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不喜欢孔庆东，但是药家鑫案时，他因为说了句：“药家鑫长得就像杀人犯！”一时成了“领骂人”。
　　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联邦调查局发展了一套阅读面部技术，通过实验、尝试、失误和总结，在先后分析了6000万个罪犯面部后，得出一种面部阅读方法，即通过分析面孔的某一个部位，阅读成分包括面部表皮、肌肉和骨骼轮廓线，以期解读罪犯的面部特征。
　　11年前，曾纵横数省８年，犯案十余起，杀死、杀伤近50人的张君被抓获，临死之前，张君曾经放言他“是全国个人素质最高的匪徒”。用FBI的面部解读技术审视张君的脸，你几乎立刻能看出这是个极其乖张的怪物。一旦注意观察张君这张脸，你就不得不认识到他是个危险人物。在他整个犯罪生涯中，流窜的生活习性在其面容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凶残、冷酷和挑衅的印记。这张面孔隐藏了情感，因为他没有情感，也许说他试图隐藏杀气更合适。
　　有张君的例子在前，孔庆东说药家鑫“长得就像杀人犯”，并非毫无意义。问题是，你总不能因为一个人“长得就像杀人犯”而把他关起来吧？
　　“长得就像杀人犯”的人，真的存在么？在这本《剖析恶魔》中，斯通给出了一个概念：“天生邪恶”，他以600多个绝大部分发生在美国的邪恶案例为证，对邪恶做出由轻到重的22个分级，以此分辨怎样的邪恶家伙是能痛改前非的，怎样的该一辈子关着。
　　斯通是想为邪恶找到一个广谱定义，他认为童年对罪犯非常重要，却非唯一，为此他反复提到“天生邪恶”：糟糕的基因、母亲怀孕时糟糕的环境都能在十年左右将纯洁婴孩改造成恶魔。这与龙布罗梭的“犯罪人”有相通之处，但后者比斯通更极端的是，只把犯罪归结于“人类的隔代遗传”，与社会和个人的生活条件无关，具有必然性，不得不陷入犯罪。
　　这虽然有导致人种优劣论的危险，但是非如此也确实难以说明为什么一些和睦家庭出身、教育良好的人能莫名其妙地变成一个专事虐杀的邪恶人，譬如刚刚过去的挪威大杀戮。
　　面对这个相貌堂堂的凶手和他厚达一千五百页的“宣言”，举世不解：布雷维克并没有重大的犯罪记录；在血案发生前身边的人都认为他彬彬有礼；尽管他宣称对穆斯林文化侵蚀欧洲和文化多元主义充满敌意，但他个人其实并未经历过与穆斯林等少数族裔的冲突，刻骨之恨完全是他封闭头脑中滋生的，所以他能够毫无愧意地举枪指人，即使是柔弱少年。
　　然而斯通接下来把恶社会化的说法，我却难以认同。在他看来，邪恶不仅仅存在于个人行为之中，在集体行为的大屠杀和种族灭绝中也不乏其例，唯有承认这一点，才能反过来理解某些群体活动中的倒行逆施，其实就是潜藏在每个人心中的邪恶集体爆发的过程。
　　斯通所言，让我想起近半个世纪之前那场著名的审判。1961年2月11日，纳粹德国前高官、也是在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阿道夫·艾希曼于耶路撒冷受审，被以人道罪等15条罪名起诉。艾希曼面对对其犯罪的控诉，一嘴的陈词滥调，所有问题都以 “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来回答。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处以绞刑。
　　其时其地，《纽约客》派出记者汉娜·阿伦特聆听审判，并发回一系列采访报告，之后成书为经典之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篇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艾希曼就是这样一个“好人”，服从命令，尽职尽责，是好丈夫、好父亲，阿伦特自问：为什么纳粹政权恰恰是靠这样既肤浅又平庸的“好人”维持的呢？她的解释是“平庸的恶”：“恶一向都是激进的，但从来不是极端的，它没有深度，也没有魔力，它可能毁灭整个世界，恰恰就因为它的平庸。”
　　在她看来，艾希曼完全不像一个想象中的恶魔，一个没有心肝的人。她望着站在玻璃盒子里的艾希曼，觉得他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小丑”。《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译者孙传钊先生之前谈起阿伦特“平庸的恶”，即言之“精准描述了纳粹一人作乱的本质”。
　　说起大屠杀和种族灭绝，我更倾向于邪恶是“一人之恶”，众人只是被绑架了，成为“恶的从犯”。从社会学意义上，那些帮助希特勒实施屠杀的人只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患者而已，而这藏于芸芸众生中的“一人之恶”才是群害之首，浑身都隐匿着龙布罗梭和斯通念兹在兹的“天生邪恶”，他们与艾希曼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根本的恶”与“平庸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