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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叶兆言《杂花生树》一书的特色,从作者对文化现象和文化名人的叙述中,可窥视中国文化冰山一角,表现出普通读者对文化回归真实的认可。
[关键词]叶兆言;《杂花生树》;人性光芒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6-0061-02
叶兆言,南京人,当代作家,祖父为中国现代作家兼教育家叶圣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杂花生树》是叶兆言的一部文化散文集,收集其作品21篇,上至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清末名士林琴南、严复,现代作家闻一多、朱自清等,下至江南女人、江南文人,基本以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人物、现象为内容,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感想,在流年碎影中还原历史,用冷静的分析刻画了文坛上一个个真实的人物,再现了人性的光芒。
一、平视的视界
文化的视界反映着对文化的见识和辨别力,叶兆言对20世纪文化名人的研究,是朴素而独立的,不为学术和文化时尚所左右,将文化名人还原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中,进行了社会历史、文化的考察,呈现出他们真实的一面,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状态,也更加接近“对象”的原生状态。
以《康有为》一节为例,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是载入史册的大事。维新活动一开始就失败了,康有为逃往日本,朝廷杀了谭嗣同等六人,表明其对革新的态度。后来康有为又从革新派变为保皇派,这个人变法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叶兆言的文章中说:“康有为显然是阴谋家,早就有几步走的如意算盘,可惜历史有自己的逻辑,并不按照他的想法发展,戊戌变法是第一步,这一步刚跨出去,就输得一塌糊涂。人们谈起这段历史,喜欢把过错推到袁世凯身上,好像袁世凯只要站在维新党人一边,变法便可能成功,中国的前途于是会另一副模样。这样过于天真的想法,在一个有着古老封建传统的国度里,仅仅是搬搬椅子挪个座位,都要流血死人,靠文人的一纸改革理想,想实现什么大同世界,实在是痴人说梦。”“康有为变法中有迁都计划,他想光绪皇帝只要带一些人逃到上海去,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解决。”①这是将社会问题简单化。可见康有为的打算脱不了秀才造反的实质,革命历来不是请客吃饭,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戊戌变法刚跨出第一步,就以失败告终。
康有为的政治目的是推翻封建社会,实现虚君共和,给封建帝王一个体面的退步,他的“大同”理想及他的“社会主义哲学”其实就是当时最强大的英国所实行的君主立宪。他给光绪皇帝的定位是傀儡,谁会成为国家实际的管理者,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得出。康有为的忠君只是假相,是做给人看的,难怪当时热心革新的人士和他站在一边,但他们觉得康 “心术不够纯正”、“难当大任”。参考他变法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不与谭嗣同一起英勇赴死而是逃跑日本也就好理解了。
再如《阅读吴宓》,我们看到的是去掉大师、泰斗光环的吴宓。吴宓生于“甲午海战”那年,因挨骂而成名,即自封《学衡》杂志总编辑与新文化阵营对垒,使他声名鹊起。虽被后人称为中国比较文学的鼻祖,但论其成就,这头衔“夸大其辞”,②他的旧学水平并不好,“根本不擅长做死学问,对于旧文化的钻研,他和新派的胡适、顾颉刚之间的差距,随着时间的发展,也越来越大”。③吴宓性格的浪漫其实就是内心的浮躁和玩乐的态度,吴宓打算写出一本关于人生哲学的书。这本书没有写出来,也不可能完成,因为基本观点并非吴宓独创,同时整天为女人耗费了太多心血。“他志大才疏,充其量只是一个好学生,一生都在宣传老师的观点。”“吴宓出过一本诗集,自恃很高,给学生上课,常以自己诗歌为例。他成不了哲人,也算不上一个优秀诗人。” 这些事实,都在还原真实的吴宓,也对当下从感性出发的名人吹捧热降温,警示人们放弃盲目性,回归理性。
