们肩并肩排着队，我的脸烫得像煎饼。这还没喝酒就醉了吗？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我问阿克玛拉，这次能不能她先说话。她答应了，于是四下张望，寻找潜在的攀谈对象。我们身后的一名中年男子迎上她的目光。他友好地笑了笑，用中文说：“尼好。”
“我不会说中文。”阿克玛拉说。
“你不是中国人？”男人用英文问。
“我也不会说英文。”她说。她和我一言不发地排了队，买了啤酒，回到刚才站的地方。阿克玛拉喝了一大口酒。“我要把短袖翻回来穿。” “别这样。”我乞求道。
她坚持要这么做，于是我建议，如果她非要这么穿，那就穿画了乳房的那件，结果她更生气了。我正喘不过气来，想到我们这下又要倒霉了，忽然听到一个女声问：“你为什么要把这件短袖反过来穿？”
她是个苗条的年轻女人，金色短发，剔透的蓝眼睛。她向我们微笑着又问了一遍。
“因为上面有不雅图案。”阿克玛拉说。
那女人笑了。“是吗，反过来很美。让我想起伊夫·克莱因的作品。”
我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但阿克玛拉笑了。“不过颜色不对吧？”
女人眯起双眼，盯着阿克玛拉的胸口。“非常美。”她轻柔地说。
我颈背上的毛都竖了起来。“她这么穿是因为她不希望别人问她的国籍。”我打断道。
“哦？”那个女人打量着我们。“你是中国人吗？”
出乎我的意料，阿克玛拉听她这么问并没有生气。相反，她露出淡淡的微笑。“我母亲曾经是中国人。”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女人看起来也很惊讶。“曾经？”她问道。
“她很久以前就去世了。”阿克玛拉说。
“很抱歉。”那女人说，“她是个怎样的人？”
阿克玛拉扫了我一眼。“一个典型的中国人：勤劳，善良，永远都在道歉，從来不敢为自己出头。”
她的话在我耳中嗡嗡作响。她已转身朝向那个女人，我只能看到她的侧影。有一瞬，她看起来很悲伤，又熟悉得不可思议。我的双眼辣辣的。这时，一个高个金发男人向我们走来，手里提着两大杯啤酒。他对那个女人说了句我听不懂的话。
那女人接过一杯啤酒，答了一连串我无法理解的声音。正当我以为自己丧失了英语能力时，她转向我们。“这是我男朋友斯蒂芬。我叫米拉。你们想和我们一起玩吗？我们是从德国来的，想在都柏林交点朋友。”
震惊之余，我喝了口啤酒，液体出乎意料的冰凉。
“不行。”阿克玛拉面无表情地说，“我们得找英语母语者聊天。这是学校的作业。”
德国情侣走后，阿克玛拉和我毫无目的地站着。人们开始向舞台涌去，潮水一般，而我们留在原地。
阿克玛拉看着我。“这下我们去哪儿进行地道的对话？”
我张开嘴。我有太多问题想问她。
“我们估计可以编一些。”我说。
她大笑起来，冲我竖起大拇指。然后音乐响了起来。
去年年初，爱尔兰国家广播电台（RTE）通过我的经纪人联系到我，希望我能为他们写篇小说。其时，为了纪念爱尔兰共和国独立100周年，RTE在策划名为“独立”的广播小说系列节目，总共找了十二位作家来参与，我是其中之一。
因此，《一次地道的对话》可以算是一次命题作文。“作文”的特别要求有两点，第一点相当直截了当：广播时长为三十分钟整，精确到秒，所以小说的字数也得刚好是三千字，又因为默认状态是要让人“听”，在结构和情节上需要格外明晰;第二个要求则稍微含蓄一些，是我和电台的制片人沟通之后揣摩到的：RTE希望我能够写一个有外来者角度的爱尔兰故事，强调当代爱尔兰文化的多元性。
