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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关掉录音笔”，心理治疗师李京生压低声音对记者说，“我不信任你。”
“为什么不信任我？”
“你会乱写。”
“如果我是一个会乱写的记者，关掉录音笔我一样会乱写。”
“可是你没有证据”，李京生向后一仰，提起眉毛，嘴角向下拖，做出一个等待、诘问又得意的表情。
“你是一个安全感很差的人吗？”
这个问题冒犯了李京生。“你不要这样提问”，他说，“你能这样问我，说明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我回答是与否，都不能改变你的看法。”
这个四十岁的光头男人，身形高大，穿一件军绿色长大衣，表情丰富，看人的时候带着打量嘲讽的神情，善于反诘、回避和调侃。
“这是心理治疗师的职业病”，他后来为自己作了解释。至今单身的他仍然无法谈恋爱，他说会习惯性地观察对方每一个动作，“我能在5到20秒之间判断一个人”——而这冒犯了大部分女孩子。
“这个行业你做到极致时会非常孤独”，李京生说。在心理治疗行业，病人遇到问题找心理治疗师，心理治疗师遇到问题找督导，督导是业内最高级别的心理咨询师。
保守秘密是心理治疗师的职业道德，所以压力自下而上，汇聚到督导这里。督导成了所有秘密的终端。他在人的意识里越走越深，这种深入没有陪伴，也无法共鸣，“整个中国范围内，好的督导不超过三十人。”李京生说。
他们是最孤独的一群人。“听的东西太多了，有时会发生很强烈的反移情，你一定会受到对方的影响，因为你必须要跟对方共情”，李京生说，他坦言自己有过抑郁、焦虑、强迫的经历。
据调查，心理治疗师的自杀率在所有行业内排名前十。而事实上，这种孤独、倦怠的感觉，却不同程度地见于各个行业和各个层级间。比如新员工、专业性太强的工作，个性太强太轴的人，在职场中都更容易有孤独感；而在一些富有创造性、需要和其他人产生情感关系的行业里，职业孤独症也非常严重。他们不是抑郁，却常感到孤立无助且不快乐。
这样的人当中，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有些正值盛年、业务娴熟、经验丰富的职场中人，在外人眼里，他们甚至可以说职业顺遂，可他们恰恰是孤独感最强的人。
工作像恋爱，表达完了就没话了
“转行之后，我才知道当记者时过的是什么日子。”丁雨辰感叹说。在她做记者的第五年，通宵写稿已是常事。有时两天一夜坐在电脑前一动不动，“简直要坐成铁观音”。
25岁开始做记者，丁雨辰像陷入爱情一样喜欢上这个职业，“我再也不能容忍朝九晚五的工作”。
她是对职业投入感情的人，采访社会弱势群体，写稿时哭半个小时，写半个小时，“我对稿子有一种洁癖，每次都写到我能写的最好，再好一个字都不可能。”
可是当采访写作开始娴熟之后，枯竭感反而更强了，“我发现很难超越自己，要么持平，要么走低，这种感觉让我崩溃”，她变得更不能允许自己失误。
而五年来，不停地叙述和表达渐渐把她掏空，哪怕对她最感兴趣的题材，“在一个领域，你要表达、发声，不停地表达、发声，说完了，烧完了，就没话了。就像一场恋爱，但没有长相厮守。这个恋人太年轻了，太激动了，但你终将老去。他还是那么年轻，永远年轻，他不爱你了，不爱我们这些老了的人。”
“记者必须经常看东西，越看越觉得自己浅薄，力不从心。有时候我怀疑，我是不是高估了自己想說的话。” 30岁的丁雨辰选择永远离开了媒体行业。
这样表达枯竭的感觉，在媒体圈并不鲜见。“我写不出东西了”，邓林清（化名）告诉记者，四十岁的她在编辑职位上已经十年。每次，她都要把家里打扫得非常干净后才能开始写，她说，“最开始打扫一次就可以，后来慢慢变成两次，现在，我反复打扫了十几次，家里一尘不染，可还是没法落笔。”
