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话何以屡禁不绝
　　
　　在日前召开的提案现场办理会上，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听取汇报过程中，突然打断某政府官员的发言：“这种场合就不要说这些官话了!没有必要!”
　　官话之所以不遭待见，是因其多为依照某种固定模式挤压成型的套话和废话。比如：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便是其常见的造句模式，依照类似模式挤压成型的官话，尽管其讲起来节奏铿锵悦耳，韵脚和谐规范，句式对仗工整，修辞逻辑严密，但往往是发言者云里雾里地讲了半天，却往往悉数属些正确的废话和无聊的套话。结果是，讲者讲了半天等于没讲，听者听了半天等于没听。故重庆这位官员讲官话遭到当众斥责，实为咎由自取。可类似不遭待见的官话，又何以能在我们的官场长期霸占话语权，而且是在喊打声中屡禁不绝呢?
　　首先，官员乐意讲官话，还因为官话本身就是一处“政治保险箱”。因为官话不仅内容规范严谨，不容易出错，而且讲话者讲起来显得优越高贵，派头十足。尤其对于那些一向居高临下的官员来说，装腔作势且冠冕堂皇的官话，还往往成为其塞责敷衍或借以唬人的工具和伎俩。所以，不仅官话屡禁难绝，而且某些官员讲起官话来越讲越艺术，越讲越考究。
　　再者，官场官话屡禁不绝，还跟我们始终都缺乏一套过滤官话的有效机制有关。而在过滤官话之有效机制建立之前，我们的官场和官员，又常常会闹出以会议贯彻会议、以官话禁绝官话的荒唐情形来。于是，一些平日里讲官话套话成性的官员，直到其锒铛入狱或写忏悔书之际，都还自觉不自觉地在拿千篇一律的官话套话糊弄视听呢!
　　
　　“一把手”称谓的联想　　张庆达
　　
　　什么是“—把手”?有个冠冕堂皇的说法是“单位或组织的第一责任人”。这就怪了，“责任”干嘛用个“把”字?所谓“把”，词典的注释说得清楚，就是“握住”、“控制”、“独占”等。所以“把”，当然是“把住权力”。若按“一把手”的字意拆解，应是两个要素：一是“把权第一人”；二是“独占”，并含有“凌驾”意境。于是我对“一把手”称谓产生了三个联想。
　　一是帝王联想。皇帝不是自诩“天子”吗，那就是天下“把权第一人”了。王权这东西的魔力真是不可思议，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臣下被皇上赐死，还得捣蒜似地磕头，谢主隆恩。芸芸众生的生杀予夺都在皇帝手心里攥着。即使是近臣，也“伴君如伴虎”，脑袋须随时作好搬家的准备。汉高祖刘邦杀了多少开国元勋，所以韩信有“狡兔死良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名句。明朝更是杀戮文臣武将最多的朝代，但“微臣”们老是乐此不疲，前仆后继，不忘“文死谏，武死战”的忠君律。
　　二是“苏丹化”联想。“苏丹化”是美国政治学家林兹引入社会学的一种感念。有三个特点：A、权力范围私有化，地方官将自己的治理区域视为分封领地和私产；B、权力无规则性，个人意志就是法律；C、与下属官员形成私人效忠关系，形成地方统治网。瞧瞧，对照“—把手”的本原涵义，将“苏丹化”体制下的王者称为“—把手”才够惊人的贴切。
　　三是现实中读不完的相关新闻的联想。例如人们从安徽省18个县委书记大面积沦陷提炼出—个“县委书记现象”，将一些“一把手”称做“一霸手”：那里集权程度极高，不仅干部的提拔任用，就连重大工程决策也是“一把手”拍板。“买官”、“跑工程”的钱都花在“—把手”身上。又据《北京青年报》2006年12月27日报道：河北省青龙县原县委书记在离任前，违反有关规定一下子提拔和调整了283名干部。瞧瞧，“一把手”人治能量的神奇，你不服气行吗!
　　现实中各单位的主要领导人本是“人民公仆”，怎么流行了个“一把手”称谓?原来是：人们心目中的这个角色正是“把权第一人”，“独占”权力鳌头，所以很容易“凌驾”于民主生活之上，不称“一把手”称什么?
　　这个“一把手”衍生了多少“一”字啊：“一把手负责制”、“一把手工程”、“一把手抓”、“抓一把手”、“一把手拍板”，“一把手”说一不二，大权一把抓，花钱一只笔，议事一言堂；一言九鼎，一锤定音，一手遮天……
　　“一把手”称谓的滥用，怎么说也含有一种“人治”的邪味、“官本位”的腥味和背离民主的馊味，它的流行反映了对权力的渴慕和站不直身子的敬畏，它暗示的体制预期难道符合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吗?
　　
　　要允许讲错话　　晏　扬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近日在省政协委员代表座谈会上说：“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
　　汪洋的这番讲话，在网上引来好评如潮。无疑。这番讲话本身是真话、实话，而不是空话、套话。实际上，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习惯于讲空话、套话，并非因为他们无真话、实话可讲，而是因为空话、套话放之四海而皆准，讲起来最安全、最保险——换言之，他们是因为害怕讲错话，不得已才套话连篇、照本宣科。因此从逻辑上看，要让领导干部讲真话不讲套话，其必要前提是允许他们讲不准确的话乃至错话——讲错话虽不是好事，但这是保证领导干部讲真话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逻辑上如此，但很显然，要让领导干部讲真话，关键是要营造一个能讲真话、敢讲真话的氛围。这个氛围，首先包括制度氛围。比如领导干部讲真话得罪了上级领导怎么办，讲话不准确引起群众不满怎么办，讲错话导致决策失误怎么办?这些，需要从制度上予以协调和解决，只有当领导干部不会“因言获罪”，并且不会影响其政绩前程之时，他们才可能敢于讲真话。
　　这个氛围，更包括社会氛围。应该认识到，官场氛围是社会氛围的映射，有什么样的社会氛围就有什么样的官场氛围。很多官员不敢讲真话，其背后的社会现实是许多平民百姓不敢讲真话，整个社会缺少讲真话的大气候、大环境。所以从逻辑上讲，要鼓励领导干部讲真话，首先得鼓励群众讲真话、允许群众讲错话，只有当讲了错话的百姓不会“因言获罪”，当整个社会形成了敢讲真话、不怕讲错话的浓厚氛围，这种氛围才会影响官场，进而“倒逼”领导干部讲真话一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讲真话的社会，会容忍一个不讲真话的官场存在，更难以想象，一个不敢讲真话社会，能“孕育”出一个敢讲真话的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