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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是辛亥革命时期以“同盟会本部”名义印制的军用票券，但丁张弓良1982年出版的《中国军用钞票史略》、吴筹中和顾延培1986年出版的《辛亥革命货币》均未收录。笔者和马传德在编著《辛亥革命时期货币》一书时，先曾在《辛亥革命在广西图片集》等处找到该义饷凭单五元券的黑白图片，惟不够清晰。①后来日本收藏家江上龙先生特地提供了他本人所珍藏的义饷凭单五元券彩色复印件，供我们在书中披露，该券正面色彩鲜艳，与模糊的黑白图片感觉完全不同(插四)。
一、《辛亥革命时期货币》对义饷凭单的考查
该义饷凭单长160、宽95mm。正面居中为白日图案及交叉的青天白日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其上方为“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名称，下侧为“五元”面值，右边为“同盟会本部发行”，左边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月 日押”字样，外绕花框，四角分别有“5”及“五”字面值数。背面为发行“要则”五条。内容如下：“本部为接济各地义军军需起见，特发行此义饷凭单，分百元、五十元、十元、五元四种”；“新政府成立后，持有此凭单者可向新政府银行照数取换国币”；“新政府成立后，持有此凭单者在本国内无论何处均可通用”；“本凭单得由所有者转让与他人”；“本凭单发行时盖有三印为据，如未盖印及印迹不符者，作为废纸”。
该五元券并未加盖印章，应属样票性质。又因迄今未见盖有印章者，所以三枚应盖印章的内容，不得而知。另外，“要则”第一条提到有百元、五十元、十元、五元四种面值，但迄今为止，除五元外，其他面值的“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均未发现。
该券中央的旗帜图案，青天白日旗系兴中会员陆皓东设计，1895年孙中山组织广州起义时，曾拟以此旗作为革命军旗，后因起义流产未用，1900年惠州起义时才首用此旗。1906年冬同盟会制订《革命方略》，在讨论中华民国国旗式样时，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之青天白日旗，且增加红色于上，改作红蓝白三色，以符自由、平等、博爱之义，因意见纷歧，未能通过。但后来同盟会发动南方多次起义，咸以青天白日旗及青天白日满地红之三色旗为革命标帜。连当时同盟会的党证也使用上述两旗图案。一些筹饷债券，如“中华国军需票”左右两侧、“中华民国金币”票正背中央，亦均有上述旗帜图案。
该券券名上提到的“中华革命军”，为孙中山于1904年1月在夏威夷火奴鲁鲁温逸街所创立，所以称“革命军”，主要是为了记《革命军》作者邹容宣传之功。孙中山还以中华革命军名义发行“军需债券”，募集革命经费。此后，筹饷票券上一再出现“中华革命军”名称。如：1906年所印英、法文“中国革命政府债券”上加盖的“中华革命军银票壹百元”印戳；1907年签发的捐款“凭券”印有“捐助中华革命军军需银”字样；1910年所印“中华民国金币”票含有“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名称等。而该“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则为又一实例。
该券的发行部门为“同盟会本部”。同盟会全称为“中国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1905年8月成立于日本东京，推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确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纲，以东京为同盟会本部所在地，在国内外各地建立支部、分会。当年11月，在东京创刊同盟会机关报《民报》。1906~1911年，孙中山和同盟会本部，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发动了一系列反清武装起义，动摇了清廷统治基础。直至武昌起义爆发，终于形成了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而“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即为“接济各地义军军需”的军用票券。
该券所署的“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点明其印发之时间。黄帝为中华民族之鼻祖，革命党人宋教仁提出以传说中的黄帝即位元年癸亥纪元的办法，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和其他革命报刊所采用。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次日湖北军政府成立，公开宣布废除宣统年号，改为黄帝纪年，以本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随即以黄帝纪年布告地方、通电全国、致清政府及照会各国领事。一个多月后，全国已有十四省相继响应，宣布独立，独立各省亦纷纷采用黄帝纪年。于是，革命军的黄帝纪年与清政府的宣统纪年成了鲜明对立的两种纪年方法。另外，1911年底孙中山回国之前，同盟会本部已由东京内迁上海，而该券系在日本印制，所以认定其印制时间应不迟于同盟会本部迁离日本之时。
