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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峰
JIANG FENG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编导系讲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电影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四川省电影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文学艺术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
2020年，由华特·迪士尼影片公司出品，新西兰导演妮基·卡罗执导的影片《花木兰》，作为又一部好莱坞瞄准东方题材的重量级大片，让人备受期待，然映后表现却不尽人意。对比好莱坞曾经拍出的经典东方题材电影《末代皇帝》《卧虎藏龙》《功夫熊猫》，此次《花木兰》似乎有失好莱坞的“水准”，无论是对人物性格张力的刻画，还是对恢弘场面的营造大都在“轻量”的意象化表达中浅尝辄止。但在批评的同时，也应看到西方创作者们基于对异域文化的想象把中国故事进行了一定创新的浪漫化抒写，此外又表现出了对女性主义意识的强烈关注，这些新的亮点也都值得我们再次审视和鉴赏。
一、对东方故事的浪漫抒写
在人们对艺术品的审美鉴赏习惯中，总是对充满想象力的艺术作品表现得尤为热衷。艺术家们也常将旺盛而充沛的想象力作为自己艺术创作的杰出天赋。那么，在艺术创作中，对异域的文化想象有时无疑更能激发人们的创作思维。在这部迪士尼影片公司2020年出品的《花木蘭》中就可见一斑。出自中国传统文化的花木兰，其替父从军、征战沙场、载誉而归、卸甲还乡尽孝的故事，经过史学家的历史考证，已证明了她的真实性，因此故事本身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色彩。但在电影《花木兰》（2020）中，创作者对其的影视化改编已经超越现实，融入了较多的魔幻元素，对中国生命哲学中的“气”以及传统文化价值观中的“忠、勇、真”也进行了更多富有浪漫色彩的抒写。 在人物形象塑造中，影片将花木兰、女巫两人与众不同、强于男儿的生命特征，归咎于身体内在“气”的强大。“气”的确在中国人的生命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如庄子的“人之生，气之聚也”，即“气”作为一种生命特质，能够运化万物。但庄子强调的“气”，亦归属于他提出的大自然中无所不在的“道”。其所谓“道法自然”，指出万事万物的运行法则都是遵守自然规律的。大自然是现实的，那么“气”也同样是现实的。但在影片中，具备强大之“气”的巫女竞能够利用“气”进行随意的变换身形，人鹰不分且多寡互成。在整个影片的时空环境中，导演以现实主义的思维呈现普遍群体的生命属性，却唯独对女巫大开绿灯，使其法力无边，无人能敌。从合理性上看，这无疑违背了中国哲学中“万物相生相克”的生命逻辑。这种非理性的假定性设置，其实体现出的是创作者努力迎合西方人对东方的神秘想象，即对“气”进行了一定魔幻色彩的呈现，从感官上看更能给人带来惊奇的观影体验。
此外，影片对花木兰的成长建构，主要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勇、真、孝”四个价值观来呈现这一历程，其中对“真”的表达，也明显表现出奇幻色彩。“孝”主要表现在剧情结构中的花木兰因“孝”而替父从军，最终也因“孝”而弃官回乡的故事缘由。“勇”主要表现在对花木兰在军中生活时不畏艰难、敢打敢拼和在战场上临危不惧、勇往直前的精神塑造。“忠”则表现在对花木兰不受女巫的蛊惑和引诱，冒死营救帝王的善良本性的刻画。但相较来看，“真”是导演更加着力展现的价值元素。影片中展现出的花木兰自小便元气强大，爱舞枪弄棒，但她的这一行为却被世俗所不待见，从她的父母到周围乡亲都在无形中逼迫她做一个乖巧的女子;在随后的军旅生活中，她也必须通过隐藏真实身份才能替父从军，时时刻刻扮演一个虚假的“花军”。其中，影片对誓师大会上花木兰无法念出“真”这一品德的细节刻画，体现出她一直以来受制于虚假自我身份的痛苦。