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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导致社会问题
［英］威尔金森、［英］皮克特著，安鹏译，新华出版社，2010
不平等与全球经济危机，［美］道格拉斯·多德著，逸昊译，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流动的不平等———中国城市居民地位获得研究（1949—2003）
郝大海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平等与效率———重大抉择，［美］奥肯著，王奔洲等译，华夏出版社，2010
生活质量，［印］阿玛蒂亚·森、［美］努斯鲍姆主编，龚群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收入差距下的“羡慕妒忌恨”
什么使得瑞典人比澳大利亚人瘦？这个问题的答案相信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是不平等！这是英国的理查德·威尔金森与凯蒂·皮克特两位学者在《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导致社会问题》提出的一个极为见解独特的说法。他们认为，当代人的肥胖，主要原因已经不是过去被科学验证的基因因素，而来源于不良的生活方式。数据显示，在较不平等的国家中，平均卡路里的摄入量较高，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被压力推动的进食者会急切进食方便、热量更高、味道更好而非更健康的食品，还会为了主动创造社会交往、社会联系而更多地选择在外就餐而非在家做饭。
此外，为什么英国人比日本人更不信任别人？为什么美国少女的怀孕率高于法国？为什么美国新奥尔良市在卡特里纳飓风过后会发生严重的骚乱？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一样的：不平等！他们认为：因收入差距而引发的不平等，是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那些最健康最快乐的社会有一个共同点：社会成员之间较为平等、层次相当。
2011年11月底，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召开，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经过此次大幅上调，中国国家扶贫标准线与世界银行的名义国际贫困标准线的距离为史上最近。这个重大的政策调整，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关注，其背景正是中国当前的收入差距正日益扩大。收入差距会导致哪些社会恶果？大的和远的不说，就说前段时间报道的一个令人匪夷所思，却更值得深切反思的小新闻：青岛一商场的珠宝首饰柜台迎来一位“贵客”，一位戴着超大墨镜、一身黑色大衣的时尚女子来到柜台，挑选了两枚价格分别为50余万元、30余万元的翡翠手镯试戴。正当售货员以为迎来大客户的时候，这名时尚女子从上衣口袋里掏出辣椒喷雾器，将售货员双眼灼伤后逃离现场。落网后，据该女子讲，自己以前也来过这个商场购物，当时就在这处柜台看好了这里的翡翠手镯，但是三五十万的价格不是她能够承受的。但是，爱美又好打扮的苑某整日惦记自己看到的翡翠手镯，对昂贵手镯的贪念，最终让她甘愿冒险抢劫。
一个有一份收入不菲的好工作、生活稳定、没有任何前科的白领，为何会如此？《不平等的痛苦》也揭示了，随着收入差距带来的不平等状况的加剧，富人开始热衷于奢侈性炫耀性的消费，然后慢慢导致社会形成了一股消费主义潮流，零售业和广告业又利用了人们对于物质的渴望，兜售和炫耀上层阶层的奢华铺张的生活方式。这些潮流经过铺天盖地的广告侵入后，会刺激收入不及他们的人的攀比、追赶型消费心理，不断地促使非理性消费扩大化、持续化。因此，收入不菲却远未是富人的人，就会一时起贪念成为抢劫犯了。而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17岁的安徽穷小伙子才会愚蠢到卖肾买“苹果”iPad2、手机，从而差点丢失了性命。
不仅仅如此，《赢家通吃的社会》、《奢侈的热潮》的作者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还认为，在消费主义潮流下，穷人的攀比、追赶不但显得毫无胜算希望，而且也带不来真正的享受感，促成不平等的痛苦的加剧。于是，“羡慕妒忌恨”，成为这个年代的最常见的关键词。虽然说收入差距不是造成不平等的唯一因素。在《流动的不平等———中国城市居民地位获得研究（1949—2003）》中，中国学者郝大海就分析了家庭出身、性别和城乡出生环境等社会因素，在个人教育、就业和收入等关键点上产生的不平等效应。但作为最显著的因素，收入差距却屡屡挑逗着人们敏感的神经。而收入差距最能在消费领域被无限放大，因为它是收入与支出最直接场所，它将整个社会导向了拜金主义，使金钱万能成为信仰，“宁愿在宝马里哭，也不愿意在自行车上笑”成为公开的宣言，炫富盛行、“富二代”横行，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