据收藏该张“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五元券的江先生介绍，他多年来苦寻该义饷凭单的有关实证资料，均无着落。2000年初，又发函向台湾国父纪念馆询问，得到的答复是：“敬悉先生拥有一张同盟会本部发行之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惟本馆并无保存与该凭单有关之任何资料，经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查询，获知如下：一、在《中华民国史画》第一册之第一二九页，列有一张与先生相同之凭单。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亦保存一份与先生相同之五元义饷凭单，但无其他面值之相关凭单，亦无该凭单之印刷机构、发行月日及其他任何佐证资料。”②因此，有关义饷凭单的具体情况，尚须继续追寻查找，深入进行研究探讨。
柏文先生在台湾《泉坛》总第11期《百元债券八十年纪》一文中，曾提到“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中华革命军军票之记载，仅一见于日本文(后有中文译本)《孙中山与梅屋庄吉》中一段：‘……他还受陈其美(沪军都督)的委托为革命军制作了军票，这是中华革命军发行的第一号军票。’根据此段文字，如认为第一号军票就是‘中华革命军银票’，如此的话，而能与梅屋联系上惟有他提供这百元的原债券，作为改作银票之外，刻一印章尚不须委托梅屋去制作吧。至于尚有一种，由‘同盟会本部发行’(本部设东京)，时在‘黄帝纪元四六○九年 月 日押’，名为‘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如果说这是由梅屋所制作，那么银票又是另一回事了。”③由于柏文先生关于军票的引文十分简略，他的结论也仅为猜测而已，因此我们在编写《辛亥革命时期货币》一书时，只能表示“此说待考”。但是，“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究竟是不是梅屋庄吉所制作的问题，一直在笔者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二、义饷凭单与日本友人梅屋庄吉
《辛亥革命时期货币》出版以后，笔者继续查阅有关梅屋庄吉的书籍、资料，从而对梅屋庄吉真诚无私援助中国革命的事迹有了较多了解。
梅屋庄吉是日本长崎市西滨町人，1868年生于一个新兴贸易商人家庭。少年时期，就具有扶危济困的奉献精神，成年后又有了复兴亚洲的理想。1895年1月，他首次与孙中山在香港见面，相与纵论天下大事，“中日之亲善，东洋之兴隆，及人类之平等，所见全同，为求其实现，先行大中华之革命”，遂相引为知己，并当即爽快承诺：“君若举兵，我以财政相助。”④此后，梅屋庄吉一直认真实践诺言，以援助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为己任。梅屋原在东亚地区经商发家，后几经挫折，选择了摄影业。当时，被叫做“活动写真”的电影刚刚在日本出现，梅屋是日本活动写真的创始人。其事业的成功，为援助孙中山的革命运动提供了资金来源。⑤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梅屋庄吉联合日本志士，成立中国同盟会后援事务所，随后，又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筹助经费。1907年，孙中山离日赴西贡、河内，领导西南边境地区的起义，梅屋协助筹集军费。1911年武昌起义后，他积极参加与日本声援辛亥革命的友邻会活动。为缓解前线缺乏医护人员的情况，友邻会决定派遣医疗队奔赴中国，梅屋庄吉积极承担组建医疗队的任务，迅速组织了一支有6名医师、10名护士的医疗队，并由梅屋为医疗队提供一切费用。他还派遣摄影师奔赴武汉三镇，拍摄辛亥革命之纪录片。上海同盟会负责人陈其美曾致电梅屋：“武昌起义成功，恳请派遣萱野氏及(援助)资金。”⑥当黄兴电告萱野长知，义军急需大量炸药，正在筹款的梅屋庄吉得悉后，立即捐款116000日元。11月7日，他再次捐款17万日元。⑦梅屋庄吉是在家境中落的情况下提供捐款的，以致负债累累，被迫改组其所经营的公司，出让公司股票。他这种慷慨解囊、真诚援助辛亥革命的事迹，使中日两国的志士深受感动。1913年后，梅屋极力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协助创建航空学校及在山东组织讨袁军，还支持孙中山进行护法运动、国民党改组及在新时期进行的斗争。几十年来，作为实业家的梅屋庄吉，为孙中山的革命运动提供了一笔笔数目可观的资金。但他从来不要丝毫报酬，从不张扬，甘于寂寞，唯一关注的就是中国革命与孙中山的事业。1925年孙中山逝世时，梅屋悲痛欲绝，致电云：“中山先生为贵国革命之大恩人，亦实世界之伟人，今一朝长逝，洵为贵国之不幸亦东洋全体之不幸也。”⑧为使人们永远缅怀中山先生，梅屋克服种种困难与阻挠，出资为孙中山铸造四尊铜像，运抵中国。分别竖立于南京、广州、澳门。1934年梅屋庄吉病逝，临终前给亲友留下“吾人为中国革命所作之一切，均是为恪守与孙中山之盟约”，“与此有关之日记、书信等，概勿外传”的遗嘱。⑨
梅屋的家属根据这一遗嘱，将有关支持孙中山事业的资料秘藏近40年，以至后人对梅屋庄吉一直缺乏了解。直至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才由其女儿于1973年将这批珍贵的史料公开。于是中日两国有关学者陆续开始研究梅屋庄吉，俞辛焞、熊沛彪所编著的《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夫妇》即是其中之一。书中有一段关于辛亥革命时期梅屋印制军票的论述，要比柏文的引述更为具体：“革命爆发后需印制军票，以缓和资金匮乏的局面。梅屋庄吉受陈其美委托，出资在新宿石田印刷所印制了面额为五元的军票共二百五十万元，这是革命军印制的第一批军票，当时在革命军管辖地使用过。”⑩