二、客观的尺度
叶兆言的创作,吴炫认为属于“新写实文学”范畴,总体上对现实采取了一种亲和、拥抱的态度,这类创作理论上持“情感零度写作姿态,就是中止主体的价值判断、情感判断,把价值取向和情感评价降低到最低限度”。④文学对于人的现实生活的形象性的表达应该是一个具有高超技术性、策略性和艺术性的技能。“作家在丰富情感中注入冷静和客观,在观察生活时增加些睿智和敏捷,让感性和理性达到高度的统一。”⑤
作者对历史文化名人的把握,取决于考察问题的眼光、角度、方法和对历史与现实的穿透力,说到底就是作家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能力。
如《革命文豪高尔基》一文所述:“高尔基的巨大影响,和总是有人想利用他分不开。最新的高尔基研究成果表明,1928年的高尔基回国,是他成为统治阶级工具的开始。当事人也许并没有察觉,但是事实上,他却是一去不回头,从此身不由己。似乎有一只无形的手,操纵着高尔基的造神运动,他的地位扶摇直上,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而且风行全世界一切有左翼文学运动的地方。”“高尔基遭到后人指责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失去了作家的良心,掩饰了苏维埃俄国的真相。他毕竟是一个影响过我祖父一代人,影响过我父亲一代人,也影响过我的作家,时过境迁,随着苏联帝国的崩溃,在对高尔基的一片唾弃声中,我忍不住想站出来说几句话。人生免不了误会,高尔基一生充斥着误会,这些误会被利用,被戳穿,最后还可能继续产生新的误会。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究竟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误会,因为误会的根源,说穿了还是在我们自己的内心。如果我们仅仅是徘徊在造神和弑神运动之间,永远简单地说‘是’或者‘不’,在推倒了革命文豪之后,完全可能被新的革命和不革命的文豪所迷惑,在挣脱的木枷锁之后,又带上一副新品牌的不锈钢手铐。”⑥
叶兆言以“‘知人论世’的方式使他避开了以新旧为视角审视新文化运动的惯性,而作为作家鲜活的感受,又使他避免了学者通常具有的职业病和专业局限,这使他在走近新文化运动历史之路时可能比别人更容易登堂入室”。⑦
看他如何论述南方文人:“南渡以后,北方的文人成了南方的文人。既然是失败的北方,此时就谈不上什么强秦雄视天下,也没有一点点西汉的恢宏广大,聊以自慰的一点魏晋风度,因为接二连三掉脑袋,此时迅速堕落变质,只剩下一点空谈和装疯卖傻。六朝虽然紧接着魏晋,在文风上看似一脉相承,然而骨子里其实就只有“软弱”两个字,史家所谓‘气格卑弱’。西晋已经亡了,南来诸人无所作为,惟一的发泄机会,便是在饮酒游宴时,面对良辰美景,哭着说:‘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这类伤感的话可怜兮兮,结果便是让大家流眼泪,哇啦哇啦一起哭。”⑧
这样的观点和看法书中比比皆是,篇篇可俯首拾来。叶兆言笔下娓娓道来的人与事如同春风拂过水面,看似无形,却能掀起波浪,引人思索。
三、纪实的笔法
叶兆言对叙议结合的手法运用很娴熟,文章如同一泻而下的水流,流畅自然,精彩论述如同水面的波纹,处处皆是。语言又平实晓畅、灵动轻快,处处充满真诚、智慧。
如《闹着玩的文人》一文,用流动的笔触娓娓叙述近现代以来文人之间闹着玩、奇文共赏、疑义相析的过程。作者说文人在玩的过程中表现自己的好恶、性情,本无可厚非,“文人不争就不是文人,但是一定要辨别是非,区分正邪,争出胜负,希望‘伟丈夫’出来解决问题,结果就可能坏事”。⑨但文人玩过头成为政治投机者或打击报复同仁的恶棍,这就越界了,不仅不好看,还会让人厌恶,即使在当时树起了自己的威信和丰碑,真相浮出水面后,人们终将做出抉择。
叶兆言的这组文章能启迪人辨析历史尘埃中掩藏的真、善、美、和假、丑、恶,激起人内心的正直情感,理智审慎地戳破学术上的各种泡沫,体现文化构成和文化背景,不仅影响人的性格创作学识,而且也影响其后的时代特点,改变了以往“在大师的选择、判断与解析上,有些解读始终怀有强烈的煽情性,用一种意识形态代替另外一种意识形态,影响学术独立性”的问题。⑩叶兆言的文章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真实状况,看到更多人性深层次的东西。
[注释]
①叶兆言:《杂花生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④吴炫:《穿越当代“经典”》,《南方文坛》,2003年第3期。
⑤吴圣刚:《当代文学的历史视野和哲学视野在哪里》,《理论与创作》,2009年第8期。