这样的观点，正如著名的社会学家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所说，有闲阶级在炫耀性消费的同时，他们的消费观点也影响了其他一些相对贫困的人，导致后者向上看齐，试图在消费方式上跻身更高一点的阶层。于是，整个社会的消费观就开始异化扭曲。一旦中低收入阶层者无法实现从社会映射而来的自我期待与满足的话，就会产生痛苦感，导致各种匪夷所思的社会问题。
种种社会案例正在说明，收入差距下的贫富分化导致了犯罪率上升、社会矛盾冲突加剧、社会活力降低、经济低迷等等问题，正在不断地撕裂社区关系、群体关系和社会共识。这种收入差距，如今也成为了一个世界性问题，华尔街的占领者因此喊出：“我们共同的特点是占总人口99%的普通大众，对于仅占总数1%的人贪婪和腐败，我们再也无法忍受”，在隔岸对《不平等的痛苦》一书的观点做出了呼应。这个1%和99%的对比，源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的《1%有，1%治，1%享》：“过去10年来，（美国）上层1%人群的收入激增18%，中产阶层的收入却在下降。而对于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来说，收入的下降尤其明显———光是在过去25年里，就下降了12%。最近几十年来所有的经济增长，还有其他好处，都流向了金字塔顶端的人群。”身居美国财富金字塔顶端的1%人口每年收入占全国总收入将近四分之一，他们享有最好的住房、最优质的教育和最舒服的生活方式，然后让99%的人却因过着不平等的生活而痛苦———连全世界仰慕的美国人民都生活在如此的“水深火热之中”，可见收入差距简直就是一个世界性顽疾了！
为此，美国经济学者道格拉斯·多德在《不平等与全球经济危机》中认为：收入不平等总是伴随我们左右，但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财富与权力的不平等已经涉足到了新的方面，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而这些方面在早先并不为人所知。在书里他用丰富而真实的内容批判了到处肆虐并把我们带入当前经济危机的收入不平等，多德回顾了20世纪资本主义扩张、剥削与寡头统治日益盛兴的历程，并揭示了收入不平等作为当今这场金融灾难的核心原因。
“不平等的痛苦”缘何而来？
客观地说，收入不平等是具有社会推动意义的，诚如《平等与效率———重大抉择》指出的，为了追求社会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并且为了某些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绝对的平等，也意味着绝对的无效率。这一点，中国的大锅饭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案例。《不平等的痛苦》说道，“在人类历史的90%的时间，人类的存在一直都是十分平等的。”言外之意就是，不平等是现代社会的产生。但众所周知，恰恰是人类历史的10%的时间里，人类才迎来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大多数人生活得以提高。
可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却感受到越来越深的失落感，有了收入不平等的痛苦感？中国的一句古话或许可以解释这种痛苦的由来：不患寡而患不均。现在大家都比30多年前富裕了，不过区别是有的人富裕得不多，有的人却太多了，而且还是通过一些并不怎么光彩的手段富裕的，于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相对剥夺感”便盛行。相对剥夺感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弗等人在《美国士兵》一书中首先提出的。这是一种以他人或其他群体为参照物形成的心理感受。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由于贫困问题形成的不满情绪，与其说主要是来自绝对贫困，不如说更多的是来自相对贫困。再加上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体制的客观存在，民众的权利和利益遭到了实实在在的剥夺，不平等的痛苦自然加剧。
正如《不平等的痛苦》最后的结论，在物质生活水平的继续提高对人类生活质量、幸福程度的进一步提高的贡献越来越小的时候，降低社会不平等程度是改善社会环境，从而真正提高每一个人生活质量的最佳途径。这一点是很有启发性的。简单地提高一些物质生活水平，并不能带来多么强烈的幸福指数的提高与生活质量的提升。也就是说，收入差距并不是导致痛苦的最主要方面，权利贫困（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认为，经济贫困的根源在于权利贫困，他的观点与著作下文将会多次提到）、尊严缺失才是痛苦的最重要根源。正如马歇尔·萨林斯在《石器时代经济学》里所言，“贫困不是所拥有的财富少，也不是捉襟见肘，它首先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贫困是一种社会地位……它已经演变成为一种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公正。”这一点，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已经阐述得很清楚了，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是远远高于物质层面的生理需求的。
