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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客家人是汉民族中的一支富有独特迁移历史与人文性格的民系。从目前学界对于客家民系的学术研究中，学者们更多的是注重客家民系的迁移形成历史以及它的乡族特征等，而对于客家民系人文特征的整体把握上，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本文拟就福建闽西客家特别是连城客家的基本生态、生业状态，以及客家民系的从商习俗与走向南北各地与海外各国的历史经历做一探讨，从而从一个不同的民系角度，扩大对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广阔视野。
[关键词]福建客家，连城，从商习俗，海丝之路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4-0011-07
客家人是汉民族中的一支富有独特迁移历史与人文性格的民系。从目前学界对于客家民系的研究中，学者们更多的是注重客家民系的迁移形成历史以及它的乡族特征等，而对于客家民系人文特征的整体把握上，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本文拟就福建闽西客家特别是连城客家的善于从商等人文性格，作一初步的分析，从而对于扩大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广阔视野，有所裨益。
一、福建闽西客家的基本生态
众所周知，闽西客家基本上是从中国北方居民南迁而来所形成的。客家汉民迁入闽西之初，主要居住在汀江两岸和沙溪上游地带。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以及交通十分闭塞的情况下，外地移民来到山林丛密、瘴雾弥漫的山区，靠水而居，沿江河开拓发展是最理想的选择。正因为如此，闽西山区人口发展最快的是汀江之畔的长汀和沙溪之畔的宁化二县。唐朝政府根据这一带外地移民不断增加和土地逐渐开发的实际状况，分别于开元十三年（725年）和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设置了黄连县（后改宁化县）和长汀县。北宋时期，客家移民逐渐从汀江和沙溪两岸向山区扩展，于是政府又设置了上杭、武平、清流三县，南宋时增设了连城县，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7年）则增设了永定、明溪二县。从闽西行政县治设立的历程上，我们也大体可以看到闽西外来移民自宋代以后大量增加的这种趋势。
与福建其他地区相比较，闽西客家迁居的地区，是属于山高路荒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区域。因此，这些从汉唐时期陆续迁居到闽西的客家先民，在农业自然条件恶劣的闽西山区的开发历程是比较曲折艰难的。杨澜的《临汀汇考》记载，“唐时韧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当造治之初……树皆山都（木客）所居，天远地荒，又多妖怪，榛狂如是，几疑非人所居”。可以想象当时在这一带进行垦荒开发是多么的艰难。一直到明清时期，入迁汉民的垦荒开发仍然相当困难。由于山区土地零散，大多只能就山势起伏建成梯田，即所谓“汀州壤狭田少，山麓皆治为陇亩，昔人所谓稽田即此也”。在上杭县，“杭地广袤数百里，高山峭石，溪谷可耕之土十不一二，其间窄塍险棱，望之如欹瓦，如叠鳞，如层梯累级而上者，不一其形”。因此自唐宋以来，闽西汀州府一直是福建省田地、田赋数量最少的一个地区。明代天顺年间（1457～1464年），福建布政司田赋总额为82万余石，福州、泉州、漳州、建宁四府均在10万石以上，仅有两个属县的兴化府，也有田赋6万余石，而汀州府仅3万余石，还不到全省田赋总额的4%。据清代后期的统计，福建全省在官府册籍上的田地共有14180万余亩，其中汀州府只有1315万余亩，不到全省田地总额的1/10。而福建全省土地总面积为12万余平方公里，清代闽西客家八县的地理面积近2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总面积的16%。可见，闻西山区的可耕地面积比例远低于福建的其他地区。
由于北方汉民进入闽西、开发闽西的历史要比福建其他地区来得晚，致使这里的人口迁徙及开发历程与其他民系、其他地区有所不同，其中较为显著的特点有两个。
一是闽西山区的人口流动性比较大。宋代以来，外省及福建其他地区的汉民因为平原地区开发已趋饱和，谋生不易，而向山区发展，迁入闽西。同时，由于闽西山区较为恶劣的自然环境，又迫使许多入迁的汉民再次向外地迁移。沿着广东北部山区向西发展，是闽西客家人的主要迁移流向，而闽浙赣三省交界山区，也是许多闽西人谋生的场所。闽西山区人口的不断流动和生产生活环境的相对恶劣，又使得这一地区的基层社会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一直到明清时期，闽西山区依然是“山寇”“菁贼”等经常出没的地方，小规模的地方动乱时有发生。如《虔台志》记载汀州府“白叶洞苦竹大山悬绳峰三处为闽之边鄙，极其险要，盗凭借出没，肆毒地方，已非一日。虽尝节行禽捕，未获底平。盖以根株未拔，巢穴未除，故遗孽复萌，为患日炽”。“汀漳二府所辖武平永定上杭漳浦南靖平和等县惧系贼巢……上杭溪南里、永定胜运里、大埔看牛坪等处，惯贼结伙，流劫龙岩大田连城等县”。“流寇多……结党于上杭武平长汀，而流入于江西会昌石城吉安，封疆之吏不能固圉保境以为民庇”。闽西山区自宋元明清以来人口的流动性比较大，这一点与闽北人有相类似之处，这大概是偏僻山区汉民系的迁移流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吧。但是闽西山区的“山寇”“峒贼”之多和社会动乱的频繁，则又是福建其他地区所不能比拟的。与此同时，客家汉民入迁闽西之后与当地土著的斗争与融合关系尤为密切。这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客家民系的形成是南迁入闽粤赣三省毗邻地区的汉族融合了当地部分畲族及其文化的结果。”