23岁的尹静（化名），每次写稿时都会便秘，她闭关三天，吃食全部叫外卖，而交稿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难改暴饮暴食的习惯。
“写稿是一件孤独的事情，就像便秘，你只能自己弄，谁也帮不了你。”她调侃说。“你把全部的体力、脑力，拿出来，和盘托出。稿子出来了，7天后下摊儿（书摊），一切又和之前一样，好像这篇稿子从没产生过”，尹静说，“有时你的全部价值观会一下子崩塌掉，天啊，我这么累，可是我在做什么？”
26岁的孙章（化名），在一次被毙稿后对着屏幕大哭，那是一篇万余字的封面故事。那一晚他完全不能入睡，一直对着屏幕，可是到早晨，word文档上还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那一个瞬间你会特别孤独“，孙章说，“我觉得写不动了，就像搬东西搬不动一样，是‘不动’”，他加重语气说。
据中国女子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调查，2012年，已经工作一年的白领中，有40%的人想跳槽。上海一项调查显示，在同一岗位工作满两年的人中，有33.3%的人出现了工作倦怠现象，有2.6%的人患上了职业枯竭。媒体工作者、教师、企业高管、警察、医生、心理咨询师等行业，则是职场孤独症的高发人群。
1961年，美国作家格林尼发表小说《一个枯竭的案例》，书中，一名建筑师不能忍受精神上的痛苦和乏味工作的折磨，逃往非洲原始森林。这是职场孤独症的极致。个人已经无法应对外界的要求，在身体，情绪方面消耗殆尽，甚至陷入焦虑、抑郁和强迫。有时“多说一个字都累得慌”。
1974年，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弗鲁顿伯格首次将“职业倦怠”（也称“职业枯竭”）引入心理健康领域，指个人无法应对外界超出个人能力的过度要求时，所产生的生理、情绪情感、行为等方面身心耗竭的状态。
美国著名的枯竭问题研究专家Maslach将枯竭分成三个方面：情绪衰竭、去人性化、成就感降低。即情绪一直处在疲劳状态；工作热情丧失；不能再对别人抱有感情和关怀，甚至用一种消极的态度对待周围人，有时冷嘲热讽或迁怒；感觉不到工作的价值，常觉得无法胜任。
“职业枯竭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种心理状态，蜡烛熬油一样烧光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曹红蓓解释说。 “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问题是封闭”
今年是王丽丽在北京女子戒毒所工作的第11年。
早晨，铁门打开，她如每天上班一样走进一个小小的塔楼，外侧的防护门随即反锁。王丽丽拿出手机交给门卫，门卫将其放入储物格中，换一块印着号码数的钥匙牌给她。这时，内侧防护门打开，王丽丽走进后，内侧防护门随即反锁。
这是北京大兴区女子戒毒所内。院落空旷，植被稀少，不见行人。司法规定，每个民警进门都要交出通讯设备，包括电脑、手机。
“我已经没办法正常睡觉，三四点钟一定会醒，月经一直不规律”，王丽丽说，长期的精神紧张扰乱了她的内分泌。
戒毒所内，一群在拘留所急性脱毒后的女人，在厅堂里有组织地打着腰鼓。动作机械而整齐，眼神戒备。藕荷色上衣长裤，短发，面色枯黄，整洁又机警。91名戒毒者，有着惊人一致的外貌和表情。“队长好！”见到王丽丽，她们齐刷刷起立，表情严肃。
这些戒毒者，大部分吸食海洛因、冰毒。她们大多骨质疏松，脱毒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头疼、牙疼、失眠、便秘。“她们刚来的时候都很瘦，精神不好，敏感、多疑、自私，问什么敷衍过去，打开她们的心扉非常难。”