这无疑是与青壮派社会学者应星的新作《“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所提出的“气”的概念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在应星看来，所谓“承认的政治学”，就是说政府在面对弱势群体的集体呼声之时，不仅仅要从经济上来解决问题，更是要保证他们最基本的人格尊严，以及有一个基本的社会公平作为前提。
人均收入“被增长”的荒唐
狄更斯在其名著《艰难时世》中曾讲过这样一段故事：路易莎老师问她的学生西丝朱浦，“比方说我们的课堂是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面有5000万英镑，这是不是一个繁荣的国家呢？而你是不是在这个兴旺的国家里生活着呢？”西丝回答说：“我没有法子知道这个国家是不是繁荣，或者我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兴旺的国家里，除非我知道是谁得着这些钱，而且我是不是也有一份。但是这个答案与5000万这个数目字的计算无关。”结果路易莎老师批评说：“这是你的错误！”
M·努斯鲍姆与阿玛蒂亚·森共同主编的论文集《生活质量》导言中，就引用了狄更斯讲的这个故事。他们说，故事中的路易莎老师，就像今天的一些经济学家或官员，“他们仍然以人均收入这个粗放的尺度来表示人类的福利状况”，而作为学生的西丝，反而敏锐地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道理：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生活质量，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至少还应该知道这些资源是如何分配的，以及这个分配的结果，是否是公平的，要让评价体系从简单“生活水平”转化为更加多维的“生活质量”去考量。这正是如今为什么越来越多民众反感“人均收入增长”“人均GDP增长”之类的数据统计了，不再愿意继续“被增长”。
著名的写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让－雅克·卢梭认为，人与人之间最理想的状态是平等关系，不是等级关系，而巨大的贫富差距会对人们的平等关系造成伤害。这种朴素的古典主义理论，奠定全人类对于收入差距拉大后不平等的厌恶。但其中又有一个巧妙的相互作用存在，眼下人类的发展，在废除了公有制之后或者还未实行公有制之时，收入差距与不平等又总是难以避免的。但尽管如此，人类依靠自身的良知与理性，又能从天然的不平等中创造出平等的法律秩序（《权利平等与地方差异》张千帆著）。这一个撕裂又缝合的过程，促使着人类不断地向前发展。
而当下，我们又处于了一个撕裂了的亟待缝合的时间点之中。《平等与效率———重大抉择》指出在西方传统的经济理论中，对经济体制的评价通常都是将经济效率作为最重要的尺度。然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贫富两极分化现象的日益严重，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否真能保证平等的问题就成为了人们怀疑和批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焦点问题之一。随着全球GDP的增长，社会进步却并非一定能够如预期的那样实现。因此，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阿马蒂亚·森、让－保罗·菲图西三人共同所作的《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已经对GDP迷恋进行了大批判，在前言中，法国总统萨科齐说道：“在世界各地，人们认为他们听到的是谎话，数字是错的，他们被利用……。他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多年以来，那些生活得越来越困难的人被告知他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他们怎么能不觉得被欺骗了？”更重要的是在书中，几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还提出，我们的经济应该让我们更幸福，而非相反，让发展经济成为目的，从而损害了幸福。同时，幸福是多维的，而不是只有简单的物质生活水平，还有健康、教育、医疗、环境、社会公平等等，所有这些维度决定了人们的幸福。
这也就意味着，减轻或医治不平等的痛苦的出路，除了要努力缩小收入差距（这是第一步），更要形成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舒适的、有质量的、有尊严的生活，实现充分的权利行使，从深层次改善人们不平等的痛苦感受（这是最终目标）。这一点温家宝总理已经说过了：公平正义比太阳还光辉，公平和正义是社会的顶梁柱，失去了它，社会这个大厦就会倒塌，而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责任编辑李君）