其二，从经济生活层面上看，闽西内部环境是群山环绕，交通闭塞，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因此，这里的农业生产以带有山区待色的稻作农业为主，山林经济为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色彩比较浓厚，农民付出的劳动多而收入少，人民生活普遍比较艰苦、贫困。宋代《临汀志》的《风俗形势》篇载打州“山峻水急……舟车不通而商贸窒，农罕以耕稼自力，未免有旷土游民；妇不以蚕丝自工，惟事乎治麻缉苎，是以积贮有限，服用无华”。《税赋》篇载：“汀，山多田少，土瘠民贫。”《供贡》篇载：“汀，地产无奇，土贡不作。”“祖宗旧制以汀州地有坑场，银货易得；不宜蚕桑，衣赐难办。”《土产》篇载：“汀在闽西南，山樵谷汲，稻食布衣，故民之丰约不大相远；粜不出境，故谷价常贱；比屋而绩，故其布多品；地接潮、梅，率多旷野，故有虎、豹、熊、象之属。”这种状况一直到明清、近代均无多大改变。值得一提的是，客家妇女是客家人经济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她们与其他汉人民系妇女的最大差别是较少缠足，参加多种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这种情况显然是古代蛮獠土著“妇市，男子坐家”的遗风。清代杨澜的《临汀汇考》对客家妇女的勤劳有专门的记载：‘闽中风俗之俭，至于妇女能务勤劳无若永定者。每旦戛锅蓐食报衣衽抹花帕罩，少长什伍为侣，樵采一二十里林莽崖谷间，迨夕阳衔山，各荷薪刍而返，虽衿儒士家不仗婢仆，凡负贩春汲种作缝纫之事，胥自任焉。妇女不能佐于夫衣食成立者，群起非笑之。” 《论语·宪问》记载了同年发生的另一个故事。陈诚子弑齐简公。孔子认为这不合礼制，请求鲁哀公出兵讨伐。鲁哀公让孔子告三桓。孔子说：“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日‘告夫三子’者。”在三桓拒绝孔子的请求后，孔子再次说道：“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由此可见，孔子对自己前官员的身份是非常在意的。
孔子主张克己复礼，最痛恨的就是礼坏乐崩。按照当时的礼制，大夫外出，需驾车马，不可徒行。因此，车马在孔子看来，重要的不是财产上的意义，而是礼制上的意义。没有车马，就意昧着丧失了大夫的身份；既是大夫，就不能没有车马，与礼坏乐崩同流合污。前文已引《论语·乡党》的记载：“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在财物（车马）和礼制（祭肉）面前，孔子重视的是后者。因此，孔子拒绝拍卖车马为颜渊买椁木，不是舍不得钱财，而是想固守礼制。
既然马作为“礼仪之物”，对孔子那么重要；那么，为什么在马棚着火的情况下，孔子问人不问马呢？这是不是因为，在孔子看来，和马（礼）相比，人（仁）更重要呢？
三、对孔子“问人不问马”的理解
考证了孔子马厩中的人和马，我们再回过头来谈对这个故事的理解。
对于这个故事，《论语·乡党》的记载非常简洁。“厩焚”，这是故事的背景。“子退朝，曰：‘伤人乎？”’这是孔子对此事的反映。“不问马”是《论语》记述者的补充之言；虽然他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但其实是在暗喻自己的态度。否则，他为什么不在“伤人乎”后戛然而止，非得加上“不问马”这三个字不可呢？显然，他认为孔子“问人不问马”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他想通过“不问马”与“问人”的对比，来反衬孑L子的某种形象。
因此，这个故事的关键不在于孔子是否“仁”，而在于，如何通过“问人”与“不问马”的比较，来反衬孔子对于“仁”的认识。
人与马的比较，假使是“人与畜”的对比，这就属于“仁”的范围大小的问题，仁的对象究竟是局限于“人”（哪怕是社会地位低下、在计算财产时与马等价的人），还是要惠及万物。
人与马的比较，假使是“人与财”的对比，这就属于“仁”与“利”孰轻孰重的问题。在孔子看来，仁义重于利益。这在学术界是没有争议的。
人与马的比较，假使是“仁与礼”的比较，这就属于“仁”与“礼”孰轻孰重的问题。在孔子思想体系中，仁是核心还是礼是核心，这恰恰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那么，这个故事，是不是为我们理解仁与礼的关系提供了一个例證？
当然，以上不过是后人的分析而已。在故事记述者的眼中，马意味着什么？是畜？是财？是礼？后人不得而知。在孑孔的眼中，马意味着什么？是畜？是财？是礼？后人同样不得而知。后人所能做到的，是通过《论语》及其他文献，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对其联系进行合理的推测与想象。
四、对历史教学的启示
以上对故事的解读，除想探求该故事的意义外，更是由此想到了历史教学中的两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如何分析历史文本。历史材料就是文本。在解释文本时，我们既要基于文本，又要超越文本；既要考虑文本作者的意图，又要超越文本作者的立场。拿《论语·乡党》关于马厩起火这个文本来说，作者在记载孔子所做事情之余，特意补记孔子没有做的事情，这显然就是要通过有与无的对比，告诉读者他对孔子言行的看法。这是解读该故事的关键所在。但是，作者是一个拥有独特经历的人，在他的价值观中，马意味着什么，我们是无法确知的，我们也不必确知。我们所要做的，是根据作者的提示，综合考察孔子的其他言行，并将其置于当时社会背景中，对这个故事的意义作出自己的评判。
