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昭通男子李昌奎奸杀19岁少女王家飞后，又将其弟弟摔死，云南省昭通市中级法院判处李昌奎死刑。3月4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后改判死刑缓期执行。近日，该判决最终引发一场轰动全国的舆论风暴，并被称为“赛家鑫”案（赛过药家鑫）。
　　
　　法律信任危机
　　南山大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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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近年来一系列“葫芦僧乱判糊涂案”的事件，我隐隐约约感到法律威慑力的逐步丧失，也愈来愈感觉到老百姓继“官员信任危机、商业信任危机和食品安全信任危机”之后，再次对中国的法律也产生了信任危机，全面的信任危机非常可怕。
　　再回到云南“李昌奎案”的讨论上来，到目前为止，我仍然不愿意试图用“无知”之外的某种利益因素来理解云南省高院的部分法官，云南高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离谱的解释，原因是完全出在法官身上，还是全国人大和最高院对于死刑适用的司法解释上存在误导，或者说存在有过多的外延空间？
　　如果同样性质的案件在适用法律时出现“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话，说明《刑法》中有关死刑司法解释本身一定是存在重大问题的，司法解释不是戏剧，不能有太多的想象空间，更不能有可供法官任意利用的暗藏机关，司法解释的刚性应当与法律条文本身是一脉相承的，并且要让法律工作者和普通老百姓都能理解其要义。
　　药家鑫案的钢琴手能够诞生出“弹钢琴习惯性激情杀人”的辩护词，如果农民用锄头杀人是否会诞生出“劳动狂热习惯性激情杀人”的新词呢？
　　任何杀人者都有他的激情理由，决不会因为身份的贵贱、职业的不同和地位的高低有所不同。《刑法》判决不存在“理性”与“非理性”之分，法就是理，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规定，李昌奎的残忍和危害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如果李昌奎能得到死缓，那么将具有非常强的社会效仿性，仅凭认罪态度和赔款就能得到宽恕。
　　中国的普通老百姓近年来表现出越来越严重的信任危机，扩展的领域越来越广，整个社会呈现某种带有精神分裂性质的高度不信任，为什么？责任在哪里？
　　云南“李昌奎案”再一次给中国敲响了警钟：《刑法》绝不能成为橡皮泥，不管是对何种人、何种案件，脱离人民主流意识认同的任何西方化标新立异，都将给社会造成混乱，法律不是科技创新，并非越新越好，它需要伴随人民的认识水平和社会的发展进程渐进前行，不可搞海市蜃楼一样的所谓“良法”。
　　
　　评论：
　　田成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長）：这个国家需要冷静，这个民族需要冷静，这是一个宣泄情绪的社会，但这样的情绪对于国家法律而言，应冷静。我们不会因为大家都喊杀，而轻易草率地剥夺一个人的生命。社会需要更理智一些，绝不能以一种公众狂欢式的方法来判处一个人死刑，这是对法律的玷污。
　　
　　赵汀阳：如果一种法律无视人的心理、情感和精神，那就是反对人的法律。在最严格的意义上，只有受害人才有权宽恕罪犯。没有人可以不经同意就代表受害人去宽恕罪犯，围观者或者批评家没有权利替受害人决定宽恕罪犯，否则就是侵犯了受害人的人权。
　　
　　汤昕speakout：云南高院称李昌奎改判基于慎杀。我看了，觉得很有道理。但想说另一点。法律无外乎民情。很多国家已经不杀，但中国还做不到。因为老百姓还是觉得杀人偿命是天经地义。我觉得有99%的老百姓这么认为，这也是底层弱势群体对社会公义的最低的期盼。如果杀与不杀都在法律正义的范围，应考虑99%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