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开县人民法院丰乐法庭法官赵丕仁，为了给开县200余名民工讨回拖欠长达三年之久的355万元血汗钱，两上北京，并上书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信访局的限时督办下，12月13日，工程承包方向开县民工兑付完了全部血汗钱。拿到血汗钱，开县200余名民工向开县人民政府、开县人民法院、开县丰乐法庭分别送了锦旗。（12月16日《重庆晨报》）
　　读到这样的报道，笔者本该感到欣慰的，为如此敬业的法官，也为如此幸运的民工。然而，欣慰过后又不免感到透心的悲凉，如果该案真是这位法官忠于职守、忠于法律，不畏权势，并且严格按照法律程序立案、开庭、判决，最后执行完毕的话，我会由衷钦佩这位法官的执着。然而，事实上，这并不是法律的胜利，而是行政协调的结果。
　　让人难以释怀的是，虽然不知深浅的民工们能将中国铁路工程建设总公司（简称中铁总公司）告上小小的开县法院，但赵丕仁法官并不能（也无法）根据法律授权将这位有着铁老大名头的国家公司被告传唤到庭，却反而两次赶赴北京，与被告商量给付工资事宜。
　　不难想象，当这位县级法院的小法官找到北京的这家铁老大公司门上时，法官的惶恐与铁老大的派头会形成怎样的一种落差、一种完全错了位的尴尬？也不难想见，如果没有赵丕仁法官两次到皇城脚下碰钉子、遭冷眼的经历，也肯定不会有后来赵法官找来包工头一起饱含热泪向温总理写信，讲述三年来讨薪的艰辛这一必然。如果法官的上访信不是被迅速地转到国务院信访局，上面署有一国总理的大名，并且还仰仗国务院信访局的限时督办的话，想必中国铁路工程建设总公司也不会将民工们应得的355万元血汗钱迅速打到民工的账户上。
　　当然，限于国情，我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让所有的法官都只认法律这一个“上级”，也无法做到让所有政府高官都不敢怠慢任何一个层级的地方法院传票，当然也就更难以奢望仅仅因为几位受害烟民的诉讼赔偿而给一家跨国公司开出天价罚单。但我以为，当我们总是习惯于将熊德明称作农民而不是公民，当我们的民众受到冤屈后不是找法院下传票而是习惯于找领导写批条，当公民被错抓、后又被无罪开释后，不是立刻上法院要赔偿而是给警察局长送锦旗放鞭炮感激涕零，当“没有上级”的法官办案却也只能通过上访、通过行政高压手段才能真正解决诉讼纠纷之时，我们必须证实这样一个难堪的事实：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离我们还有不小的距离，为了捍卫每一个国家公民的合法权益，我们的依法治国之路还山水迢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