最终，在与巫女的战斗中，激发出自我对“真”的诉求，实现了个体生命意识的突破。在这一情节中，花木兰一旦决定做真实的自己，其便可以做到潜能的激发和战力的剧增，无疑导演对“真”的凸显刻意拔高到了奇幻的层次，但也难免让人感觉到剧情的虚假，剧情的“逼真性”已流失于对概念的刻意阐释中。所以，在这部迪士尼版的《花木兰》（2020）中，西方创作者对这些在中国人的个体生命成长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元素进行的奇幻想象，呈现出了对东方故事的浪漫化抒写的外在风格。但对这些价值观的表现，一定程度上也有失客观的自然规律。
二、凸显女性主义的题旨揭示
在东方语境中，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重在彰显人物的忠孝和勇敢。从表现手段上看，创作者渴望通过女子“弱”的审美意象，来凸显人的内在精神的崇高和潜能的巨大，从而激励更多的人效仿随行。这与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以“丑”的意象来彰显敲钟人卡西莫多内在精神的崇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对西方创作者来说，他们似乎更看重花木兰女性意识的崛起，因此这部迪士尼版的《花木兰》，便讲述了天生具有强大“元气”却只能压抑自我的花木兰，借助替父从军的契机，于严酷惨烈的战争中激发出本真的生命意识，实现自我解放的生命历程。比较可见，在主题立意上，迪士尼版的《花木兰》更倾向于西方文化中常见的注重对自我个体生命意识的抒写。
此外，花木兰的女性身份，又与西方文化中注重女性主义表达的创作习惯相吻合，因此影片在改编中又强调对女性主义的深刻指涉，尤其是影片在北魏与柔然二元对立的矛盾冲突中，有意增设的女巫一角，更凸显出这一内涵。片中，女巫的法力强大，她帮助柔然统帅攻城破寨，诱捕北魏皇帝。而女巫本是北魏子民，她之所以背叛投敌，正是其与生俱来的强大“元气”，不为世人认可，被妖魔化后遭驱逐出境，一生颠沛流离。她对北魏的愤恨走入极端，渴望借助柔然的势力，报复北魏王朝，以证明自己的能力。但在两军对战的一场戏中，女巫抓住孤军深入的花木兰时，并未置其死地，又暴露出其并非弑杀成性的软弱一面，且对同为女性的花木兰抱有极大的同情心。因为，在花木兰的身上映照出女巫自己的影子，且当花木兰隐藏在虚假的身份中而无法展现出真正的自己时，她又劝说花木兰只有寻回自己才能发挥出强大的潜能。
巫对女性命运的悲观看法，固执地以为展现出潜能的花木兰终究会和她一样，不会被世人认可，从而也掀起反叛的大旗。当她计谋得逞，端坐在皇位上，却看到花木兰被委以重任、率军前来拯救帝王时，她的执念被瞬间瓦解。最终，在花木兰遭遇危险时，甘愿用生命拯救这个没有重蹈自己覆辙的女孩，从而与社会达成和解，也救赎自己背叛国家的罪行。影片着力刻画的两位女性角色，一个是女巫作为一个不被世人所接受的女性，其渴望通过强力的报复以实现对他人的惩戒;另一个是花木兰作为一个深受性别压制的高能女孩，其利用自己的忠勇睿智和超越男性的表现，赢得社会对女性的尊重。这契合了女性主义电影常常表现出的，通过摆脱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物和视觉快感对象，展现出女性的主观能动性和强势身份，以再现女性在银幕上的创造力和主导力。 三、轻量化表达缺失情感共鸣
《花木兰》（2020）作为美国迪士尼公司瞄准中国市场制造的工业大片，一般情况看本应赚得盆满钵满，但实际却仅取得2.7亿元的票房成绩，结果可谓惨淡。从影片本身看，主要体现为影片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轻量化表达未完成中国人对该题材的心理期待。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因此观众对故事情节的总体走向已经有了心理预设。如果剧情与原有的故事结局大相径庭，便难以引起中国观众的情感共鸣，如果亦步亦趋地讲述原有的故事又将陷入叙事的俗套，给观众带来审美的冷淡。因此，从改编上看，留给创作者发挥的空间其实已被大大缩小。虽然，导演巧妙地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对其进行一定浪漫化的抒写，以期探究出东方文化的精髓和气质，让人耳目一新。但在影片的后半部分表现中，部分情节的表现力度较弱，缺乏一定的合理性。比如，影片中对女巫最后命运的设置，其不做任何挣扎的死亡结局就让人感到不明所以。
