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67年，不满14周岁的康熙皇帝开始亲政，御门听政从此成为贯穿他帝王生涯的重要内容，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一个繁荣期也就此拉开了序幕。
　　“清朝入主中原，统治得以巩固，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向汉人学习，重视儒家文化。”知名作家、《大清相国》的作者王跃文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清朝皇帝从一开始就在政治领域接受和承袭了明朝制度，他们不仅住进了前朝皇帝的宫殿，也延续了明代的早朝制度，即御门听政。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威严雄伟的太和殿才是皇帝上朝的场所，其实并非如此。清代的御门是乾清门，即外朝和内廷（后宫）的分界线，御门听政就相当于皇帝的办公会议。而太和殿主要用来举行重大典礼，如皇帝登基、册立皇后及重要节日等，每年的实际使用次数很少。在康熙时期，皇帝办公的地方主要是乾清门和乾清宫。
　　与御门听政相比，乾清宫是康熙帝下朝之后日常处理政务的地方，涉及面更广、功能性更强，凡遇到大事、要事时，他常常在乾清宫召见大臣、商讨对策。
　　作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康熙帝一生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抗击沙俄、三征噶尔丹，每一件都对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做出了贡献。乾清宫见证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旭日东升，但对于整个封建时代来讲，这不过是回光返照般的余晖。

既是卧室也是办公室

　　乾清宫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清两代曾数次着火而被焚毁，也多次重建，现有建筑是清嘉庆三年（1798年）所建。
　　作为明代14位皇帝、清代两位皇帝（顺治、康熙）的寝宫，乾清宫的建筑面积达到1400平方米，在内廷是最大的。康熙之后，清代皇帝移住养心殿，乾清宫便不再是寝宫，只作为皇帝召见廷臣、批阅奏章、接见外藩属国使臣、岁时受贺、举行宴筵的场所。
　　乾清宫为黄琉璃瓦重檐庑殿顶，坐落在单层汉白玉石台基之上，连廊面阔9间，进深5间，殿内宝座上方悬挂的“正大光明”匾，曾无数次出现在国产影视剧中。对于清朝来说，这个匾极其重要，清雍正时期开始采取密建储制度，写有皇位继承人名字的建储匣，就放在“正大光明”匾后面。
　　清顺治时期，乾清宫虽是皇帝寝宫，使用率却很低。清军进入紫禁城时，乾清宫已是一片破败，修缮期间顺治帝一直住在保和殿，修好后他又长期居于南苑行宫，因此住在乾清宫的时间并不多。
　　康熙帝登基后也在保和殿住了很长时间，直至康熙八年才移居乾清宫，但这个时间点恰恰是他除掉权臣鳌拜、独立执政的开始。随着权力不断向皇帝集中，乾清宫逐渐集生活起居、日常办公、接见臣工、读书学习等功能于一体，成为实际上的清朝权力中枢。
　　正式入住乾清宫的当年，康熙帝书写了“表正万邦，慎厥身修思永;弘敷五典，无轻民事惟难”的对联，挂于正殿之中。显然，康熙帝希望用对联提醒自己谨言慎行、勤勉政事、以民为重，也寄托了他治国平天下的帝王理想。7年后，康熙帝又为“正大光明”匾题写了跋语，内容同样是鞭策自己、勉励后人，也证明了乾清宫作为帝王理政之所的地位，终康熙一朝，这个功能始终未变。

