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李治臻要来深圳出差，头两天在QQ上给我留言，出发前又特意打电话，说这回哥俩一定要安排时间一聚。
一
李治臻要来深圳出差，头两天在QQ上给我留言，出发前又特意打电话，说这回哥俩一定要安排时间一聚。我是半个闲人，时间不是问题，可因为他的迫切“求见”，心里打起了嘀咕：莫不是这家伙有什么事情得用上我？如今我最怕的就是有人要“帮忙”，淡出江湖太久，人脉龟裂，资源萎缩，使不上什么劲了。我也是俗人一个，没人理你时蛋痛，一旦有求，便爱摆点谱。在电话里，我故意装出日理万机的样子说，尽量安排时间，到时看忙得怎么样吧！“我也挺想见你的。”尽管深圳人的冷漠早已出名，修饰一下也是必要的。
在公司，我已经被置于边缘人群，不再是骨干了，属于闲岗闲职，平日里除了早早溜回家弄家务，能有多忙呢？接电话的时候，妻子正贴了面膜在旁边削苹果，划拉着水果刀朝我做了个鬼脸。她是认识这个李博士的，觉得我如此敷衍他有点不应该。放下电话我不禁也为自己的自作多情笑了起来，是啊，博士来深圳，弄的无非就是他那个口述史工程，这活计能有用得上我的地方？
李治臻现在是广州一个省属文化研究机构的研究员，还是个部门负责人。听说他们最近承接了一个政协系统牵头的“口述史”撰写、拍摄项目，工程很大，要弄一套书、一套影音资料。条件许可的要考虑做纪录片，整个工程涉及很多老人、老地方、老故事。其中有几个选题是关于深圳特区建立早期事件的，因此他往这边跑的机会多了起来，头几次是大队人马过来，他没有约我见面，只在QQ上发了几张图片，表示来过深圳，“王七到此一游”。
李治臻比我小两岁，说起他话还真就扯长了。十八年前，李治臻从粤东大学的政法学院毕业，应聘到东莞一个律师事务所做见习生，也就是为所里的挂牌律师打下手那种。律师们挂名接案子，实际上具体的事情都是那些所谓的实习生、助理、文员们在干、在跑。当年我在深圳关外的一家杂志社做编辑，按理说跟李治臻身处两地，职业又各不相同，要产生瓜葛的概率实在太小。然而，两个毫无关联的人，却以“不打不相识”的传统俗套成了朋友，一交往就是十八年。
其时，一个自称是我的“哥们”的湖南籍打工仔胡建设跑到东莞，刺杀一个发廊小姐，犯下命案。进入审判程序时，有关方面为他聘请了援助律师。律师带的见习生，也就是李治臻，专程到深圳找我了解与他们的当事人交往的情况，记得总共来了五次。当年从东莞到深圳，高速公路没通，城际大巴因抢客经常互殴，两地往来只能坐破烂的中巴坎坷曲折往返107国道，倒霉的话，半途遇上抢劫、卖猪仔是常事。当时我实在难于理解一个初人社会的政法学院学生对法律的信仰，也不尊重一个见习生的刻苦，而是摆出了一个热门刊物编辑的些许傲慢，也因为自己对那个即将走上审判台的所谓的“哥们”厌烦透顶了，冷落了他的援助者。甚至李治臻代当事人恳求我前往东莞法院旁听案件审理，我都一口拒绝。
后来，我们有了交往，渐渐成了朋友，某一次酒后旧事重提，互相就这事表示检讨、谅解。李治臻说当时不应该如此频繁造访我，这是缺乏经验，方法不对头，搞得我心理上接受不了，好像这个凶杀案跟我有牵连似的。经他这么一说，我倒也感到内疚起来，检讨自己的确不应该冷落一个敬业的见习生，至少是不礼貌的。很多年以后，每当看到类似的案件报道，我甚至会联想：假如当初我配合一点，给李治臻更多的信息支持，说不定能够免除那个家伙一死——当然，那个叫胡建设的建筑工，到底判没判死刑，我们都不得而知。因为后来此案审理出现波折，没有如期开庭，李治臻本人没再跟下去，也离开了事务所。
胡建设并不是我们的作者，仅仅是喜欢我们的杂志而找上门来的，按今天的流行叫法，叫“粉丝”。这个粉丝带给我的烦恼实在太多，同事们都笑我“遇上了一个劫匪”——抢劫你的时间，抢劫你的空间，也就是摊上个不断给你制造麻烦的人。这家伙后来离开深圳，跑到东莞行凶，令我不敢相信，我甚至也怀疑过其中的可能性，反复跟见习生李治臻表露过。当时我说，你要我相信胡建设杀了一只小鸭子，那勉强说得过去；要是说他杀了一个人，我真的难于置信。实际上，李治臻他们对胡建设的援助，不存在去证明他没有杀人，充其量就是证明其杀人另有隐情，在法律的天平上增加酌情的比重。他们找我，就是试图拼贴还原胡建设犯罪人格的成因。非常惭愧，当时我还不怀好意地取笑李治臻：“你这不是律师干了精神卫生学家的活嘛？”
没有等到见习期满，也没等到胡建设案开庭，李治臻就离开律师事务所，转了行，干上了离法律十万八千里的工作——电子器材业务员，而且很快有了自己的门店。我们的交往应该是从这个时期才算正式开始，我借去东莞采访、开会的机会，到李治臻的店里坐过几次，跟他喝过几次小酒，还歪打正着给他介绍成几单小业务。正当我以为这个放弃了满怀法治理想的青年才俊，从此会在他的商业王国里大展宏图的时候，他突然又不干了，转让了店子，投考广州一所大学的新闻传播研究生，而且一举考上。毕业后，李治臻在著名的南都报系跑了两三年记者，而后又继续考博，投师武汉大学某位名动全国的博导门下。李治臻的挪腾让我眼花缭乱，但也被他的刻苦求学精神所感动。记得他的博士研究方向还是个冷门专业，这就更让人刮目相看了。从东莞到广州，再到武汉，又返回广州，中途还短暂在北京、上海、澳门做过访问研究，李治臻都没有中断跟我的联系，从书信到电子邮件，再到手机、QQ，随着通讯工具的演变，我们的联系也变得寻常起来。由于专注于求学，李治臻的婚姻拖得比较晚，我女儿都上初中了，他才结的婚。我和妻子本来计划好前往广州参加他的婚礼，却因临时事务没去成，为此，我还特意烦劳广州的伯父帮我到酒店去给新人送了一束花和一个红包。
相比于李治臻人生轨道的大跨度、大跳跃，我这个当年被他羡慕的杂志编辑则要平稳、保守许多，甚至可以说是落伍，过着过着就没有激情了，就像蜡烛熄了火苗，连余温都快没有了。
我们的杂志是在一次声势浩大的期刊整顿中停刊的，令人措手不及。主管单位有两派意见，主张力保的一派认为这样一份刊物创办于深圳特区，为广大底层外来工伸张正义、保护权益，对庞大的劳务工群体给予文化关怀，坚持了那么多年，不应该砍掉，要作为一张文化名片保护下来。主张砍掉的一派比较强硬，意见也截然相反。他们认为，这个刊物原本是以扶持文学事业为主的，却以大量的版面去关注社会新闻，搞深度报道、卧底暗访什么的，做过头了，严重违反出版政策法规，必须撤销，不然乱套。作为一个单位，说关门就关门，不存在舍与不舍，因为单位是不懂得思维、没有感情的，而作为一群为理想而汇合的编辑们，则是一次沉痛的打击。要知道，我们在杂志社工作的时间都在五六年以上，把青春时代最好的光阴奉献给了它，不，如今只能说是牺牲，甚至说是葬送也不为过。七八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三位是在编的正式人员，撤销了杂志社，他们回到主办单位，因祸得福另行安排了好岗位，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则属于“户籍人员”，也就是说在杂志社卖命期间，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了深圳户口，但是尚没有入编，是个带户口的临时工，其他同事则纯粹是“外来工”身份。大家悲伤激愤了几天，像当初以杂志记者的名义去为求助的外来工们讨公道一样，找主管单位要说法，要补偿，扬言要去市里上访，结果更悲哀的是，被分别一做工作，也都不得不面对现实，不再坚持到底，卷起铺盖各奔东西了。 承蒙贵人推荐，我在区内一家带国企背景的集团公司呆了下来，苦干加巧干，逐步得到董事长赏识，担任了集团文化宣传班子的小头目，一干就是十几年。如今，从当年那个满怀激情南下深圳的毛头小伙子，变成了头发稀疏，肚腩暴突的中年老男人。离开编辑部那种读书编稿的生活模式，再经过十几年的企业政治的锻造，我承认自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跟“书生”世界越来越远。结婚成家，生小孩，买房置业，炒炒股票，和许多满怀热血闯深圳，最后混得越来越平庸的人一样，我的大量闲暇时间扑在喝酒应酬、麻将扑克之中。在平时的联系中，李治臻总是会习惯性地问：郭兄，最近读了什么书？还写些东西吗？问得我都麻木了，无以作答。
我和李治臻在不咸不淡中交往着，准确说来，越往后，越是李治臻在维护这段友谊，我则是被动应接。而这种剃头挑子一头热的交往，好像也就是为了提示当年那段特殊经历的存在，也似乎是为未来的一次巧合事件而做准备。
二
妻子最近换了部门，提升了职务，忙得不可开交，家务活基本上都扔给了我，让我成了不折不扣的“家庭煮男”。
妻子单位回收了一处物业，整栋写字楼，借给一个区直单位周转使用十多年，围墙门面和排水排污绿化设施等等破败不堪，需要进行修缮改造。通常这种工程太琐碎，造价预算也小气，单位不想公开招投标，又因为太没“项目”含量，那些正规的施工单位看不上眼，因此基本得仰仗那些游击队，也就是常说的小包工头。过去他们长期有“御用”的班底，可这回工头临时找不齐帮工，只好介绍了一个新班子顶替进来。偏偏我老婆又是新官上任，头一次管这个事，因此搞得特别忙。
“真是个活宝。”回到家，只要妻子张口一笑，我就知道接下来她要说的是刘工。刘工就是接他们活的包工头，湖南张家界人。开工不到一个星期，在我们家，这个叫刘维民的男人逐渐以一个传奇的形象确立起来，成为晚餐时分的谈资。孩子住校，周末才回来，一对夫妻回到家里，你看我我看你，不找点新鲜的话题，实在容易生闷。
这几年，我和妻子的角色不知不觉发生了互换。首先是我，由于长期伏案的缘故，腰椎和肩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考虑到身体治疗恢复的需要，公司调整了我的工作，名义上给我挂了个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协管一些无关紧要的杂务。熟悉企业政治的人都知道，其实这就是老油条被边缘化的开端。腰椎不争气是主因，而我最被领导诟病的就是身上的“暮气”，他们觉得即使我的腰椎不出问题，也看不到多少活力了。是啊，四十多岁的人，有点暮气也太正常不过了，何况我多少还曾经算个文化人呢，俗话说文人早衰嘛。实际上，这里面也有个客观左右主观的逻辑，我在这个企业呆了十几年，前后服务了两位董事长，公司上下都知道，算是两朝红人。现在上来的第三任，大刀阔斧搞他们的改革，而我也和所有老油条一样，没什么好处，有些摆老资格的心态。领导对我的特殊照顾，换个角度看，也是巧妙处置改革障碍。我在家的时间多了起来，从当日“主外”的角色退回到“主内”，除了揽下主要的家务，还亲历了辅导女儿中考的过程，把女儿送进了一所还算不错的寄宿制高中。
妻子的角色变换得有点玄乎，使她更加坚信人间的缘分是前生注定的。四年前她还是一个幼儿教师，某次代表街道幼教系统参加区里组织的“爱岗敬业”演讲比赛，与一位在区直机关工作的大姐相识，大姐直呼她是“前世的妹妹”，心疼得不得了。交往一段时间后，大姐硬是要她辞了职，离开她待了整整十五年的幼儿园，把她推荐到区机关事务系统主管的后勤服务公司，负责文体工作。“十五年来，我以为天底下只有幼儿园才是最适合我的地方。”跳槽没几天，妻子就发出感慨，意味着发现了比幼儿园更令她喜欢的工作。这个资深的幼儿教师没有辜负大姐的厚望，在成人的世界里也如鱼得水，连续两年替公司拿了几个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奖，极受赏识，慢慢进入中层干部的队列，今年刚被提拔为综管部经理，走到了前台。夫妻之间也来了个风水轮流转，我的能量枯萎了，而她的潜能正在得到开发。
“真有趣，这个刘维民，他那个嚼槟榔的劲头，简直就是死去活来的样子。”妻子第一次跟我提起这个湖南人，自己笑个不停，正在厨房烟熏火燎炒菜的我也被她幽默的描述逗笑了。
妻子每天得跟这个包工头打交道，盯进度，保质量，自然每天都带回一些关于他的笑料。这是她多年养成的习惯，以前在幼儿园里，每天带回来的笑料就是小朋友们尿床、磨牙、摔跤，常说常新，没有厌烦的时候，让我这个听众永葆童真的心。
“他不说，谁也看不出来，刘工竟然做过半年多和尚！”有一天晚饭时，妻子端起饭碗，带有几分神秘地说。刘维民自己说，十几年前他跑到闽南的一座寺庙，央求法师要剃度出家。法师没拒绝，也没答应，让他吃住下来，自己考验自己，到底做不做得到。结果呢，整整五个月，天天从早到晚打扫庭院，挑水劈柴，在斋堂吃素餐，刘维民终于没有战胜自己。法师就说，没关系，因缘不到，你还是出去找份工作，踏踏实实做事，挣钱孝敬父母吧，孝心就是菩提心……
“那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出家，更不能称为‘和尚’。”凭着对佛教常识的一知半解，我跟妻子解说起来。
我心下琢磨，这个刘维民看起来还真有点故事。
