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摇篮是在上海，但没有在这里成长。所以，重新回到这个大城市后，要站住脚，到底怎么做？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1980年代初的一天，上海“知青”张济顺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里第一次得知了曾祖父的故事。学者熊月之在一篇小文章里，介绍了“近代进步教育家”张焕纶的生平和作为。
　　“很激动，也很难为情”——说难为情，是因为身为北师大的历史专业研究生，还需要从别人那里获知自己的家史。
　　她随即把文章复印，寄给上海的母亲。母亲收到信件后，激动得不行，“她说，现在终于可以讲一些了。”
　　在张济顺的童年记忆里，关于曾祖父，只有一点影影绰绰的痕迹，大人们基本不提。一来家庭“血统”不太好，风波动荡的年代，多少生怕因此牵连出什么说不清的“历史问题”来。此外，这也是老一辈人不愿去触碰的一个老伤疤：1937年“八一三”战事爆发，一大家子慌慌张张逃离沪南老宅，避入租界，几代的积累和心血都在轰炸和骚乱中化为乌有。之后再历经“文革”浩劫，关于家族的过往，几乎没有什么物件留存下来可以跟后代讲的。
　　张济顺联系上熊月之，从他那里得到了更多关于曾祖父的资料。后来，她陆陆续续地搜集到他的照片、他写的诗。
　　在一张黑白的半身肖像照里，张焕纶留给后人一个同光年间地方士绅的经典形象：留长辫、着马褂，面容沉稳而安静。光绪四年，他和几位好友共同创立近代第一所国人办的新式小学——梅溪学堂。从此，张家的厅堂、庭院里，不时会响起朗读英文的稚子之声。其中有一名操着安徽口音的乡下少年胡适，也是张焕纶好友之子。
　　因为在教育界的声望，张焕纶后被盛宣怀聘为南洋公学首任中文总教习，即教务长。期间，他又创办师范班，开了中国师范教育的先河。
　　“也许是冥冥中的天意吧。”一谈到曾祖父，张济顺眉间涌起一些感慨。百年后，身为张家第四代，她在教育行业又兜兜转转三十多个年头。
　　张家是老上海旧城厢里的一个世家大族，属于正宗的上海“土著”。自19世纪中叶开埠以来，这个小小的上海县城急速发展起来，一跃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中外移民、各色人等大量涌入，形成了五方杂处、光怪陆离的“十里洋场”。
　　张济顺的祖父是旧上海著名私营报纸、《新闻报》的一名主力骨干，和著名报人汪汉溪是世交。张济顺的父母则是洋行职员，类似今日之“白领”。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南京路。这一年，张济顺出生于上海西南的一个弄堂里。
　　从曾祖父到张济顺，张家四代人亲历了上海在一个半世纪里的急速膨胀、繁华和迷离、战火与离乱、日伪治下的“歹土”时期，以及之后的“红色岁月”。
　　2015年，张济顺出版了学术著作——《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这是她近二十年来对上海社会史研究成果的梳理，也是对自己儿时生活过的上海社会一次深入的探究和重现。
　　在研究中，她把目光投向了类似自己父母、祖父、邻居这样一些支撑起这个大都市“面相”与筋骨的中上层精英与职员、生活在里弄的小市民们，以及苏北“下只脚”里的芸芸大众。
　　在过往有关上海的历史书写中，这个庞大的群体尴尬地“缺席”了，仅仅是为革命领袖、党国政要、学术大师、文坛巨匠展开宏大叙事的一个模糊的背景色。
　　我们的采访约在上海的西南角，一个近十来年兴起的城郊大型住宅区。直至2006年，张济顺才从生活了数十年的市中心老式里弄搬到这里。在她生命中留下印痕的里弄、学校、青少年宫旧址的地下，新建的地铁10号线呼啸而过。
　　三伏天的大太阳下，在没有任何遮蔽的新区里，大马路明晃晃得刺眼。张济顺一身布衣布裤、平底便鞋，斜挎着一个青少年品牌的布书包，轻轻巧巧地走来，像极了一个朴素的女学生。只有一头夹杂银丝的短发提醒着我：女学生已年过花甲。
　　4年前，她辞去所有党政职务，回归学术研究。之前约有十五六年里，她每日应对着千头万绪的校务、党务工作，零碎时间拿来看资料，看一点是一点。每年暑假的两个月，是她惟一拿得出整块时间钻图书馆、地方档案馆的奢侈——每天一开门就进去，掐到最后一刻起身，然后心满意足地抱着一堆复印材料和笔记离开。
　　“人一喜欢就没有办法。我是真心喜欢啊，一有空就捡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