入夜，万籁俱寂。深长的回廊里，91名戒毒者，8人一间，按时入睡。失眠、呓语、牙疼；因为小事而争吵、骚动，甚至自杀、猝死、脱逃，一切都可能发生。“夜里完全不能错神儿，要特别注意猝死”，王丽丽说。监控室密不透风，不见日光，24小时开着空气流通机。
民警三班倒，下午班4点到12点，晚班12点到早8点，为防止聊天分散注意力，值班时监控室只能留一个人。
整个戒毒所内只有内网，上网是不可能的事。今年31岁的王丽丽至今不会网购，对PRADA， GUCCI等牌子一无所知。
封闭的工作环境，狭窄的人际交往，工作几年之后，过去的朋友也渐渐疏远，“她们聊的东西我都不知道，显得很傻，慢慢就不再交往了”，王丽丽说。“有时我感觉对不起孩子，没有时间陪她。我女儿上小学了，不会搭衣服，穿的总是很难看。下课之后送她去学习班，不是为了学东西，是为了多替我管几个小时”，这个梳着马尾辫的妈妈陷入黯然。
一个年轻民警，找到所内的心理咨询师姬志斌，“我是为了不种地才读大学，现在毕业了，却带着这群劳教人员种地。挣得不多，地位又没有其他警察高，我不想干了。”他深深陷入抑郁，工作的时候淡漠、拖延。
戒毒所里几个民警姑娘都很漂亮，年纪在二十七八岁左右，问起婚姻，都只是如释重负地说，“结了！”在这里，漂亮姑娘并不奇货可居，而封闭的环境里，能嫁给同系统的男民警，她们才觉得庆幸。
“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问题就是封闭，没有交流”，姬志斌说，“交流很重要，你在难受的时候，看到别人和你一样难受，就觉得自己并不特殊，我干的东西有人陪伴”。
上世纪70年代，在西方国家，职业枯竭已经被当成一个社会问题，对怎样从社会、组织的层面解决职业枯竭，就有了相关研究，已有一套成熟的体系，帮助人们应对枯竭。美国一些公司，组织员工去国会图书馆读书，或作为志愿者，比如调查小额贷款的落实情况等等。而在中国，最近十年才陆续开始。一些企业也逐渐意识到员工精神状态对企业效益、人际关系的影响。比如EAP，就是一个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第三方心理咨询机构，通过给企业提供外包服务，解决企业员工的心理健康问题。
但健全的社会体系还沒有形成，职业枯竭的压力仍主要由个人承担。尤其在北京、上海、香港等经济发达城市，人们把能长期承受压力当成一种素质。
如果你一直不舒服，为什么还坚持？
“欢笑声 欢呼声，吵热气氛 心却很冷……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情歌，不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我不曾摊开伤口任宰割 愈合就无人晓得。……表面镇定并不是保护色 反而是要你懂得，我不知为何，活像个孤独患者 自我拉扯，外向的孤独患者 需要认可”陈奕迅的《孤独患者》是K歌房里点唱率很高的一首。多少人借歌抒意。
2012年11月，回龙观医院精神科。
“甘洒热血，写春秋，哟欧欧……”一个身穿黑色长大衣的高大男人，拦住一名精神科护士，停下正在唱的京剧，“大夫，他们说我是精神病，您看我像精神病吗？”
“哎呦，您看着真不像！”大夫退后一步，仰头端详，身体向后倾斜15度，一边点头，一边用浓重的京腔回答。
走廊里有人见了发笑，男子一个箭步走上前，弯腰脸对脸问道，“你笑什么？我把你一手抚养这么大，容易吗？”笑声戛然而止，整个人的气场都在后退。
在护理部副主任宁新荣看来，这种事再正常不过。
据卫生局统计，精神科护士辞职比率达到10%。疲劳、受伤、压力，让精神科护士流失严重。
受伤是常事。她们专门做过培训，除了正常踢打要怎么应对之外，具体到病人撕你头发要怎样做。“女病人最容易这样做，撕头发、咬人，抠、掐、吐口水。年轻女孩子，被啐了受不了，哭，洗一洗，互相劝劝，只能这样。有时实在没办法，就找个口罩给病人戴上。”
