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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开发土地可能产生的税收，被预算计入对基层政府的财政考核任务；乡镇、街道政府负责人的主要精力不是服务民众与企业，而是越俎代庖去收税；政府收税不择手段，包括向外引税、向企业收过头税、向干部借款……湖南省醴陵市出现的上述“怪事”，暴露了基层财政“注水”给当地经济社会带来的巨大伤害。
“高指标”逼出不择手段收税
湖南省醴陵隶属株洲市，地处湖南东部，是以陶瓷、花炮为支柱产业的县级市。最近，当记者在醴陵市见到西山街道办事处党委书记程高翔时，他坦言现在最头痛的工作难题，是如何偿还近几年不断给财政“注水”而欠下的债务。
他告诉记者，前些年，市政府下达给街道办事处的税收指标节节升高，2012年的税收任务是6000多万元，2013年超过1亿元。为了给高指标任务找一个说法，上级部门甚至把街道办事处辖区未开发的土地，在将来可能开发产生的税收，都预算了进去。
为了完成高指标任务，醴陵市的基层政府可谓绞尽脑汁。一位乡党委书记介绍，近年来他所在乡承担上级下达的税收任务和实际税源，总要相差数百万元。如2012年，承担税收任务4500多万元，可摸底的实际税源为4060万元；2013年，承担税收任务5600余万元，实际税源是4700万元。
于是各种在当地习以为常的“歪招”就出现了。以这个乡为例，一是向外“引税”，但镇财政要付出20%左右的成本，支付给穿针引线帮助引税的中介人以及税收提供者。此成本只能由乡镇财政来承担，形成乡镇债务。二是本地企业垫付，实际就是寅吃卯粮，动员企业提前交税。三是向干部集资，由乡镇财政向乡干部打借条借款，再择机归还。该乡党委书记本人就累计借款过万元。
每年年底使出各种手段完成税收任务之后，就迎来新的一年。这位乡党委书记自嘲，按中国的传统，人们向来喜欢说“开门红”，而他常对乡镇干部说，我们乡政府没有“开门红”，因为新年一开始就要面临归还干部集资款、企业预交了税款后无税可交的税收拮据局面，只有“开门愁”。
企业也是叫苦不迭。醴陵市一家陶瓷企业财务总监说，以前政府要求企业在年底提前预缴税收，有时候甚至分季度提前预缴，规模大点的企业一般都要预缴100万元以上。实际上，到了年底，企业的流动资金都很紧张，但是为了不得罪政府，不得不预缴。“有一次我们在2012年就把2014年部分税种的税预缴了。”
片面追求“政绩”诱发急功近利
在基层政府和企业苦不堪言的同时，醴陵市的财政收入“捷報频传”，指标增长曲线一路强势上扬。从2007年到2012年的5年时间，醴陵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了2.6倍，年均增长29.3%。2010年，全市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幅甚至超过50%，远远大于经济总量的增幅，超出了基层实际承受的能力。
接受采访的醴陵市基层干部认为，出现这些怪现象最根本的原因，是醴陵市有的领导干部不顾实际情况，一味地追求增长高指标，急于后发赶超，片面追求政绩。
近年来，财政收入尤其是地方可支配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相对GDP等经济指标而言，在一些地方眼中“含金量”更大、公信度更高，成为上级政府重点考核的重要指标。正是得益于财政收入等指标的高增长，醴陵近年跻身国内一家经济研究机构评定的“全国百强县”，也成了湖南政府部门评定排在全省“前四强”的经济强县。
为了完成急功近利的高指标，醴陵市对基层政府实施“高压”手段。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和政府职能部门分工，收税的职责与权力应该是国税、地税这两个税务部门，但由于两个部门垂直管理，为了保证税收任务能够完成，醴陵市把税收征管的任务直接下给了乡镇政府，基层税务人员虽然也有本部门下达的任务，但税收征管的实际压力，已经转嫁给了乡镇政府。
醴陵基层干部诉苦说：“地税部门一个税收专干，可以向我们乡镇党委书记、镇长作指示，发号施令，我们成了他们的‘小媳妇’。”
高压态势下，税收超过安全生产、社会稳定，成了醴陵基层干部压力最大的工作职责，与政绩考核、经济奖罚挂钩，直接影响升迁。在这种考核体系下，几乎没有谁敢不完成任务。本该用于服务民众、发展经济的精力与时间，被挪用于完成税收任务。“年中过半”“年底冲刺”，这些话成了当地基层干部完成税收任务的口头禅。一位街道办事处党委书记告诉记者，2013年他已经做好打算，“实在顶不住了，只有辞职走人”。