果然，过了几天，妻子说起了刘维民更传奇的一段经历：十八年前，他在东莞的建筑工地做工，因为他读过建筑职校，喜欢提意见，跟工头、工友相处得都不好，三天两头打架，要么他打别人，要么别人揍他。当年工作太难找，尽管人际关系差，他做别的不在行，也只能在建筑工地耗着。有一次他去邮局汇款，不小心把身份证丢了，没想被一个流浪汉捡到，酿下了人生的惨痛经历——那人捡到他的身份证，假冒名字也进了一个建筑工地，结束了流浪生涯。后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那家伙竟然窜到附近一个发廊，把里面的一个小姐杀了，连夜潜逃离开东莞。案发后，警方在全市的建筑工地展开大排查，于是，把身份证的真主人逮住了……
听到这里，我不禁笑了起来，从沙发上拿起当天的《深圳商报》，翻开第六版“国内新闻”，指了一个大标题给妻子看：“你就听他编吧，结果肯定是，真凶最后出现了，冤案平了反。”报上这个新闻讲的是浙江一个强奸杀人犯，入狱十二年后，真凶突然落网，结果平反昭雪，成为一个震动民间和司法界的大事件。 妻子浏览了一遍新闻，放下报纸，若有所思地问我：“难道刘维民看了今天的报纸，胡弄我们一下？”
“很难说。”
“我看不像，这种起死回生的离奇冤案现在逐渐才有曝光，而他说的是十几年前的事，有鼻子有眼的。”妻子道。刘维民对他们说，当初他被警方抓到后，想想自己混得那么惨，如今又摊上倒霉事，一千张嘴巴也说不清楚，干脆将错就错，把案子认了下来，心想最好判死刑，枪毙算了，自己在世上活一回，也总算有了个贡献——至少能让那个冒名兄弟活下来……可令他意外的是，公安就要结束调查，定案送检的时候，真正的凶手自己投案来了！原来，这家伙潜逃在外，从一张过期的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说广东的东莞市发生一起故意杀害发廊小姐的案件，湖南籍犯罪嫌疑人刘维民落网归案。那人把报纸带在身上，每天看几十遍，终于敌不过良心的谴责，坐了火车，回到东莞自首。
“结果刘工刘维民无罪释放，看破凡尘，试图遁入空门？”我像个推理高手，在这个前幼儿教师面前卖弄起来。
妻子跟孩子们讲了整整十五年的童话故事，对大千世界里所有美好的、悲伤的事物有她独特的处理视角，她不会随便认同我的推理，似乎不愿意参与对一个人的命运的揣摩，她只是想讲述刘工的有趣、好玩，她也许觉得我这种推理多少有些嘲弄的味道。
实际上，我非但没有嘲弄的意思，反而颇受感动。我觉得这个江湖上沉浮混迹过来的刘维民，在命运的玩笑面前，还是有点血性的。当然，这一切必须以他所述事件的真实性为前提。可谁知道呢？有些跑江湖的家伙就喜欢在女人面前杜撰点东西，把自己粉饰成侠客似的。
“仅仅用了八天，就把整个外墙弄好了，该铲的铲掉，该补的补上，贴瓷砖的功夫不低。”都说女人的心是敏感的，我妻子也不例外，也许是为了缓和我的感受，她有两天没讲刘维民的传奇经历，而是夸他们这个“游击队”的效率，简直就是庆幸找到了一个万能的帮手，仿佛回到了她的小朋友们中间，为他们手中越搭越漂亮的积木喝彩，“我们老总喜欢这类小工班的原因就是他们灵活、负责，说干就干，没什么二话。”
可是，妻子不讲，我熬不住了，创造话题诱惑她讲刘维民的传奇。
“你以为我天天去听他吹牛啊？你知道人家愿不愿意讲呢？”妻子不知道是生气了，还是有意吊我胃口。
我不是个特别好奇的人，何况是一个男人听妻子讲另外一个男人的故事，这种好奇心谁也不会有。说老实话，我没有吃醋的意思，也非蓄意刺探，而是因为这个湖南包工头使我想起了一个遥远了的人——胡建设。他们身上有许多元素是重叠的，比如：湖南人、十八年前、东莞、建筑工地、刺杀发廊小姐……
“如此有趣的一个人，肯定也长得特别有趣吧？”我故意逗妻子。我甚至产生了一个幻觉，刘维民就是那个胡建设。
“脸黑、秃顶、将军肚，”妻子扳着指头数道，“你在街上看到哪个像搞建筑的小包工头，刘维民就像那个人。”
见我突然专注起刘维民，妻子警惕起来：“这个工班是老总自己联系的，我只是负责日常的对接，清清白白，你可别胡思乱想！”
妻子的情绪出现反弹了，我当然也就暂时打住，不敢太过于当真。何况，胡建设按理已经百分之百伏法偿命了，跟活着的刘维民哪来半点关系。但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一连几个晚上，我都梦见了胡建设，这个在十八年前出现和消失的人。梦境一个晚上比一个晚上清晰，一梦醒来，仿佛就发生在刚才。
恰巧这时李治臻从广州来了深圳，在南山区一个酒店住了下来。这里是深圳改革开放“第一炮”点燃的地方，他作为一个“口述史”项目的执行人，被安排在这里落脚，显然有接待方的良苦用心。南山离我家不远，但是我没有急于与他见面。我说这几天有急事，忙完再好好聚一聚。李治臻说，那好，反正他也要呆上十天半月，开头几天要忙采访，有五六个座谈会要开，还要排期等待拜访一个95岁的改革元老。“咱们兄弟迟几天见面也可以。”李治臻说。
一天晚上，都快十二点了，李治臻给我发来一条手机短信：“兄长好，刚带队结束采访回到酒店。经过几天来的采访座谈，我越来越觉得，我们做这个“口述史”的项目，要深度还原、抢救一个城市的发展史，光有大人物、大事件是不全面，也不准确的。我已把当年“胡建设案”列入了选题计划，完全可以做成一个标本。期待这次能够得到兄的支持，见面详谈。晚安！”
一连几天梦见胡建设我没有受到惊吓，深夜收到李治臻的短信，才出了一身冷汗。俗话说，活人吓活人才会吓死人。天哪，这些天里，勾起胡建设的记忆的，原来不是刘维民，而是李治臻，是他要翻找胡建设，先在我这里投影出来！
莫非这个李博士懂什么符咒？盯着手机屏幕，我感到脊背凉凉的。
三
时隔那么些年头，我都想不起来了，当年刚来深圳，是凭什么打动《港湾》主编的，让她几乎没有犹豫就让我做了编辑。我在这里一呆就是七个年头，经历了杂志由鼎盛到式微，最终遭遇整顿、停刊解散的全过程，许许多多的事件让我经久难忘。
在《港湾》做编辑，改稿、编稿实际上花不了多少时间，我们工作的重心在联系接待方面。所谓的“联系接待”，就是与平日里上门的读者、作者打交道，也包括编辑人员深入工业区出租屋的走访。可以说，这些分布在星罗棋布的电子厂服装厂塑胶厂印刷厂的打工者，就是深圳辉煌外表下最底层的人们，也是《港湾》杂志面向的作者和读者群。我们几位二十出头的同事很快进入了角色，工作生活浑然一体。
胡建设是我来到编辑部工作半年后出现的。
因为马路两边种的都是玉兰树，编辑部所在的建安路又被叫做玉兰街。一到三四月间，一树一树的玉兰花开了，不论白天还是夜晚，许多市民蜂拥而至，徜徉在花香和绿荫里。对于另外一个层面的人们来说，与“建安路”关联的不是玉兰，而是那栋只有五层高的“文化大楼”——大楼里有一本专门面向打工阶层的杂志《港湾》。不是吹牛，《港湾》在工厂林立的深圳和东莞周边地区颇有市场，大大小小的书店都抢着卖，它的鼎盛时期，这栋并不抢眼的建筑，很大程度上就成了劳工群体的一个精神领地。每天都会有那么几拨打工仔打工妹寻访到编辑部，他们或带来自己创作的稿件，请编辑指点修改；或来投诉劳资矛盾、不公遭遇，希望编辑部能够派人采访；也有的仅仅就是为了与某个编辑见个面，水也不喝一口就心满意足地回去了。 建安路上的玉兰争相怒放，办公室的门每被推开一次，就有一股花香灌进来。我们的主编是个温文尔雅的大姐，十数年如一日，每天早上出门前要喷洒点香水，但每到建安路的玉兰花季，她必定停用香水，不忍浪费了这自然的气味。
那天上午，一个中年男子推开办公室的门，探头就问：“郭老师在吗？”随着声音扑进来的是一股玉兰花香，不过，很快被他身上带来的酸腐味混杂、掩盖，同事们纷纷抬头看着他。
“我叫胡建设，叫我老胡就可以了。”正是阳春三月，站在我眼前的胡建设却像从霜冻中拔出来似的，杂草般缠绕着嘴唇的胡须一根根透着寒气。
事后有同事说，第一眼看去，这人身上带着一股杀气和凶光。然而我没这个感觉，也许平时来找我的人太多类似，都是些遇上劳资纠纷，或其他被宰挨骗的事找我求助投诉的人，他们首先是遭遇了社会的杀机，才会反映在卑微的身上。我接触多了，也显得麻木了。
胡建设须发乱糟糟的，吐字迟滞，目光游移，显得有些局促。他身上的酸腐气味让人心生恶感，也不知到底多少天没有冲凉换衣。
编辑部场地逼仄，只隔了个豆腐格子做接待区，我示意胡建设在沙发上坐下来，转身给他倒水。我把水倒好，他仍站在原地，似乎有所顾虑而不敢坐下。我放下水杯，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才坐下来，准确说也只是坐了半边屁股。坐下后，他并没有开口说话，显得心神不定，刚才进门时径直找我，主题鲜明的样子不见了。我纳闷起来，他到底要干什么呢，或者说是不是找错了人？
为了不影响同事们工作，我把胡建设带到我与办公室同一条走廊上的宿舍。他果然放松了许多，也敢端起杯子喝水了，一问一答中，他告诉我，他是湖南人，在附近一家建筑工地做工。
“这么好的天气，工地没开工吗？”我问他。
“开工了！我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呗。”老胡正色道，一副老江湖的样子从语气中浮现出来了。
什么叫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我笑起来：“你自己做老板？”
“不不不，”老胡连连摆手，“我不干活，是不想让狗日的老板舒服！”
老胡一杯接一杯地喝水，不停地调整坐姿，随着对环境的逐步熟悉，他放松下来了。出去上了趟洗手间，甩着湿漉漉的手回来，站在我的书架前，上上下下打量，又从裤兜里掏出一支烟，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抽起来，对着一溜溜书脊喷烟，直接把烟灰往地上弹。
老胡个子不高，比我矮了半颗头，除了一身脏兮兮的衣服，蓬乱的头发，我发现他脚下蹬的居然是两只不同的胶鞋！心底里的厌恶骤然生成，我开始后悔把他带到宿舍里来。
东一搭西一搭地谈了一会，这种无聊的接待我是无法容忍的，只好找了托词打发他走。为了保险起见，我把他送下楼，走出大门，在玉兰树下跟他说“再见”，说了再见，又没事找事地客套了一句：“有空再来坐坐。”
没想，老胡有空的时候实在太多，三五天就往我这跑一趟，有时是上午，有时是下午，也有傍晚时分，一来就直奔我宿舍，不论是否有客人，往往一坐就是半天。碰上我和朋友同事在一起喝酒，他也会当仁不让地加入进来。一次，老胡突然闯入，朋友胃口大败，实在不想在他动过筷子的碗里夹菜，把我叫到门外，狠狠臭骂我一顿，说这个是人还是鬼啊，你怎么就放心让他介入你的私人生活？
我是个不太懂得拒绝的人，与我交往的主动权也就一直掌握在老胡的手里。时间长了，朋友们逐渐适应了这个叫胡建设的湖南人，换句话说，胡建设霸道地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是老胡，哥们。”每当碰到需要加以介绍的场合，我都顺口来一句，有点自嘲的意味。
一天下午快下班时，我接到一个电话，自称是前进工业区治安队的队长。队长说他们抓到一个叫胡建设的人，蹲在女厕所偷窥，这人辩称是“《港湾》杂志社郭老师的哥们。”队长来电话的目的是要弄清楚，到底这个偷窥的人是不是跟《港湾》有关系，如果撒谎，他们马上将他扭送派出所……
是，还是不是？我犹豫了一瞬。偷窥，这可真是件丢人的事。虽然不清楚真实情况，但我敢保证，一旦送去派出所，不死也得脱一层皮出来，即使不给他定罪，最终也将塞到收容遣送站兜转一圈！
“是！是我的哥们，请你们先别动手。”我一面答复队长，一面盘算如何去搞定这个事。
“那好，麻烦郭老师过来一趟，把人领回去。”队长的态度缓和下来。
“我马上过去，请你们别打他，让他喝水。”我心急火燎起来。我太清楚派出所、治安队的招数，说不定胡建设此刻已经没了人形。
“你放心，”队长笑了笑，说，“不过，刚才胡建设跟我的马仔们表了态，如果郭老师答应过来，一定会带上最新一期的《港湾》杂志。”
“没问题，要多少本？”我被队长逗笑了。不，应该是被胡建设逗笑了，这家伙干了蠢事，却临危不乱，拿小有声名的《港湾》杂志缓兵自救。好在这些无法无天的治安队员们，还买一本杂志的账。
“10本，谢谢你！”队长挂了电话。
果然不出我所料，在治安队的办公室，我看到了被打得鼻青脸肿的胡建设。队长接过《港湾》，解释说这不是他们干的，是被过路的人打的。按他的说法，工业区有一处废弃的厕所，偶尔有路人进去偷偷使用。今天下午，胡建设蹲在那里，企图偷窥，结果被人逮住，打了一顿，弄到这里来了。
“偷窥？我窥到谁了？有没有进去一个女的？有证据吗？哼！”胡建设捂着被打肿了的左脸，气冲冲地顶起来。
“窥到谁了？”队长点燃一支烟，得意地看看我，对胡建设说，“你觉得很难结论吗？兄弟，我告诉你，一点也不难，把你送去派出所，就等于窥到了，明白吗？！”
胡建设浑身哆嗦了一下，瞟了我一眼，把头低了下去。
“既然郭老师来了，你的面子大，派出所就不送了，本来规定罚款500块，我做主，只收200块，走吧。”队长打开抽屉，拿出一张收据，递给我。
这一点我是有准备的，来深圳后我没少去捞人，老乡朋友作者读者，被治安队派出所弄进去，所谓捞人就是带上钱交赎金。 从治安队出来就是一个十字路口，胡建设低着头，不想跟我走了。看着他那副倒霉样子，我真想痛骂他甚至动手抽他一记耳光，可在这车水马龙的异乡街头，我突然心软了。
“老胡，别跑，我带你买药去！”我喊住胡建设。