第二，如何讲述历史故事。历史课当然要讲故事，且要把故事讲好。其要义不在于情节如何曲折反复，细节如何生动感人，人物个性如何鲜明，而在于充分揭示故事的意义。故事的意义，取决于故事的背景与主题。同样一个故事，在不同的背景或主题中，其意义可能相差甚远。“问人不问马”，在今天的学生看来，是普通不过的事情。而如果动物保护主义者得知此事，甚至会聚集到孔府前进行抗议。只是在春秋那个特定的时代，在那个特定的不知名的记述者看来，这是那个特定的“孔子”仁的体现。这就启示我们，要在历史课堂上讲好故事，首先要掌握与这个故事相关的背景知识，背景知识越丰富，就越有可能揭示出其意义；其次要选择好主题，从一个有价值的主题切人，故事就有意义，从一个没有价值的主题切入，故事就没意义。
[作者简介]张汉林，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教育研究和历史教师教育研究。 正因为闽西客家人有这种谋生求食行天下的性格，因此，宋代以来的客家民系不仅是最善于迁徙谋求新的发展的一支民系，而且还能漂洋过海，走向海外各地。从现在世界华人华侨的福建祖籍分布情况看，闽西籍的华人华侨要明显多于同为山区的闽北籍华人华侨。《县志》称：“服贾于外，昔年多涉足长江珠江流域，今则远渡南洋”，“商界文明渐输，顿改旧观。……视南洋为富源，扬帆者岁不下数百人。而星加坡、槟榔屿各埠，联合团体，组织会馆，视海外直同内地”。在当今世界的华人华侨中，源自偏僻山区的闽西客家人，实占有一席之地。会馆组织是明清以来各地士人、商人以同乡形成组成的重要组织。汀州会馆、龙岩会馆也同国内的一些著名商帮一样，遍布于许多经济与交通的要津之地。甚至建立与海外，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都有汀州会馆、龙岩会馆或同乡会组织，台湾和香港地区也是如此，设有同乡会组织。
明清时期的会馆，虽然是一个泛同乡组织，但是从闽西客家人所组建的会馆看，会馆似乎与其浓厚的经商习气的关系更为密切。根据学界的研究，中国会馆的起因，大多认为是为本地的应试举子提供驻足场所，明代后期以来，不少会馆已含有一定的商业气息，即为商人的活动提供方便。闽西客家人之所以在外地设立这么多的会馆，有不少一开始便与商人结下不解之缘。1945年编修的《龙岩县志》把会馆概况列入《实业志》的商业条目中，该志《凡例》云：
旧志以会馆列《建置》，尚无不合。惟如北京会馆，表面上似为公车应试而设，实则龙岩商务发达，商人足迹，遍十八行省。……则会馆之有关商务，自无疑义。况如河南、广东、潮州、南昌、进贤、赣州、余干、汉口、九江、南京、汀漳、建瓯等处，均有会馆。……今志尽量访查，辟为专栏，归于商业。
在有些闽西客家人集中的地方，会馆甚至具备了工商行会的某些特征。如清代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在潮州兴建的汀龙会馆，会馆之下分为篓纸纲、履泰纲、福纸纲、龙岩纲、莲峰纲等13个名为“纲”的单位。这些“纲”一般都制定有行规，规范同乡商人在经营同一种行业时所必须共同遵守的若干事项。如篓纸、福纸是龙岩商人的主要经营项目，“福纸纲”的行规规定：“各庄纸张由行照依时值发卖，俱作钱价中算……各项纸售买后行内与客结算，每七百零五文扣七兑花边壹元……各行售卖纸张务先向客说明市价，庶免以后争论。”会馆行规中对于福纸的买卖、银钱兑折、船脚价钱、交纳税银、抽分优待等各方面都作出了详细规定，这对于避免同乡、同行之间的不平等竞争和保护同乡、同行的商业利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汀龙会馆等同乡地缘组织的建设，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闽西客家商人的事业发展。
三、连城商人与海丝之路
连城客家的经商群体，在闽西客家商人中占有重要一席。乾隆《连城县志》记载清代该县从商为贾的风俗云：
行货商，居货贸，熙来攘往，天下胥然。连之民岂能株守一隅哉？从乡生计，虽逊从前，然纸贩木商、浮梁买茶者，亦犹是游武夷、入百粤，而赣旅尤多。至出矿熔银，技能独擅，足迹所经，殆亦半天下。
在《汀州府志》中，也记载着连城客家人善于经商服贾、技艺工作的习俗，所谓“土壤瘠挠，人民贫啬……贸迁远为贩商”；“工务勤劳，女安俭朴，贸迁远为服贾”；“民入他郡治版筑修砌累甓坚土，各执技者”。
连城县的四堡乡，在清代以印刷业和贩书业闻名于天下，被称为中国当时的四大雕版印刷业中心之一。居住在这里的邹氏家族和马氏家族，大部分族人都是以从事刻书、贩书作为主要的职业，从商服贾的习俗之盛，在国内的其他区域内也只有少数乡村可以与之相为媲美。
四堡的印书业究竟始于何时，尚无定论，但至迟是在明代后期。据说，万历八年（1580年），邹学圣从杭州辞官归里，带回了元宵灯艺及雕版印刷术，此后遂“镌经史以利人”。至明末清初，以雾阁乡为中心的四堡地区，印书业及贩书业已颇为发达。如马氏十八代马阳波，明末以“授经”为生，其儿辈则从事“贸书”，渐至以此为“一家所业”；十九代厚斋，于“操持家政”之余，“兼贾书于江广间，凡十四五年，颇获利。……而募匠雕枣梨，摹印书籍，以为诸贾贩，其利且倍蓰于远贾”。邹氏的印书业及贩书业，至清康熙年间亦成“世业”。如邹氏十五代藻初，“壮年贸易广东兴宁县，颇获利，遂娶妻育子，因居其地，刊刻经书出售。至康熙二十年辛酉，方搬回本里，置宅买田，并抚养诸侄，仍卖书治生。闽汀四堡书坊，实公所开创也”。清乾隆至嘉庆年间，四堡的雕版印刷业进入了全盛时期。如云，“吾乡在乾嘉时，书业甚盛，致富者累相望”，“开坊募梓，集书板充栋，致赀信饶，若素封者然”；“广镌古今遗编，布诸海内，锱铢所积，饶若素封”。据估计，邹氏和马氏世代相传的大书坊，共有百余家。其中仍可查考者，邹氏族内有碧清堂、文海楼、文香阁、翰宝楼、玉经堂、崇文楼、素位堂、素位山房、萃芸楼、梅中昌、种梅山房、本立堂、以文阁等13家；马氏族内有泗波堂、林兰堂、万竹楼、翼经堂、德文堂等5家。这些自立堂号的大书坊，除经营刻印之外，一般也兼营销售，可谓集生产与贩卖为一体。