该书的作者在“后记”中称：在写作过程中“吸收了日本作家车田让治先生以传记文学体裁写的《国父孙文与梅屋庄吉——献身于中国的一位日本人的生涯》一书的部分成果”。而根据“注释”可知，上述一段关于制作军票的引文即是取材于车田让治一书。车田让治原书关于制作军票的内容究竟如何，值得追根寻源。经过一番努力，终于通过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马红娟女士，找到了车田让治的日文原著，并由马女士将书中有关内容译成中文。现引录如下：“庄吉受陈其美的委托，印制革命军的军票。军票的正面，中央画有交叉着的青天白日旗和革命旗，上部印刷‘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下部印刷金额，右侧印‘同盟会本部发行’，左侧印刷发行年度‘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军票的背面，印刷有发行‘要则’五条，书中还引录了其中两条：‘新政府成立后，持有此凭单者可向新政府银行照数取换国币’；‘新政府成立后持有此凭单者在本国无论何处均可通用’。军票的设计图案如上所述。虽然决定发行五元、十元、五十元、百元的军票四种，但是首先决定发行五元的军票。庄吉让东京新宿的石田印刷所印制，然后把二百五十万元的军票，带给上海的陈其美，这是中华革命军发行的第一号军票。”[11]
车田让治原著中有关梅屋庄吉印制军票的内容的确比较全面具体，说明他掌握了第一手资料。首先，所印制的军票即为“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已是确定无疑。书中不仅仔细描述了军票正面的文字、图案，还引录了背面的有关“要则”，和“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完全相符。这要比仅凭“中华革命军第一号军票”、“革命军印制的第一批军票”之类抽象结论来进行猜测可靠得多。其次，该军票的印刷地点更加具体。以往仅凭同盟会本部设于东京，从而认定是在日本所印，如今有了具体的印刷厂家，即东京新宿石田印刷所。第三，还点明了所印军票的面值和总额。根据凭单背面的发行“要则”，应有百元、五十元、十元、五元四种，但最后决定首先发行五元的军票，因而其他三种面值并未印制。这也是迄今所见‘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都为五元面值，其他面值虽见于“要则”却一直毫无踪影的原因。这批军票总额为250万元，则应有面值五元的义饷凭单50万张。如果作为接济各地义军军需，向革命军发放军饷之用途，当亦不是一笔小数目，在革命军管辖地使用，确可缓和资金匮乏的局面。这批由梅屋庄吉出资印制的“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乃是这位国际友人对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又一项具体贡献，其真诚无私的情谊，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史上光辉的一页。
三、关于义饷凭单发行问题的探讨
虽然有些学者曾断言：义饷凭单“当时在革命军管辖地使用过”，但由于所见义饷凭单五元券均为未加盖印章的样票，而盖有印章正式流通使用的义饷凭单迄今尚未发现，所以，该义饷凭单究竟是否使用过。如果曾使用的话，究竟是在革命军的何处辖地使用，尚需要继续进行查考。
先看《辛亥革命在广西图片集》中的义饷凭单五元券图片，它能不能作为广西曾使用过义饷凭单的依据呢?查该图片列于英法文百元军债券之后，其说明文字称：“同盟会用中文发行的中华革命军义饷单，分百元、五十元、拾元、五元四种，票上写明，革命胜利后可持票向新政府兑换国币。”可见图片集编者并不知道此种义饷凭单仅此五元面值一种。而且该五元面值之义饷凭单亦属尚未加盖印章的票样，因此，并不能说明辛亥革命时期它曾在广西地区发行使用过。
由于车田让治的著作中讲明梅屋庄吉印制革命军的军票是“受陈其美的委托”，还说印成之后“带给上海的陈其美”，因此，辛亥革命时期曾任沪军都督的陈其美是查找义饷凭单发行情况的一个关键人物。可是，笔者仔细查阅了《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陈英士纪年》、《陈英士评传》等有关史料，却找不到有关义饷凭单的任何线索。或许，沪军都督陈其美曾有过将义饷凭单作为解决军饷问题的计划，但后来，设立了由军政府“负其完全责任”的中华银行，印发了有五角、一元、五元、十元四种面值的“中华民国军用钞票”，为了树立其威信，陈其美一再晓谕：“所发各种钞票，务须一律通用。”[12]由于“中华民国军用钞票”起到了“救市面之恐慌、济军旅之饷糈”的作用，不另外再将义饷凭单作为军饷来发放也就可以理解了。当然，这仅是一种猜测而已。
由于陈其美只是同盟会中部总会庶务，而义饷凭单乃是以“同盟会本部”名义印制的。同盟会本部由日本东京内迁上海后，曾于1911年12月24日在《民立报》发表宣言，指出革命形势发展迅速：“朔风变楚，天下响应，智勇之师，其会如林，旬月之间，戡定东南大局。”但“元凶尚在，中夏未清”，故应“长驱河朔，犁庭扫穴，以复我旧邦，建立民国”。因此，即使沪军都督陈其美没有发行义饷凭单，也不能排除由同盟会本部在革命军的其他管辖地区曾经发行过。
