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企业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纵深发展应运而生。它的使命是借助互联网技术的大数据数据结构和云技术的计算能力来解决长期困扰金融业务开展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传统上，由于信息不对称，需要获得资金支持的借款人并不清楚可以从哪儿获得所需要的资金，而贷款人并不清楚怎样可以把闲散的资金有效利用起来。他们共同找到一家叫做“银行”的中介结构。银行把贷款人闲散的资金以低的储蓄率吸收进来（比如说3%的年利率），然后再以较高的贷款利率（比如说5%）把这笔资金贷给借款人。存贷款的利息差构成银行稳定的利润来源（2%）。
　　如果此时借款人能够清楚地知道哪位贷款人具有闲散资金，二者直接签署借贷协议，那么，借款人可以低的贷款利率（比如4%，低于通过银行的5%）获得这笔贷款，而贷款人则可以获得更高的资金回报（比如4%，高于银行支付的储蓄利率3%）。因而，在金融实践过程中一个始终努力的方向是“金融脱媒”。而金融脱媒的关键是信息不对称的减缓，甚至消除。一定意义上，金融科技企业的出现使得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减缓，进而金融脱媒以高级的方式得以实现。
　　上述讨论表明，金融科技企业的性质是借助互联网技术基于借贷人信贷记录识别借贷人信用能力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科技公司，只不过是涉及借贷业务而已;它显然不同于传统的银行，依赖抵押担保发放贷款，依赖特许的存款业务吸收存款。作为金融科技公司，一个理想的业务流程是提供基于互联网技术保障实现的对借贷双方信用的精准识别，通过搭建“交易平台”，让借贷双方直接完成借贷业务，实现直接融资和彻底金融脱媒。如果说淘宝等电商通过提供商品交易平台，使消费者和商家直接完成商品交易，那么，蚂蚁等金融科技公司应该是通过提供信贷交易平台，让借款人和贷款人直接完成借贷交易，实现所谓“借者直接借，贷者直接贷，没有中介商赚利贷差”。
　　金融科技公司的平台性质决定了其信贷业务的开展并不完全像传统银行一样。例如，金融科技公司对潜在客户信用能力的识别是基于大数据的信用记录，而不是银行贷款业务开展通常需要的抵押担保;金融科技公司作为平台涉及信贷交易的结算，甚至仅仅交易记录，但并不涉及自身太多的资金投入，因而并不需要像银行一样需向央行缴纳资本金;金融科技公司帮助借贷双方实现直接融资，这就如同朋友之间的借款，由于外部性有限，也许并不需要监管方的必然介入，等等。
　　金融科技公司平台的上述业务特质决定了其治理结构与传统银行是不完全相同的。银行资本金准备和经营风险承担的要求往往需要出资者持有银行较大的股份，在治理结构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而金融科技平台的平台性质和科技企业属性决定了人力资本的持续投入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因而在金融科技平台的公司治理制度设计中，一方面可能会采用投票权配置权重适度向管理团队倾斜的“同股不同权构架”，另一方面将更加普遍和频繁地使用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员工。
　　事实上，蚂蚁集团作为一家金融科技公司正是遵循上述原则完成了基本的公司治理制度设计和安排。蚂蚁通过形成三级的有限合伙构架，一方面使执行合伙事务的普通合伙人的实控人代表有限合伙人履行对所持有的蚂蚁股票的表决权，实现控制权配置权重适度向管理团队倾斜;另一方面，则使有限合伙构架中的有限合伙人成为经济激励计划的受益者，使控制权加强和激励员工的功能在有限合伙构架下得以完美组合。作为对照，传统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更多是国有资本作为控股股东或主要股东，更多奉行的是“同股同权原则”。
　　概括而言，在互聯网纵深发展的今天，我们看到，由于金融科技公司的兴起，社会向客户提供的金融服务“升级了”：从原来通过银行中介的间接融资，“金融脱媒”到基于金融科技公司提供信贷交易平台的借贷双方的直接融资。然而，我们对于新兴的金融科技公司平台的监管理念和实践依然停留在银行借贷业务阶段，没有期待的“升级”的迹象。这怎能不令人忧愤不已，扼腕叹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