经过长期不断的努力，四堡书商与各地客户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逐渐由行商转化为坐贾，到处开设书肆，设置商业网点，建立了比较稳定的书籍销售网。据说，清代四堡书商有三条主要的运销路线，即北线、西线和南线。“当时，北线经清流入沙溪下闽江，或由宁化到建宁、泰宁，进入江西丰城、临川、南昌、樟树、九江等地，再由长江向上游进发到武汉、长沙和四川重庆、成都，下游抵安庆、芜湖、宣城、南京、湖州、无锡、苏州和杭州。西线至长汀后，也分水陆两路，一路沿汀江乘舟南下，入上杭、潮州、汕头，经海运入珠江，进广州，散入粤西各地，或沿珠江上溯至广西梧州、贵县、灵山、横县、南宁、北色，直抵云南各地，或于潮州陆路转入粤东北各地；另一路由长汀向西入赣南和湘南诸县市。南线至连城后分东、南两路，东路入永安经沙溪发行至南平、建瓯、崇安、浦城各地，或沿闽江东下至福州，转海运入温州、浙东各地，伸而入杭州，散于全浙；南路经朋口溪入韩江至广东，或陆路至龙岩、漳州、厦门、泉州等地。” 正如前面所论述的，闽西客家商人秉承着显然善于迁徙流动的传统，在经商足迹遍布国内许多地区的同时，也勇于向海外发展，并且在海外闯出了一片天地。我们从《邹氏族谱》和《马氏族谱》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到不少这样的例子。如《邹氏族谱》载云：
邹宗敬，处士汉臣公第三子，年少而有大志，不善章句。及长大成人，随着一条商船，飘然入海，竟入（咬留）巴国。此地语言饮食服装习惯，和中国迥然不同，初来乍到，人地生疏，几乎无法聊生。然而宗敬颇有主见，形神自若，泰然处之。久而久之，那些外邦人逐渐与他亲近起来，甚至与之同声气，以莫逆相称。此后开始从事贸易，渐有蓄储，几年之后，大获其利而归。
邹世略，曾单船渡海，似乎有神灵保佑，所谓“天吴八首”的水怪也不敢犯他，历经暹罗、咬留巴诸岛屿，不只一寒暑，大小异邦番民，多与之通声气。
邹秉均，年方17岁，起先商贾予江南的樟树镇，未能发迹，于是转往咬留巴国，孑然一身，驰策于万国异域，虽人情风土迥殊，语言服食各异，然而他克己以恭，待人以信，结果巴国人皆敬爱之，乐于与其相结纳。往返多年，交际日广，所获盈余无数。40余岁以后，又亲自出马，前往崇安星村，遍游武夷，广积茶叶，通洋贸易。又设金春字号的茶行，自己掌管，持筹握算，如愿以偿。不过数年，黄金白银，累至巨万，以故远近地方，称之为茶官。名声之大，远噪三江，达两湖及闽粤二省。
邹纯国，因家贫，年方19岁即远赴咬留巴国，获利颇多，屡年寄回百金，为几个兄弟完娶，又使父母得享安逸。归家以后，买田数亩，以赡养双亲，不久，又复至巴国。
以上只是从族谱中举例摘录出来的记载，事实上，连城的四堡，堪称是“闽西早期华侨的诞生地之一”。根据邹日升先生的搜索统计，他曾经“觅得原长汀四堡雾阁（一九五三年二月划归连城县）的《范阳邹氏族谱》部分刻本，从这些残缺不全的《族谱》中，发现散记着该乡在清代康熙中期（公元一七〇〇年前局至乾隆初期（公元一七五〇年前后）就有一批出国到南洋新加坡、印尼、缅甸、泰国、欧洲各地经商的华侨。如邹世忠（一六七四至一七四六）‘附一叶，飘飘然竟入巴国’；邹世略（一六八〇至一七四八）‘曾一航渡海……入暹、巴诸岛屿’；邹逊臣（一六八〇至一七六五）‘屡航海，观尽银浪金波，曾三走咖吧’；邹梓臣（一六八三至一七二七）‘年十九汛（泛舟）咬留巴（印尼雅加达之旧译），配麻离氏（今译‘玛莉’氏）卒葬咬留巴’；邹殿武（一六八三至一七三五）‘卒吧国。生子二卫：吧生、国生’；邹翼国（一六八九至一七三〇）‘卒葬咬留巴’；邹品国（生一六九五，卒年不详）‘卒吧国’；邹克国（生一六九八，卒年不详）‘卒葬三宝垄，在三宝垄娶妻生子一，名在宝’；邹洪略（一七〇〇至？）‘卒吧国’；邹秉绍（一七一六至一七五〇）‘配番（外国）氏，乾隆十五年庚午（一七五〇）夫妇俱卒吧国’；邹昆生（一七一七至一七三七）‘年廿一，卒吧国’；邹和生（生一七一七，卒未详）‘卒吧国’；邹鸣盛（一七一八至一七九六）‘年十七，服贾于江右之樟镇，所谋未遂，转适巴国，孑然一身，驰万里异域，人情风土迥殊，语言服食各异。……年四十余，复束装往星村，游武夷，积茶通洋，总摄金春字号，持筹握算，如愿而偿。不数载，黄金白镪，累至巨万……’；邹在渭（一七二三至？）‘卒葬三宝垄’；邹启园（一七七〇至一八三四）‘越尽云南、交趾’；邹秉宏（？至一七四〇）‘葬吧国’。实际上，当时出国经商的华侨，远不止这十几人，其实际数字必然超过上述的十倍、数十倍以上。他们有的人是经年往来于祖国和异域之间，最后终老于家有的人则定居异域，娶外籍姑娘为妻，生儿育女，间或携眷回国探亲，再赴侨居地，最后葬身异域，子孙遂成侨居国外的华侨了。”
有些从连城四堡走出去的华侨，即使早已成为外国人，但是对于家乡，依然怀有深切的祖籍感情。在1993年重修的连城四堡《马氏族谱》中，就收录有一份海外华人马嘉迪写给故乡马氏家族修谱董事会的信函，该信函略云：
马氏立基故乡千年，具有悠久的光辉历史。如不重修族谱，势必失去历代文献，及迁居他乡马氏子孙人口真实。诸位修谱执事先生，热心公益，任劳任怨，同心协力，完成修谱任务，其牺牲奉献表现，殊令众人敬佩也！嘉迪年迈，身居海外，心怀故乡，我爱国爱乡，更爱祖宗及故乡亲人。饮水思源，对修谱之事，全力赞助。兹寄回美金一千元，捐献修谱费用，回馈故乡，则为抛砖引玉，共襄盛举，聊表寸意。
从闽西连城四堡邹氏、马氏家族的从商传统和走向海外的历程中，我们可以领略到闽西客家的人文性格中，除了具有坚韧不拔、敢于奋斗、勤于创业的内涵之外，注重对于不同生业的选择，特别是经商从贾的选择，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在今天探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时，切不可只把眼光放置在沿海地域，而是应该把探索的视野，进一步扩展到广大的客家区域，以及其他的内陆地域。只有这样，才能更为全面地把握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整体概貌，从而为我们继承和弘扬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精神，做出我们应有的奉献。