最近，笔者查阅到一份1937年1月2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债务调查委员会向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债司提供的《革命债券种类表》，其中兴中会、同盟会时期及光复时期的筹饷债券、军用钞票达50种，诸如中华革命军军需凭据、同盟会统筹部出纳课收据、中华民国金币票、中华民国军用钞票、军事用票、中华民国军需公债等等均在其中，却唯独不见“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出现这种情况有多种可能，也许是义饷凭单的持有者未向调查委员会登记；也许是所发行的义饷凭单的持有者已向新政府银行换取了国币；也许是这些义饷凭单由于形势发展迅速、情况变化太快等原因，未能发行。笔者认为，后一种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下面不妨作些具体分析。
早年同盟会在南方数省发动的起义，均为此伏彼起，比较分散，因而可以集中人力、财力投入其中。而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响应，仅独立省份就达14个，如果各地义军都要接济，显然力不从心。实际上，各地军政府主要还是自己设法解决财政困难，印发军用钞票以充军饷亦是办法之一。除沪军都督以中华银行名义发行中华民国军用钞票外，还有浙江军政府军用票、陕西秦陇复汉军军用银票、山西大汉银行军用票、大汉四川军政府军用银票、湖北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军用小票等等。再继续提供同属军用钞票的“义饷凭单”似无必要。顺便提一下，早在武昌起义之前，就已由起义总指挥部印制了一批有双龙及十八星图案的中国中华银行钞票。由于秘密机关不慎暴露，结果这批原准备在起义胜利后发行的军用钞票被搜抄，未能投入流通。[13]但将其称为“革命军印制的第一批军票”或“第一号军票”，应该比“义饷凭单”更为合适。
早年同盟会在南方数省发动起义，多以孙中山提议的青天白日旗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标识。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北军政府首先使用铁血十八星旗为革命军旗，湖南、江西等响应起义的地区亦采用该旗。上海、江浙、南京等地光复时，则使用五色旗。大汉四川军政府还使用了汉字旗。只有广东、广西等南方地区继续以青天白日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标识。[14]由于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同盟会陷于组织上局部分裂和涣散状态，而辛亥革命时期旗帜使用上的不统一，即为一例。
武昌起义后，加入到反清行列中来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为与同盟会争夺领导权，遂散布同盟会想“大执政权”建立“家天下”的流言。刊于《民立报》的同盟会本部宣言对该流言进行了批驳，称这是“心有所蔽，故言失其道”，“是妄事情贰，用事谣喙”。此时如果以同盟会本部名义发行印有鲜明同盟会旗帜图案的义饷凭单，而且该凭单在新政府成立后可向新政府银行兑换国币，岂不是正好给那些攻击同盟会“执政权而家天下”的人提供了把柄?为了取得立宪派、旧官僚的合作，同盟会本部宣言还表白说：革命党人将于“功成事遂”之后引退，“散处朝市，或悠悠林野，各得其所，不闻有私政之事”。[15]有此指导思想，后来出现与袁世凯的妥协，也就不奇怪了。
孙中山自国外返抵上海后，曾召集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改订同盟会暂行章程。但这次会议并未能根本改变同盟会“意见不相统属”的状况。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同盟会本部从上海迁至南京，随后，同盟会的活动亦由秘密转为公开。惟此时组织北伐、接济各地义军军需乃是临时政府的职责，没有必要由同盟会本部出面来发行义饷凭单了。
前文曾提到，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虽保存有一份五元义饷凭单，但并无该凭单之印刷机构、发行月日及其他任何佐证资料。由于根据梅屋庄吉的遗嘱，有关他支持孙中山事业的资料被长期秘藏，因此该委员会不掌握义饷凭单的印刷机构可以理解。至于该委员会没有义饷凭单在国内发行的任何资料，则不妨从该凭单并未正式发行的角度来解释了。
总之，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极有可能在国内并未正式发行。除非有加盖图章流通使用过的义饷凭单实物、以及关于发行与回收该凭单的历史资料之发现，方能证实义饷凭单的确曾经发行过。
注释：
①《辛亥革命在广西图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页。
②《辛亥革命时期货币》，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8~30页。
③《百草集》上编，亚洲钱币学会出版社，1999年，第491页。
④《孙中山辞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68页。
⑤⑧《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65、167页。
⑥《细说孙中山》，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20页。
⑦⑨⑩《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夫妇》，中华书局，1991年，第51、129、52页。
[11]车田让治：《国父孙文与梅屋庄吉——献身于中国的一位日本人的生涯》，日本六兴出版社，昭和50年，第228~229页。
[12]载上海《民立报》，1911年11月29日。
[13]《辛亥革命首义之地军用钞票试考》，《中国钱币》2001年第3期，第46~47页。
