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话》一度让瞿秋白背负了“叛徒”的罪名，而刑场上的瞿秋白与《多余的话》的瞿秋白为什么就难以重叠在一起呢？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国民党军杀害于福建长汀。
　　当年目睹这一悲壮场面的人这样描述说：瞿从容镇定地走出长汀的中山公园，边走边与同行者谈话。“信步至亭前，已见小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酌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高唱国际歌，酒毕徐步刑场。”他指着一处草坪，微笑着说：“此地很好！”然后盘膝而坐……
　　大义凛然的壮举，瞿秋白理应雕刻在历史的英雄碑上。但是，历史的复杂却让他很长时间背着“叛徒”的罪名。这一切，皆因他在就义前夕写下的《多余的话》。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把曾经拥有过的浪漫、热情、执着、苦闷、困惑、坚定等等，都以本来的面目留在两万多字的自白中。这自白，后人读来所感受到的不是作者昂扬向上的斗志，而是内心的痛苦、忧郁、厌倦。刑场上的瞿秋白与《多余的话》的瞿秋白，就难以重叠在一起。
　　《多余的话》的部分内容于1935年由国民党“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首先发表，1937年《逸经》半月刊全文刊载。抗战初期，有人曾问中共有关人士买不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原稿，中共方面认为是伪造的，没有买。但瞿秋白的文风也为熟知他的人所熟悉，他们对《多余的话》为伪造的结论心存疑问。
　　在瞿秋白就义10年后，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称，瞿秋白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1955年，在纪念瞿秋白就义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决定将他的遗体从福建长汀迁到北京。6月18日，陆定一在瞿秋白遗骨迁葬仪式上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瞿秋白同志生平的报告》中说：“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土。他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他的高贵品质和毕生功绩将活在人民的心里，永垂不朽！”
　　但是，在给予瞿秋白上述评价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建国初年，瞿秋白生前的战友冯雪峰主持编辑《瞿秋白文集》。按理说，既然是文集，而瞿秋白又是党曾经的领导人，他关于政治理论方面的论述也应收入书中，但是，中央却有指示：只出版文学方面的论著。理由是他的政治理论方面的论著，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很不够。而在动议编辑《瞿秋白文集》时，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曾为《瞿秋白文集》写了一篇序言。序言肯定“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认为“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但耐人寻味的是，这篇短短的序言后来并没有收入书中，而是30年后人们重新编辑《瞿秋白文集》时在档案馆里找到的。虽然档案材料并没有揭示出不收入这篇序言的原因，但对《多余的话》心存疑虑恐怕是最合理的解释。
　　据陆定一回忆：60年代初有一天，李克农来找他，说《多余的话》的真迹落在一位民主人士的后人手中，已流出国外。他表示要卖，问陆买不买。陆仍认为《多余的话》是国民党伪造的，表示不买。可是不久，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时，“毛主席、周总理都在座，我向他们报告了这件事和我的看法。周总理说，‘我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总理的话当然是可信的。”
　　稍后，历史学界发生了对于《李秀成自述》的争论，戚本禹的一篇“大文”断言，李秀成尽管被捕后被杀，但他写下的自述仍是叛徒的供状。毛泽东以李秀成“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的批语支持了戚本禹的观点。于是，有人就想到了瞿秋白《多余的话》，认为其与李秀成一样，“晚节不忠”。瞿秋白就逐渐不被人提起。到了“文化大革命”，《多余的话》就被污蔑为瞿秋白“叛徒”的铁证了。瞿秋白的墓也被疯狂的“红卫兵”砸毁。
　　“文革”结束后，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中，人们没有忘记瞿秋白。1980年，经中央同意，有关方面举行了纪念瞿秋白就义45周年座谈会，重新肯定了他光辉的一生，推翻了以往《多余的话》是其“叛徒铁证”的不实之词。199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中，收入了《多余的话》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