[责任编辑：牡敬红]
[关键词]福建客家，连城，从商习俗，海丝之路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4-0011-07
客家人是汉民族中的一支富有独特迁移历史与人文性格的民系。从目前学界对于客家民系的研究中，学者们更多的是注重客家民系的迁移形成历史以及它的乡族特征等，而对于客家民系人文特征的整体把握上，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本文拟就福建闽西客家特别是连城客家的善于从商等人文性格，作一初步的分析，从而对于扩大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广阔视野，有所裨益。
一、福建闽西客家的基本生态
众所周知，闽西客家基本上是从中国北方居民南迁而来所形成的。客家汉民迁入闽西之初，主要居住在汀江两岸和沙溪上游地带。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以及交通十分闭塞的情况下，外地移民来到山林丛密、瘴雾弥漫的山区，靠水而居，沿江河开拓发展是最理想的选择。正因为如此，闽西山区人口发展最快的是汀江之畔的长汀和沙溪之畔的宁化二县。唐朝政府根据这一带外地移民不断增加和土地逐渐开发的实际状况，分别于开元十三年（725年）和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设置了黄连县（后改宁化县）和长汀县。北宋时期，客家移民逐渐从汀江和沙溪两岸向山区扩展，于是政府又设置了上杭、武平、清流三县，南宋时增设了连城县，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7年）则增设了永定、明溪二县。从闽西行政县治设立的历程上，我们也大体可以看到闽西外来移民自宋代以后大量增加的这种趋势。
与福建其他地区相比较，闽西客家迁居的地区，是属于山高路荒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区域。因此，这些从汉唐时期陆续迁居到闽西的客家先民，在农业自然条件恶劣的闽西山区的开发历程是比较曲折艰难的。杨澜的《临汀汇考》记载，“唐时韧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当造治之初……树皆山都（木客）所居，天远地荒，又多妖怪，榛狂如是，几疑非人所居”。可以想象当时在这一带进行垦荒开发是多么的艰难。一直到明清时期，入迁汉民的垦荒开发仍然相当困难。由于山区土地零散，大多只能就山势起伏建成梯田，即所谓“汀州壤狭田少，山麓皆治为陇亩，昔人所谓稽田即此也”。在上杭县，“杭地广袤数百里，高山峭石，溪谷可耕之土十不一二，其间窄塍险棱，望之如欹瓦，如叠鳞，如层梯累级而上者，不一其形”。因此自唐宋以来，闽西汀州府一直是福建省田地、田赋数量最少的一个地区。明代天顺年间（1457～1464年），福建布政司田赋总额为82万余石，福州、泉州、漳州、建宁四府均在10万石以上，仅有两个属县的兴化府，也有田赋6万余石，而汀州府仅3万余石，还不到全省田赋总额的4%。据清代后期的统计，福建全省在官府册籍上的田地共有14180万余亩，其中汀州府只有1315万余亩，不到全省田地总额的1/10。而福建全省土地总面积为12万余平方公里，清代闽西客家八县的地理面积近2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总面积的16%。可见，闻西山区的可耕地面积比例远低于福建的其他地区。
由于北方汉民进入闽西、开发闽西的历史要比福建其他地区来得晚，致使这里的人口迁徙及开发历程与其他民系、其他地区有所不同，其中较为显著的特点有两个。
一是闽西山区的人口流动性比较大。宋代以来，外省及福建其他地区的汉民因为平原地区开发已趋饱和，谋生不易，而向山区发展，迁入闽西。同时，由于闽西山区较为恶劣的自然环境，又迫使许多入迁的汉民再次向外地迁移。沿着广东北部山区向西发展，是闽西客家人的主要迁移流向，而闽浙赣三省交界山区，也是许多闽西人谋生的场所。闽西山区人口的不断流动和生产生活环境的相对恶劣，又使得这一地区的基层社会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一直到明清时期，闽西山区依然是“山寇”“菁贼”等经常出没的地方，小规模的地方动乱时有发生。如《虔台志》记载汀州府“白叶洞苦竹大山悬绳峰三处为闽之边鄙，极其险要，盗凭借出没，肆毒地方，已非一日。虽尝节行禽捕，未获底平。盖以根株未拔，巢穴未除，故遗孽复萌，为患日炽”。“汀漳二府所辖武平永定上杭漳浦南靖平和等县惧系贼巢……上杭溪南里、永定胜运里、大埔看牛坪等处，惯贼结伙，流劫龙岩大田连城等县”。“流寇多……结党于上杭武平长汀，而流入于江西会昌石城吉安，封疆之吏不能固圉保境以为民庇”。闽西山区自宋元明清以来人口的流动性比较大，这一点与闽北人有相类似之处，这大概是偏僻山区汉民系的迁移流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吧。但是闽西山区的“山寇”“峒贼”之多和社会动乱的频繁，则又是福建其他地区所不能比拟的。与此同时，客家汉民入迁闽西之后与当地土著的斗争与融合关系尤为密切。这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客家民系的形成是南迁入闽粤赣三省毗邻地区的汉族融合了当地部分畲族及其文化的结果。”