2012年4月份，一名年轻女护士正要下班，拿起水盆去洗澡，看见一个男病人袖子里直挺挺的，来不及反应的，病人把袖子里的铝合金扫帚柄抽出，笔直刺向护士的脖子。没有扎进，斜着擦破了皮肤，她刚刚回过神，病人又刺第二下，她端起盆子本能地挡住，铝合金扫帚柄擦过盆子，直穿她右手前臂。整个胳膊被穿通了，血流不止。
直到11月，她一直没有上班。伤口愈合了，但右手持重能力极差，切菜时不住发抖。“那种发抖不全是病理性的，她心理过不去，整个人抑郁掉了。她可能要退出这个行业了。”宁新荣叹息着说。
重复的劳动，身体的疲劳，一遍一遍下意识唤起自己的耐心，这一切让护士长吴映红（化名）的记忆力急剧下降，四十岁的她已经无法记住细节。回家后，“累得像被人用完了一样”，她开始因为区区小事进入争吵，丈夫问，“精神病院呆久了你也疯了吗？”
“有时候，无力感会非常强，精神科是受歧视的，这个行业的待遇又非常低。医生和护士的待遇是行业内中下等。”宁新荣说。 而精神卫生法制的不完善，同样让很多私人心理咨询师承受了极大压力。患者自杀，咨询师要承担多少责任，这一点至今不够明晰。“一个患者自杀，可以把一个刚刚入行的小医生消灭掉”，李京生说。刚入行时，一个扬言自杀的患者，让他一个星期完全失眠，“我睡不着，一直睡不着，吃不下饭，每天都担心他会自杀，又不敢直接问，怕他原本只是说说而已，我一问会刺激他真的这样做，只好把他所在小区的居委会电话、保安电话都要齐”，李京生说，那一个星期里，他瘦了二十斤。
一种办法是辞职，“换工作，去旅游，你因为职业而枯竭，换个职业不就不枯竭了。”北师大心理学博士曹红蓓说。另一种办法是留在原来的工作上，但自己做出调试，“要么工作重塑，要么人职匹配。”
李京生选择了后者。
“心理完全健康的人，也会有枯竭的状态，人本身就会作出调整。坐在硬椅子上不舒服，你就会换到软椅子上。如果你长期的不舒服，却还在坚持，该治疗的是你为什么坚持了。”曹红蓓说。
里尔克在《秋日》里说，“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孤独，曾在很长的时间里，代表着出走、流浪、宁静和放逐。可这种心境并不适用于现代人。长期身居闹市里、职业中的孤独、焦虑和智力上的优越，让他们忙碌、疲惫、讥诮。他们奔波、忙碌、抱怨、妥协，最终却停在各自孤独又专注的气场中。
职场亚健康症状
职场自闭症
和先天性自闭症不同，职场自闭症并非一种疾病，而是一种因职场压力而产生的自闭倾向。表现为平时独来独往，在工作场合总是很闷，不愿意与任何人多说话。调查显示，职场中有接近60%以上的人，因为环境、压力等原因而产生职场自闭症，同事之间无话可说，总希望把聊天时间缩到最短，希望交谈尽快结束。
职场拖延症
即Pro-crastination ，指面对任务有一种拖延心理，總是要拖到最后一刻。但作为一种病症，被列入心理研究范畴，在西方才不过一二十年。职场拖延症的原因很复杂，科学家认为，一方面可归结为完美主义，一定要谋篇布局，万事具备才能开始；另一方面可归结为抵制和敌意，把任务的难度夸大，产生抵触和畏惧心理；第三方面是对自己没有信心，认为无法做好，在纠结中把大部分时间浪费掉。
职场强迫症
在职场中强迫自己做一些非必要的事，或把工作潜移默化的习惯带到生活中，形成一种不可逆转、又让人哭笑不得的现象。如全天候开机，忘记带手机就会坐立不安；反复检查、核对报表；对身边事物高度敏感，不轻易放过任何细节；频繁洗脸洗手；戴耳机必须分清左右。
随着社会竞争加剧，职场强迫症患病人数呈上升趋势，在北上广等压力较大城市尤其多见。设计、销售、公关、人力资源、媒体等行业是职业强迫症的高发人群，男女比例达6：4，患者大多为中青年白领。他们苛求完美，长期处于焦虑紧张状态。
职场匆忙症
指在职场工作中，像被按下了快捷键一样难以慢下来。如总是赶着把每一件事做好、尽量压缩时间以期望达成目标、遇上交通拥堵会勃然大怒、等待结账时会变得不耐烦等。
职场匆忙症，一方面来自生理方面：长期忙碌高压力的生活，让大脑处于亢奋状态，整个神经系统处在应急状态，血压升高，情绪失控。另一方面，职场匆忙也来自人际关系冷漠，内心安全感差，时时有一种紧迫感，潜意识里强迫自己忙碌起来。