我对第一个要求照单全收了，但对第二个要求则略有保留。跟我约稿的电台制片人是土生土长的都柏林人，想要庆祝爱尔兰的国际化和多元化。 本地人难以意识到的是，他们只是把这些外来人作为他者（the Other）来观看，实际上，这些外来人远远不只是本地人眼里的风景，或者文化多元的符号象征——这些所谓的外地人不但相互之间语言文化千差万别，个体的情况和故事也是千差万别。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决定从外地人的视角来讲一个他们如何被当成了“风景”的故事。作为初来乍到的语言学校学生，故事里的女孩们一边希望从本地人眼中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里独立出来，被作为个体对待，一边又难以避免地把本地人看作“他者”，甚至也以刻板印象来相互观看。
因为是要在广播里念的，总体来说，《一次地道的对话》是一个轻快的故事，但显而易见地，南和阿克玛拉都在挣扎：和自己的过去，和别人眼中的自己，和自己所认为的自己不断交涉着。
也是难以避免的，不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总会有那些握有权利的他人要对我们进行宣判，将我们的谈话，我们的自我判定为正宗（authentic）或是伪造（fake），而我们为此苦苦抗争——回应他们的宣判，想向他们证明我们的真实。然而，实际上，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从他人手中夺回话语的权利，不再任由他人，而由我们自己来审视我们的自我，再大声宣布：我是真实的;我们的谈话，我们的自我，无论看起来如何荒谬而异类，都是真挚的，地道的（authentic）。
最后非常感谢在纽约的钟娜为我把这一篇短小说翻译成了中文。
西班牙男学生举手问：“我的室友是新加坡人，我可以找她对话吗？”
艾斯琳笑了笑，说，“我现在要把你们分成两人一组。这样，你们和陌生人对话时，可以一个说，一个看。然后下次互换角色。下周一，你们每人有十分钟时间，汇报你的组员和谁说了什么。不要作弊，”——她把钢笔像魔杖似的转了转——“对话是真是假，我一听就知道。”
她拿出花名册，开始给我们组队。何塞和埃尔莎一对。朱迪特和沃伊特克。伊洙和小鹏。我颇为享受地看艾斯琳吃力地念出我们的名字，不再像平日那般无懈可击。她随即向我投来警告的目光，仿佛识破了我的内心活动。她的钢笔在纸页上拂过，寻找下一组对子。
“你俩一组应该很不错。南和阿克玛拉。”她宣布道。
阿克玛拉和我是班上唯一两个亚裔女孩。我对她的感情有点复杂，而她很明显不喜欢我。课后，我们走到附近的斯巴便利店讨论方案。阿克玛拉点了脱脂拿铁和烤馅饼，我买了一根香蕉。我们在窗边坐下。
阿克玛拉一路上都一言未发。她面无表情地把食物摆在桌上。
“首先，我想为上次的事向你道歉。”我说。
她皱着眉看着我，然后扯开一包代糖，把糖粉倒入咖啡，说：“你是指你问我是不是中国人那次，还是叫我卡莫拉那次？”她说英语时语速很慢，口音让我想起间谍电影里的坏人。
“两次。两次都是。我真的很抱歉，阿克玛拉。”我谨慎地念出她的名字。
她眯起双眼，仿佛在掂量什么提案。“其实我不介意被叫成卡莫拉。挺好听的。”她说，“但我真的很讨厌别人问我是不是中国人。他们难道不知道亚洲还有别的国家吗？”
“嗯。”我握着香蕉说，“他们知道的。我是说，我知道的。”
“好吧，我宽恕你了。”她一面说，一面叉起一块馅饼送进嘴里。