[14]郑仁杰《辛亥革命时期的军旗》，《中华集币会刊》2000年总第5期，第86~90页。
[15]《孙中山的历程》(增订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547~549页。
(责任编辑 高聪明)
一、《辛亥革命时期货币》对义饷凭单的考查
该义饷凭单长160、宽95mm。正面居中为白日图案及交叉的青天白日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其上方为“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名称，下侧为“五元”面值，右边为“同盟会本部发行”，左边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月 日押”字样，外绕花框，四角分别有“5”及“五”字面值数。背面为发行“要则”五条。内容如下：“本部为接济各地义军军需起见，特发行此义饷凭单，分百元、五十元、十元、五元四种”；“新政府成立后，持有此凭单者可向新政府银行照数取换国币”；“新政府成立后，持有此凭单者在本国内无论何处均可通用”；“本凭单得由所有者转让与他人”；“本凭单发行时盖有三印为据，如未盖印及印迹不符者，作为废纸”。
该五元券并未加盖印章，应属样票性质。又因迄今未见盖有印章者，所以三枚应盖印章的内容，不得而知。另外，“要则”第一条提到有百元、五十元、十元、五元四种面值，但迄今为止，除五元外，其他面值的“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均未发现。
该券中央的旗帜图案，青天白日旗系兴中会员陆皓东设计，1895年孙中山组织广州起义时，曾拟以此旗作为革命军旗，后因起义流产未用，1900年惠州起义时才首用此旗。1906年冬同盟会制订《革命方略》，在讨论中华民国国旗式样时，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之青天白日旗，且增加红色于上，改作红蓝白三色，以符自由、平等、博爱之义，因意见纷歧，未能通过。但后来同盟会发动南方多次起义，咸以青天白日旗及青天白日满地红之三色旗为革命标帜。连当时同盟会的党证也使用上述两旗图案。一些筹饷债券，如“中华国军需票”左右两侧、“中华民国金币”票正背中央，亦均有上述旗帜图案。
该券券名上提到的“中华革命军”，为孙中山于1904年1月在夏威夷火奴鲁鲁温逸街所创立，所以称“革命军”，主要是为了记《革命军》作者邹容宣传之功。孙中山还以中华革命军名义发行“军需债券”，募集革命经费。此后，筹饷票券上一再出现“中华革命军”名称。如：1906年所印英、法文“中国革命政府债券”上加盖的“中华革命军银票壹百元”印戳；1907年签发的捐款“凭券”印有“捐助中华革命军军需银”字样；1910年所印“中华民国金币”票含有“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名称等。而该“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则为又一实例。
该券的发行部门为“同盟会本部”。同盟会全称为“中国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1905年8月成立于日本东京，推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确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纲，以东京为同盟会本部所在地，在国内外各地建立支部、分会。当年11月，在东京创刊同盟会机关报《民报》。1906~1911年，孙中山和同盟会本部，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发动了一系列反清武装起义，动摇了清廷统治基础。直至武昌起义爆发，终于形成了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而“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即为“接济各地义军军需”的军用票券。
该券所署的“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点明其印发之时间。黄帝为中华民族之鼻祖，革命党人宋教仁提出以传说中的黄帝即位元年癸亥纪元的办法，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和其他革命报刊所采用。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次日湖北军政府成立，公开宣布废除宣统年号，改为黄帝纪年，以本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随即以黄帝纪年布告地方、通电全国、致清政府及照会各国领事。一个多月后，全国已有十四省相继响应，宣布独立，独立各省亦纷纷采用黄帝纪年。于是，革命军的黄帝纪年与清政府的宣统纪年成了鲜明对立的两种纪年方法。另外，1911年底孙中山回国之前，同盟会本部已由东京内迁上海，而该券系在日本印制，所以认定其印制时间应不迟于同盟会本部迁离日本之时。
据收藏该张“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五元券的江先生介绍，他多年来苦寻该义饷凭单的有关实证资料，均无着落。2000年初，又发函向台湾国父纪念馆询问，得到的答复是：“敬悉先生拥有一张同盟会本部发行之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惟本馆并无保存与该凭单有关之任何资料，经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查询，获知如下：一、在《中华民国史画》第一册之第一二九页，列有一张与先生相同之凭单。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亦保存一份与先生相同之五元义饷凭单，但无其他面值之相关凭单，亦无该凭单之印刷机构、发行月日及其他任何佐证资料。”②因此，有关义饷凭单的具体情况，尚须继续追寻查找，深入进行研究探讨。