⑦王尧:《关于叶兆言近期文章及其他》,《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1期。
[关键词]叶兆言;《杂花生树》;人性光芒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6-0061-02
叶兆言,南京人,当代作家,祖父为中国现代作家兼教育家叶圣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杂花生树》是叶兆言的一部文化散文集,收集其作品21篇,上至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清末名士林琴南、严复,现代作家闻一多、朱自清等,下至江南女人、江南文人,基本以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人物、现象为内容,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感想,在流年碎影中还原历史,用冷静的分析刻画了文坛上一个个真实的人物,再现了人性的光芒。
一、平视的视界
文化的视界反映着对文化的见识和辨别力,叶兆言对20世纪文化名人的研究,是朴素而独立的,不为学术和文化时尚所左右,将文化名人还原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中,进行了社会历史、文化的考察,呈现出他们真实的一面,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状态,也更加接近“对象”的原生状态。
以《康有为》一节为例,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是载入史册的大事。维新活动一开始就失败了,康有为逃往日本,朝廷杀了谭嗣同等六人,表明其对革新的态度。后来康有为又从革新派变为保皇派,这个人变法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叶兆言的文章中说:“康有为显然是阴谋家,早就有几步走的如意算盘,可惜历史有自己的逻辑,并不按照他的想法发展,戊戌变法是第一步,这一步刚跨出去,就输得一塌糊涂。人们谈起这段历史,喜欢把过错推到袁世凯身上,好像袁世凯只要站在维新党人一边,变法便可能成功,中国的前途于是会另一副模样。这样过于天真的想法,在一个有着古老封建传统的国度里,仅仅是搬搬椅子挪个座位,都要流血死人,靠文人的一纸改革理想,想实现什么大同世界,实在是痴人说梦。”“康有为变法中有迁都计划,他想光绪皇帝只要带一些人逃到上海去,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解决。”①这是将社会问题简单化。可见康有为的打算脱不了秀才造反的实质,革命历来不是请客吃饭,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戊戌变法刚跨出第一步,就以失败告终。
康有为的政治目的是推翻封建社会,实现虚君共和,给封建帝王一个体面的退步,他的“大同”理想及他的“社会主义哲学”其实就是当时最强大的英国所实行的君主立宪。他给光绪皇帝的定位是傀儡,谁会成为国家实际的管理者,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得出。康有为的忠君只是假相,是做给人看的,难怪当时热心革新的人士和他站在一边,但他们觉得康 “心术不够纯正”、“难当大任”。参考他变法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不与谭嗣同一起英勇赴死而是逃跑日本也就好理解了。
再如《阅读吴宓》,我们看到的是去掉大师、泰斗光环的吴宓。吴宓生于“甲午海战”那年,因挨骂而成名,即自封《学衡》杂志总编辑与新文化阵营对垒,使他声名鹊起。虽被后人称为中国比较文学的鼻祖,但论其成就,这头衔“夸大其辞”,②他的旧学水平并不好,“根本不擅长做死学问,对于旧文化的钻研,他和新派的胡适、顾颉刚之间的差距,随着时间的发展,也越来越大”。③吴宓性格的浪漫其实就是内心的浮躁和玩乐的态度,吴宓打算写出一本关于人生哲学的书。这本书没有写出来,也不可能完成,因为基本观点并非吴宓独创,同时整天为女人耗费了太多心血。“他志大才疏,充其量只是一个好学生,一生都在宣传老师的观点。”“吴宓出过一本诗集,自恃很高,给学生上课,常以自己诗歌为例。他成不了哲人,也算不上一个优秀诗人。” 这些事实,都在还原真实的吴宓,也对当下从感性出发的名人吹捧热降温,警示人们放弃盲目性,回归理性。
二、客观的尺度