“那根本不是女厕所！他们胡扯，太他妈黑了！”胡建设对我狠狠地叫道，然后扭头走了，好像是我给他制造了冤屈，他的声音瞬间就被马路上飞驰而过的货柜车声压碎了。
过了几天，老胡又有空了，应约般出现在我面前，带来了一屋子跌打药水混合狗皮膏药的味道。我忍受着刺鼻的气味，提醒自己，别再提那丢人现眼的事，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这一回，老胡没坐多久，喝了一杯水，抽了一根烟就走了。晚上我整理台面，才发现压在笔记本下的两张皱巴巴的百元钞票，原来老胡是还我钱来了。
“我没有那么老，只比你大三岁。”也许感觉我们把他看老了，胡建设澄清了自己被相貌混淆的真实年龄。他还拿出翻了边的身份证给我看，果然只比我大了三岁，那年我二十六岁，他也就二十九岁。我的天，那是何等震撼的沧桑和邋遢，导致他的外表徒增了至少十岁的分量。
“我在老家教过两年书，”对自己的经历，胡建设从来没打算完整地说一说，只是偶尔漏一点，“那时我也写过些文章。”听起来令人感到有些“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的况味。
老胡来得越来越频繁，我实在难于理解他“不想干就不干”的底气是如何来的？这样三天两头地旷工，又靠什么生活？拼贴他每一次流露的言语，可以感受到他的郁郁不得志以及心中隐含的太多不满。在工地上，他跟工头和工友是搞不来的，工地上以工头的亲戚为主，好像所有人都在欺负他，而他随时都准备教训他们一下，包括隔三岔五“不想干”跑到我这里来，就是他采取的报复手段之一。
“狗日的东西，看老子怎么废了他们！”说到工地上的事，老胡总要来一句。说到“废”字，他都要停顿一下，像是要得到最大限度的解恨。有时老胡来了，我正忙着，或跟其他朋友谈着事，没空跟他搭话，他就自个儿坐在一边，像在一个只有他自己存在的世界里，嘴里嘀咕不停。我偶尔跟他搭一句话，他得半天才回过神来。朋友怀疑他有精神疾病，提醒我多加小心。对此我并不在意，我越来越疑虑的是，胡建设的生活中到底发生过什么？
“你的哥们，叫老胡吧？在这里等你半天，”有一天，我外出办事回来，大楼的门卫老黄指着值班室的塑胶凳说，“光坐，水也不喝，差点睡着了，怕是遇上啥事呢。”为了表示他对此人观察的细致入微，老黄补充了一句：“他经常在这里等你，比起以前来，最近精神状况恐怕不太好。”
我不禁吃了一惊，这家伙天天往我这儿跑，我不在的时候就到老黄这里等，实在等不到就走了。
我决定要亲自跟随老胡到他的建筑工地去一趟。我给哥们古大坪打电话，要他随时准备做我的保镖。古大坪在邮局上班，骑摩托车来去，可随时请假出来，重要的是学得家传，懂几路拳脚。和我的大部分朋友一样，古大坪也认识胡建设，而且始终认定此人有精神疾病，特别有兴趣弄清他的来龙去脉。
第二天下午，老胡又来了。我问他，昨天等我了？他却像受到冤枉似的，瞪大眼睛申辩：“没有！绝对没有！谁说的？”看那眼神，像非要找到冤枉他的元凶，把他吃掉不可。
老胡矢口否认，我更加坚定了要实施计划。于是我给古大坪打电话，要他在建安路口等候，保持距离在后面跟着。
对我提出送他回工地，老胡起初不答应。我说没别的意思，就是看看你工作的环境，顺便也感受一下生活。
“体验生活？”老胡高兴了，似乎找到了报答我的机会。我们下了楼，在玉兰树的树荫下并肩而走。古大坪罩上头盔，戴上了墨镜，慢吞吞地骑着他的黑色本田跟在我们屁股后面。
“大概要走多远？”我问胡建设。
“不多远。”胡建设左顾右盼道。
我们走过建安路，拐向甲岸村，再沿着宝民路往西走，一直到了黄金台、流塘村……我们离以建安路为轴心的城区越来越远，进入了连绵不绝的工业区，然后又拐向靠海的西乡码头。从三点钟出发，我们走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最后捉迷藏似地在码头一带的巷道里打转。
一路上，我不住地问：“还要走多远？”
“不多远，快了。”老胡总是这么一句。
我买了三次水，不停地抽烟解乏，我一支他一支，两包烟都快抽光了，还没有到的意思。我的脚底开始不老实，越来越招架不住，也决定不走了：“老胡，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嘿嘿，”老胡回过头来，看了看身后，眼皮抬了一下，冷冷地道，“你说，搞什么名堂？”
古大坪趴在他的本田上，藏头露尾地停在我们百米外的寮棚旁边。不知胡建设是什么时候发现他的，或者说我们是什么时候被他识破的。看着他一副嘲笑的神情，我突然感到浑身不自在，掩耳盗铃似的，把手搭在他肩膀上，推了推，强迫自己笑道：“那是古兄，一起去看看你，不行吗？”
“没什么行不行的。”老胡咧嘴笑了笑，很快又把脸沉下来。他心里肯定在恼火，在嘲笑，在狠狠地将对我的信任撕裂。
“好吧，不走了，我们找地方喝酒去。”我的两条腿都快要断了，身上的衣服也完全湿透。
胡建设白了我一眼，没做声，似乎在说服自己原谅我的行为。
古大坪见我们驻足不前，以为遇上了麻烦，猛踩油门冲过来，像一头发狂的豹子。我朝他挥手，吼道：“走，我们跟老胡喝酒去。”
老胡舔了两口啤酒就不喝了，倒是胃口大开，几乎独霸一份干锅肥肠、辣子炒鸡丁，连吃了三大碗饭。放下碗筷，也不管我和古大坪还没吃好，他抹抹嘴，说太晚了，我得回去了。可是，把我们牵引到这个鬼地方，他自己也弄不明白方向了。我们只得回到建安路上，再把他放下，让他按照熟悉的道路回去。
“还跟不？”古大坪苦笑道，“这小子反跟踪能力太强了。”
望着胡建设越来越小的身影，我无话可答。为了摆脱、教训我们的跟踪，胡建设显然也把自己折腾坏了，走起路来一瘸一瘸的。 这以后，足足有二十多天没见到胡建设的身影，像甩掉了一个包袱，我感觉轻松了几天。可慢慢的不仅我不习惯了，连同事们和门卫老黄都觉得不习惯了，纷纷问我：“你的哥们老胡呢？”
直至那一天，老胡再次出现在我的眼前，把我吓了一大跳——他左边的耳朵几乎被撕裂半个，黑色的伤口看上去非常恐怖。
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得到的是咬牙切齿的回答：“狗日的，老子迟早要废了他们！”
坐定下来，老胡极不情愿地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前些天他和工地上那些死对头们终于打了一架，由于寡不敌众，耳朵被生生扯裂，肚子也被踢伤了。
“报警没有？”我问他。
“报警？有个屁用！”老胡把双脚盘到沙发椅上，眼睛无神地看着窗外。
受了伤，老胡更有空了，来得也更勤了。因为长时间没有出工，工头没有给他开工资，老胡开始向我借钱，十块、二十块、三十块，单次数额从不超过五十块。他的耳朵没处理好，流着脓，嘴巴却更硬了，动不动来一句：“狗日的，老子废了他们！”一股诡异的气息弥漫开来。我开始感到害怕，可我回避不了，只能任老胡时不时的到来，有时候喝杯水，有时候吃顿饭，有时候借点钱。
一个周末的中午，我来了一群朋友，正动身下楼去吃饭，老胡来了，在楼梯角撞见，也像老朋友一样加入了这支走向酒馆的队伍。
酒菜上来，老胡却迟迟不动筷子，仿佛有自知之明，他想起身离开。我叫服务员打了个饭盒，让他在路上吃，可推让半天，他才勉强接下。送他出了饭店的门，他磨蹭起来，欲言又止的样子，我猜出了几分，肯定是要借钱了。
于是我主动问他遇上了什么困难，他四下望了望说，这里实在呆不得了，呆下去迟早要被他们弄死，他要去东莞，但是缺路费。
我掏出五十块钱，押到他手里。接过钱，老胡竟然滑稽地给我作了个揖，表示感谢。
老胡再也没有来过了，也许真的走了。朋友们同事们记挂过一阵子，也逐渐淡忘了这个怪异的湖南人。而我很长时间都淡忘不了，而且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一出门，就会东瞄瞄西瞄瞄，找一找建筑工地的影子，仿佛老胡就在那里干活。有时候走在街上，看到建筑工模样的人，我也会多留意一眼。
八九个月后的一天，编辑部来了一个精干的小青年，自称从东莞来，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见习生。小青年叫李治臻，白白净净，脸上挂着几颗粉刺，显得很生动，活力四射。李治臻此行的目的，是要向我了解一个叫胡建设的人，此人几个月前在东莞杀害一个发廊的小姐，已经侦破归案，很快就要开庭审理，他们被指派担任他的辩护律师。得知这个情况，我和同事们都大吃一惊，我们感受过他身上的杀气，但是几乎都不敢相信，这个胡建设真的敢杀人，我的第一反应是会不会弄错了？
“错不了，是他自己投案的。”李治臻道，事实不容争辩。
老实说，惊愕也好，惋惜也好，怀疑也好，都不能替代我内心深处对胡建设的厌恶，我实在被这个“哥们”整蛊怕了。但是，面对李治臻的调查，我也说不上太多。而这个见习生却锲而不舍，就为这个胡建设，竟然跑了我这里四次，不知道他是不是把胡建设混迹过的地方都要如此跑上几遍？
“莫非这个见习律师要给胡建设写传记？”对李治臻的认真劲头，古大坪大惑不解，“我看他调查的这些内容，法庭上恐怕一个字也不会采信，法官会说，一概与本案无关。”
不久后，我收到一封“东莞市黎明律师事务所”的信函，拆开一看，内容大意是“胡建设故意伤害案将于近日开庭审理，根据当事人要求，希望你出庭旁听，请你提供身份证件，我所将协助办理相关手续。”看完，我的大脑出现了短暂的空白，好像此刻才不得不相信，老胡果然杀人了。
老胡要求我参加审判旁听的目的是什么呢？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是说明他把我看作这个充满仇恨的他乡值得信赖的朋友？去还是不去？斗争了几天，我最终没有说服自己，好像担心一旦出庭，自己也会被当场逮进去。没想到，见习律师李治臻为此又专门来了一趟深圳，试图说服我。
“我的当事人对你十分期待，他信赖你！”李治臻道。
我罗列了几条蹩脚的理由，推脱了旁听的邀请。但是，这一回我不可抗拒地被李治臻的工作精神所折服，拉来几位同事，在玉兰街上一家露天菜馆请他吃饭。为胡建设的案子奔跑几个月，小伙子白净的脸庞似乎上了油彩。色素沉淀，青春痘茂盛起来，有的刚刚冒出，有的已经干枯，把整个人烘托得老练了几分。
因为是中午，开始是没打算喝酒的。点完菜，随着李治臻对胡建设案情的讲述，大家的情绪被点燃，于是喝起了酒，而且兴致上来都喝高了，结果几个编辑因酒醉无法上班，受到主编的严厉批评。
案子即将开庭，检方辩方都弄得七七八八了，李治臻也不像前几次那样视为工作机密，通过他良好的口才，案情也像从汪洋中露出的一座冰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原来，胡建设在深圳跟的建筑工头，是他小学、初中一路读过来的同学，一起来深圳闯荡。后来同学做了小包工头，老胡打下手，开始彼此相处还好，随着工程逐渐做大，工程队里同学的亲戚多了起来，几乎占了半壁江山，老胡受到排挤。发展到后来，老胡跟工头的亲戚们关系越来越紧张，三天两头就要动一次手。最后，老胡选择离开深圳。到了东莞，找不到别的门路，老胡还是进了建筑工地，可是几乎跟每一个老板、工头都搞不来，没多久就要换一个地方。换到最后那家，碰上的却是一个喜欢克扣、拖欠工钱的老板。这让老胡难以忍受，为什么这个家伙开着小车、抽着好烟，喝着好酒，就是不愿意爽快给工人发工资？于是他开始跟踪老板，要弄个明白，跟着跟着，发现了一个秘密——老板竟然在外面包养了情妇，而这个情妇并不是老老实实跟老板一个人，而是时常泡在发廊里做小姐……
“可以肯定，老胡是在忍无可忍的状态下行凶的，可他仇恨的是老板，为什么杀的却是他的情妇？老胡的交代很笼统，不愿意多讲。”李治臻双眉紧皱，道：“公安方面干脆下了个结论，就是建筑工胡建设上发廊嫖娼，因嫖资产生口角，于是下了杀手。这个结论简单、省事，大量发生在发廊的案件都适用于‘嫖资’问题。实际上，我们一开始就注意到，我们的当事人行凶的动机有一定的偶发性，也就是另有隐情。” “老胡难道不清楚杀人偿命的道理吗？死到临头，还有什么难言之隐？”我随口道。
“未必死刑，”李治臻道，“虽然我们是受指定的法律援助任务，还是全力以赴，往无罪或轻罪的方向努力吧。不到开庭那一刻，我们还会继续调查对他有利的证据。”