我拿不准她是不是在讽刺，但决定相信她的话，同时剥开我的香蕉。我们边吃边讨论艾斯琳布置的作业。我说我很想和英语母语者练习口语，但有时我觉得他们的话很难懂，而我越焦虑就越听不懂。阿克玛拉说，哪怕在吉尔吉斯斯坦时，她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对话到一半，她总会突然意识到，真正的人际沟通是多么遥不可及。她在想，是不是因为自己是同性恋，才变成这样一个无可救药的怀疑论者。
我吞下软糊糊的香蕉。“我从没谈过恋爱。”
“我倒不介意和爱尔兰女生约会。”阿克玛拉边说，边打量店内。“她们里面有一些还是很漂亮的。”
坐我们旁边的中年妇女在椅子上挪了挪。她的眼睛奇大无比，天生帶着一种惊讶的神情。她咬了口三明治。
“咱们还是讨论作业吧。”我说。
阿克玛拉表示同意。她认为，和英语母语者成功对话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规避文化刻板印象。她见我一脸迷惑，便问我和当地人打交道时，最常见的话题是什么。
我想了想。“中国？”
“没错！”她把手一拍，同时扫了邻座一眼，那个女人开始窸窸窣窣地收拾三明治包装纸。阿克玛拉继续道，这次，为了能聊出真情实感，我们要设法避免被视为异域的客体。
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菠萝。“同意。”我说。
阿克玛拉冲我微微一笑。“我们上哪儿去找优秀的英语母语者？一个视野开阔，特立独行，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反建制的人？”
我一边卷起香蕉皮，一边思索着她的问题。然后我想起今早被我拿来垫面碗的传单。
“跳蚤市场怎么样？我朋友说周日有一个很大的集市。”我一面说，一面希望那张纸没被蚝油完全打湿。
阿克玛拉迟到了。我在集市街边等她，其间，分别有两位老太太上前问我是不是迷路了。其中一位向我讲述了她若干年前的北京之旅。在一团乱七八糟的音节中，我勉强听出了“驴子”“湖”和“烤”。我又是微笑又是点头，这时，只见一个小个子的东亚女人朝我们走来，她穿着一件白短袖，上面似乎印着一只巨大的假阳具。
我倒吸一口气，吓到了面前的老太太。她含糊地说了句爱什么的。
“抱歉，我朋友来了。”我快步走向阿克玛拉。
她向我招招手，自豪地微笑着，同时挺起胸脯，上面确凿无误地伸展着一只艳粉色的假阳具，紫色血管爆绽。
“这件是给你的。”她说着，从手提包里抽出另一件短袖，在我面前像旗帜一般抖开。
不出我所料，这件上面画了一具裸女胴体。“这是我室友买来参加告别单身派对的。”阿克玛拉说。
“你想让我穿这个？”我死死盯住裸女咄咄逼人的胸部。
尽管我这么问了，我很确定自己绝不会套上这样的乳房。但阿克玛拉说，她想来想去，觉得唯一能让我们的异域性不那么打眼的办法，就是展示一件比我们的族群身份更抓眼球的东西。我告诉她，尽管我同意她的观点，但这件短袖实在太可笑了。太不礼貌了，我强调道。毕竟我们初来乍到，我不想惹上麻烦。
“别再这么中国人了！”阿克玛拉攥住我的手臂大喊道。“而且你应该这么想：你更想跟谁交朋友——一个对穿色情短袖的陌生人感兴趣的人，还是一个询问你对中国经济看法的人？”
她的手出乎意料的冰凉、柔软，像只冒出巢穴的幼鸟。
我们穿过一条拥挤的小巷，来到一个大庭院，里面竖着几排五颜六色的帐篷。入口处，几只笨重的旧行李箱垒在一起，靠着一个厚木床头和几把破扶手椅。人们穿着牛仔裤、短套头衫和机车靴，成群结队地在其中穿行。音乐抽打着空气。
“这里看起来很有意思。”阿克玛拉说着，拉着我来到第一个摊位。