片中，被原生民族抛弃的女巫对自己的國家怀有着强大的仇恨心理，她帮助柔然王子报复北魏，渴望推翻皇帝的统治，以建立自己的王朝。女巫宏大的报复目的，显现出的是她强大的反叛意志。一般情况下，这种反叛意志是难以被感化的，即使人物最终感到后悔，但结果也多是人物在难以回头中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在形式上常常是惨烈、悲壮和令人惋惜的。但在这部《花木兰》中，坐上皇位的女巫只因看到花木兰被男权社会认可，就疏解了内心的强大仇恨，并立刻引导花木兰前去营救帝王，最后还甘愿为保护花木兰而赴死。这种情节的展现，缺乏了对反派角色在陷入命运深渊后极度抗争的刻画，未能营造出那种悲壮、惨烈、使人叹息的情感体验，因此该情节难为观众所认同。此外，在对花木兰被激发出超强个体生命意识的一场戏中，影片只是表现出花木兰在观念上决定要做自我后，便成功实现了生命的再生。无疑，这种情节的设置未能实现，对深陷绝境的人如何在极端环境中激发出顽强的生命意志并最终使其绝处逢生的振奋场面的刻画。
对比来看，在中国人对该类题材的审美意识中，早已被各类国产古装片中眼花缭乱、高超精湛的武打技巧和气势恢宏、壮烈悲惨的战争风貌，以及逼入绝境又能力挽狂澜的人物精神意志等，培养出了刁钻的胃口。因此，这部在武打技巧、战争风貌、精神意志等各方面都浅尝辄止，追求一种“轻量化”的意象表达的《花木兰》，自然不能引起成年观影群体的心灵振奋。
此外，在这部迪士尼版的《花木兰》中，亦可看到好莱坞电影在对中国题材的把握上，表现出一种有意挪用却无意求真的创作成见。除了上文提到的对“气”的表现有失客观，对“真”的表现过于奇幻化外，从史实上看，南北朝时期的花木兰也是不可能住在中国南方的筒子楼建筑中的。但对西方的创作者而言，这似乎不太重要，重要的是筒子楼的建筑是最符合西方人对中国人大家族生活观念的想象。综上可见，西方创作者在改编中国题材时，常将逻辑真实让位给审美表达。
JIANG FENG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编导系讲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电影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四川省电影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文学艺术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
2020年，由华特·迪士尼影片公司出品，新西兰导演妮基·卡罗执导的影片《花木兰》，作为又一部好莱坞瞄准东方题材的重量级大片，让人备受期待，然映后表现却不尽人意。对比好莱坞曾经拍出的经典东方题材电影《末代皇帝》《卧虎藏龙》《功夫熊猫》，此次《花木兰》似乎有失好莱坞的“水准”，无论是对人物性格张力的刻画，还是对恢弘场面的营造大都在“轻量”的意象化表达中浅尝辄止。但在批评的同时，也应看到西方创作者们基于对异域文化的想象把中国故事进行了一定创新的浪漫化抒写，此外又表现出了对女性主义意识的强烈关注，这些新的亮点也都值得我们再次审视和鉴赏。
一、对东方故事的浪漫抒写
在人们对艺术品的审美鉴赏习惯中，总是对充满想象力的艺术作品表现得尤为热衷。艺术家们也常将旺盛而充沛的想象力作为自己艺术创作的杰出天赋。那么，在艺术创作中，对异域的文化想象有时无疑更能激发人们的创作思维。在这部迪士尼影片公司2020年出品的《花木蘭》中就可见一斑。出自中国传统文化的花木兰，其替父从军、征战沙场、载誉而归、卸甲还乡尽孝的故事，经过史学家的历史考证，已证明了她的真实性，因此故事本身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色彩。但在电影《花木兰》（2020）中，创作者对其的影视化改编已经超越现实，融入了较多的魔幻元素，对中国生命哲学中的“气”以及传统文化价值观中的“忠、勇、真”也进行了更多富有浪漫色彩的抒写。 