实际上，经过艰苦细致的打捞，李治臻他们还是掌握了一些胡建设行凶背后的隐情，也就是有利的证据。比如，他们有足够的根据可以证实，此案的受害人并不是跟胡建设非亲非故，而是胡建设的小学同学（这就足以推翻胡建设为了嫖资产生争执，杀死发廊妹的结论）。胡建设是在发现老板私生活秘密后，转而跟踪他的情妇的，结果令他大吃一惊，原来这个发廊小姐竟然是自己的小学同学！两人同一个村，女同学没上初中就辍学了。胡建设高考落榜回乡后，在家乡小学当代课教师，两人有了往来，按胡建设自己说“有一点初恋的感觉”。虽然关系没有上升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但女孩父亲还是以胡建设太老实、家底太薄为理由，要女儿断了心思。后来，女同学离家去了广东，就再没有音讯。过了两年，学校补充了正式教师，胡建设被解聘了，跟着另外一个同学也南下打工，但一个在深圳，一个在东莞，彼此都不知情。胡建设反复跟踪了三趟，确定这个鬼一样的小姐千真万确是自己当年心仪的女同学，也确认她就是被老板包养的情妇！他心里锁定了这样一个逻辑链条：老板克扣他们的血汗钱，而包养了这个鬼，这个鬼恬不知耻地搜刮老板，使他对工人的残忍变本加厉……胡建设忍无可忍，从暗处现身，在发廊里和女同学面对面相认了。女同学非常惊讶，不敢相信眼前的人是胡建设。胡建设把老板的情况跟她说了，希望她不要再跟这种人，离他远一点。没想到，女同学一听，他乡遇故知的热情瞬间没了，冲胡建设发起火来，断定他是有意来出她丑的。于是，当着众人的面羞辱他，说，你跟踪我？小心我废了你！身上没两个钱，装什么正经？你要拿得出50块钱来，我照样给你放一炮！“对！我就是见钱眼开，谁给钱我给谁开，买卖公平！”胡建设被当场气炸，偏偏那天他连讨带抢从老板身上弄了50块钱，他把钱塞到女同学手里，把她推进里面的暗房。至于后来发生的细节，胡建设跟公安的交代很简单，就是进去办了事，后来对方嫌钱少了，吵起架，一怒之下把她掐死了。而对李治臻所讲的，前后也有两个版本，一是进房间后，胡建设再跟女同学说了一通道理，可她压根不听，一气之下胡建设把女同学死死掐住。原本是想教训她一下，让她清醒清醒脑子，没想她那么不经掐，很快就倒地不起。他吓傻了，赶紧溜走。另一个说法是，进去房间之后，胡建设本想坐下来跟女同学好好说话，没想到她不买账，继续羞辱他，说今天遇上鬼了，我就要看看鬼的厉害，还动手扒胡建设的裤子。胡建设断定，这个人是彻底不顾脸皮了，想让他上身，“既然都知道了，那么要黑大家一起黑，回去谁也说不臭谁了。”那一刻，他也昏了头，任她胡来。可是，老半天，身体就是没有用。这样又招来了女同学更进一步的羞辱。在暗房里，胡建设想不明白一个人的变化怎么会这样大，他想不明白天下的事为何如此巧合，在深圳自己受同学的气，逃到东莞，还是碰上了同学的怪圈。像魔咒一样，他太多想不明白，脑子都快要炸掉了，于是失去控制，把她捂在被子里……
也许是场合过于开放，讲述者口才过于好，而降低了故事的可信度，当时我对各种版本都没太当回事。我专注于和这个敬业的见习生喝酒，小伙子太能喝了，我们几个都酒意上身了，他还一点事都没有。要不是突然下起雨，这场酒一时半刻真还结束不了呢。
在突然而至的雨水中，我们仓皇而逃，几个同事东倒西歪跑回宿舍去了。我则向店家借了伞，送李治臻到107国道边上乘车返莞。我们并肩走在玉兰街上，李治臻抒起情来：要是在这雨水里，玉兰花开着，那不知该有多美！
后来，我曾尝试找到一个不出席旁听的理由，给自己一个交代，但最终未能如愿，也许实在不需要理由，就像老胡的出现，以及后来和我长时间的交集本身也没有任何理由一样。
老胡被判了多少年，还是已经伏法？再不得而知。听说临近开庭，突然又停顿下来，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指定的援助律师不愿意耗了，辞了这个任务。敬业的李治臻也提前结束了自己的见习，离开事务所，从事其他工作去了。
胡建设的案子从此再无音讯，更遑论他的生死。我和李治臻却因此有了交往，而且一直保持下来。
四
说有事，事就来了。
人见人夸，老老实实的刘工刘维民突然闹起了情绪，对原先协商好的材料、工期提出异议，加上手下有两个工人请假回老家没有如期归队，工程突然懈怠下来。我老婆跟他理论，论不过他，就像当年被淘气的小朋友气坏了一样。这个刘维民，看来不那么简单，开了个好头，套得人家信任，再杀出暗藏的一手。“简直是磨洋工！耍无赖！”妻子愤怒至极，简直要哭起来，“我们都怀疑，这个家伙所说的什么鬼经历都是假的！”
气恼归气恼，毕竟是新官上任，妻子暂时不想把矛盾上交到公司层面，还是希望私底下把他说通。通常遇上这等事，妻子少不了求我这个背后的军师出马了。这些年来，随着妻子职位、业务的前移，偶然碰上棘手的事，缺少解决的智慧，或者说遇上性别的障碍，无不是把我搬出去，要么做和事佬，要么扮演黑脸关公，事情总能得以顺利解决。
我说，他这是欺负你呢，我们要扭转被动局面，主动出击，将其转化为有利契机，树立你的威风！其实，我也没有特别的招数，男人嘛，除了喝酒，还有更便捷有效的方法吗！
谈不上足智多谋，但服务了两任董事长，这点危机处置的技巧我还是有的。我要妻子邀请刘维民吃一顿饭，我来作陪喝酒，酒桌上把话撩开，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处理难题，女人搬出老公，跟男人搬出老婆的效果是远远不同的。一听这个女经理老公出面请喝酒了，不论再牛逼的男人，都得服软三分，装个君子出来。我对妻子说，事情分两方面看，我们也要理解刘维民，一来他这种小班底确实有难处，工人都是临时的，太难稳定，如今工人要价高，得把他的利润摊成薄饼；二来他敢不把你这个刚上任的女经理放眼里，原因在于他不求你，是你们求他，所以拿点姿态装个逼也是正常的。 刘维民果然爽快，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而且当天态度就有了好转，仿佛在争分夺秒塑造君子形象。
时间地点定了下来，我忽然想到，一也是请，二也是请，不如把李治臻拉到一起来。妻子开始不同意，担心插进来个无关人员，破坏了气氛，让刘维民不高兴。我说，多一个朋友，多一个话题，说不定气氛会更好。何况，李治臻还是个喝酒的好手，说不准跟刘维民这个老江湖投缘呢？妻子想想也是，便同意了。
那天，我负责去南山接李治臻，妻子和刘维民先一步到了酒楼。我开车到李治臻的住地，等到他结束一个座谈会，急匆匆返回，没让他上宾馆，直接把他塞进车里。当我和李治臻踏进包厢那一刻，只见刘维民从沙发上弹跳了起来，就像猎人遇上了狼，两眼发亮，目光直射，指着李治臻道：“李律师！你是小李律师吗？！天！”
李治臻呆住了，足足五分钟后，才说话：“你是老刘，刘维民吧？”边说边回头，有点神志不清似地对我说：“郭兄，他就是差点被胡建设冒名处死的刘维民！”李治臻的声音颤抖频率相当大，可见心里有多激动。
刘维民口里“啧啧啧”地走了过来，一弯腰，将李治臻的双手紧紧抓住。手握在了一起，两人没再说话，似乎彼此得重新怀疑对方的真实性，飞速校验记忆里的形象。脸黑、秃顶、挺个将军肚的刘维民握着李治臻的手，看看我，又看看我妻子，再求救似地看看李治臻，那个样子，跟银幕上六小龄童扮演的孙猴子没什么两样，就差抬腿踢足，抓耳挠腮了。在这一刻，刘维民肯定以为我们夫妻早是知情人，今天这个饭局是精心设计蒙他的。实际上，李治臻和我们夫妻，以及刘维民，三方都陷落在同一盆浆糊里了。这种完全超越想象力的关系纠合，能不让人糊涂吗？能不让人怀疑是对方设计的吗？以致冷静下来，各自陈说半天，才恍然大悟。
这是一场充满意外和惊喜的酒宴，的确太特殊了。刘维民口里的“天！”不知说了多少遍。今天李治臻的现身说法，证实了刘维民所吹嘘的“传奇”的真实性，也给我们揭开了十八年前胡建设杀人案的另一个内情——老胡跑到东莞后，丢了身份证，成为一个流浪汉，沿路乞讨。后来捡到刘维民的身份证，才蒙混进了他的老本行建筑工地，最终犯下那桩命案。当年李治臻之所以没跟我说起这个“前奏曲”，是因为他们只负责投案自首、还原真实姓名的“胡建设”，而不是被冒名的“刘维民”，两者在这个援助任务中，不存在关联。
“我们第一次会见胡建设，他就说到，他带着你资助的50块钱离开深圳，他觉得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被扭曲了，太没人情味。他试图在东莞找到一个‘没人打他’的角落，谁知东莞也没让他好过，后来发生了那样的事。”李治臻像一个猜谜活动的主持人，自动揭开谜底：“郭兄，他强烈要求请你出庭旁听，是因为信赖你，希望法庭上有个人能用不同的目光看他，让他踏实一点接受审判……每一次会见，我都有详细的笔录。”
妻子停下手中的筷子，怔怔地看了我老半天，好像看着一个她错嫁的不近人情的人，好像当年杀人的不是胡建设而是逃逸多年的我，好像怀疑在一个杀人犯的心目中，我到底是不是有这样的意义……说老实话，我心里也被李博士的深情回顾重重地撞击了一下，不自然地低了低头。
虽然为胡建设辩护，关系不到被冒名的刘维民，但是，当年那个认真、敬业的见习生李治臻还是几次寻访他。作为故意伤害案嫌疑人胡建设的辩护律师，李治臻拜访刘维民的目的，是要深入了解身份证遗失的种种细节，同时也在努力取得他的支持，对胡建设的冒名行为给予谅解，好给法院从轻量刑创造有利条件。就在这样的来回寻访中，李治臻把刘维民感动了，让他深深地记住了他的真诚，记住了他满脸蔓延的青春痘。
“小李律师来来回回跑了六次，不论我住工棚里，住老乡的出租屋里，他都能找到。”刘维民伸出一个手掌，分开五指，将对李治臻的点滴记忆量化表述：“如果胡建设不回来投案，我枪毙了也就罢了。可这家伙一回来，我心底的冤屈就起来了，我感到很悲愤，三天两头跑公安局，跑看守所，要亲眼见见这个杀人犯。我想要么我来掐死他，要么你法院必须判他死刑，不然我平息不了自己。”
刘维民的声音低沉下来，我们都以为他触动到伤心处了。没想，他昂起头，笑了起来，指着李治臻道：“你这个嘴上没毛的律师，竟然懂得开导我，一次又一次，把我的肠子理顺了，让我放下怨恨。你说，能不感动吗？这小伙子太认真了，印象太深了，即使再过个十八年，我也能一眼认出他来！”
刘维民被无辜关押了几个月，内心的悲愤完全可以理解。经过李治臻的反复相劝，他渐渐想通了，觉得自己也算是在生死边缘走了一遭，还有什么必要谈原谅不原谅的，又有什么必要让胡建设罪加一等？即使给这个人加罪十等，跟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一旦想通，心中的暴戾之气、怨恨之气也就一点点消了。他后来在东莞几个建筑工地兜转了一圈，没什么起色，干脆就跑回湖南老家了。
“其实，在庙里，我把这个案子跟老法师讲过了，老法师要我放下对胡建设的怨恨。我说没有怨恨，早没有了，老法师说，你可以骗人，但骗不了自己。我当即给老法师跪下，磕了三个头，他真掐准了我的心窝。因为每当遇上不顺的时候，我还会冒出一个念头，今生见不到胡建设这个人了，假如有来世，一定不会放过他。老法师要我做的第二件事是，感恩胡建设，因为是他的良心救了我，要我念经、放生回向给这个杀人犯……老法师说，无牵无念不相逢，冤冤相报何时了，你把对胡建设的态度正确处理好，想清楚了，对因果也就有更深刻的理解了。”喝了几杯酒之后，刘维民像破开了肚肠。他把在闽南寺庙呆的半年比喻为上了一个“颠覆人生课程的大学”，老和尚就是他灵魂再生的导师。
刘维民是个有些城府的江湖汉子，但是在如此的因缘巧合面前，他也松懈了自己，不住地感慨“奇缘”。时隔十八年，彼此都成了中年人，相貌气质产生了多大的变化，他还能一眼就把李治臻认出来，这也成为我们举杯间的感叹。凡邀杯即喝，举杯见底，刘维民喝酒的风格还真不赖。相比之下，我和李治臻就显得要落后一点，好几次惹得他吹胡子瞪眼。 这场四个人的小酒宴，一直喝到深夜十二点。原本设计的主角是刘维民，我的目的是要跟他讲和，疏通道理，取得他的合作，让妻子的工作顺利一点。因为李治臻的加入，整个角色次序全变了，在座的谁也不是主角，或者说我们的主角不在场——这个主角就是那个生死未卜的胡建设。
就像一根红线，正是因为胡建设，才有了天南海北四个人的认识，才有了十八年后这场别开生面的小聚。
在此之前，正如我不认识刘维民，刘维民也不认识胡建设，他根本没机会见到胡建设的面，后来他也离开了东莞，没再关注胡建设到底有没有判死刑。当时没有网络，媒体也不像今天发达，通讯也单调，要关注也没有渠道。最有可能了解胡建设案件最终结局的，应该是李治臻这个当年的法律援助参与者。但是，说来却也大失所望，因为工作、生活的几经变动，他也不清楚了。
我们的酒喝到这里，出现了停滞。刘维民一支接一支抽烟，整个屋子几乎被烟雾笼罩。我老婆好几次借口上厕所，出去换了一肚子新鲜气息再回来。
“这不难，是生是死，很快我们就会有结果。”李治臻道。他已经着手联系回访当年参与这个案件的有关人员，包括他们原来那个黎明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和同事，主办刑警、主审法官等等，“甚至，很有可能见到胡建设本人。”
看来，这个李博士下定了决心要把胡建设案做成一个“口述实录”的标本。我，以及不期而遇的刘维民，都将成为他的访谈对象，我们要跟着他尝试回到十八年前的那段岁月。
“经费非常紧张，二位的支持都将是免费的。”李治臻在烟雾缭绕中抱拳施礼道。
“经费？要鸡巴经费？我给你出！”刘维民卷着逐渐变大的舌头，说了句粗口。好像马上意识到这是对在座女士的极大不恭，自己罚了自己一杯酒，又道：“我说话算数，这钱我可以出。要是胡建设没死，博士一定得把他找到，让我会会这位兄弟，跟他喝杯酒，恩怨别留下辈子了。”
五
刘维民要找到胡建设，跟他了脱恩怨，这或是一厢情愿的事情。而我个人觉得，十八年来，在珠江三角洲的深圳、东莞、广州诸地，和胡建设一样的打工者前赴后继，千千万万。包括他后来的人生遭际，杀人犯罪，都不见得有值得大书特书之处。杀人的，被杀的，客死他乡的，人间蒸发的，太多太多了，时间真的是一座坟场。李治臻博士却不这样认为，他要把胡建设定性为南方中国劳务工阶层的一个存在样本，破译底层生态的初始密码。