其二，从经济生活层面上看，闽西内部环境是群山环绕，交通闭塞，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因此，这里的农业生产以带有山区待色的稻作农业为主，山林经济为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色彩比较浓厚，农民付出的劳动多而收入少，人民生活普遍比较艰苦、贫困。宋代《临汀志》的《风俗形势》篇载打州“山峻水急……舟车不通而商贸窒，农罕以耕稼自力，未免有旷土游民；妇不以蚕丝自工，惟事乎治麻缉苎，是以积贮有限，服用无华”。《税赋》篇载：“汀，山多田少，土瘠民贫。”《供贡》篇载：“汀，地产无奇，土贡不作。”“祖宗旧制以汀州地有坑场，银货易得；不宜蚕桑，衣赐难办。”《土产》篇载：“汀在闽西南，山樵谷汲，稻食布衣，故民之丰约不大相远；粜不出境，故谷价常贱；比屋而绩，故其布多品；地接潮、梅，率多旷野，故有虎、豹、熊、象之属。”这种状况一直到明清、近代均无多大改变。值得一提的是，客家妇女是客家人经济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她们与其他汉人民系妇女的最大差别是较少缠足，参加多种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这种情况显然是古代蛮獠土著“妇市，男子坐家”的遗风。清代杨澜的《临汀汇考》对客家妇女的勤劳有专门的记载：‘闽中风俗之俭，至于妇女能务勤劳无若永定者。每旦戛锅蓐食报衣衽抹花帕罩，少长什伍为侣，樵采一二十里林莽崖谷间，迨夕阳衔山，各荷薪刍而返，虽衿儒士家不仗婢仆，凡负贩春汲种作缝纫之事，胥自任焉。妇女不能佐于夫衣食成立者，群起非笑之。” 《论语·宪问》记载了同年发生的另一个故事。陈诚子弑齐简公。孔子认为这不合礼制，请求鲁哀公出兵讨伐。鲁哀公让孔子告三桓。孔子说：“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日‘告夫三子’者。”在三桓拒绝孔子的请求后，孔子再次说道：“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由此可见，孔子对自己前官员的身份是非常在意的。
孔子主张克己复礼，最痛恨的就是礼坏乐崩。按照当时的礼制，大夫外出，需驾车马，不可徒行。因此，车马在孔子看来，重要的不是财产上的意义，而是礼制上的意义。没有车马，就意昧着丧失了大夫的身份；既是大夫，就不能没有车马，与礼坏乐崩同流合污。前文已引《论语·乡党》的记载：“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在财物（车马）和礼制（祭肉）面前，孔子重视的是后者。因此，孔子拒绝拍卖车马为颜渊买椁木，不是舍不得钱财，而是想固守礼制。
既然马作为“礼仪之物”，对孔子那么重要；那么，为什么在马棚着火的情况下，孔子问人不问马呢？这是不是因为，在孔子看来，和马（礼）相比，人（仁）更重要呢？
三、对孔子“问人不问马”的理解
考证了孔子马厩中的人和马，我们再回过头来谈对这个故事的理解。
对于这个故事，《论语·乡党》的记载非常简洁。“厩焚”，这是故事的背景。“子退朝，曰：‘伤人乎？”’这是孔子对此事的反映。“不问马”是《论语》记述者的补充之言；虽然他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但其实是在暗喻自己的态度。否则，他为什么不在“伤人乎”后戛然而止，非得加上“不问马”这三个字不可呢？显然，他认为孔子“问人不问马”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他想通过“不问马”与“问人”的对比，来反衬孑L子的某种形象。
因此，这个故事的关键不在于孔子是否“仁”，而在于，如何通过“问人”与“不问马”的比较，来反衬孔子对于“仁”的认识。
人与马的比较，假使是“人与畜”的对比，这就属于“仁”的范围大小的问题，仁的对象究竟是局限于“人”（哪怕是社会地位低下、在计算财产时与马等价的人），还是要惠及万物。
人与马的比较，假使是“人与财”的对比，这就属于“仁”与“利”孰轻孰重的问题。在孔子看来，仁义重于利益。这在学术界是没有争议的。
人与马的比较，假使是“仁与礼”的比较，这就属于“仁”与“礼”孰轻孰重的问题。在孔子思想体系中，仁是核心还是礼是核心，这恰恰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那么，这个故事，是不是为我们理解仁与礼的关系提供了一个例證？
当然，以上不过是后人的分析而已。在故事记述者的眼中，马意味着什么？是畜？是财？是礼？后人不得而知。在孑孔的眼中，马意味着什么？是畜？是财？是礼？后人同样不得而知。后人所能做到的，是通过《论语》及其他文献，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对其联系进行合理的推测与想象。
四、对历史教学的启示
以上对故事的解读，除想探求该故事的意义外，更是由此想到了历史教学中的两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如何分析历史文本。历史材料就是文本。在解释文本时，我们既要基于文本，又要超越文本；既要考虑文本作者的意图，又要超越文本作者的立场。拿《论语·乡党》关于马厩起火这个文本来说，作者在记载孔子所做事情之余，特意补记孔子没有做的事情，这显然就是要通过有与无的对比，告诉读者他对孔子言行的看法。这是解读该故事的关键所在。但是，作者是一个拥有独特经历的人，在他的价值观中，马意味着什么，我们是无法确知的，我们也不必确知。我们所要做的，是根据作者的提示，综合考察孔子的其他言行，并将其置于当时社会背景中，对这个故事的意义作出自己的评判。
第二，如何讲述历史故事。历史课当然要讲故事，且要把故事讲好。其要义不在于情节如何曲折反复，细节如何生动感人，人物个性如何鲜明，而在于充分揭示故事的意义。故事的意义，取决于故事的背景与主题。同样一个故事，在不同的背景或主题中，其意义可能相差甚远。“问人不问马”，在今天的学生看来，是普通不过的事情。而如果动物保护主义者得知此事，甚至会聚集到孔府前进行抗议。只是在春秋那个特定的时代，在那个特定的不知名的记述者看来，这是那个特定的“孔子”仁的体现。这就启示我们，要在历史课堂上讲好故事，首先要掌握与这个故事相关的背景知识，背景知识越丰富，就越有可能揭示出其意义；其次要选择好主题，从一个有价值的主题切人，故事就有意义，从一个没有价值的主题切入，故事就没意义。