在人物形象塑造中，影片将花木兰、女巫两人与众不同、强于男儿的生命特征，归咎于身体内在“气”的强大。“气”的确在中国人的生命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如庄子的“人之生，气之聚也”，即“气”作为一种生命特质，能够运化万物。但庄子强调的“气”，亦归属于他提出的大自然中无所不在的“道”。其所谓“道法自然”，指出万事万物的运行法则都是遵守自然规律的。大自然是现实的，那么“气”也同样是现实的。但在影片中，具备强大之“气”的巫女竞能够利用“气”进行随意的变换身形，人鹰不分且多寡互成。在整个影片的时空环境中，导演以现实主义的思维呈现普遍群体的生命属性，却唯独对女巫大开绿灯，使其法力无边，无人能敌。从合理性上看，这无疑违背了中国哲学中“万物相生相克”的生命逻辑。这种非理性的假定性设置，其实体现出的是创作者努力迎合西方人对东方的神秘想象，即对“气”进行了一定魔幻色彩的呈现，从感官上看更能给人带来惊奇的观影体验。
此外，影片对花木兰的成长建构，主要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勇、真、孝”四个价值观来呈现这一历程，其中对“真”的表达，也明显表现出奇幻色彩。“孝”主要表现在剧情结构中的花木兰因“孝”而替父从军，最终也因“孝”而弃官回乡的故事缘由。“勇”主要表现在对花木兰在军中生活时不畏艰难、敢打敢拼和在战场上临危不惧、勇往直前的精神塑造。“忠”则表现在对花木兰不受女巫的蛊惑和引诱，冒死营救帝王的善良本性的刻画。但相较来看，“真”是导演更加着力展现的价值元素。影片中展现出的花木兰自小便元气强大，爱舞枪弄棒，但她的这一行为却被世俗所不待见，从她的父母到周围乡亲都在无形中逼迫她做一个乖巧的女子;在随后的军旅生活中，她也必须通过隐藏真实身份才能替父从军，时时刻刻扮演一个虚假的“花军”。其中，影片对誓师大会上花木兰无法念出“真”这一品德的细节刻画，体现出她一直以来受制于虚假自我身份的痛苦。最终，在与巫女的战斗中，激发出自我对“真”的诉求，实现了个体生命意识的突破。在这一情节中，花木兰一旦决定做真实的自己，其便可以做到潜能的激发和战力的剧增，无疑导演对“真”的凸显刻意拔高到了奇幻的层次，但也难免让人感觉到剧情的虚假，剧情的“逼真性”已流失于对概念的刻意阐释中。所以，在这部迪士尼版的《花木兰》（2020）中，西方创作者对这些在中国人的个体生命成长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元素进行的奇幻想象，呈现出了对东方故事的浪漫化抒写的外在风格。但对这些价值观的表现，一定程度上也有失客观的自然规律。
二、凸显女性主义的题旨揭示
在东方语境中，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重在彰显人物的忠孝和勇敢。从表现手段上看，创作者渴望通过女子“弱”的审美意象，来凸显人的内在精神的崇高和潜能的巨大，从而激励更多的人效仿随行。这与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以“丑”的意象来彰显敲钟人卡西莫多内在精神的崇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对西方创作者来说，他们似乎更看重花木兰女性意识的崛起，因此这部迪士尼版的《花木兰》，便讲述了天生具有强大“元气”却只能压抑自我的花木兰，借助替父从军的契机，于严酷惨烈的战争中激发出本真的生命意识，实现自我解放的生命历程。比较可见，在主题立意上，迪士尼版的《花木兰》更倾向于西方文化中常见的注重对自我个体生命意识的抒写。
此外，花木兰的女性身份，又与西方文化中注重女性主义表达的创作习惯相吻合，因此影片在改编中又强调对女性主义的深刻指涉，尤其是影片在北魏与柔然二元对立的矛盾冲突中，有意增设的女巫一角，更凸显出这一内涵。片中，女巫的法力强大，她帮助柔然统帅攻城破寨，诱捕北魏皇帝。而女巫本是北魏子民，她之所以背叛投敌，正是其与生俱来的强大“元气”，不为世人认可，被妖魔化后遭驱逐出境，一生颠沛流离。她对北魏的愤恨走入极端，渴望借助柔然的势力，报复北魏王朝，以证明自己的能力。但在两军对战的一场戏中，女巫抓住孤军深入的花木兰时，并未置其死地，又暴露出其并非弑杀成性的软弱一面，且对同为女性的花木兰抱有极大的同情心。因为，在花木兰的身上映照出女巫自己的影子，且当花木兰隐藏在虚假的身份中而无法展现出真正的自己时，她又劝说花木兰只有寻回自己才能发挥出强大的潜能。