标本就标本吧。我、刘维民，两个“相关人物”，当然都很愿意配合他的采访。我们在午夜的街头分手，当街表态对这个工程的支持，随时恭候博士的调遣，等待他来录音、录像。在酒意的助推下，我们仿佛都获得了那种做大事的荣誉感，把配合李治臻的工作当做光荣使命，按他的话说就是“为后人留下点东西”吧。三个男人都喝得有点高了，刘维民坚决不让我送李治臻，他要带博士去做个足浴，再泡一个桑拿。“你放心，安全我包了。”我开不了车，妻子也不敢开，她的眼睛被刘维民的烟雾熏坏了，不停地眨眼、流泪，两口子只好把车寄放在酒店，打的回家。
李治臻回广州前又来过一趟，由他做东请我和刘维民在老地方喝酒。这一回刘维民没喝多少，却醉得一塌糊涂，有点酒不醉人人自醉的味道，抱着李治臻哭了一回，接着又抱着我哭了一回，等他哭累了，酒也醒了。
李治臻说好回去马上动手，可是一回去，事情忽然冷掉了。在QQ上，他几次留言，说项目受阻，主要是系列选题被删削得厉害，违背了他的初衷。胡建设这个选题，他力保了两次，勉强保留下来，至于下一步怎么样，能不能做成，一时不好说。
听我转述了这个情况，刘维民觉得十分好笑：“你们文化人也可怜，什么立项不立项的，就是鸡巴事多，我说过的，花不了几个钱吧？要是公家不愿意出，我给李博士出！”生动的表达让他那黝黑的脸膛绽放出一道金光。
也真应验了“不打不相识”的套套，刘维民跟我们夫妻也成了朋友，叫我“兄弟”，改口叫我老婆为“弟妹”。合作自然也顺畅起来，不再讨价还价，提前完成了工程。完工结算，总体比预算中少赚了不少，我妻子感到过意不去，试图帮他多争取一点。没想，刘维民大手一挥，说：“这万万要不得，岂能让弟妹拿乌纱帽去为我争利益？我这小打小闹的干活，都是公家的，从这个口袋少拿一点，那个口袋多拿一点，大家伙工钱发得出，不被人咒骂，一年到头也就不白忙了。”
刘维民的“游击队”其实挺有竞争力，经常是东家西家同时进场，很多都是老东家，回头客。正如他说的，这里少赚点，那里多赚点都是常事。妻子单位的活一干完，工具刚收拾好，马上就转战到一个中专学校去了，给学校砌围墙，修跑道。因为相隔有点远，刘维民跟我约好，哪天李治臻过来再喝酒，而且说话算数，他一定给博士赞助选题费，支持他完成胡建设这个“口述史”项目，甚至找到他本人。
个把月后的一天，刘维民匆匆来找我辞行，说马上要回湖南老家一趟，一张黑脸显得愁云密布。原来，几年前他在老家承建了一个政府的宿舍楼，前段时间墙体崩塌了一角，被举报到了纪委。纪委将当时的领导双规了，来人要他回去协助调查。他老婆担心他有去无回，硬是不让他回去，“你进去过一回了，这回不会有胡建设替你还清白了。”“我说，你放狗屁，我回不来你他妈明天就给我改嫁，我怎么能不回去呢？”刘维民对老婆的阻拦和担忧不屑一顾。他坚决要回去的理由一是要说清楚他没给领导送一分钱，二来他是按照设计要求施工的，没有偷减一块石头一包水泥，图纸发票收据一切都还在手上。到底领导的钱是怎么贪的，设计是怎么做的，楼是怎么塌的，他一定要当面说清楚。
“兄弟，等我回来再好好喝酒，”在公司大门口的旗杆下方，刘维民跟我道别。他吐掉口里的槟榔渣子，一次又一次握手。“告诉李博士，那笔经费我一定支持他。”
责任编辑 木叶
一
李治臻要来深圳出差，头两天在QQ上给我留言，出发前又特意打电话，说这回哥俩一定要安排时间一聚。我是半个闲人，时间不是问题，可因为他的迫切“求见”，心里打起了嘀咕：莫不是这家伙有什么事情得用上我？如今我最怕的就是有人要“帮忙”，淡出江湖太久，人脉龟裂，资源萎缩，使不上什么劲了。我也是俗人一个，没人理你时蛋痛，一旦有求，便爱摆点谱。在电话里，我故意装出日理万机的样子说，尽量安排时间，到时看忙得怎么样吧！“我也挺想见你的。”尽管深圳人的冷漠早已出名，修饰一下也是必要的。
在公司，我已经被置于边缘人群，不再是骨干了，属于闲岗闲职，平日里除了早早溜回家弄家务，能有多忙呢？接电话的时候，妻子正贴了面膜在旁边削苹果，划拉着水果刀朝我做了个鬼脸。她是认识这个李博士的，觉得我如此敷衍他有点不应该。放下电话我不禁也为自己的自作多情笑了起来，是啊，博士来深圳，弄的无非就是他那个口述史工程，这活计能有用得上我的地方？
李治臻现在是广州一个省属文化研究机构的研究员，还是个部门负责人。听说他们最近承接了一个政协系统牵头的“口述史”撰写、拍摄项目，工程很大，要弄一套书、一套影音资料。条件许可的要考虑做纪录片，整个工程涉及很多老人、老地方、老故事。其中有几个选题是关于深圳特区建立早期事件的，因此他往这边跑的机会多了起来，头几次是大队人马过来，他没有约我见面，只在QQ上发了几张图片，表示来过深圳，“王七到此一游”。
李治臻比我小两岁，说起他话还真就扯长了。十八年前，李治臻从粤东大学的政法学院毕业，应聘到东莞一个律师事务所做见习生，也就是为所里的挂牌律师打下手那种。律师们挂名接案子，实际上具体的事情都是那些所谓的实习生、助理、文员们在干、在跑。当年我在深圳关外的一家杂志社做编辑，按理说跟李治臻身处两地，职业又各不相同，要产生瓜葛的概率实在太小。然而，两个毫无关联的人，却以“不打不相识”的传统俗套成了朋友，一交往就是十八年。
其时，一个自称是我的“哥们”的湖南籍打工仔胡建设跑到东莞，刺杀一个发廊小姐，犯下命案。进入审判程序时，有关方面为他聘请了援助律师。律师带的见习生，也就是李治臻，专程到深圳找我了解与他们的当事人交往的情况，记得总共来了五次。当年从东莞到深圳，高速公路没通，城际大巴因抢客经常互殴，两地往来只能坐破烂的中巴坎坷曲折往返107国道，倒霉的话，半途遇上抢劫、卖猪仔是常事。当时我实在难于理解一个初人社会的政法学院学生对法律的信仰，也不尊重一个见习生的刻苦，而是摆出了一个热门刊物编辑的些许傲慢，也因为自己对那个即将走上审判台的所谓的“哥们”厌烦透顶了，冷落了他的援助者。甚至李治臻代当事人恳求我前往东莞法院旁听案件审理，我都一口拒绝。
后来，我们有了交往，渐渐成了朋友，某一次酒后旧事重提，互相就这事表示检讨、谅解。李治臻说当时不应该如此频繁造访我，这是缺乏经验，方法不对头，搞得我心理上接受不了，好像这个凶杀案跟我有牵连似的。经他这么一说，我倒也感到内疚起来，检讨自己的确不应该冷落一个敬业的见习生，至少是不礼貌的。很多年以后，每当看到类似的案件报道，我甚至会联想：假如当初我配合一点，给李治臻更多的信息支持，说不定能够免除那个家伙一死——当然，那个叫胡建设的建筑工，到底判没判死刑，我们都不得而知。因为后来此案审理出现波折，没有如期开庭，李治臻本人没再跟下去，也离开了事务所。
胡建设并不是我们的作者，仅仅是喜欢我们的杂志而找上门来的，按今天的流行叫法，叫“粉丝”。这个粉丝带给我的烦恼实在太多，同事们都笑我“遇上了一个劫匪”——抢劫你的时间，抢劫你的空间，也就是摊上个不断给你制造麻烦的人。这家伙后来离开深圳，跑到东莞行凶，令我不敢相信，我甚至也怀疑过其中的可能性，反复跟见习生李治臻表露过。当时我说，你要我相信胡建设杀了一只小鸭子，那勉强说得过去；要是说他杀了一个人，我真的难于置信。实际上，李治臻他们对胡建设的援助，不存在去证明他没有杀人，充其量就是证明其杀人另有隐情，在法律的天平上增加酌情的比重。他们找我，就是试图拼贴还原胡建设犯罪人格的成因。非常惭愧，当时我还不怀好意地取笑李治臻：“你这不是律师干了精神卫生学家的活嘛？”
没有等到见习期满，也没等到胡建设案开庭，李治臻就离开律师事务所，转了行，干上了离法律十万八千里的工作——电子器材业务员，而且很快有了自己的门店。我们的交往应该是从这个时期才算正式开始，我借去东莞采访、开会的机会，到李治臻的店里坐过几次，跟他喝过几次小酒，还歪打正着给他介绍成几单小业务。正当我以为这个放弃了满怀法治理想的青年才俊，从此会在他的商业王国里大展宏图的时候，他突然又不干了，转让了店子，投考广州一所大学的新闻传播研究生，而且一举考上。毕业后，李治臻在著名的南都报系跑了两三年记者，而后又继续考博，投师武汉大学某位名动全国的博导门下。李治臻的挪腾让我眼花缭乱，但也被他的刻苦求学精神所感动。记得他的博士研究方向还是个冷门专业，这就更让人刮目相看了。从东莞到广州，再到武汉，又返回广州，中途还短暂在北京、上海、澳门做过访问研究，李治臻都没有中断跟我的联系，从书信到电子邮件，再到手机、QQ，随着通讯工具的演变，我们的联系也变得寻常起来。由于专注于求学，李治臻的婚姻拖得比较晚，我女儿都上初中了，他才结的婚。我和妻子本来计划好前往广州参加他的婚礼，却因临时事务没去成，为此，我还特意烦劳广州的伯父帮我到酒店去给新人送了一束花和一个红包。
相比于李治臻人生轨道的大跨度、大跳跃，我这个当年被他羡慕的杂志编辑则要平稳、保守许多，甚至可以说是落伍，过着过着就没有激情了，就像蜡烛熄了火苗，连余温都快没有了。
我们的杂志是在一次声势浩大的期刊整顿中停刊的，令人措手不及。主管单位有两派意见，主张力保的一派认为这样一份刊物创办于深圳特区，为广大底层外来工伸张正义、保护权益，对庞大的劳务工群体给予文化关怀，坚持了那么多年，不应该砍掉，要作为一张文化名片保护下来。主张砍掉的一派比较强硬，意见也截然相反。他们认为，这个刊物原本是以扶持文学事业为主的，却以大量的版面去关注社会新闻，搞深度报道、卧底暗访什么的，做过头了，严重违反出版政策法规，必须撤销，不然乱套。作为一个单位，说关门就关门，不存在舍与不舍，因为单位是不懂得思维、没有感情的，而作为一群为理想而汇合的编辑们，则是一次沉痛的打击。要知道，我们在杂志社工作的时间都在五六年以上，把青春时代最好的光阴奉献给了它，不，如今只能说是牺牲，甚至说是葬送也不为过。七八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三位是在编的正式人员，撤销了杂志社，他们回到主办单位，因祸得福另行安排了好岗位，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则属于“户籍人员”，也就是说在杂志社卖命期间，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了深圳户口，但是尚没有入编，是个带户口的临时工，其他同事则纯粹是“外来工”身份。大家悲伤激愤了几天，像当初以杂志记者的名义去为求助的外来工们讨公道一样，找主管单位要说法，要补偿，扬言要去市里上访，结果更悲哀的是，被分别一做工作，也都不得不面对现实，不再坚持到底，卷起铺盖各奔东西了。 承蒙贵人推荐，我在区内一家带国企背景的集团公司呆了下来，苦干加巧干，逐步得到董事长赏识，担任了集团文化宣传班子的小头目，一干就是十几年。如今，从当年那个满怀激情南下深圳的毛头小伙子，变成了头发稀疏，肚腩暴突的中年老男人。离开编辑部那种读书编稿的生活模式，再经过十几年的企业政治的锻造，我承认自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跟“书生”世界越来越远。结婚成家，生小孩，买房置业，炒炒股票，和许多满怀热血闯深圳，最后混得越来越平庸的人一样，我的大量闲暇时间扑在喝酒应酬、麻将扑克之中。在平时的联系中，李治臻总是会习惯性地问：郭兄，最近读了什么书？还写些东西吗？问得我都麻木了，无以作答。
我和李治臻在不咸不淡中交往着，准确说来，越往后，越是李治臻在维护这段友谊，我则是被动应接。而这种剃头挑子一头热的交往，好像也就是为了提示当年那段特殊经历的存在，也似乎是为未来的一次巧合事件而做准备。
二
妻子最近换了部门，提升了职务，忙得不可开交，家务活基本上都扔给了我，让我成了不折不扣的“家庭煮男”。
妻子单位回收了一处物业，整栋写字楼，借给一个区直单位周转使用十多年，围墙门面和排水排污绿化设施等等破败不堪，需要进行修缮改造。通常这种工程太琐碎，造价预算也小气，单位不想公开招投标，又因为太没“项目”含量，那些正规的施工单位看不上眼，因此基本得仰仗那些游击队，也就是常说的小包工头。过去他们长期有“御用”的班底，可这回工头临时找不齐帮工，只好介绍了一个新班子顶替进来。偏偏我老婆又是新官上任，头一次管这个事，因此搞得特别忙。
“真是个活宝。”回到家，只要妻子张口一笑，我就知道接下来她要说的是刘工。刘工就是接他们活的包工头，湖南张家界人。开工不到一个星期，在我们家，这个叫刘维民的男人逐渐以一个传奇的形象确立起来，成为晚餐时分的谈资。孩子住校，周末才回来，一对夫妻回到家里，你看我我看你，不找点新鲜的话题，实在容易生闷。
这几年，我和妻子的角色不知不觉发生了互换。首先是我，由于长期伏案的缘故，腰椎和肩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考虑到身体治疗恢复的需要，公司调整了我的工作，名义上给我挂了个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协管一些无关紧要的杂务。熟悉企业政治的人都知道，其实这就是老油条被边缘化的开端。腰椎不争气是主因，而我最被领导诟病的就是身上的“暮气”，他们觉得即使我的腰椎不出问题，也看不到多少活力了。是啊，四十多岁的人，有点暮气也太正常不过了，何况我多少还曾经算个文化人呢，俗话说文人早衰嘛。实际上，这里面也有个客观左右主观的逻辑，我在这个企业呆了十几年，前后服务了两位董事长，公司上下都知道，算是两朝红人。现在上来的第三任，大刀阔斧搞他们的改革，而我也和所有老油条一样，没什么好处，有些摆老资格的心态。领导对我的特殊照顾，换个角度看，也是巧妙处置改革障碍。我在家的时间多了起来，从当日“主外”的角色退回到“主内”，除了揽下主要的家务，还亲历了辅导女儿中考的过程，把女儿送进了一所还算不错的寄宿制高中。