［英］威尔金森、［英］皮克特著，安鹏译，新华出版社，2010
不平等与全球经济危机，［美］道格拉斯·多德著，逸昊译，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流动的不平等———中国城市居民地位获得研究（1949—2003）
郝大海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平等与效率———重大抉择，［美］奥肯著，王奔洲等译，华夏出版社，2010
生活质量，［印］阿玛蒂亚·森、［美］努斯鲍姆主编，龚群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收入差距下的“羡慕妒忌恨”
什么使得瑞典人比澳大利亚人瘦？这个问题的答案相信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是不平等！这是英国的理查德·威尔金森与凯蒂·皮克特两位学者在《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导致社会问题》提出的一个极为见解独特的说法。他们认为，当代人的肥胖，主要原因已经不是过去被科学验证的基因因素，而来源于不良的生活方式。数据显示，在较不平等的国家中，平均卡路里的摄入量较高，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被压力推动的进食者会急切进食方便、热量更高、味道更好而非更健康的食品，还会为了主动创造社会交往、社会联系而更多地选择在外就餐而非在家做饭。
此外，为什么英国人比日本人更不信任别人？为什么美国少女的怀孕率高于法国？为什么美国新奥尔良市在卡特里纳飓风过后会发生严重的骚乱？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一样的：不平等！他们认为：因收入差距而引发的不平等，是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那些最健康最快乐的社会有一个共同点：社会成员之间较为平等、层次相当。
2011年11月底，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召开，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经过此次大幅上调，中国国家扶贫标准线与世界银行的名义国际贫困标准线的距离为史上最近。这个重大的政策调整，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关注，其背景正是中国当前的收入差距正日益扩大。收入差距会导致哪些社会恶果？大的和远的不说，就说前段时间报道的一个令人匪夷所思，却更值得深切反思的小新闻：青岛一商场的珠宝首饰柜台迎来一位“贵客”，一位戴着超大墨镜、一身黑色大衣的时尚女子来到柜台，挑选了两枚价格分别为50余万元、30余万元的翡翠手镯试戴。正当售货员以为迎来大客户的时候，这名时尚女子从上衣口袋里掏出辣椒喷雾器，将售货员双眼灼伤后逃离现场。落网后，据该女子讲，自己以前也来过这个商场购物，当时就在这处柜台看好了这里的翡翠手镯，但是三五十万的价格不是她能够承受的。但是，爱美又好打扮的苑某整日惦记自己看到的翡翠手镯，对昂贵手镯的贪念，最终让她甘愿冒险抢劫。
一个有一份收入不菲的好工作、生活稳定、没有任何前科的白领，为何会如此？《不平等的痛苦》也揭示了，随着收入差距带来的不平等状况的加剧，富人开始热衷于奢侈性炫耀性的消费，然后慢慢导致社会形成了一股消费主义潮流，零售业和广告业又利用了人们对于物质的渴望，兜售和炫耀上层阶层的奢华铺张的生活方式。这些潮流经过铺天盖地的广告侵入后，会刺激收入不及他们的人的攀比、追赶型消费心理，不断地促使非理性消费扩大化、持续化。因此，收入不菲却远未是富人的人，就会一时起贪念成为抢劫犯了。而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17岁的安徽穷小伙子才会愚蠢到卖肾买“苹果”iPad2、手机，从而差点丢失了性命。
不仅仅如此，《赢家通吃的社会》、《奢侈的热潮》的作者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还认为，在消费主义潮流下，穷人的攀比、追赶不但显得毫无胜算希望，而且也带不来真正的享受感，促成不平等的痛苦的加剧。于是，“羡慕妒忌恨”，成为这个年代的最常见的关键词。虽然说收入差距不是造成不平等的唯一因素。在《流动的不平等———中国城市居民地位获得研究（1949—2003）》中，中国学者郝大海就分析了家庭出身、性别和城乡出生环境等社会因素，在个人教育、就业和收入等关键点上产生的不平等效应。但作为最显著的因素，收入差距却屡屡挑逗着人们敏感的神经。而收入差距最能在消费领域被无限放大，因为它是收入与支出最直接场所，它将整个社会导向了拜金主义，使金钱万能成为信仰，“宁愿在宝马里哭，也不愿意在自行车上笑”成为公开的宣言，炫富盛行、“富二代”横行，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
这样的观点，正如著名的社会学家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所说，有闲阶级在炫耀性消费的同时，他们的消费观点也影响了其他一些相对贫困的人，导致后者向上看齐，试图在消费方式上跻身更高一点的阶层。于是，整个社会的消费观就开始异化扭曲。一旦中低收入阶层者无法实现从社会映射而来的自我期待与满足的话，就会产生痛苦感，导致各种匪夷所思的社会问题。