[作者简介]张汉林，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教育研究和历史教师教育研究。 正因为闽西客家人有这种谋生求食行天下的性格，因此，宋代以来的客家民系不仅是最善于迁徙谋求新的发展的一支民系，而且还能漂洋过海，走向海外各地。从现在世界华人华侨的福建祖籍分布情况看，闽西籍的华人华侨要明显多于同为山区的闽北籍华人华侨。《县志》称：“服贾于外，昔年多涉足长江珠江流域，今则远渡南洋”，“商界文明渐输，顿改旧观。……视南洋为富源，扬帆者岁不下数百人。而星加坡、槟榔屿各埠，联合团体，组织会馆，视海外直同内地”。在当今世界的华人华侨中，源自偏僻山区的闽西客家人，实占有一席之地。会馆组织是明清以来各地士人、商人以同乡形成组成的重要组织。汀州会馆、龙岩会馆也同国内的一些著名商帮一样，遍布于许多经济与交通的要津之地。甚至建立与海外，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都有汀州会馆、龙岩会馆或同乡会组织，台湾和香港地区也是如此，设有同乡会组织。
明清时期的会馆，虽然是一个泛同乡组织，但是从闽西客家人所组建的会馆看，会馆似乎与其浓厚的经商习气的关系更为密切。根据学界的研究，中国会馆的起因，大多认为是为本地的应试举子提供驻足场所，明代后期以来，不少会馆已含有一定的商业气息，即为商人的活动提供方便。闽西客家人之所以在外地设立这么多的会馆，有不少一开始便与商人结下不解之缘。1945年编修的《龙岩县志》把会馆概况列入《实业志》的商业条目中，该志《凡例》云：
旧志以会馆列《建置》，尚无不合。惟如北京会馆，表面上似为公车应试而设，实则龙岩商务发达，商人足迹，遍十八行省。……则会馆之有关商务，自无疑义。况如河南、广东、潮州、南昌、进贤、赣州、余干、汉口、九江、南京、汀漳、建瓯等处，均有会馆。……今志尽量访查，辟为专栏，归于商业。
在有些闽西客家人集中的地方，会馆甚至具备了工商行会的某些特征。如清代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在潮州兴建的汀龙会馆，会馆之下分为篓纸纲、履泰纲、福纸纲、龙岩纲、莲峰纲等13个名为“纲”的单位。这些“纲”一般都制定有行规，规范同乡商人在经营同一种行业时所必须共同遵守的若干事项。如篓纸、福纸是龙岩商人的主要经营项目，“福纸纲”的行规规定：“各庄纸张由行照依时值发卖，俱作钱价中算……各项纸售买后行内与客结算，每七百零五文扣七兑花边壹元……各行售卖纸张务先向客说明市价，庶免以后争论。”会馆行规中对于福纸的买卖、银钱兑折、船脚价钱、交纳税银、抽分优待等各方面都作出了详细规定，这对于避免同乡、同行之间的不平等竞争和保护同乡、同行的商业利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汀龙会馆等同乡地缘组织的建设，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闽西客家商人的事业发展。
三、连城商人与海丝之路
连城客家的经商群体，在闽西客家商人中占有重要一席。乾隆《连城县志》记载清代该县从商为贾的风俗云：
行货商，居货贸，熙来攘往，天下胥然。连之民岂能株守一隅哉？从乡生计，虽逊从前，然纸贩木商、浮梁买茶者，亦犹是游武夷、入百粤，而赣旅尤多。至出矿熔银，技能独擅，足迹所经，殆亦半天下。
在《汀州府志》中，也记载着连城客家人善于经商服贾、技艺工作的习俗，所谓“土壤瘠挠，人民贫啬……贸迁远为贩商”；“工务勤劳，女安俭朴，贸迁远为服贾”；“民入他郡治版筑修砌累甓坚土，各执技者”。
连城县的四堡乡，在清代以印刷业和贩书业闻名于天下，被称为中国当时的四大雕版印刷业中心之一。居住在这里的邹氏家族和马氏家族，大部分族人都是以从事刻书、贩书作为主要的职业，从商服贾的习俗之盛，在国内的其他区域内也只有少数乡村可以与之相为媲美。
四堡的印书业究竟始于何时，尚无定论，但至迟是在明代后期。据说，万历八年（1580年），邹学圣从杭州辞官归里，带回了元宵灯艺及雕版印刷术，此后遂“镌经史以利人”。至明末清初，以雾阁乡为中心的四堡地区，印书业及贩书业已颇为发达。如马氏十八代马阳波，明末以“授经”为生，其儿辈则从事“贸书”，渐至以此为“一家所业”；十九代厚斋，于“操持家政”之余，“兼贾书于江广间，凡十四五年，颇获利。……而募匠雕枣梨，摹印书籍，以为诸贾贩，其利且倍蓰于远贾”。邹氏的印书业及贩书业，至清康熙年间亦成“世业”。如邹氏十五代藻初，“壮年贸易广东兴宁县，颇获利，遂娶妻育子，因居其地，刊刻经书出售。至康熙二十年辛酉，方搬回本里，置宅买田，并抚养诸侄，仍卖书治生。闽汀四堡书坊，实公所开创也”。清乾隆至嘉庆年间，四堡的雕版印刷业进入了全盛时期。如云，“吾乡在乾嘉时，书业甚盛，致富者累相望”，“开坊募梓，集书板充栋，致赀信饶，若素封者然”；“广镌古今遗编，布诸海内，锱铢所积，饶若素封”。据估计，邹氏和马氏世代相传的大书坊，共有百余家。其中仍可查考者，邹氏族内有碧清堂、文海楼、文香阁、翰宝楼、玉经堂、崇文楼、素位堂、素位山房、萃芸楼、梅中昌、种梅山房、本立堂、以文阁等13家；马氏族内有泗波堂、林兰堂、万竹楼、翼经堂、德文堂等5家。这些自立堂号的大书坊，除经营刻印之外，一般也兼营销售，可谓集生产与贩卖为一体。