妻子的角色变换得有点玄乎，使她更加坚信人间的缘分是前生注定的。四年前她还是一个幼儿教师，某次代表街道幼教系统参加区里组织的“爱岗敬业”演讲比赛，与一位在区直机关工作的大姐相识，大姐直呼她是“前世的妹妹”，心疼得不得了。交往一段时间后，大姐硬是要她辞了职，离开她待了整整十五年的幼儿园，把她推荐到区机关事务系统主管的后勤服务公司，负责文体工作。“十五年来，我以为天底下只有幼儿园才是最适合我的地方。”跳槽没几天，妻子就发出感慨，意味着发现了比幼儿园更令她喜欢的工作。这个资深的幼儿教师没有辜负大姐的厚望，在成人的世界里也如鱼得水，连续两年替公司拿了几个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奖，极受赏识，慢慢进入中层干部的队列，今年刚被提拔为综管部经理，走到了前台。夫妻之间也来了个风水轮流转，我的能量枯萎了，而她的潜能正在得到开发。
“真有趣，这个刘维民，他那个嚼槟榔的劲头，简直就是死去活来的样子。”妻子第一次跟我提起这个湖南人，自己笑个不停，正在厨房烟熏火燎炒菜的我也被她幽默的描述逗笑了。
妻子每天得跟这个包工头打交道，盯进度，保质量，自然每天都带回一些关于他的笑料。这是她多年养成的习惯，以前在幼儿园里，每天带回来的笑料就是小朋友们尿床、磨牙、摔跤，常说常新，没有厌烦的时候，让我这个听众永葆童真的心。
“他不说，谁也看不出来，刘工竟然做过半年多和尚！”有一天晚饭时，妻子端起饭碗，带有几分神秘地说。刘维民自己说，十几年前他跑到闽南的一座寺庙，央求法师要剃度出家。法师没拒绝，也没答应，让他吃住下来，自己考验自己，到底做不做得到。结果呢，整整五个月，天天从早到晚打扫庭院，挑水劈柴，在斋堂吃素餐，刘维民终于没有战胜自己。法师就说，没关系，因缘不到，你还是出去找份工作，踏踏实实做事，挣钱孝敬父母吧，孝心就是菩提心……
“那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出家，更不能称为‘和尚’。”凭着对佛教常识的一知半解，我跟妻子解说起来。
我心下琢磨，这个刘维民看起来还真有点故事。
果然，过了几天，妻子说起了刘维民更传奇的一段经历：十八年前，他在东莞的建筑工地做工，因为他读过建筑职校，喜欢提意见，跟工头、工友相处得都不好，三天两头打架，要么他打别人，要么别人揍他。当年工作太难找，尽管人际关系差，他做别的不在行，也只能在建筑工地耗着。有一次他去邮局汇款，不小心把身份证丢了，没想被一个流浪汉捡到，酿下了人生的惨痛经历——那人捡到他的身份证，假冒名字也进了一个建筑工地，结束了流浪生涯。后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那家伙竟然窜到附近一个发廊，把里面的一个小姐杀了，连夜潜逃离开东莞。案发后，警方在全市的建筑工地展开大排查，于是，把身份证的真主人逮住了……
听到这里，我不禁笑了起来，从沙发上拿起当天的《深圳商报》，翻开第六版“国内新闻”，指了一个大标题给妻子看：“你就听他编吧，结果肯定是，真凶最后出现了，冤案平了反。”报上这个新闻讲的是浙江一个强奸杀人犯，入狱十二年后，真凶突然落网，结果平反昭雪，成为一个震动民间和司法界的大事件。 妻子浏览了一遍新闻，放下报纸，若有所思地问我：“难道刘维民看了今天的报纸，胡弄我们一下？”
“很难说。”
“我看不像，这种起死回生的离奇冤案现在逐渐才有曝光，而他说的是十几年前的事，有鼻子有眼的。”妻子道。刘维民对他们说，当初他被警方抓到后，想想自己混得那么惨，如今又摊上倒霉事，一千张嘴巴也说不清楚，干脆将错就错，把案子认了下来，心想最好判死刑，枪毙算了，自己在世上活一回，也总算有了个贡献——至少能让那个冒名兄弟活下来……可令他意外的是，公安就要结束调查，定案送检的时候，真正的凶手自己投案来了！原来，这家伙潜逃在外，从一张过期的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说广东的东莞市发生一起故意杀害发廊小姐的案件，湖南籍犯罪嫌疑人刘维民落网归案。那人把报纸带在身上，每天看几十遍，终于敌不过良心的谴责，坐了火车，回到东莞自首。
“结果刘工刘维民无罪释放，看破凡尘，试图遁入空门？”我像个推理高手，在这个前幼儿教师面前卖弄起来。
妻子跟孩子们讲了整整十五年的童话故事，对大千世界里所有美好的、悲伤的事物有她独特的处理视角，她不会随便认同我的推理，似乎不愿意参与对一个人的命运的揣摩，她只是想讲述刘工的有趣、好玩，她也许觉得我这种推理多少有些嘲弄的味道。
实际上，我非但没有嘲弄的意思，反而颇受感动。我觉得这个江湖上沉浮混迹过来的刘维民，在命运的玩笑面前，还是有点血性的。当然，这一切必须以他所述事件的真实性为前提。可谁知道呢？有些跑江湖的家伙就喜欢在女人面前杜撰点东西，把自己粉饰成侠客似的。
“仅仅用了八天，就把整个外墙弄好了，该铲的铲掉，该补的补上，贴瓷砖的功夫不低。”都说女人的心是敏感的，我妻子也不例外，也许是为了缓和我的感受，她有两天没讲刘维民的传奇经历，而是夸他们这个“游击队”的效率，简直就是庆幸找到了一个万能的帮手，仿佛回到了她的小朋友们中间，为他们手中越搭越漂亮的积木喝彩，“我们老总喜欢这类小工班的原因就是他们灵活、负责，说干就干，没什么二话。”
可是，妻子不讲，我熬不住了，创造话题诱惑她讲刘维民的传奇。
“你以为我天天去听他吹牛啊？你知道人家愿不愿意讲呢？”妻子不知道是生气了，还是有意吊我胃口。
我不是个特别好奇的人，何况是一个男人听妻子讲另外一个男人的故事，这种好奇心谁也不会有。说老实话，我没有吃醋的意思，也非蓄意刺探，而是因为这个湖南包工头使我想起了一个遥远了的人——胡建设。他们身上有许多元素是重叠的，比如：湖南人、十八年前、东莞、建筑工地、刺杀发廊小姐……
“如此有趣的一个人，肯定也长得特别有趣吧？”我故意逗妻子。我甚至产生了一个幻觉，刘维民就是那个胡建设。
“脸黑、秃顶、将军肚，”妻子扳着指头数道，“你在街上看到哪个像搞建筑的小包工头，刘维民就像那个人。”
见我突然专注起刘维民，妻子警惕起来：“这个工班是老总自己联系的，我只是负责日常的对接，清清白白，你可别胡思乱想！”
妻子的情绪出现反弹了，我当然也就暂时打住，不敢太过于当真。何况，胡建设按理已经百分之百伏法偿命了，跟活着的刘维民哪来半点关系。但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一连几个晚上，我都梦见了胡建设，这个在十八年前出现和消失的人。梦境一个晚上比一个晚上清晰，一梦醒来，仿佛就发生在刚才。
恰巧这时李治臻从广州来了深圳，在南山区一个酒店住了下来。这里是深圳改革开放“第一炮”点燃的地方，他作为一个“口述史”项目的执行人，被安排在这里落脚，显然有接待方的良苦用心。南山离我家不远，但是我没有急于与他见面。我说这几天有急事，忙完再好好聚一聚。李治臻说，那好，反正他也要呆上十天半月，开头几天要忙采访，有五六个座谈会要开，还要排期等待拜访一个95岁的改革元老。“咱们兄弟迟几天见面也可以。”李治臻说。
一天晚上，都快十二点了，李治臻给我发来一条手机短信：“兄长好，刚带队结束采访回到酒店。经过几天来的采访座谈，我越来越觉得，我们做这个“口述史”的项目，要深度还原、抢救一个城市的发展史，光有大人物、大事件是不全面，也不准确的。我已把当年“胡建设案”列入了选题计划，完全可以做成一个标本。期待这次能够得到兄的支持，见面详谈。晚安！”
一连几天梦见胡建设我没有受到惊吓，深夜收到李治臻的短信，才出了一身冷汗。俗话说，活人吓活人才会吓死人。天哪，这些天里，勾起胡建设的记忆的，原来不是刘维民，而是李治臻，是他要翻找胡建设，先在我这里投影出来！
莫非这个李博士懂什么符咒？盯着手机屏幕，我感到脊背凉凉的。
三
时隔那么些年头，我都想不起来了，当年刚来深圳，是凭什么打动《港湾》主编的，让她几乎没有犹豫就让我做了编辑。我在这里一呆就是七个年头，经历了杂志由鼎盛到式微，最终遭遇整顿、停刊解散的全过程，许许多多的事件让我经久难忘。
在《港湾》做编辑，改稿、编稿实际上花不了多少时间，我们工作的重心在联系接待方面。所谓的“联系接待”，就是与平日里上门的读者、作者打交道，也包括编辑人员深入工业区出租屋的走访。可以说，这些分布在星罗棋布的电子厂服装厂塑胶厂印刷厂的打工者，就是深圳辉煌外表下最底层的人们，也是《港湾》杂志面向的作者和读者群。我们几位二十出头的同事很快进入了角色，工作生活浑然一体。
胡建设是我来到编辑部工作半年后出现的。
因为马路两边种的都是玉兰树，编辑部所在的建安路又被叫做玉兰街。一到三四月间，一树一树的玉兰花开了，不论白天还是夜晚，许多市民蜂拥而至，徜徉在花香和绿荫里。对于另外一个层面的人们来说，与“建安路”关联的不是玉兰，而是那栋只有五层高的“文化大楼”——大楼里有一本专门面向打工阶层的杂志《港湾》。不是吹牛，《港湾》在工厂林立的深圳和东莞周边地区颇有市场，大大小小的书店都抢着卖，它的鼎盛时期，这栋并不抢眼的建筑，很大程度上就成了劳工群体的一个精神领地。每天都会有那么几拨打工仔打工妹寻访到编辑部，他们或带来自己创作的稿件，请编辑指点修改；或来投诉劳资矛盾、不公遭遇，希望编辑部能够派人采访；也有的仅仅就是为了与某个编辑见个面，水也不喝一口就心满意足地回去了。 建安路上的玉兰争相怒放，办公室的门每被推开一次，就有一股花香灌进来。我们的主编是个温文尔雅的大姐，十数年如一日，每天早上出门前要喷洒点香水，但每到建安路的玉兰花季，她必定停用香水，不忍浪费了这自然的气味。
那天上午，一个中年男子推开办公室的门，探头就问：“郭老师在吗？”随着声音扑进来的是一股玉兰花香，不过，很快被他身上带来的酸腐味混杂、掩盖，同事们纷纷抬头看着他。
“我叫胡建设，叫我老胡就可以了。”正是阳春三月，站在我眼前的胡建设却像从霜冻中拔出来似的，杂草般缠绕着嘴唇的胡须一根根透着寒气。
事后有同事说，第一眼看去，这人身上带着一股杀气和凶光。然而我没这个感觉，也许平时来找我的人太多类似，都是些遇上劳资纠纷，或其他被宰挨骗的事找我求助投诉的人，他们首先是遭遇了社会的杀机，才会反映在卑微的身上。我接触多了，也显得麻木了。
胡建设须发乱糟糟的，吐字迟滞，目光游移，显得有些局促。他身上的酸腐气味让人心生恶感，也不知到底多少天没有冲凉换衣。
编辑部场地逼仄，只隔了个豆腐格子做接待区，我示意胡建设在沙发上坐下来，转身给他倒水。我把水倒好，他仍站在原地，似乎有所顾虑而不敢坐下。我放下水杯，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才坐下来，准确说也只是坐了半边屁股。坐下后，他并没有开口说话，显得心神不定，刚才进门时径直找我，主题鲜明的样子不见了。我纳闷起来，他到底要干什么呢，或者说是不是找错了人？
为了不影响同事们工作，我把胡建设带到我与办公室同一条走廊上的宿舍。他果然放松了许多，也敢端起杯子喝水了，一问一答中，他告诉我，他是湖南人，在附近一家建筑工地做工。
“这么好的天气，工地没开工吗？”我问他。
“开工了！我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呗。”老胡正色道，一副老江湖的样子从语气中浮现出来了。
什么叫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我笑起来：“你自己做老板？”
“不不不，”老胡连连摆手，“我不干活，是不想让狗日的老板舒服！”
老胡一杯接一杯地喝水，不停地调整坐姿，随着对环境的逐步熟悉，他放松下来了。出去上了趟洗手间，甩着湿漉漉的手回来，站在我的书架前，上上下下打量，又从裤兜里掏出一支烟，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抽起来，对着一溜溜书脊喷烟，直接把烟灰往地上弹。
老胡个子不高，比我矮了半颗头，除了一身脏兮兮的衣服，蓬乱的头发，我发现他脚下蹬的居然是两只不同的胶鞋！心底里的厌恶骤然生成，我开始后悔把他带到宿舍里来。
东一搭西一搭地谈了一会，这种无聊的接待我是无法容忍的，只好找了托词打发他走。为了保险起见，我把他送下楼，走出大门，在玉兰树下跟他说“再见”，说了再见，又没事找事地客套了一句：“有空再来坐坐。”