“为什么不信任我？”
“你会乱写。”
“如果我是一个会乱写的记者，关掉录音笔我一样会乱写。”
“可是你没有证据”，李京生向后一仰，提起眉毛，嘴角向下拖，做出一个等待、诘问又得意的表情。
“你是一个安全感很差的人吗？”
这个问题冒犯了李京生。“你不要这样提问”，他说，“你能这样问我，说明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我回答是与否，都不能改变你的看法。”
这个四十岁的光头男人，身形高大，穿一件军绿色长大衣，表情丰富，看人的时候带着打量嘲讽的神情，善于反诘、回避和调侃。
“这是心理治疗师的职业病”，他后来为自己作了解释。至今单身的他仍然无法谈恋爱，他说会习惯性地观察对方每一个动作，“我能在5到20秒之间判断一个人”——而这冒犯了大部分女孩子。
“这个行业你做到极致时会非常孤独”，李京生说。在心理治疗行业，病人遇到问题找心理治疗师，心理治疗师遇到问题找督导，督导是业内最高级别的心理咨询师。
保守秘密是心理治疗师的职业道德，所以压力自下而上，汇聚到督导这里。督导成了所有秘密的终端。他在人的意识里越走越深，这种深入没有陪伴，也无法共鸣，“整个中国范围内，好的督导不超过三十人。”李京生说。
他们是最孤独的一群人。“听的东西太多了，有时会发生很强烈的反移情，你一定会受到对方的影响，因为你必须要跟对方共情”，李京生说，他坦言自己有过抑郁、焦虑、强迫的经历。
据调查，心理治疗师的自杀率在所有行业内排名前十。而事实上，这种孤独、倦怠的感觉，却不同程度地见于各个行业和各个层级间。比如新员工、专业性太强的工作，个性太强太轴的人，在职场中都更容易有孤独感；而在一些富有创造性、需要和其他人产生情感关系的行业里，职业孤独症也非常严重。他们不是抑郁，却常感到孤立无助且不快乐。
这样的人当中，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有些正值盛年、业务娴熟、经验丰富的职场中人，在外人眼里，他们甚至可以说职业顺遂，可他们恰恰是孤独感最强的人。
工作像恋爱，表达完了就没话了
“转行之后，我才知道当记者时过的是什么日子。”丁雨辰感叹说。在她做记者的第五年，通宵写稿已是常事。有时两天一夜坐在电脑前一动不动，“简直要坐成铁观音”。
25岁开始做记者，丁雨辰像陷入爱情一样喜欢上这个职业，“我再也不能容忍朝九晚五的工作”。
她是对职业投入感情的人，采访社会弱势群体，写稿时哭半个小时，写半个小时，“我对稿子有一种洁癖，每次都写到我能写的最好，再好一个字都不可能。”
可是当采访写作开始娴熟之后，枯竭感反而更强了，“我发现很难超越自己，要么持平，要么走低，这种感觉让我崩溃”，她变得更不能允许自己失误。
而五年来，不停地叙述和表达渐渐把她掏空，哪怕对她最感兴趣的题材，“在一个领域，你要表达、发声，不停地表达、发声，说完了，烧完了，就没话了。就像一场恋爱，但没有长相厮守。这个恋人太年轻了，太激动了，但你终将老去。他还是那么年轻，永远年轻，他不爱你了，不爱我们这些老了的人。”
“记者必须经常看东西，越看越觉得自己浅薄，力不从心。有时候我怀疑，我是不是高估了自己想說的话。” 30岁的丁雨辰选择永远离开了媒体行业。
这样表达枯竭的感觉，在媒体圈并不鲜见。“我写不出东西了”，邓林清（化名）告诉记者，四十岁的她在编辑职位上已经十年。每次，她都要把家里打扫得非常干净后才能开始写，她说，“最开始打扫一次就可以，后来慢慢变成两次，现在，我反复打扫了十几次，家里一尘不染，可还是没法落笔。”
23岁的尹静（化名），每次写稿时都会便秘，她闭关三天，吃食全部叫外卖，而交稿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难改暴饮暴食的习惯。