趁她在打量一只陶瓷蛋杯，我把双臂交叉了又松开，试图让身体适应这件陌生人的短袖。在我们周围，人们三五成群，彼此交谈。他们有的举着咖啡杯，有的一面比划，一面大笑颔首。他们的嘴动得飞快，脸上带着忘我的狂喜。我想知道，如果我能像舞台上的表演者那样参与这些对话，而不是远远观看，会是什么感受。我和几个在珠宝摊后窃窃私语的女人目光交接。我还没来得及挤出真挚的微笑，她们便眼神一闪，移向他处。 “告诉我，南，你今天的话题是什么？”阿克玛拉问。她扔下手中的红帽子，向前走去。摊主怒视着我们。
我交叉双臂，对他露出歉意的微笑。“我的话题？”
“就是你要聊的东西。你的人设。”她边说边浏览摊位。“你有没有做准备？”
“我们需要做准备吗？”
她说作业本身没有这个要求，但她还在吉尔吉斯斯坦时，她父亲会带她参加有外宾的晚宴，他会让她提前决定，她想谈论小马还是小猫。
“什么意思？”
“这个办法有点傻，但很有效。”阿克玛拉说着，举起一株塑料盆装的小多肉，对着它微笑。“如果我聊马，宾客会认为我乐于探险;如果我聊猫，我就是个甜美友善的小姑娘。很简单。你的话题决定你的形象。一个强烈而清晰的形象会为对话注入活力。”
“我还以为我们来这儿是为了进行地道的对话，不然我们不会穿成这样。”
“没错！”她把手一拍。“这件短袖就是你的话题。”
“什么？不，我不想聊这个。”我低头端详胸口。上面印着的乳房像两只煎坏了的荷包蛋。
她笑了。我们来到一家二手唱片铺，里面站着一个裹头巾的男青年。“你们这是去单身派对的路上，还是已经回来了？”他问。
阿克玛拉冲我眨眨眼。“我们在等人邀请我们去。具体让我朋友跟你聊吧。”
我们还没决定跟人对话的先后顺序，此刻再提议讨论已为时太晚。“没错，我想参加单身派对。”我鹦鹉学舌道。
“为什么？”他笑起来。
我竭力保持面部平静，同时绞尽脑汁，搜索答案。“我没什么女性朋友。我猜，我很好奇跟要好的女朋友参加派对是什么感觉。”
“哦，很抱歉听你这么说。”他说，“怎么会这样呢？”
“嗯，可能因为我很胖——我青春期时比现在还胖。”话一出口，我自己都惊呆了。我不敢相信我跟一个陌生人说出了我从未表达过的东西。一种强烈的解放感穿透全身。
小伙子和阿克玛拉都看着我。他们还没开口，就听见一个声音说：“女士们，不好意思。”
声音来自一个中等身材的男子，自称集市经理。他带着遗憾的微笑，说接到几起关于公共场所猥亵行为的举报，希望我们能更换着装后再继续购物。
“你说什么？”阿克玛拉挺胸问道。
经理露出耐心的微笑。“人人享有穿衣自由。”他说，“我个人对你的着装没有任何意见，女士。但请你理解，这里是公共场所，我们社区的若干成员向我们举报了你的着装，说你短袖上的淫秽图案让他们非常困扰。因此，不知你能否尊重他们的感受，换件衣服？”
“好的，沒问题！”我抢在阿克玛拉前面答道。“很抱歉。我们不是故意来捣乱的。我们这就去换。”
他看向我，仿佛此刻才注意到我的存在。“哦，不，”他说，“你没问题，女士。是你的朋友，”——他指向阿克玛拉，而她将中指像剑一般竖起——“是她那件有问题。”
阿克玛拉快步走在我前面，一直走到一个大十字路口的红灯前。黄色公车像大狗鱼一般，在明亮的阳光中穿梭。马路对面伫立着一座大教堂。
“你干吗要跟那人道歉？”她头也不回地问。
“我，我只是不想惹事。”我说。
我已经换回了自己的衬衫。阿克玛拉把短袖翻过来穿，那只假阳具如今对着她的胸口，反面透出一长条脏兮兮的紫与红，像一道旧伤口。“随便吧，”她说，“我都快饿死了。”
信号灯变了，我们穿过十字路口，经过教堂，寻找咖啡店。不一会儿，我们来到了森特拉便利店，只有它在营业。