没想，老胡有空的时候实在太多，三五天就往我这跑一趟，有时是上午，有时是下午，也有傍晚时分，一来就直奔我宿舍，不论是否有客人，往往一坐就是半天。碰上我和朋友同事在一起喝酒，他也会当仁不让地加入进来。一次，老胡突然闯入，朋友胃口大败，实在不想在他动过筷子的碗里夹菜，把我叫到门外，狠狠臭骂我一顿，说这个是人还是鬼啊，你怎么就放心让他介入你的私人生活？
我是个不太懂得拒绝的人，与我交往的主动权也就一直掌握在老胡的手里。时间长了，朋友们逐渐适应了这个叫胡建设的湖南人，换句话说，胡建设霸道地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是老胡，哥们。”每当碰到需要加以介绍的场合，我都顺口来一句，有点自嘲的意味。
一天下午快下班时，我接到一个电话，自称是前进工业区治安队的队长。队长说他们抓到一个叫胡建设的人，蹲在女厕所偷窥，这人辩称是“《港湾》杂志社郭老师的哥们。”队长来电话的目的是要弄清楚，到底这个偷窥的人是不是跟《港湾》有关系，如果撒谎，他们马上将他扭送派出所……
是，还是不是？我犹豫了一瞬。偷窥，这可真是件丢人的事。虽然不清楚真实情况，但我敢保证，一旦送去派出所，不死也得脱一层皮出来，即使不给他定罪，最终也将塞到收容遣送站兜转一圈！
“是！是我的哥们，请你们先别动手。”我一面答复队长，一面盘算如何去搞定这个事。
“那好，麻烦郭老师过来一趟，把人领回去。”队长的态度缓和下来。
“我马上过去，请你们别打他，让他喝水。”我心急火燎起来。我太清楚派出所、治安队的招数，说不定胡建设此刻已经没了人形。
“你放心，”队长笑了笑，说，“不过，刚才胡建设跟我的马仔们表了态，如果郭老师答应过来，一定会带上最新一期的《港湾》杂志。”
“没问题，要多少本？”我被队长逗笑了。不，应该是被胡建设逗笑了，这家伙干了蠢事，却临危不乱，拿小有声名的《港湾》杂志缓兵自救。好在这些无法无天的治安队员们，还买一本杂志的账。
“10本，谢谢你！”队长挂了电话。
果然不出我所料，在治安队的办公室，我看到了被打得鼻青脸肿的胡建设。队长接过《港湾》，解释说这不是他们干的，是被过路的人打的。按他的说法，工业区有一处废弃的厕所，偶尔有路人进去偷偷使用。今天下午，胡建设蹲在那里，企图偷窥，结果被人逮住，打了一顿，弄到这里来了。
“偷窥？我窥到谁了？有没有进去一个女的？有证据吗？哼！”胡建设捂着被打肿了的左脸，气冲冲地顶起来。
“窥到谁了？”队长点燃一支烟，得意地看看我，对胡建设说，“你觉得很难结论吗？兄弟，我告诉你，一点也不难，把你送去派出所，就等于窥到了，明白吗？！”
胡建设浑身哆嗦了一下，瞟了我一眼，把头低了下去。
“既然郭老师来了，你的面子大，派出所就不送了，本来规定罚款500块，我做主，只收200块，走吧。”队长打开抽屉，拿出一张收据，递给我。
这一点我是有准备的，来深圳后我没少去捞人，老乡朋友作者读者，被治安队派出所弄进去，所谓捞人就是带上钱交赎金。 从治安队出来就是一个十字路口，胡建设低着头，不想跟我走了。看着他那副倒霉样子，我真想痛骂他甚至动手抽他一记耳光，可在这车水马龙的异乡街头，我突然心软了。
“老胡，别跑，我带你买药去！”我喊住胡建设。
“那根本不是女厕所！他们胡扯，太他妈黑了！”胡建设对我狠狠地叫道，然后扭头走了，好像是我给他制造了冤屈，他的声音瞬间就被马路上飞驰而过的货柜车声压碎了。
过了几天，老胡又有空了，应约般出现在我面前，带来了一屋子跌打药水混合狗皮膏药的味道。我忍受着刺鼻的气味，提醒自己，别再提那丢人现眼的事，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这一回，老胡没坐多久，喝了一杯水，抽了一根烟就走了。晚上我整理台面，才发现压在笔记本下的两张皱巴巴的百元钞票，原来老胡是还我钱来了。
“我没有那么老，只比你大三岁。”也许感觉我们把他看老了，胡建设澄清了自己被相貌混淆的真实年龄。他还拿出翻了边的身份证给我看，果然只比我大了三岁，那年我二十六岁，他也就二十九岁。我的天，那是何等震撼的沧桑和邋遢，导致他的外表徒增了至少十岁的分量。
“我在老家教过两年书，”对自己的经历，胡建设从来没打算完整地说一说，只是偶尔漏一点，“那时我也写过些文章。”听起来令人感到有些“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的况味。
老胡来得越来越频繁，我实在难于理解他“不想干就不干”的底气是如何来的？这样三天两头地旷工，又靠什么生活？拼贴他每一次流露的言语，可以感受到他的郁郁不得志以及心中隐含的太多不满。在工地上，他跟工头和工友是搞不来的，工地上以工头的亲戚为主，好像所有人都在欺负他，而他随时都准备教训他们一下，包括隔三岔五“不想干”跑到我这里来，就是他采取的报复手段之一。
“狗日的东西，看老子怎么废了他们！”说到工地上的事，老胡总要来一句。说到“废”字，他都要停顿一下，像是要得到最大限度的解恨。有时老胡来了，我正忙着，或跟其他朋友谈着事，没空跟他搭话，他就自个儿坐在一边，像在一个只有他自己存在的世界里，嘴里嘀咕不停。我偶尔跟他搭一句话，他得半天才回过神来。朋友怀疑他有精神疾病，提醒我多加小心。对此我并不在意，我越来越疑虑的是，胡建设的生活中到底发生过什么？
“你的哥们，叫老胡吧？在这里等你半天，”有一天，我外出办事回来，大楼的门卫老黄指着值班室的塑胶凳说，“光坐，水也不喝，差点睡着了，怕是遇上啥事呢。”为了表示他对此人观察的细致入微，老黄补充了一句：“他经常在这里等你，比起以前来，最近精神状况恐怕不太好。”
我不禁吃了一惊，这家伙天天往我这儿跑，我不在的时候就到老黄这里等，实在等不到就走了。
我决定要亲自跟随老胡到他的建筑工地去一趟。我给哥们古大坪打电话，要他随时准备做我的保镖。古大坪在邮局上班，骑摩托车来去，可随时请假出来，重要的是学得家传，懂几路拳脚。和我的大部分朋友一样，古大坪也认识胡建设，而且始终认定此人有精神疾病，特别有兴趣弄清他的来龙去脉。
第二天下午，老胡又来了。我问他，昨天等我了？他却像受到冤枉似的，瞪大眼睛申辩：“没有！绝对没有！谁说的？”看那眼神，像非要找到冤枉他的元凶，把他吃掉不可。
老胡矢口否认，我更加坚定了要实施计划。于是我给古大坪打电话，要他在建安路口等候，保持距离在后面跟着。
对我提出送他回工地，老胡起初不答应。我说没别的意思，就是看看你工作的环境，顺便也感受一下生活。
“体验生活？”老胡高兴了，似乎找到了报答我的机会。我们下了楼，在玉兰树的树荫下并肩而走。古大坪罩上头盔，戴上了墨镜，慢吞吞地骑着他的黑色本田跟在我们屁股后面。
“大概要走多远？”我问胡建设。
“不多远。”胡建设左顾右盼道。
我们走过建安路，拐向甲岸村，再沿着宝民路往西走，一直到了黄金台、流塘村……我们离以建安路为轴心的城区越来越远，进入了连绵不绝的工业区，然后又拐向靠海的西乡码头。从三点钟出发，我们走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最后捉迷藏似地在码头一带的巷道里打转。
一路上，我不住地问：“还要走多远？”
“不多远，快了。”老胡总是这么一句。
我买了三次水，不停地抽烟解乏，我一支他一支，两包烟都快抽光了，还没有到的意思。我的脚底开始不老实，越来越招架不住，也决定不走了：“老胡，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嘿嘿，”老胡回过头来，看了看身后，眼皮抬了一下，冷冷地道，“你说，搞什么名堂？”
古大坪趴在他的本田上，藏头露尾地停在我们百米外的寮棚旁边。不知胡建设是什么时候发现他的，或者说我们是什么时候被他识破的。看着他一副嘲笑的神情，我突然感到浑身不自在，掩耳盗铃似的，把手搭在他肩膀上，推了推，强迫自己笑道：“那是古兄，一起去看看你，不行吗？”
“没什么行不行的。”老胡咧嘴笑了笑，很快又把脸沉下来。他心里肯定在恼火，在嘲笑，在狠狠地将对我的信任撕裂。
“好吧，不走了，我们找地方喝酒去。”我的两条腿都快要断了，身上的衣服也完全湿透。
胡建设白了我一眼，没做声，似乎在说服自己原谅我的行为。
古大坪见我们驻足不前，以为遇上了麻烦，猛踩油门冲过来，像一头发狂的豹子。我朝他挥手，吼道：“走，我们跟老胡喝酒去。”
老胡舔了两口啤酒就不喝了，倒是胃口大开，几乎独霸一份干锅肥肠、辣子炒鸡丁，连吃了三大碗饭。放下碗筷，也不管我和古大坪还没吃好，他抹抹嘴，说太晚了，我得回去了。可是，把我们牵引到这个鬼地方，他自己也弄不明白方向了。我们只得回到建安路上，再把他放下，让他按照熟悉的道路回去。
“还跟不？”古大坪苦笑道，“这小子反跟踪能力太强了。”
望着胡建设越来越小的身影，我无话可答。为了摆脱、教训我们的跟踪，胡建设显然也把自己折腾坏了，走起路来一瘸一瘸的。 这以后，足足有二十多天没见到胡建设的身影，像甩掉了一个包袱，我感觉轻松了几天。可慢慢的不仅我不习惯了，连同事们和门卫老黄都觉得不习惯了，纷纷问我：“你的哥们老胡呢？”
直至那一天，老胡再次出现在我的眼前，把我吓了一大跳——他左边的耳朵几乎被撕裂半个，黑色的伤口看上去非常恐怖。
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得到的是咬牙切齿的回答：“狗日的，老子迟早要废了他们！”
坐定下来，老胡极不情愿地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前些天他和工地上那些死对头们终于打了一架，由于寡不敌众，耳朵被生生扯裂，肚子也被踢伤了。
“报警没有？”我问他。
“报警？有个屁用！”老胡把双脚盘到沙发椅上，眼睛无神地看着窗外。
受了伤，老胡更有空了，来得也更勤了。因为长时间没有出工，工头没有给他开工资，老胡开始向我借钱，十块、二十块、三十块，单次数额从不超过五十块。他的耳朵没处理好，流着脓，嘴巴却更硬了，动不动来一句：“狗日的，老子废了他们！”一股诡异的气息弥漫开来。我开始感到害怕，可我回避不了，只能任老胡时不时的到来，有时候喝杯水，有时候吃顿饭，有时候借点钱。
一个周末的中午，我来了一群朋友，正动身下楼去吃饭，老胡来了，在楼梯角撞见，也像老朋友一样加入了这支走向酒馆的队伍。
酒菜上来，老胡却迟迟不动筷子，仿佛有自知之明，他想起身离开。我叫服务员打了个饭盒，让他在路上吃，可推让半天，他才勉强接下。送他出了饭店的门，他磨蹭起来，欲言又止的样子，我猜出了几分，肯定是要借钱了。
于是我主动问他遇上了什么困难，他四下望了望说，这里实在呆不得了，呆下去迟早要被他们弄死，他要去东莞，但是缺路费。
我掏出五十块钱，押到他手里。接过钱，老胡竟然滑稽地给我作了个揖，表示感谢。
老胡再也没有来过了，也许真的走了。朋友们同事们记挂过一阵子，也逐渐淡忘了这个怪异的湖南人。而我很长时间都淡忘不了，而且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一出门，就会东瞄瞄西瞄瞄，找一找建筑工地的影子，仿佛老胡就在那里干活。有时候走在街上，看到建筑工模样的人，我也会多留意一眼。
八九个月后的一天，编辑部来了一个精干的小青年，自称从东莞来，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见习生。小青年叫李治臻，白白净净，脸上挂着几颗粉刺，显得很生动，活力四射。李治臻此行的目的，是要向我了解一个叫胡建设的人，此人几个月前在东莞杀害一个发廊的小姐，已经侦破归案，很快就要开庭审理，他们被指派担任他的辩护律师。得知这个情况，我和同事们都大吃一惊，我们感受过他身上的杀气，但是几乎都不敢相信，这个胡建设真的敢杀人，我的第一反应是会不会弄错了？
“错不了，是他自己投案的。”李治臻道，事实不容争辩。
老实说，惊愕也好，惋惜也好，怀疑也好，都不能替代我内心深处对胡建设的厌恶，我实在被这个“哥们”整蛊怕了。但是，面对李治臻的调查，我也说不上太多。而这个见习生却锲而不舍，就为这个胡建设，竟然跑了我这里四次，不知道他是不是把胡建设混迹过的地方都要如此跑上几遍？
“莫非这个见习律师要给胡建设写传记？”对李治臻的认真劲头，古大坪大惑不解，“我看他调查的这些内容，法庭上恐怕一个字也不会采信，法官会说，一概与本案无关。”
不久后，我收到一封“东莞市黎明律师事务所”的信函，拆开一看，内容大意是“胡建设故意伤害案将于近日开庭审理，根据当事人要求，希望你出庭旁听，请你提供身份证件，我所将协助办理相关手续。”看完，我的大脑出现了短暂的空白，好像此刻才不得不相信，老胡果然杀人了。
老胡要求我参加审判旁听的目的是什么呢？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是说明他把我看作这个充满仇恨的他乡值得信赖的朋友？去还是不去？斗争了几天，我最终没有说服自己，好像担心一旦出庭，自己也会被当场逮进去。没想到，见习律师李治臻为此又专门来了一趟深圳，试图说服我。
“我的当事人对你十分期待，他信赖你！”李治臻道。
我罗列了几条蹩脚的理由，推脱了旁听的邀请。但是，这一回我不可抗拒地被李治臻的工作精神所折服，拉来几位同事，在玉兰街上一家露天菜馆请他吃饭。为胡建设的案子奔跑几个月，小伙子白净的脸庞似乎上了油彩。色素沉淀，青春痘茂盛起来，有的刚刚冒出，有的已经干枯，把整个人烘托得老练了几分。