“写稿是一件孤独的事情，就像便秘，你只能自己弄，谁也帮不了你。”她调侃说。“你把全部的体力、脑力，拿出来，和盘托出。稿子出来了，7天后下摊儿（书摊），一切又和之前一样，好像这篇稿子从没产生过”，尹静说，“有时你的全部价值观会一下子崩塌掉，天啊，我这么累，可是我在做什么？”
26岁的孙章（化名），在一次被毙稿后对着屏幕大哭，那是一篇万余字的封面故事。那一晚他完全不能入睡，一直对着屏幕，可是到早晨，word文档上还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那一个瞬间你会特别孤独“，孙章说，“我觉得写不动了，就像搬东西搬不动一样，是‘不动’”，他加重语气说。
据中国女子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调查，2012年，已经工作一年的白领中，有40%的人想跳槽。上海一项调查显示，在同一岗位工作满两年的人中，有33.3%的人出现了工作倦怠现象，有2.6%的人患上了职业枯竭。媒体工作者、教师、企业高管、警察、医生、心理咨询师等行业，则是职场孤独症的高发人群。
1961年，美国作家格林尼发表小说《一个枯竭的案例》，书中，一名建筑师不能忍受精神上的痛苦和乏味工作的折磨，逃往非洲原始森林。这是职场孤独症的极致。个人已经无法应对外界的要求，在身体，情绪方面消耗殆尽，甚至陷入焦虑、抑郁和强迫。有时“多说一个字都累得慌”。
1974年，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弗鲁顿伯格首次将“职业倦怠”（也称“职业枯竭”）引入心理健康领域，指个人无法应对外界超出个人能力的过度要求时，所产生的生理、情绪情感、行为等方面身心耗竭的状态。
美国著名的枯竭问题研究专家Maslach将枯竭分成三个方面：情绪衰竭、去人性化、成就感降低。即情绪一直处在疲劳状态；工作热情丧失；不能再对别人抱有感情和关怀，甚至用一种消极的态度对待周围人，有时冷嘲热讽或迁怒；感觉不到工作的价值，常觉得无法胜任。
“职业枯竭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种心理状态，蜡烛熬油一样烧光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曹红蓓解释说。 “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问题是封闭”
今年是王丽丽在北京女子戒毒所工作的第11年。
早晨，铁门打开，她如每天上班一样走进一个小小的塔楼，外侧的防护门随即反锁。王丽丽拿出手机交给门卫，门卫将其放入储物格中，换一块印着号码数的钥匙牌给她。这时，内侧防护门打开，王丽丽走进后，内侧防护门随即反锁。
这是北京大兴区女子戒毒所内。院落空旷，植被稀少，不见行人。司法规定，每个民警进门都要交出通讯设备，包括电脑、手机。
“我已经没办法正常睡觉，三四点钟一定会醒，月经一直不规律”，王丽丽说，长期的精神紧张扰乱了她的内分泌。
戒毒所内，一群在拘留所急性脱毒后的女人，在厅堂里有组织地打着腰鼓。动作机械而整齐，眼神戒备。藕荷色上衣长裤，短发，面色枯黄，整洁又机警。91名戒毒者，有着惊人一致的外貌和表情。“队长好！”见到王丽丽，她们齐刷刷起立，表情严肃。
这些戒毒者，大部分吸食海洛因、冰毒。她们大多骨质疏松，脱毒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头疼、牙疼、失眠、便秘。“她们刚来的时候都很瘦，精神不好，敏感、多疑、自私，问什么敷衍过去，打开她们的心扉非常难。”
入夜，万籁俱寂。深长的回廊里，91名戒毒者，8人一间，按时入睡。失眠、呓语、牙疼；因为小事而争吵、骚动，甚至自杀、猝死、脱逃，一切都可能发生。“夜里完全不能错神儿，要特别注意猝死”，王丽丽说。监控室密不透风，不见日光，24小时开着空气流通机。