柏文先生在台湾《泉坛》总第11期《百元债券八十年纪》一文中，曾提到“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中华革命军军票之记载，仅一见于日本文(后有中文译本)《孙中山与梅屋庄吉》中一段：‘……他还受陈其美(沪军都督)的委托为革命军制作了军票，这是中华革命军发行的第一号军票。’根据此段文字，如认为第一号军票就是‘中华革命军银票’，如此的话，而能与梅屋联系上惟有他提供这百元的原债券，作为改作银票之外，刻一印章尚不须委托梅屋去制作吧。至于尚有一种，由‘同盟会本部发行’(本部设东京)，时在‘黄帝纪元四六○九年 月 日押’，名为‘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如果说这是由梅屋所制作，那么银票又是另一回事了。”③由于柏文先生关于军票的引文十分简略，他的结论也仅为猜测而已，因此我们在编写《辛亥革命时期货币》一书时，只能表示“此说待考”。但是，“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究竟是不是梅屋庄吉所制作的问题，一直在笔者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二、义饷凭单与日本友人梅屋庄吉
《辛亥革命时期货币》出版以后，笔者继续查阅有关梅屋庄吉的书籍、资料，从而对梅屋庄吉真诚无私援助中国革命的事迹有了较多了解。
梅屋庄吉是日本长崎市西滨町人，1868年生于一个新兴贸易商人家庭。少年时期，就具有扶危济困的奉献精神，成年后又有了复兴亚洲的理想。1895年1月，他首次与孙中山在香港见面，相与纵论天下大事，“中日之亲善，东洋之兴隆，及人类之平等，所见全同，为求其实现，先行大中华之革命”，遂相引为知己，并当即爽快承诺：“君若举兵，我以财政相助。”④此后，梅屋庄吉一直认真实践诺言，以援助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为己任。梅屋原在东亚地区经商发家，后几经挫折，选择了摄影业。当时，被叫做“活动写真”的电影刚刚在日本出现，梅屋是日本活动写真的创始人。其事业的成功，为援助孙中山的革命运动提供了资金来源。⑤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梅屋庄吉联合日本志士，成立中国同盟会后援事务所，随后，又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筹助经费。1907年，孙中山离日赴西贡、河内，领导西南边境地区的起义，梅屋协助筹集军费。1911年武昌起义后，他积极参加与日本声援辛亥革命的友邻会活动。为缓解前线缺乏医护人员的情况，友邻会决定派遣医疗队奔赴中国，梅屋庄吉积极承担组建医疗队的任务，迅速组织了一支有6名医师、10名护士的医疗队，并由梅屋为医疗队提供一切费用。他还派遣摄影师奔赴武汉三镇，拍摄辛亥革命之纪录片。上海同盟会负责人陈其美曾致电梅屋：“武昌起义成功，恳请派遣萱野氏及(援助)资金。”⑥当黄兴电告萱野长知，义军急需大量炸药，正在筹款的梅屋庄吉得悉后，立即捐款116000日元。11月7日，他再次捐款17万日元。⑦梅屋庄吉是在家境中落的情况下提供捐款的，以致负债累累，被迫改组其所经营的公司，出让公司股票。他这种慷慨解囊、真诚援助辛亥革命的事迹，使中日两国的志士深受感动。1913年后，梅屋极力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协助创建航空学校及在山东组织讨袁军，还支持孙中山进行护法运动、国民党改组及在新时期进行的斗争。几十年来，作为实业家的梅屋庄吉，为孙中山的革命运动提供了一笔笔数目可观的资金。但他从来不要丝毫报酬，从不张扬，甘于寂寞，唯一关注的就是中国革命与孙中山的事业。1925年孙中山逝世时，梅屋悲痛欲绝，致电云：“中山先生为贵国革命之大恩人，亦实世界之伟人，今一朝长逝，洵为贵国之不幸亦东洋全体之不幸也。”⑧为使人们永远缅怀中山先生，梅屋克服种种困难与阻挠，出资为孙中山铸造四尊铜像，运抵中国。分别竖立于南京、广州、澳门。1934年梅屋庄吉病逝，临终前给亲友留下“吾人为中国革命所作之一切，均是为恪守与孙中山之盟约”，“与此有关之日记、书信等，概勿外传”的遗嘱。⑨
梅屋的家属根据这一遗嘱，将有关支持孙中山事业的资料秘藏近40年，以至后人对梅屋庄吉一直缺乏了解。直至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才由其女儿于1973年将这批珍贵的史料公开。于是中日两国有关学者陆续开始研究梅屋庄吉，俞辛焞、熊沛彪所编著的《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夫妇》即是其中之一。书中有一段关于辛亥革命时期梅屋印制军票的论述，要比柏文的引述更为具体：“革命爆发后需印制军票，以缓和资金匮乏的局面。梅屋庄吉受陈其美委托，出资在新宿石田印刷所印制了面额为五元的军票共二百五十万元，这是革命军印制的第一批军票，当时在革命军管辖地使用过。”⑩