“我讨厌星期天。”阿克玛拉说。她把三文鱼土豆沙拉里带杆的叶子挑了出去。“我也讨厌芝麻菜。”
我安静地咀嚼着鸡蛋三明治，寻找合适的话题活跃气氛。“话说我们的作业怎么办？”
她把视线从沙拉上抬起来。
“十分钟需要展示很多内容。”我说，“保险起见，我们大概得各自完成两次对话。”
她摇摇头。“不愧是勤奋的中国人。”
我感觉受到轻微的冒犯，但决定不把时间浪费在我的感受上，而是专注于完成课堂作业。我告诉阿克玛拉，上次讨论后，我去读了关于刻板文化印象的资料，意识到我们的确需要将自己从西方人对我们的固有印象中解放出来，展现作为真实个体的自我。我提议，从这点来看，我们应该想一想各自有什么兴趣，找到爱好相投的人，在此基础上开展对话。我问她对什么比较感兴趣。
“音乐。”她说，“我想去酒吧看现场演出。”
我拿出手机，打开谷歌地图，聚焦都柏林市中心，在搜索栏输入“音乐”。绝大多数酒吧的演出要到傍晚才开始。这时我发现，史密斯菲尔德夏日音乐节还有不到一小时就开始了。
我把手机递给阿克玛拉，她终于露出微笑。“干得漂亮。”她说。
我们向北出发，经过空无一人的小巷、破败的房屋，穿过利菲河，终于来到一个四周环绕着现代综合体建筑的大广场，数量惊人的玻璃墙让我想起了中国。
广场中心已经搭起钢筋舞台，但演出还没开始，背景里放着一首慢歌。啤酒摊和餐车已开始营业，形形色色的人们在它们前面汇聚。
“咱们去买瓶啤酒吧。”阿克玛拉说，“我听说酒精是对话的润滑剂。”
“嗯。”我算了算剩下的钱。“我就算了。你去吧。”
阿克玛拉抓起我的手。“走吧。我请客。”
我们肩并肩排着队，我的脸烫得像煎饼。这还没喝酒就醉了吗？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我问阿克玛拉，这次能不能她先说话。她答应了，于是四下张望，寻找潜在的攀谈对象。我们身后的一名中年男子迎上她的目光。他友好地笑了笑，用中文说：“尼好。”
“我不会说中文。”阿克玛拉说。
“你不是中国人？”男人用英文问。
“我也不会说英文。”她说。她和我一言不发地排了队，买了啤酒，回到刚才站的地方。阿克玛拉喝了一大口酒。“我要把短袖翻回来穿。” “别这样。”我乞求道。
她坚持要这么做，于是我建议，如果她非要这么穿，那就穿画了乳房的那件，结果她更生气了。我正喘不过气来，想到我们这下又要倒霉了，忽然听到一个女声问：“你为什么要把这件短袖反过来穿？”
她是个苗条的年轻女人，金色短发，剔透的蓝眼睛。她向我们微笑着又问了一遍。
“因为上面有不雅图案。”阿克玛拉说。
那女人笑了。“是吗，反过来很美。让我想起伊夫·克莱因的作品。”
我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但阿克玛拉笑了。“不过颜色不对吧？”
女人眯起双眼，盯着阿克玛拉的胸口。“非常美。”她轻柔地说。
我颈背上的毛都竖了起来。“她这么穿是因为她不希望别人问她的国籍。”我打断道。
“哦？”那个女人打量着我们。“你是中国人吗？”
出乎我的意料，阿克玛拉听她这么问并没有生气。相反，她露出淡淡的微笑。“我母亲曾经是中国人。”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女人看起来也很惊讶。“曾经？”她问道。
“她很久以前就去世了。”阿克玛拉说。
“很抱歉。”那女人说，“她是个怎样的人？”
阿克玛拉扫了我一眼。“一个典型的中国人：勤劳，善良，永远都在道歉，從来不敢为自己出头。”
