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黎萍指出,新时代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承开发利用,一是要夯实红色基因库,守牢宣传主阵地;二是要探索多元深度开发,追求迭代持续发展;三是要打破区域条线壁垒,追求协作互利共赢.程焕文指出,明确红色文献的内涵和外延对于进一步推动红色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和利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最新理论概括和关于学好“四史”的重要指示精神,文章将红色文献界定为1919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创造的一切文字记录和图像与录音资料.苏智良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档案开放、红色文献整理和利用,取得历史性成就.资料是历史研究的食粮,须臾不可缺少.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应大力推动档案史料的数字化工程,从而推进革命史的研究.武茂昌指出,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留下的红色文献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搜集、保护、利用好这些红色文献,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我们要坚持科学正确的理论指导方向,充分认识红色文献搜集与整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断增强对红色文献的管理水平和保护力度,让红色文献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衣永刚指出,红色文献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最真实和最直接的记录资料,也是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开展党史研究的最重要依据,更是我们借以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载体.开拓红色文献收集、整理和研究的国际视野,用红色文献向世界讲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故事.加强红色文献国际传播研究的针对性,用红色文献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故事.借助多语种语料库等平台提升当代红色文献传播的全球话语能力,用红色文献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故事.范玉刚与崔文斌指出,随着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刻,急需加强对红色经典文献极其版本的研究.如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有诸多版本广泛地在世界范围里传播,加强其版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厚植红色文化的底蕴和根基.徐雁指出,经历了20世纪种种政治风暴,战争烽火和社会大动乱幸存于世的“革命历史文献”,早已被海内外图书馆界视为不可多得的珍藏对象.“革命文献”可分为“革命历史文献”“革命地方文献”“革命禁毁文献”,其中禁毁文献是极为独特的文献资源.针对这些文献的数据库建设有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这些文献的数字化加工拓展了其研究价值和范围,有着重大意义.马静指出,近年来国家图书馆依托“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开展红色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在业界发挥了积极引领作用.未来将继续凝心聚力,推动此项工作不断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