该书的作者在“后记”中称：在写作过程中“吸收了日本作家车田让治先生以传记文学体裁写的《国父孙文与梅屋庄吉——献身于中国的一位日本人的生涯》一书的部分成果”。而根据“注释”可知，上述一段关于制作军票的引文即是取材于车田让治一书。车田让治原书关于制作军票的内容究竟如何，值得追根寻源。经过一番努力，终于通过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马红娟女士，找到了车田让治的日文原著，并由马女士将书中有关内容译成中文。现引录如下：“庄吉受陈其美的委托，印制革命军的军票。军票的正面，中央画有交叉着的青天白日旗和革命旗，上部印刷‘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下部印刷金额，右侧印‘同盟会本部发行’，左侧印刷发行年度‘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军票的背面，印刷有发行‘要则’五条，书中还引录了其中两条：‘新政府成立后，持有此凭单者可向新政府银行照数取换国币’；‘新政府成立后持有此凭单者在本国无论何处均可通用’。军票的设计图案如上所述。虽然决定发行五元、十元、五十元、百元的军票四种，但是首先决定发行五元的军票。庄吉让东京新宿的石田印刷所印制，然后把二百五十万元的军票，带给上海的陈其美，这是中华革命军发行的第一号军票。”[11]
车田让治原著中有关梅屋庄吉印制军票的内容的确比较全面具体，说明他掌握了第一手资料。首先，所印制的军票即为“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已是确定无疑。书中不仅仔细描述了军票正面的文字、图案，还引录了背面的有关“要则”，和“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完全相符。这要比仅凭“中华革命军第一号军票”、“革命军印制的第一批军票”之类抽象结论来进行猜测可靠得多。其次，该军票的印刷地点更加具体。以往仅凭同盟会本部设于东京，从而认定是在日本所印，如今有了具体的印刷厂家，即东京新宿石田印刷所。第三，还点明了所印军票的面值和总额。根据凭单背面的发行“要则”，应有百元、五十元、十元、五元四种，但最后决定首先发行五元的军票，因而其他三种面值并未印制。这也是迄今所见‘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都为五元面值，其他面值虽见于“要则”却一直毫无踪影的原因。这批军票总额为250万元，则应有面值五元的义饷凭单50万张。如果作为接济各地义军军需，向革命军发放军饷之用途，当亦不是一笔小数目，在革命军管辖地使用，确可缓和资金匮乏的局面。这批由梅屋庄吉出资印制的“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乃是这位国际友人对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又一项具体贡献，其真诚无私的情谊，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史上光辉的一页。
三、关于义饷凭单发行问题的探讨
虽然有些学者曾断言：义饷凭单“当时在革命军管辖地使用过”，但由于所见义饷凭单五元券均为未加盖印章的样票，而盖有印章正式流通使用的义饷凭单迄今尚未发现，所以，该义饷凭单究竟是否使用过。如果曾使用的话，究竟是在革命军的何处辖地使用，尚需要继续进行查考。
先看《辛亥革命在广西图片集》中的义饷凭单五元券图片，它能不能作为广西曾使用过义饷凭单的依据呢?查该图片列于英法文百元军债券之后，其说明文字称：“同盟会用中文发行的中华革命军义饷单，分百元、五十元、拾元、五元四种，票上写明，革命胜利后可持票向新政府兑换国币。”可见图片集编者并不知道此种义饷凭单仅此五元面值一种。而且该五元面值之义饷凭单亦属尚未加盖印章的票样，因此，并不能说明辛亥革命时期它曾在广西地区发行使用过。
由于车田让治的著作中讲明梅屋庄吉印制革命军的军票是“受陈其美的委托”，还说印成之后“带给上海的陈其美”，因此，辛亥革命时期曾任沪军都督的陈其美是查找义饷凭单发行情况的一个关键人物。可是，笔者仔细查阅了《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陈英士纪年》、《陈英士评传》等有关史料，却找不到有关义饷凭单的任何线索。或许，沪军都督陈其美曾有过将义饷凭单作为解决军饷问题的计划，但后来，设立了由军政府“负其完全责任”的中华银行，印发了有五角、一元、五元、十元四种面值的“中华民国军用钞票”，为了树立其威信，陈其美一再晓谕：“所发各种钞票，务须一律通用。”[12]由于“中华民国军用钞票”起到了“救市面之恐慌、济军旅之饷糈”的作用，不另外再将义饷凭单作为军饷来发放也就可以理解了。当然，这仅是一种猜测而已。
由于陈其美只是同盟会中部总会庶务，而义饷凭单乃是以“同盟会本部”名义印制的。同盟会本部由日本东京内迁上海后，曾于1911年12月24日在《民立报》发表宣言，指出革命形势发展迅速：“朔风变楚，天下响应，智勇之师，其会如林，旬月之间，戡定东南大局。”但“元凶尚在，中夏未清”，故应“长驱河朔，犁庭扫穴，以复我旧邦，建立民国”。因此，即使沪军都督陈其美没有发行义饷凭单，也不能排除由同盟会本部在革命军的其他管辖地区曾经发行过。
最近，笔者查阅到一份1937年1月2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债务调查委员会向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债司提供的《革命债券种类表》，其中兴中会、同盟会时期及光复时期的筹饷债券、军用钞票达50种，诸如中华革命军军需凭据、同盟会统筹部出纳课收据、中华民国金币票、中华民国军用钞票、军事用票、中华民国军需公债等等均在其中，却唯独不见“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出现这种情况有多种可能，也许是义饷凭单的持有者未向调查委员会登记；也许是所发行的义饷凭单的持有者已向新政府银行换取了国币；也许是这些义饷凭单由于形势发展迅速、情况变化太快等原因，未能发行。笔者认为，后一种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下面不妨作些具体分析。