她的话在我耳中嗡嗡作响。她已转身朝向那个女人，我只能看到她的侧影。有一瞬，她看起来很悲伤，又熟悉得不可思议。我的双眼辣辣的。这时，一个高个金发男人向我们走来，手里提着两大杯啤酒。他对那个女人说了句我听不懂的话。
那女人接过一杯啤酒，答了一连串我无法理解的声音。正当我以为自己丧失了英语能力时，她转向我们。“这是我男朋友斯蒂芬。我叫米拉。你们想和我们一起玩吗？我们是从德国来的，想在都柏林交点朋友。”
震惊之余，我喝了口啤酒，液体出乎意料的冰凉。
“不行。”阿克玛拉面无表情地说，“我们得找英语母语者聊天。这是学校的作业。”
德国情侣走后，阿克玛拉和我毫无目的地站着。人们开始向舞台涌去，潮水一般，而我们留在原地。
阿克玛拉看着我。“这下我们去哪儿进行地道的对话？”
我张开嘴。我有太多问题想问她。
“我们估计可以编一些。”我说。
她大笑起来，冲我竖起大拇指。然后音乐响了起来。
去年年初，爱尔兰国家广播电台（RTE）通过我的经纪人联系到我，希望我能为他们写篇小说。其时，为了纪念爱尔兰共和国独立100周年，RTE在策划名为“独立”的广播小说系列节目，总共找了十二位作家来参与，我是其中之一。
因此，《一次地道的对话》可以算是一次命题作文。“作文”的特别要求有两点，第一点相当直截了当：广播时长为三十分钟整，精确到秒，所以小说的字数也得刚好是三千字，又因为默认状态是要让人“听”，在结构和情节上需要格外明晰;第二个要求则稍微含蓄一些，是我和电台的制片人沟通之后揣摩到的：RTE希望我能够写一个有外来者角度的爱尔兰故事，强调当代爱尔兰文化的多元性。
我对第一个要求照单全收了，但对第二个要求则略有保留。跟我约稿的电台制片人是土生土长的都柏林人，想要庆祝爱尔兰的国际化和多元化。 本地人难以意识到的是，他们只是把这些外来人作为他者（the Other）来观看，实际上，这些外来人远远不只是本地人眼里的风景，或者文化多元的符号象征——这些所谓的外地人不但相互之间语言文化千差万别，个体的情况和故事也是千差万别。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决定从外地人的视角来讲一个他们如何被当成了“风景”的故事。作为初来乍到的语言学校学生，故事里的女孩们一边希望从本地人眼中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里独立出来，被作为个体对待，一边又难以避免地把本地人看作“他者”，甚至也以刻板印象来相互观看。
因为是要在广播里念的，总体来说，《一次地道的对话》是一个轻快的故事，但显而易见地，南和阿克玛拉都在挣扎：和自己的过去，和别人眼中的自己，和自己所认为的自己不断交涉着。
也是难以避免的，不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总会有那些握有权利的他人要对我们进行宣判，将我们的谈话，我们的自我判定为正宗（authentic）或是伪造（fake），而我们为此苦苦抗争——回应他们的宣判，想向他们证明我们的真实。然而，实际上，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从他人手中夺回话语的权利，不再任由他人，而由我们自己来审视我们的自我，再大声宣布：我是真实的;我们的谈话，我们的自我，无论看起来如何荒谬而异类，都是真挚的，地道的（authentic）。
最后非常感谢在纽约的钟娜为我把这一篇短小说翻译成了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