民警三班倒，下午班4点到12点，晚班12点到早8点，为防止聊天分散注意力，值班时监控室只能留一个人。
整个戒毒所内只有内网，上网是不可能的事。今年31岁的王丽丽至今不会网购，对PRADA， GUCCI等牌子一无所知。
封闭的工作环境，狭窄的人际交往，工作几年之后，过去的朋友也渐渐疏远，“她们聊的东西我都不知道，显得很傻，慢慢就不再交往了”，王丽丽说。“有时我感觉对不起孩子，没有时间陪她。我女儿上小学了，不会搭衣服，穿的总是很难看。下课之后送她去学习班，不是为了学东西，是为了多替我管几个小时”，这个梳着马尾辫的妈妈陷入黯然。
一个年轻民警，找到所内的心理咨询师姬志斌，“我是为了不种地才读大学，现在毕业了，却带着这群劳教人员种地。挣得不多，地位又没有其他警察高，我不想干了。”他深深陷入抑郁，工作的时候淡漠、拖延。
戒毒所里几个民警姑娘都很漂亮，年纪在二十七八岁左右，问起婚姻，都只是如释重负地说，“结了！”在这里，漂亮姑娘并不奇货可居，而封闭的环境里，能嫁给同系统的男民警，她们才觉得庆幸。
“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问题就是封闭，没有交流”，姬志斌说，“交流很重要，你在难受的时候，看到别人和你一样难受，就觉得自己并不特殊，我干的东西有人陪伴”。
上世纪70年代，在西方国家，职业枯竭已经被当成一个社会问题，对怎样从社会、组织的层面解决职业枯竭，就有了相关研究，已有一套成熟的体系，帮助人们应对枯竭。美国一些公司，组织员工去国会图书馆读书，或作为志愿者，比如调查小额贷款的落实情况等等。而在中国，最近十年才陆续开始。一些企业也逐渐意识到员工精神状态对企业效益、人际关系的影响。比如EAP，就是一个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第三方心理咨询机构，通过给企业提供外包服务，解决企业员工的心理健康问题。
但健全的社会体系还沒有形成，职业枯竭的压力仍主要由个人承担。尤其在北京、上海、香港等经济发达城市，人们把能长期承受压力当成一种素质。
如果你一直不舒服，为什么还坚持？
“欢笑声 欢呼声，吵热气氛 心却很冷……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情歌，不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我不曾摊开伤口任宰割 愈合就无人晓得。……表面镇定并不是保护色 反而是要你懂得，我不知为何，活像个孤独患者 自我拉扯，外向的孤独患者 需要认可”陈奕迅的《孤独患者》是K歌房里点唱率很高的一首。多少人借歌抒意。
2012年11月，回龙观医院精神科。
“甘洒热血，写春秋，哟欧欧……”一个身穿黑色长大衣的高大男人，拦住一名精神科护士，停下正在唱的京剧，“大夫，他们说我是精神病，您看我像精神病吗？”
“哎呦，您看着真不像！”大夫退后一步，仰头端详，身体向后倾斜15度，一边点头，一边用浓重的京腔回答。
走廊里有人见了发笑，男子一个箭步走上前，弯腰脸对脸问道，“你笑什么？我把你一手抚养这么大，容易吗？”笑声戛然而止，整个人的气场都在后退。
在护理部副主任宁新荣看来，这种事再正常不过。
据卫生局统计，精神科护士辞职比率达到10%。疲劳、受伤、压力，让精神科护士流失严重。
受伤是常事。她们专门做过培训，除了正常踢打要怎么应对之外，具体到病人撕你头发要怎样做。“女病人最容易这样做，撕头发、咬人，抠、掐、吐口水。年轻女孩子，被啐了受不了，哭，洗一洗，互相劝劝，只能这样。有时实在没办法，就找个口罩给病人戴上。”
2012年4月份，一名年轻女护士正要下班，拿起水盆去洗澡，看见一个男病人袖子里直挺挺的，来不及反应的，病人把袖子里的铝合金扫帚柄抽出，笔直刺向护士的脖子。没有扎进，斜着擦破了皮肤，她刚刚回过神，病人又刺第二下，她端起盆子本能地挡住，铝合金扫帚柄擦过盆子，直穿她右手前臂。整个胳膊被穿通了，血流不止。