早年同盟会在南方数省发动的起义，均为此伏彼起，比较分散，因而可以集中人力、财力投入其中。而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响应，仅独立省份就达14个，如果各地义军都要接济，显然力不从心。实际上，各地军政府主要还是自己设法解决财政困难，印发军用钞票以充军饷亦是办法之一。除沪军都督以中华银行名义发行中华民国军用钞票外，还有浙江军政府军用票、陕西秦陇复汉军军用银票、山西大汉银行军用票、大汉四川军政府军用银票、湖北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军用小票等等。再继续提供同属军用钞票的“义饷凭单”似无必要。顺便提一下，早在武昌起义之前，就已由起义总指挥部印制了一批有双龙及十八星图案的中国中华银行钞票。由于秘密机关不慎暴露，结果这批原准备在起义胜利后发行的军用钞票被搜抄，未能投入流通。[13]但将其称为“革命军印制的第一批军票”或“第一号军票”，应该比“义饷凭单”更为合适。
早年同盟会在南方数省发动起义，多以孙中山提议的青天白日旗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标识。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北军政府首先使用铁血十八星旗为革命军旗，湖南、江西等响应起义的地区亦采用该旗。上海、江浙、南京等地光复时，则使用五色旗。大汉四川军政府还使用了汉字旗。只有广东、广西等南方地区继续以青天白日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标识。[14]由于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同盟会陷于组织上局部分裂和涣散状态，而辛亥革命时期旗帜使用上的不统一，即为一例。
武昌起义后，加入到反清行列中来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为与同盟会争夺领导权，遂散布同盟会想“大执政权”建立“家天下”的流言。刊于《民立报》的同盟会本部宣言对该流言进行了批驳，称这是“心有所蔽，故言失其道”，“是妄事情贰，用事谣喙”。此时如果以同盟会本部名义发行印有鲜明同盟会旗帜图案的义饷凭单，而且该凭单在新政府成立后可向新政府银行兑换国币，岂不是正好给那些攻击同盟会“执政权而家天下”的人提供了把柄?为了取得立宪派、旧官僚的合作，同盟会本部宣言还表白说：革命党人将于“功成事遂”之后引退，“散处朝市，或悠悠林野，各得其所，不闻有私政之事”。[15]有此指导思想，后来出现与袁世凯的妥协，也就不奇怪了。
孙中山自国外返抵上海后，曾召集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改订同盟会暂行章程。但这次会议并未能根本改变同盟会“意见不相统属”的状况。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同盟会本部从上海迁至南京，随后，同盟会的活动亦由秘密转为公开。惟此时组织北伐、接济各地义军军需乃是临时政府的职责，没有必要由同盟会本部出面来发行义饷凭单了。
前文曾提到，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虽保存有一份五元义饷凭单，但并无该凭单之印刷机构、发行月日及其他任何佐证资料。由于根据梅屋庄吉的遗嘱，有关他支持孙中山事业的资料被长期秘藏，因此该委员会不掌握义饷凭单的印刷机构可以理解。至于该委员会没有义饷凭单在国内发行的任何资料，则不妨从该凭单并未正式发行的角度来解释了。
总之，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极有可能在国内并未正式发行。除非有加盖图章流通使用过的义饷凭单实物、以及关于发行与回收该凭单的历史资料之发现，方能证实义饷凭单的确曾经发行过。
注释：
①《辛亥革命在广西图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页。
②《辛亥革命时期货币》，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8~30页。
③《百草集》上编，亚洲钱币学会出版社，1999年，第491页。
④《孙中山辞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68页。
⑤⑧《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65、167页。
⑥《细说孙中山》，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20页。
⑦⑨⑩《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夫妇》，中华书局，1991年，第51、129、52页。
[11]车田让治：《国父孙文与梅屋庄吉——献身于中国的一位日本人的生涯》，日本六兴出版社，昭和50年，第228~229页。
[12]载上海《民立报》，1911年11月29日。
[13]《辛亥革命首义之地军用钞票试考》，《中国钱币》2001年第3期，第46~47页。
[14]郑仁杰《辛亥革命时期的军旗》，《中华集币会刊》2000年总第5期，第86~90页。
[15]《孙中山的历程》(增订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547~549页。
(责任编辑 高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