如今需防外地来“引税”“买税”
面对基层的叫苦之声，在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2013年，醴陵市年初制定的财政收入目标仍然向上攀升，达到41.7亿元。好在随着当年市委领导班子的更替，事情出现了转机。
2013年9月，醴陵市人大举行会议，将财政预算收入目标调减为36.41亿元，这是近20年来市人大第一次调减预算收入目标，且幅度超过5亿元。“作出这个决策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醴陵市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廖军说，市委、市政府承受了考核的压力、评比的压力，还有舆论的压力。
财政预算收入调减之后，醴陵市想方设法“节流”“开源”，一是进一步降低行政成本，二是调减了一批一般性支出项目，三是加强对企业偷税漏税的稽查。醴陵市财政局局长陈建球认为这是“理性的选择”，是醴陵经济发展水平的真实体现，“过高的增速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
调减不切实际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在醴陵各界引发极大反响。醴陵陶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李经文说，从2013年第四季度开始，他所在的企业就没有再被要求预缴税收了，现在都是按时缴税。“这件事做得好，减轻了企业不少负担。”廖军反映，今年年初醴陵市举行人大会议，很多企业界的代表认为，不逼迫企业缴“过头税”，是“政府做的大好事”。
基层干部更是欢欣鼓舞。“压在我们头上的大山搬掉了”，西山街道办事处党委书记程高翔如释重负地对记者说，取消不切实际的财政收入高指标，“这是真正的实事求是、正本清源，为地方发展挤出去了‘水分’，从而解放了干部，让他们真正有精力去服务民生，服务企业”。
据记者调查，高指标逼迫下诱发的各种征税怪象，不仅仅发生在醴陵，国内不少地区也都存在。对这种急功近利、祸患无穷的做法，一些县市近年来已经纠正，有的正在纠正之中，但还有的地方仍然持续上演。正因为如此，醴陵的干部都明白，如今再不干“引税”“买税”的事情，但也要想方设法守护住本地的税源，防止外地县市前来“引税”“买税”。
“高指标”逼出不择手段收税
湖南省醴陵隶属株洲市，地处湖南东部，是以陶瓷、花炮为支柱产业的县级市。最近，当记者在醴陵市见到西山街道办事处党委书记程高翔时，他坦言现在最头痛的工作难题，是如何偿还近几年不断给财政“注水”而欠下的债务。
他告诉记者，前些年，市政府下达给街道办事处的税收指标节节升高，2012年的税收任务是6000多万元，2013年超过1亿元。为了给高指标任务找一个说法，上级部门甚至把街道办事处辖区未开发的土地，在将来可能开发产生的税收，都预算了进去。
为了完成高指标任务，醴陵市的基层政府可谓绞尽脑汁。一位乡党委书记介绍，近年来他所在乡承担上级下达的税收任务和实际税源，总要相差数百万元。如2012年，承担税收任务4500多万元，可摸底的实际税源为4060万元；2013年，承担税收任务5600余万元，实际税源是4700万元。
于是各种在当地习以为常的“歪招”就出现了。以这个乡为例，一是向外“引税”，但镇财政要付出20%左右的成本，支付给穿针引线帮助引税的中介人以及税收提供者。此成本只能由乡镇财政来承担，形成乡镇债务。二是本地企业垫付，实际就是寅吃卯粮，动员企业提前交税。三是向干部集资，由乡镇财政向乡干部打借条借款，再择机归还。该乡党委书记本人就累计借款过万元。
每年年底使出各种手段完成税收任务之后，就迎来新的一年。这位乡党委书记自嘲，按中国的传统，人们向来喜欢说“开门红”，而他常对乡镇干部说，我们乡政府没有“开门红”，因为新年一开始就要面临归还干部集资款、企业预交了税款后无税可交的税收拮据局面，只有“开门愁”。
企业也是叫苦不迭。醴陵市一家陶瓷企业财务总监说，以前政府要求企业在年底提前预缴税收，有时候甚至分季度提前预缴，规模大点的企业一般都要预缴100万元以上。实际上，到了年底，企业的流动资金都很紧张，但是为了不得罪政府，不得不预缴。“有一次我们在2012年就把2014年部分税种的税预缴了。”
片面追求“政绩”诱发急功近利