种种社会案例正在说明，收入差距下的贫富分化导致了犯罪率上升、社会矛盾冲突加剧、社会活力降低、经济低迷等等问题，正在不断地撕裂社区关系、群体关系和社会共识。这种收入差距，如今也成为了一个世界性问题，华尔街的占领者因此喊出：“我们共同的特点是占总人口99%的普通大众，对于仅占总数1%的人贪婪和腐败，我们再也无法忍受”，在隔岸对《不平等的痛苦》一书的观点做出了呼应。这个1%和99%的对比，源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的《1%有，1%治，1%享》：“过去10年来，（美国）上层1%人群的收入激增18%，中产阶层的收入却在下降。而对于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来说，收入的下降尤其明显———光是在过去25年里，就下降了12%。最近几十年来所有的经济增长，还有其他好处，都流向了金字塔顶端的人群。”身居美国财富金字塔顶端的1%人口每年收入占全国总收入将近四分之一，他们享有最好的住房、最优质的教育和最舒服的生活方式，然后让99%的人却因过着不平等的生活而痛苦———连全世界仰慕的美国人民都生活在如此的“水深火热之中”，可见收入差距简直就是一个世界性顽疾了！
为此，美国经济学者道格拉斯·多德在《不平等与全球经济危机》中认为：收入不平等总是伴随我们左右，但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财富与权力的不平等已经涉足到了新的方面，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而这些方面在早先并不为人所知。在书里他用丰富而真实的内容批判了到处肆虐并把我们带入当前经济危机的收入不平等，多德回顾了20世纪资本主义扩张、剥削与寡头统治日益盛兴的历程，并揭示了收入不平等作为当今这场金融灾难的核心原因。
“不平等的痛苦”缘何而来？
客观地说，收入不平等是具有社会推动意义的，诚如《平等与效率———重大抉择》指出的，为了追求社会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并且为了某些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绝对的平等，也意味着绝对的无效率。这一点，中国的大锅饭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案例。《不平等的痛苦》说道，“在人类历史的90%的时间，人类的存在一直都是十分平等的。”言外之意就是，不平等是现代社会的产生。但众所周知，恰恰是人类历史的10%的时间里，人类才迎来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大多数人生活得以提高。
可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却感受到越来越深的失落感，有了收入不平等的痛苦感？中国的一句古话或许可以解释这种痛苦的由来：不患寡而患不均。现在大家都比30多年前富裕了，不过区别是有的人富裕得不多，有的人却太多了，而且还是通过一些并不怎么光彩的手段富裕的，于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相对剥夺感”便盛行。相对剥夺感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弗等人在《美国士兵》一书中首先提出的。这是一种以他人或其他群体为参照物形成的心理感受。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由于贫困问题形成的不满情绪，与其说主要是来自绝对贫困，不如说更多的是来自相对贫困。再加上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体制的客观存在，民众的权利和利益遭到了实实在在的剥夺，不平等的痛苦自然加剧。
正如《不平等的痛苦》最后的结论，在物质生活水平的继续提高对人类生活质量、幸福程度的进一步提高的贡献越来越小的时候，降低社会不平等程度是改善社会环境，从而真正提高每一个人生活质量的最佳途径。这一点是很有启发性的。简单地提高一些物质生活水平，并不能带来多么强烈的幸福指数的提高与生活质量的提升。也就是说，收入差距并不是导致痛苦的最主要方面，权利贫困（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认为，经济贫困的根源在于权利贫困，他的观点与著作下文将会多次提到）、尊严缺失才是痛苦的最重要根源。正如马歇尔·萨林斯在《石器时代经济学》里所言，“贫困不是所拥有的财富少，也不是捉襟见肘，它首先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贫困是一种社会地位……它已经演变成为一种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公正。”这一点，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已经阐述得很清楚了，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是远远高于物质层面的生理需求的。