叶兆言的创作,吴炫认为属于“新写实文学”范畴,总体上对现实采取了一种亲和、拥抱的态度,这类创作理论上持“情感零度写作姿态,就是中止主体的价值判断、情感判断,把价值取向和情感评价降低到最低限度”。④文学对于人的现实生活的形象性的表达应该是一个具有高超技术性、策略性和艺术性的技能。“作家在丰富情感中注入冷静和客观,在观察生活时增加些睿智和敏捷,让感性和理性达到高度的统一。”⑤
作者对历史文化名人的把握,取决于考察问题的眼光、角度、方法和对历史与现实的穿透力,说到底就是作家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能力。
如《革命文豪高尔基》一文所述:“高尔基的巨大影响,和总是有人想利用他分不开。最新的高尔基研究成果表明,1928年的高尔基回国,是他成为统治阶级工具的开始。当事人也许并没有察觉,但是事实上,他却是一去不回头,从此身不由己。似乎有一只无形的手,操纵着高尔基的造神运动,他的地位扶摇直上,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而且风行全世界一切有左翼文学运动的地方。”“高尔基遭到后人指责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失去了作家的良心,掩饰了苏维埃俄国的真相。他毕竟是一个影响过我祖父一代人,影响过我父亲一代人,也影响过我的作家,时过境迁,随着苏联帝国的崩溃,在对高尔基的一片唾弃声中,我忍不住想站出来说几句话。人生免不了误会,高尔基一生充斥着误会,这些误会被利用,被戳穿,最后还可能继续产生新的误会。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究竟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误会,因为误会的根源,说穿了还是在我们自己的内心。如果我们仅仅是徘徊在造神和弑神运动之间,永远简单地说‘是’或者‘不’,在推倒了革命文豪之后,完全可能被新的革命和不革命的文豪所迷惑,在挣脱的木枷锁之后,又带上一副新品牌的不锈钢手铐。”⑥
叶兆言以“‘知人论世’的方式使他避开了以新旧为视角审视新文化运动的惯性,而作为作家鲜活的感受,又使他避免了学者通常具有的职业病和专业局限,这使他在走近新文化运动历史之路时可能比别人更容易登堂入室”。⑦
看他如何论述南方文人:“南渡以后,北方的文人成了南方的文人。既然是失败的北方,此时就谈不上什么强秦雄视天下,也没有一点点西汉的恢宏广大,聊以自慰的一点魏晋风度,因为接二连三掉脑袋,此时迅速堕落变质,只剩下一点空谈和装疯卖傻。六朝虽然紧接着魏晋,在文风上看似一脉相承,然而骨子里其实就只有“软弱”两个字,史家所谓‘气格卑弱’。西晋已经亡了,南来诸人无所作为,惟一的发泄机会,便是在饮酒游宴时,面对良辰美景,哭着说:‘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这类伤感的话可怜兮兮,结果便是让大家流眼泪,哇啦哇啦一起哭。”⑧
这样的观点和看法书中比比皆是,篇篇可俯首拾来。叶兆言笔下娓娓道来的人与事如同春风拂过水面,看似无形,却能掀起波浪,引人思索。
三、纪实的笔法
叶兆言对叙议结合的手法运用很娴熟,文章如同一泻而下的水流,流畅自然,精彩论述如同水面的波纹,处处皆是。语言又平实晓畅、灵动轻快,处处充满真诚、智慧。
如《闹着玩的文人》一文,用流动的笔触娓娓叙述近现代以来文人之间闹着玩、奇文共赏、疑义相析的过程。作者说文人在玩的过程中表现自己的好恶、性情,本无可厚非,“文人不争就不是文人,但是一定要辨别是非,区分正邪,争出胜负,希望‘伟丈夫’出来解决问题,结果就可能坏事”。⑨但文人玩过头成为政治投机者或打击报复同仁的恶棍,这就越界了,不仅不好看,还会让人厌恶,即使在当时树起了自己的威信和丰碑,真相浮出水面后,人们终将做出抉择。
叶兆言的这组文章能启迪人辨析历史尘埃中掩藏的真、善、美、和假、丑、恶,激起人内心的正直情感,理智审慎地戳破学术上的各种泡沫,体现文化构成和文化背景,不仅影响人的性格创作学识,而且也影响其后的时代特点,改变了以往“在大师的选择、判断与解析上,有些解读始终怀有强烈的煽情性,用一种意识形态代替另外一种意识形态,影响学术独立性”的问题。⑩叶兆言的文章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真实状况,看到更多人性深层次的东西。
[注释]
①叶兆言:《杂花生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④吴炫:《穿越当代“经典”》,《南方文坛》,2003年第3期。
⑤吴圣刚:《当代文学的历史视野和哲学视野在哪里》,《理论与创作》,2009年第8期。
⑦王尧:《关于叶兆言近期文章及其他》,《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