在基层政府和企业苦不堪言的同时，醴陵市的财政收入“捷報频传”，指标增长曲线一路强势上扬。从2007年到2012年的5年时间，醴陵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了2.6倍，年均增长29.3%。2010年，全市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幅甚至超过50%，远远大于经济总量的增幅，超出了基层实际承受的能力。
接受采访的醴陵市基层干部认为，出现这些怪现象最根本的原因，是醴陵市有的领导干部不顾实际情况，一味地追求增长高指标，急于后发赶超，片面追求政绩。
近年来，财政收入尤其是地方可支配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相对GDP等经济指标而言，在一些地方眼中“含金量”更大、公信度更高，成为上级政府重点考核的重要指标。正是得益于财政收入等指标的高增长，醴陵近年跻身国内一家经济研究机构评定的“全国百强县”，也成了湖南政府部门评定排在全省“前四强”的经济强县。
为了完成急功近利的高指标，醴陵市对基层政府实施“高压”手段。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和政府职能部门分工，收税的职责与权力应该是国税、地税这两个税务部门，但由于两个部门垂直管理，为了保证税收任务能够完成，醴陵市把税收征管的任务直接下给了乡镇政府，基层税务人员虽然也有本部门下达的任务，但税收征管的实际压力，已经转嫁给了乡镇政府。
醴陵基层干部诉苦说：“地税部门一个税收专干，可以向我们乡镇党委书记、镇长作指示，发号施令，我们成了他们的‘小媳妇’。”
高压态势下，税收超过安全生产、社会稳定，成了醴陵基层干部压力最大的工作职责，与政绩考核、经济奖罚挂钩，直接影响升迁。在这种考核体系下，几乎没有谁敢不完成任务。本该用于服务民众、发展经济的精力与时间，被挪用于完成税收任务。“年中过半”“年底冲刺”，这些话成了当地基层干部完成税收任务的口头禅。一位街道办事处党委书记告诉记者，2013年他已经做好打算，“实在顶不住了，只有辞职走人”。
如今需防外地来“引税”“买税”
面对基层的叫苦之声，在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2013年，醴陵市年初制定的财政收入目标仍然向上攀升，达到41.7亿元。好在随着当年市委领导班子的更替，事情出现了转机。
2013年9月，醴陵市人大举行会议，将财政预算收入目标调减为36.41亿元，这是近20年来市人大第一次调减预算收入目标，且幅度超过5亿元。“作出这个决策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醴陵市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廖军说，市委、市政府承受了考核的压力、评比的压力，还有舆论的压力。
财政预算收入调减之后，醴陵市想方设法“节流”“开源”，一是进一步降低行政成本，二是调减了一批一般性支出项目，三是加强对企业偷税漏税的稽查。醴陵市财政局局长陈建球认为这是“理性的选择”，是醴陵经济发展水平的真实体现，“过高的增速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
调减不切实际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在醴陵各界引发极大反响。醴陵陶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李经文说，从2013年第四季度开始，他所在的企业就没有再被要求预缴税收了，现在都是按时缴税。“这件事做得好，减轻了企业不少负担。”廖军反映，今年年初醴陵市举行人大会议，很多企业界的代表认为，不逼迫企业缴“过头税”，是“政府做的大好事”。
基层干部更是欢欣鼓舞。“压在我们头上的大山搬掉了”，西山街道办事处党委书记程高翔如释重负地对记者说，取消不切实际的财政收入高指标，“这是真正的实事求是、正本清源，为地方发展挤出去了‘水分’，从而解放了干部，让他们真正有精力去服务民生，服务企业”。
据记者调查，高指标逼迫下诱发的各种征税怪象，不仅仅发生在醴陵，国内不少地区也都存在。对这种急功近利、祸患无穷的做法，一些县市近年来已经纠正，有的正在纠正之中，但还有的地方仍然持续上演。正因为如此，醴陵的干部都明白，如今再不干“引税”“买税”的事情，但也要想方设法守护住本地的税源，防止外地县市前来“引税”“买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