直到11月，她一直没有上班。伤口愈合了，但右手持重能力极差，切菜时不住发抖。“那种发抖不全是病理性的，她心理过不去，整个人抑郁掉了。她可能要退出这个行业了。”宁新荣叹息着说。
重复的劳动，身体的疲劳，一遍一遍下意识唤起自己的耐心，这一切让护士长吴映红（化名）的记忆力急剧下降，四十岁的她已经无法记住细节。回家后，“累得像被人用完了一样”，她开始因为区区小事进入争吵，丈夫问，“精神病院呆久了你也疯了吗？”
“有时候，无力感会非常强，精神科是受歧视的，这个行业的待遇又非常低。医生和护士的待遇是行业内中下等。”宁新荣说。 而精神卫生法制的不完善，同样让很多私人心理咨询师承受了极大压力。患者自杀，咨询师要承担多少责任，这一点至今不够明晰。“一个患者自杀，可以把一个刚刚入行的小医生消灭掉”，李京生说。刚入行时，一个扬言自杀的患者，让他一个星期完全失眠，“我睡不着，一直睡不着，吃不下饭，每天都担心他会自杀，又不敢直接问，怕他原本只是说说而已，我一问会刺激他真的这样做，只好把他所在小区的居委会电话、保安电话都要齐”，李京生说，那一个星期里，他瘦了二十斤。
一种办法是辞职，“换工作，去旅游，你因为职业而枯竭，换个职业不就不枯竭了。”北师大心理学博士曹红蓓说。另一种办法是留在原来的工作上，但自己做出调试，“要么工作重塑，要么人职匹配。”
李京生选择了后者。
“心理完全健康的人，也会有枯竭的状态，人本身就会作出调整。坐在硬椅子上不舒服，你就会换到软椅子上。如果你长期的不舒服，却还在坚持，该治疗的是你为什么坚持了。”曹红蓓说。
里尔克在《秋日》里说，“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孤独，曾在很长的时间里，代表着出走、流浪、宁静和放逐。可这种心境并不适用于现代人。长期身居闹市里、职业中的孤独、焦虑和智力上的优越，让他们忙碌、疲惫、讥诮。他们奔波、忙碌、抱怨、妥协，最终却停在各自孤独又专注的气场中。
职场亚健康症状
职场自闭症
和先天性自闭症不同，职场自闭症并非一种疾病，而是一种因职场压力而产生的自闭倾向。表现为平时独来独往，在工作场合总是很闷，不愿意与任何人多说话。调查显示，职场中有接近60%以上的人，因为环境、压力等原因而产生职场自闭症，同事之间无话可说，总希望把聊天时间缩到最短，希望交谈尽快结束。
职场拖延症
即Pro-crastination ，指面对任务有一种拖延心理，總是要拖到最后一刻。但作为一种病症，被列入心理研究范畴，在西方才不过一二十年。职场拖延症的原因很复杂，科学家认为，一方面可归结为完美主义，一定要谋篇布局，万事具备才能开始；另一方面可归结为抵制和敌意，把任务的难度夸大，产生抵触和畏惧心理；第三方面是对自己没有信心，认为无法做好，在纠结中把大部分时间浪费掉。
职场强迫症
在职场中强迫自己做一些非必要的事，或把工作潜移默化的习惯带到生活中，形成一种不可逆转、又让人哭笑不得的现象。如全天候开机，忘记带手机就会坐立不安；反复检查、核对报表；对身边事物高度敏感，不轻易放过任何细节；频繁洗脸洗手；戴耳机必须分清左右。
随着社会竞争加剧，职场强迫症患病人数呈上升趋势，在北上广等压力较大城市尤其多见。设计、销售、公关、人力资源、媒体等行业是职业强迫症的高发人群，男女比例达6：4，患者大多为中青年白领。他们苛求完美，长期处于焦虑紧张状态。
职场匆忙症
指在职场工作中，像被按下了快捷键一样难以慢下来。如总是赶着把每一件事做好、尽量压缩时间以期望达成目标、遇上交通拥堵会勃然大怒、等待结账时会变得不耐烦等。
职场匆忙症，一方面来自生理方面：长期忙碌高压力的生活，让大脑处于亢奋状态，整个神经系统处在应急状态，血压升高，情绪失控。另一方面，职场匆忙也来自人际关系冷漠，内心安全感差，时时有一种紧迫感，潜意识里强迫自己忙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