巫对女性命运的悲观看法，固执地以为展现出潜能的花木兰终究会和她一样，不会被世人认可，从而也掀起反叛的大旗。当她计谋得逞，端坐在皇位上，却看到花木兰被委以重任、率军前来拯救帝王时，她的执念被瞬间瓦解。最终，在花木兰遭遇危险时，甘愿用生命拯救这个没有重蹈自己覆辙的女孩，从而与社会达成和解，也救赎自己背叛国家的罪行。影片着力刻画的两位女性角色，一个是女巫作为一个不被世人所接受的女性，其渴望通过强力的报复以实现对他人的惩戒;另一个是花木兰作为一个深受性别压制的高能女孩，其利用自己的忠勇睿智和超越男性的表现，赢得社会对女性的尊重。这契合了女性主义电影常常表现出的，通过摆脱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物和视觉快感对象，展现出女性的主观能动性和强势身份，以再现女性在银幕上的创造力和主导力。 三、轻量化表达缺失情感共鸣
《花木兰》（2020）作为美国迪士尼公司瞄准中国市场制造的工业大片，一般情况看本应赚得盆满钵满，但实际却仅取得2.7亿元的票房成绩，结果可谓惨淡。从影片本身看，主要体现为影片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轻量化表达未完成中国人对该题材的心理期待。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因此观众对故事情节的总体走向已经有了心理预设。如果剧情与原有的故事结局大相径庭，便难以引起中国观众的情感共鸣，如果亦步亦趋地讲述原有的故事又将陷入叙事的俗套，给观众带来审美的冷淡。因此，从改编上看，留给创作者发挥的空间其实已被大大缩小。虽然，导演巧妙地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对其进行一定浪漫化的抒写，以期探究出东方文化的精髓和气质，让人耳目一新。但在影片的后半部分表现中，部分情节的表现力度较弱，缺乏一定的合理性。比如，影片中对女巫最后命运的设置，其不做任何挣扎的死亡结局就让人感到不明所以。
片中，被原生民族抛弃的女巫对自己的國家怀有着强大的仇恨心理，她帮助柔然王子报复北魏，渴望推翻皇帝的统治，以建立自己的王朝。女巫宏大的报复目的，显现出的是她强大的反叛意志。一般情况下，这种反叛意志是难以被感化的，即使人物最终感到后悔，但结果也多是人物在难以回头中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在形式上常常是惨烈、悲壮和令人惋惜的。但在这部《花木兰》中，坐上皇位的女巫只因看到花木兰被男权社会认可，就疏解了内心的强大仇恨，并立刻引导花木兰前去营救帝王，最后还甘愿为保护花木兰而赴死。这种情节的展现，缺乏了对反派角色在陷入命运深渊后极度抗争的刻画，未能营造出那种悲壮、惨烈、使人叹息的情感体验，因此该情节难为观众所认同。此外，在对花木兰被激发出超强个体生命意识的一场戏中，影片只是表现出花木兰在观念上决定要做自我后，便成功实现了生命的再生。无疑，这种情节的设置未能实现，对深陷绝境的人如何在极端环境中激发出顽强的生命意志并最终使其绝处逢生的振奋场面的刻画。
对比来看，在中国人对该类题材的审美意识中，早已被各类国产古装片中眼花缭乱、高超精湛的武打技巧和气势恢宏、壮烈悲惨的战争风貌，以及逼入绝境又能力挽狂澜的人物精神意志等，培养出了刁钻的胃口。因此，这部在武打技巧、战争风貌、精神意志等各方面都浅尝辄止，追求一种“轻量化”的意象表达的《花木兰》，自然不能引起成年观影群体的心灵振奋。
此外，在这部迪士尼版的《花木兰》中，亦可看到好莱坞电影在对中国题材的把握上，表现出一种有意挪用却无意求真的创作成见。除了上文提到的对“气”的表现有失客观，对“真”的表现过于奇幻化外，从史实上看，南北朝时期的花木兰也是不可能住在中国南方的筒子楼建筑中的。但对西方的创作者而言，这似乎不太重要，重要的是筒子楼的建筑是最符合西方人对中国人大家族生活观念的想象。综上可见，西方创作者在改编中国题材时，常将逻辑真实让位给审美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