这无疑是与青壮派社会学者应星的新作《“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所提出的“气”的概念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在应星看来，所谓“承认的政治学”，就是说政府在面对弱势群体的集体呼声之时，不仅仅要从经济上来解决问题，更是要保证他们最基本的人格尊严，以及有一个基本的社会公平作为前提。
人均收入“被增长”的荒唐
狄更斯在其名著《艰难时世》中曾讲过这样一段故事：路易莎老师问她的学生西丝朱浦，“比方说我们的课堂是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面有5000万英镑，这是不是一个繁荣的国家呢？而你是不是在这个兴旺的国家里生活着呢？”西丝回答说：“我没有法子知道这个国家是不是繁荣，或者我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兴旺的国家里，除非我知道是谁得着这些钱，而且我是不是也有一份。但是这个答案与5000万这个数目字的计算无关。”结果路易莎老师批评说：“这是你的错误！”
M·努斯鲍姆与阿玛蒂亚·森共同主编的论文集《生活质量》导言中，就引用了狄更斯讲的这个故事。他们说，故事中的路易莎老师，就像今天的一些经济学家或官员，“他们仍然以人均收入这个粗放的尺度来表示人类的福利状况”，而作为学生的西丝，反而敏锐地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道理：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生活质量，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至少还应该知道这些资源是如何分配的，以及这个分配的结果，是否是公平的，要让评价体系从简单“生活水平”转化为更加多维的“生活质量”去考量。这正是如今为什么越来越多民众反感“人均收入增长”“人均GDP增长”之类的数据统计了，不再愿意继续“被增长”。
著名的写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让－雅克·卢梭认为，人与人之间最理想的状态是平等关系，不是等级关系，而巨大的贫富差距会对人们的平等关系造成伤害。这种朴素的古典主义理论，奠定全人类对于收入差距拉大后不平等的厌恶。但其中又有一个巧妙的相互作用存在，眼下人类的发展，在废除了公有制之后或者还未实行公有制之时，收入差距与不平等又总是难以避免的。但尽管如此，人类依靠自身的良知与理性，又能从天然的不平等中创造出平等的法律秩序（《权利平等与地方差异》张千帆著）。这一个撕裂又缝合的过程，促使着人类不断地向前发展。
而当下，我们又处于了一个撕裂了的亟待缝合的时间点之中。《平等与效率———重大抉择》指出在西方传统的经济理论中，对经济体制的评价通常都是将经济效率作为最重要的尺度。然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贫富两极分化现象的日益严重，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否真能保证平等的问题就成为了人们怀疑和批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焦点问题之一。随着全球GDP的增长，社会进步却并非一定能够如预期的那样实现。因此，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阿马蒂亚·森、让－保罗·菲图西三人共同所作的《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已经对GDP迷恋进行了大批判，在前言中，法国总统萨科齐说道：“在世界各地，人们认为他们听到的是谎话，数字是错的，他们被利用……。他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多年以来，那些生活得越来越困难的人被告知他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他们怎么能不觉得被欺骗了？”更重要的是在书中，几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还提出，我们的经济应该让我们更幸福，而非相反，让发展经济成为目的，从而损害了幸福。同时，幸福是多维的，而不是只有简单的物质生活水平，还有健康、教育、医疗、环境、社会公平等等，所有这些维度决定了人们的幸福。
这也就意味着，减轻或医治不平等的痛苦的出路，除了要努力缩小收入差距（这是第一步），更要形成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舒适的、有质量的、有尊严的生活，实现充分的权利行使，从深层次改善人们不平等的痛苦感受（这是最终目标）。这一点温家宝总理已经说过了：公平正义比太阳还光辉，公平和正义是社会的顶梁柱，失去了它，社会这个大厦就会倒塌，而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责任编辑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