把“秘书班子”安在身边

　　康熙十二年，随着康熙帝力排众议的撤藩之举，三藩之乱爆发，很快席卷半个中国，清王朝岌岌可危。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康熙帝，一方面需要更多的政治、军事人才为其出谋划策，另一方面也需要更多深刻理解儒家文化、汉文化的大臣为其讲解儒家经典，更有针对性地制定国家政策，用康熙的话说：“帝王图治，必稽古典学，以资启沃之盛。”
　　在长达8年的三藩之乱期间，康熙帝坚持经筵日讲，令朝臣中的饱学之士为其讲解四书五经、《资质通鉴》等典籍，也在这个过程中选拔了一批汉臣才子。他在《乾清宫读书记》中提到：“朕自冲龄，性耽学问。践阼迄今，罔自暇逸。未明求衣，待旦视事;讲臣执经，群臣入奏，未尝一日不与相接。既退，裁决庶务，披览章疏，有间，则书册翰墨，之外无他嗜好。”其中的“讲臣执经，群臣入奏”，就是指他在乾清宫开经筵日讲与召见大臣。
　　“清代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满汉之间、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构建、发展和繁荣了中华文明。这种民族融合，起主导作用的是汉文化，其核心又是儒家文化。”王跃文对记者说。
　　康熙十六年，正是平定三藩最艰难的时期，皇帝日常面对大量政务，尤其是行政命令的拟定工作，需要亲信大臣随侍身边襄助，南书房应运而生。
　　南书房位于乾清宫西南角，供职于此的大臣最初只陪皇帝赋诗撰文、写字作画，相当于文学侍从。但很快，他们开始秉承皇帝的意志起草诏令、撰述谕旨，逐渐变成“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的机要之地。
　　康熙帝之所以不断提升南书房的地位，是为了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并将外朝内阁的部分职能转移到内廷，进一步集中皇权。 　　清朝初期，皇帝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制衡，这些满洲王公贵族地位较高，有时与皇帝意见不一致，皇帝也不得不妥协。而内阁在名义上仍是国家最高政务机构，控制着外朝的权力。康熙帝為了把国家大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决定以南书房为核心，逐步形成权力中心。可以说，南书房是由皇帝严密控制的“秘书班子”，随时承旨、出诏、行令，因此“权势日崇”，朝中大臣都以供职南书房为荣。

乾清宫孕育出的君臣情谊

　　康熙重视人才，选拔在身边的“秘书”很多是当时的名儒，比如文华殿大学士张英、著名理学家汤斌，也有从下面选拔上来的文人，虽然品级不高，却很有才华。其中一位是海宁人查慎行，入值南书房前仅参加过乡试，但对《易》书颇有研究，且诗词水平很高。

　　清朝中央机构一般是满汉复职制，惟独南书房基本是汉人。他们编纂、修订了大量典籍，其中《康熙字典》沿用至今，体现了康熙帝对儒家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
　　或许是志趣相投、常年相处的缘故，康熙帝与这些“秘书”的关系不仅是君臣，也像朋友。
　　王跃文在写《大清相国》一书时查阅了大量康熙朝史料。他向记者讲述了一些康熙君臣之间的轶事。
　　熊赐履是最早因经筵日讲而得宠的汉大臣。康熙十一年的一天，皇帝问他：“近来朝政何如？”但凡官场老手都明白，皇帝这么问，多半是想听好消息。熊赐履却回答：“盖奢侈僭越至今日极矣！官贪吏酷，财尽民穷，种种弊蠹，皆由于此。”
　　康熙帝又问：“如今外面盗贼稍息否？”熊赐履又回：“臣阅报，见盗案颇多，实有其故。朝廷设兵以防盗，而兵即为盗;设官以弭盗，而官即讳盗。官之讳盗，由于处分之太严;兵之为盗，由于月饷之多剋。”听了这一大通话，皇帝脸面上有些下不来，但还是勉强说了两个字：“诚然。”
　　“其实熊赐履知道，在皇帝面前偶尔说几句貌似不恭的直话，能讨皇帝信任。听惯了逢迎的康熙帝说不定暗自欣喜，觉得遇上了难得的直谏大臣。”王跃文说。
　　除了这些文臣，汉族武将也曾在乾清宫里被康熙帝召见、深谈。
　　康熙二十七年三月，收复了台湾的福建提督、靖海侯施琅入京陛见，与皇帝在乾清宫有过一番对谈。当时因为施琅立下大功，很多人参奏他居功自傲。在谈话中，康熙帝一方面对施琅大加赞赏，另一方面告诫他不要因立功而滋生骄气，并表示仍将继续重用他。
　　这些话在大庭广众之下恐怕很难从康熙帝口中说出来，但在相对私密的乾清宫内，皇帝敞开了心扉，也为国家留住了一位封疆大吏。
　　对于康熙帝的历史地位，现在历史学界也有一些争论，有人将他和秦皇汉武相提并论，也有人认为他是中国近代闭关锁国的始作俑者，其统治方式导致了中国的衰退。
　　“康熙帝开启了康乾盛世，这是史学界公论。当然，跟同时代开启俄罗斯近代化的彼得大帝相比，放在西欧资本主义崛起的世界大潮流中衡量，康熙帝的局限性也非常明显。但是，这是中国文化的历史惯性使然，今人不必做事后诸葛亮强古人所难。”王跃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