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成立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是一个全新的探索实践，对于完善国家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非常有意义。”
　　2017年9月，成都成立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充分发挥牵头揽总作用，把分散在多个部门的职能统筹起来，激活人、财、物等资源，进行科学化的谋篇布局，以推动社区发展治理精细化。
　　一年多来，成都在社区治理方面的改革备受关注，受到业内权威专家的关注。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主任 景跃进
　　城市治理的好与坏具有历史维度、现实维度、国内维度、国际维度4个维度，成都的做法事实上开拓了一个新的工作领域和新的组织系统。
　　原来社会创新管理重心是维稳，成都把重心转向城乡社区发展和治理，具有体制性意义和传播性意义。成都的做法如果能够制度化，社治委将变成常规性机构，在党的传统架构里又多了一个职能系统，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央组织部党建所理论研究室主任 王萍
　　成都以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社区为目标，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有效途径，不断强化党对城市基层治理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促进城市改革发展稳定、民生改善等各项工作不断提升，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要求。而成都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着力完善市、区、街道、社区四级联动机制和责任落实机制，优化街心政能和架构，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居民自治机制，凸显出基层党组织强大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力。
　　更重要的是，成都把基层各领域的党建作为一个整体来谋划，建立健全条块联动、组织联建、利益联结机制，打破了行政壁垒，解决了“九龙治水很难形成合力”的难题。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部原副主任 戴焰军
　　成都作为文化底蕴非常厚实的地方，充分发掘文化对社会治理有价值的因素，在通过文化不断丰富群众现实生活的过程中把群众凝聚起来，创造了社区和谐祥和的氛围，形成了社区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基层社会治理就是为了提高党为人民谋利益的水平，组织力和政治功能的发挥都要以服务功能为基础，成都的做法体现了非常强的服务意识，通过服务与群众建立情感上、认识上的沟通和共鸣。
　　成都在社会治理方面形成的庞大志愿者队伍和各方面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以及推进社会治理中群众广泛参与，就是在依靠群众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姜晓萍
　　成都成立全国首个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是把发展和治理有機融合，是一种极具成都品格的城市治理模式，有战略、有系统，核心是“一三五系统”。一是党的领导，三是改革、发展和治理三维度，五是五个转变、五大行动和五个体系，它的支柱体现为品质社区、活力社区、美丽社区、人文社区、和谐社区的“五大社区”，它的地基体现为整个城市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问题。
　　成都的社区发展治理，一是有目标，即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二是有制度，构建了依法治理、系统治理、智慧治理和标准治理的社区治理体系。三是有路径层，体现为党建引领、政府负责、市场参与、社会协同和居民自治五种能力。四是有监测层，形成了社区发展治理一整套监测指数。
　　成都社区治理一是高度，体现党的全面领导和党员引领。二是温度，体现所有的治理都是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这是党的初心。三是量度，社区治理以发展为目标。四是效度，强调以治理为途径。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部主任 刘志明
　　成都成立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是一个全新的探索实践，为国家基层治理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样板，对于完善国家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非常有意义。
　　在成都，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具有明显特点，首先是贯彻人民主体地位，基层群众自治作用得到彰显。其次是从领导体制机制方面，成立社治委这一专门社区治理机构，不仅在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整合资源方面是一项创新，也让基层能够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因此，成都的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强化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了多元主体参与积极性。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部副教授 郑寰
　　目前，全世界超过1000万人的特大城市，中国几乎占ー半，成都以及兄弟省市探索特大城市基层治理道路，对全党甚至全世界治理超大城市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基层治理方面，北京的探索也很有借鉴意义。2018年，北京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列为首都城市治理改革的一号课题，核心内容是以党建为统领，探索党领导基层治理的一系列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有几个特点，其中重点就是牢牢把握住治理主体从多中心向一核多元的转变;建立群众需求全响应机制，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形成到一线解决问题导向，解决抓落实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形成联动执法机制，解决基层执法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围绕赋权、下沉、增效3个重点理顺条块关系;以问题清单、权责清单、绩效清单为主，厘清街乡和社区之间的职能条块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