经过长期不断的努力，四堡书商与各地客户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逐渐由行商转化为坐贾，到处开设书肆，设置商业网点，建立了比较稳定的书籍销售网。据说，清代四堡书商有三条主要的运销路线，即北线、西线和南线。“当时，北线经清流入沙溪下闽江，或由宁化到建宁、泰宁，进入江西丰城、临川、南昌、樟树、九江等地，再由长江向上游进发到武汉、长沙和四川重庆、成都，下游抵安庆、芜湖、宣城、南京、湖州、无锡、苏州和杭州。西线至长汀后，也分水陆两路，一路沿汀江乘舟南下，入上杭、潮州、汕头，经海运入珠江，进广州，散入粤西各地，或沿珠江上溯至广西梧州、贵县、灵山、横县、南宁、北色，直抵云南各地，或于潮州陆路转入粤东北各地；另一路由长汀向西入赣南和湘南诸县市。南线至连城后分东、南两路，东路入永安经沙溪发行至南平、建瓯、崇安、浦城各地，或沿闽江东下至福州，转海运入温州、浙东各地，伸而入杭州，散于全浙；南路经朋口溪入韩江至广东，或陆路至龙岩、漳州、厦门、泉州等地。” 正如前面所论述的，闽西客家商人秉承着显然善于迁徙流动的传统，在经商足迹遍布国内许多地区的同时，也勇于向海外发展，并且在海外闯出了一片天地。我们从《邹氏族谱》和《马氏族谱》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到不少这样的例子。如《邹氏族谱》载云：
邹宗敬，处士汉臣公第三子，年少而有大志，不善章句。及长大成人，随着一条商船，飘然入海，竟入（咬留）巴国。此地语言饮食服装习惯，和中国迥然不同，初来乍到，人地生疏，几乎无法聊生。然而宗敬颇有主见，形神自若，泰然处之。久而久之，那些外邦人逐渐与他亲近起来，甚至与之同声气，以莫逆相称。此后开始从事贸易，渐有蓄储，几年之后，大获其利而归。
邹世略，曾单船渡海，似乎有神灵保佑，所谓“天吴八首”的水怪也不敢犯他，历经暹罗、咬留巴诸岛屿，不只一寒暑，大小异邦番民，多与之通声气。
邹秉均，年方17岁，起先商贾予江南的樟树镇，未能发迹，于是转往咬留巴国，孑然一身，驰策于万国异域，虽人情风土迥殊，语言服食各异，然而他克己以恭，待人以信，结果巴国人皆敬爱之，乐于与其相结纳。往返多年，交际日广，所获盈余无数。40余岁以后，又亲自出马，前往崇安星村，遍游武夷，广积茶叶，通洋贸易。又设金春字号的茶行，自己掌管，持筹握算，如愿以偿。不过数年，黄金白银，累至巨万，以故远近地方，称之为茶官。名声之大，远噪三江，达两湖及闽粤二省。
邹纯国，因家贫，年方19岁即远赴咬留巴国，获利颇多，屡年寄回百金，为几个兄弟完娶，又使父母得享安逸。归家以后，买田数亩，以赡养双亲，不久，又复至巴国。
以上只是从族谱中举例摘录出来的记载，事实上，连城的四堡，堪称是“闽西早期华侨的诞生地之一”。根据邹日升先生的搜索统计，他曾经“觅得原长汀四堡雾阁（一九五三年二月划归连城县）的《范阳邹氏族谱》部分刻本，从这些残缺不全的《族谱》中，发现散记着该乡在清代康熙中期（公元一七〇〇年前局至乾隆初期（公元一七五〇年前后）就有一批出国到南洋新加坡、印尼、缅甸、泰国、欧洲各地经商的华侨。如邹世忠（一六七四至一七四六）‘附一叶，飘飘然竟入巴国’；邹世略（一六八〇至一七四八）‘曾一航渡海……入暹、巴诸岛屿’；邹逊臣（一六八〇至一七六五）‘屡航海，观尽银浪金波，曾三走咖吧’；邹梓臣（一六八三至一七二七）‘年十九汛（泛舟）咬留巴（印尼雅加达之旧译），配麻离氏（今译‘玛莉’氏）卒葬咬留巴’；邹殿武（一六八三至一七三五）‘卒吧国。生子二卫：吧生、国生’；邹翼国（一六八九至一七三〇）‘卒葬咬留巴’；邹品国（生一六九五，卒年不详）‘卒吧国’；邹克国（生一六九八，卒年不详）‘卒葬三宝垄，在三宝垄娶妻生子一，名在宝’；邹洪略（一七〇〇至？）‘卒吧国’；邹秉绍（一七一六至一七五〇）‘配番（外国）氏，乾隆十五年庚午（一七五〇）夫妇俱卒吧国’；邹昆生（一七一七至一七三七）‘年廿一，卒吧国’；邹和生（生一七一七，卒未详）‘卒吧国’；邹鸣盛（一七一八至一七九六）‘年十七，服贾于江右之樟镇，所谋未遂，转适巴国，孑然一身，驰万里异域，人情风土迥殊，语言服食各异。……年四十余，复束装往星村，游武夷，积茶通洋，总摄金春字号，持筹握算，如愿而偿。不数载，黄金白镪，累至巨万……’；邹在渭（一七二三至？）‘卒葬三宝垄’；邹启园（一七七〇至一八三四）‘越尽云南、交趾’；邹秉宏（？至一七四〇）‘葬吧国’。实际上，当时出国经商的华侨，远不止这十几人，其实际数字必然超过上述的十倍、数十倍以上。他们有的人是经年往来于祖国和异域之间，最后终老于家有的人则定居异域，娶外籍姑娘为妻，生儿育女，间或携眷回国探亲，再赴侨居地，最后葬身异域，子孙遂成侨居国外的华侨了。”
有些从连城四堡走出去的华侨，即使早已成为外国人，但是对于家乡，依然怀有深切的祖籍感情。在1993年重修的连城四堡《马氏族谱》中，就收录有一份海外华人马嘉迪写给故乡马氏家族修谱董事会的信函，该信函略云：
马氏立基故乡千年，具有悠久的光辉历史。如不重修族谱，势必失去历代文献，及迁居他乡马氏子孙人口真实。诸位修谱执事先生，热心公益，任劳任怨，同心协力，完成修谱任务，其牺牲奉献表现，殊令众人敬佩也！嘉迪年迈，身居海外，心怀故乡，我爱国爱乡，更爱祖宗及故乡亲人。饮水思源，对修谱之事，全力赞助。兹寄回美金一千元，捐献修谱费用，回馈故乡，则为抛砖引玉，共襄盛举，聊表寸意。
从闽西连城四堡邹氏、马氏家族的从商传统和走向海外的历程中，我们可以领略到闽西客家的人文性格中，除了具有坚韧不拔、敢于奋斗、勤于创业的内涵之外，注重对于不同生业的选择，特别是经商从贾的选择，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在今天探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时，切不可只把眼光放置在沿海地域，而是应该把探索的视野，进一步扩展到广大的客家区域，以及其他的内陆地域。只有这样，才能更为全面地把握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整体概貌，从而为我们继承和弘扬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精神，做出我们应有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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