因为是中午，开始是没打算喝酒的。点完菜，随着李治臻对胡建设案情的讲述，大家的情绪被点燃，于是喝起了酒，而且兴致上来都喝高了，结果几个编辑因酒醉无法上班，受到主编的严厉批评。
案子即将开庭，检方辩方都弄得七七八八了，李治臻也不像前几次那样视为工作机密，通过他良好的口才，案情也像从汪洋中露出的一座冰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原来，胡建设在深圳跟的建筑工头，是他小学、初中一路读过来的同学，一起来深圳闯荡。后来同学做了小包工头，老胡打下手，开始彼此相处还好，随着工程逐渐做大，工程队里同学的亲戚多了起来，几乎占了半壁江山，老胡受到排挤。发展到后来，老胡跟工头的亲戚们关系越来越紧张，三天两头就要动一次手。最后，老胡选择离开深圳。到了东莞，找不到别的门路，老胡还是进了建筑工地，可是几乎跟每一个老板、工头都搞不来，没多久就要换一个地方。换到最后那家，碰上的却是一个喜欢克扣、拖欠工钱的老板。这让老胡难以忍受，为什么这个家伙开着小车、抽着好烟，喝着好酒，就是不愿意爽快给工人发工资？于是他开始跟踪老板，要弄个明白，跟着跟着，发现了一个秘密——老板竟然在外面包养了情妇，而这个情妇并不是老老实实跟老板一个人，而是时常泡在发廊里做小姐……
“可以肯定，老胡是在忍无可忍的状态下行凶的，可他仇恨的是老板，为什么杀的却是他的情妇？老胡的交代很笼统，不愿意多讲。”李治臻双眉紧皱，道：“公安方面干脆下了个结论，就是建筑工胡建设上发廊嫖娼，因嫖资产生口角，于是下了杀手。这个结论简单、省事，大量发生在发廊的案件都适用于‘嫖资’问题。实际上，我们一开始就注意到，我们的当事人行凶的动机有一定的偶发性，也就是另有隐情。” “老胡难道不清楚杀人偿命的道理吗？死到临头，还有什么难言之隐？”我随口道。
“未必死刑，”李治臻道，“虽然我们是受指定的法律援助任务，还是全力以赴，往无罪或轻罪的方向努力吧。不到开庭那一刻，我们还会继续调查对他有利的证据。”
实际上，经过艰苦细致的打捞，李治臻他们还是掌握了一些胡建设行凶背后的隐情，也就是有利的证据。比如，他们有足够的根据可以证实，此案的受害人并不是跟胡建设非亲非故，而是胡建设的小学同学（这就足以推翻胡建设为了嫖资产生争执，杀死发廊妹的结论）。胡建设是在发现老板私生活秘密后，转而跟踪他的情妇的，结果令他大吃一惊，原来这个发廊小姐竟然是自己的小学同学！两人同一个村，女同学没上初中就辍学了。胡建设高考落榜回乡后，在家乡小学当代课教师，两人有了往来，按胡建设自己说“有一点初恋的感觉”。虽然关系没有上升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但女孩父亲还是以胡建设太老实、家底太薄为理由，要女儿断了心思。后来，女同学离家去了广东，就再没有音讯。过了两年，学校补充了正式教师，胡建设被解聘了，跟着另外一个同学也南下打工，但一个在深圳，一个在东莞，彼此都不知情。胡建设反复跟踪了三趟，确定这个鬼一样的小姐千真万确是自己当年心仪的女同学，也确认她就是被老板包养的情妇！他心里锁定了这样一个逻辑链条：老板克扣他们的血汗钱，而包养了这个鬼，这个鬼恬不知耻地搜刮老板，使他对工人的残忍变本加厉……胡建设忍无可忍，从暗处现身，在发廊里和女同学面对面相认了。女同学非常惊讶，不敢相信眼前的人是胡建设。胡建设把老板的情况跟她说了，希望她不要再跟这种人，离他远一点。没想到，女同学一听，他乡遇故知的热情瞬间没了，冲胡建设发起火来，断定他是有意来出她丑的。于是，当着众人的面羞辱他，说，你跟踪我？小心我废了你！身上没两个钱，装什么正经？你要拿得出50块钱来，我照样给你放一炮！“对！我就是见钱眼开，谁给钱我给谁开，买卖公平！”胡建设被当场气炸，偏偏那天他连讨带抢从老板身上弄了50块钱，他把钱塞到女同学手里，把她推进里面的暗房。至于后来发生的细节，胡建设跟公安的交代很简单，就是进去办了事，后来对方嫌钱少了，吵起架，一怒之下把她掐死了。而对李治臻所讲的，前后也有两个版本，一是进房间后，胡建设再跟女同学说了一通道理，可她压根不听，一气之下胡建设把女同学死死掐住。原本是想教训她一下，让她清醒清醒脑子，没想她那么不经掐，很快就倒地不起。他吓傻了，赶紧溜走。另一个说法是，进去房间之后，胡建设本想坐下来跟女同学好好说话，没想到她不买账，继续羞辱他，说今天遇上鬼了，我就要看看鬼的厉害，还动手扒胡建设的裤子。胡建设断定，这个人是彻底不顾脸皮了，想让他上身，“既然都知道了，那么要黑大家一起黑，回去谁也说不臭谁了。”那一刻，他也昏了头，任她胡来。可是，老半天，身体就是没有用。这样又招来了女同学更进一步的羞辱。在暗房里，胡建设想不明白一个人的变化怎么会这样大，他想不明白天下的事为何如此巧合，在深圳自己受同学的气，逃到东莞，还是碰上了同学的怪圈。像魔咒一样，他太多想不明白，脑子都快要炸掉了，于是失去控制，把她捂在被子里……
也许是场合过于开放，讲述者口才过于好，而降低了故事的可信度，当时我对各种版本都没太当回事。我专注于和这个敬业的见习生喝酒，小伙子太能喝了，我们几个都酒意上身了，他还一点事都没有。要不是突然下起雨，这场酒一时半刻真还结束不了呢。
在突然而至的雨水中，我们仓皇而逃，几个同事东倒西歪跑回宿舍去了。我则向店家借了伞，送李治臻到107国道边上乘车返莞。我们并肩走在玉兰街上，李治臻抒起情来：要是在这雨水里，玉兰花开着，那不知该有多美！
后来，我曾尝试找到一个不出席旁听的理由，给自己一个交代，但最终未能如愿，也许实在不需要理由，就像老胡的出现，以及后来和我长时间的交集本身也没有任何理由一样。
老胡被判了多少年，还是已经伏法？再不得而知。听说临近开庭，突然又停顿下来，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指定的援助律师不愿意耗了，辞了这个任务。敬业的李治臻也提前结束了自己的见习，离开事务所，从事其他工作去了。
胡建设的案子从此再无音讯，更遑论他的生死。我和李治臻却因此有了交往，而且一直保持下来。
四
说有事，事就来了。
人见人夸，老老实实的刘工刘维民突然闹起了情绪，对原先协商好的材料、工期提出异议，加上手下有两个工人请假回老家没有如期归队，工程突然懈怠下来。我老婆跟他理论，论不过他，就像当年被淘气的小朋友气坏了一样。这个刘维民，看来不那么简单，开了个好头，套得人家信任，再杀出暗藏的一手。“简直是磨洋工！耍无赖！”妻子愤怒至极，简直要哭起来，“我们都怀疑，这个家伙所说的什么鬼经历都是假的！”
气恼归气恼，毕竟是新官上任，妻子暂时不想把矛盾上交到公司层面，还是希望私底下把他说通。通常遇上这等事，妻子少不了求我这个背后的军师出马了。这些年来，随着妻子职位、业务的前移，偶然碰上棘手的事，缺少解决的智慧，或者说遇上性别的障碍，无不是把我搬出去，要么做和事佬，要么扮演黑脸关公，事情总能得以顺利解决。
我说，他这是欺负你呢，我们要扭转被动局面，主动出击，将其转化为有利契机，树立你的威风！其实，我也没有特别的招数，男人嘛，除了喝酒，还有更便捷有效的方法吗！
谈不上足智多谋，但服务了两任董事长，这点危机处置的技巧我还是有的。我要妻子邀请刘维民吃一顿饭，我来作陪喝酒，酒桌上把话撩开，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处理难题，女人搬出老公，跟男人搬出老婆的效果是远远不同的。一听这个女经理老公出面请喝酒了，不论再牛逼的男人，都得服软三分，装个君子出来。我对妻子说，事情分两方面看，我们也要理解刘维民，一来他这种小班底确实有难处，工人都是临时的，太难稳定，如今工人要价高，得把他的利润摊成薄饼；二来他敢不把你这个刚上任的女经理放眼里，原因在于他不求你，是你们求他，所以拿点姿态装个逼也是正常的。 刘维民果然爽快，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而且当天态度就有了好转，仿佛在争分夺秒塑造君子形象。
时间地点定了下来，我忽然想到，一也是请，二也是请，不如把李治臻拉到一起来。妻子开始不同意，担心插进来个无关人员，破坏了气氛，让刘维民不高兴。我说，多一个朋友，多一个话题，说不定气氛会更好。何况，李治臻还是个喝酒的好手，说不准跟刘维民这个老江湖投缘呢？妻子想想也是，便同意了。
那天，我负责去南山接李治臻，妻子和刘维民先一步到了酒楼。我开车到李治臻的住地，等到他结束一个座谈会，急匆匆返回，没让他上宾馆，直接把他塞进车里。当我和李治臻踏进包厢那一刻，只见刘维民从沙发上弹跳了起来，就像猎人遇上了狼，两眼发亮，目光直射，指着李治臻道：“李律师！你是小李律师吗？！天！”
李治臻呆住了，足足五分钟后，才说话：“你是老刘，刘维民吧？”边说边回头，有点神志不清似地对我说：“郭兄，他就是差点被胡建设冒名处死的刘维民！”李治臻的声音颤抖频率相当大，可见心里有多激动。
刘维民口里“啧啧啧”地走了过来，一弯腰，将李治臻的双手紧紧抓住。手握在了一起，两人没再说话，似乎彼此得重新怀疑对方的真实性，飞速校验记忆里的形象。脸黑、秃顶、挺个将军肚的刘维民握着李治臻的手，看看我，又看看我妻子，再求救似地看看李治臻，那个样子，跟银幕上六小龄童扮演的孙猴子没什么两样，就差抬腿踢足，抓耳挠腮了。在这一刻，刘维民肯定以为我们夫妻早是知情人，今天这个饭局是精心设计蒙他的。实际上，李治臻和我们夫妻，以及刘维民，三方都陷落在同一盆浆糊里了。这种完全超越想象力的关系纠合，能不让人糊涂吗？能不让人怀疑是对方设计的吗？以致冷静下来，各自陈说半天，才恍然大悟。
这是一场充满意外和惊喜的酒宴，的确太特殊了。刘维民口里的“天！”不知说了多少遍。今天李治臻的现身说法，证实了刘维民所吹嘘的“传奇”的真实性，也给我们揭开了十八年前胡建设杀人案的另一个内情——老胡跑到东莞后，丢了身份证，成为一个流浪汉，沿路乞讨。后来捡到刘维民的身份证，才蒙混进了他的老本行建筑工地，最终犯下那桩命案。当年李治臻之所以没跟我说起这个“前奏曲”，是因为他们只负责投案自首、还原真实姓名的“胡建设”，而不是被冒名的“刘维民”，两者在这个援助任务中，不存在关联。
“我们第一次会见胡建设，他就说到，他带着你资助的50块钱离开深圳，他觉得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被扭曲了，太没人情味。他试图在东莞找到一个‘没人打他’的角落，谁知东莞也没让他好过，后来发生了那样的事。”李治臻像一个猜谜活动的主持人，自动揭开谜底：“郭兄，他强烈要求请你出庭旁听，是因为信赖你，希望法庭上有个人能用不同的目光看他，让他踏实一点接受审判……每一次会见，我都有详细的笔录。”
妻子停下手中的筷子，怔怔地看了我老半天，好像看着一个她错嫁的不近人情的人，好像当年杀人的不是胡建设而是逃逸多年的我，好像怀疑在一个杀人犯的心目中，我到底是不是有这样的意义……说老实话，我心里也被李博士的深情回顾重重地撞击了一下，不自然地低了低头。
虽然为胡建设辩护，关系不到被冒名的刘维民，但是，当年那个认真、敬业的见习生李治臻还是几次寻访他。作为故意伤害案嫌疑人胡建设的辩护律师，李治臻拜访刘维民的目的，是要深入了解身份证遗失的种种细节，同时也在努力取得他的支持，对胡建设的冒名行为给予谅解，好给法院从轻量刑创造有利条件。就在这样的来回寻访中，李治臻把刘维民感动了，让他深深地记住了他的真诚，记住了他满脸蔓延的青春痘。
“小李律师来来回回跑了六次，不论我住工棚里，住老乡的出租屋里，他都能找到。”刘维民伸出一个手掌，分开五指，将对李治臻的点滴记忆量化表述：“如果胡建设不回来投案，我枪毙了也就罢了。可这家伙一回来，我心底的冤屈就起来了，我感到很悲愤，三天两头跑公安局，跑看守所，要亲眼见见这个杀人犯。我想要么我来掐死他，要么你法院必须判他死刑，不然我平息不了自己。”
刘维民的声音低沉下来，我们都以为他触动到伤心处了。没想，他昂起头，笑了起来，指着李治臻道：“你这个嘴上没毛的律师，竟然懂得开导我，一次又一次，把我的肠子理顺了，让我放下怨恨。你说，能不感动吗？这小伙子太认真了，印象太深了，即使再过个十八年，我也能一眼认出他来！”
刘维民被无辜关押了几个月，内心的悲愤完全可以理解。经过李治臻的反复相劝，他渐渐想通了，觉得自己也算是在生死边缘走了一遭，还有什么必要谈原谅不原谅的，又有什么必要让胡建设罪加一等？即使给这个人加罪十等，跟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一旦想通，心中的暴戾之气、怨恨之气也就一点点消了。他后来在东莞几个建筑工地兜转了一圈，没什么起色，干脆就跑回湖南老家了。
“其实，在庙里，我把这个案子跟老法师讲过了，老法师要我放下对胡建设的怨恨。我说没有怨恨，早没有了，老法师说，你可以骗人，但骗不了自己。我当即给老法师跪下，磕了三个头，他真掐准了我的心窝。因为每当遇上不顺的时候，我还会冒出一个念头，今生见不到胡建设这个人了，假如有来世，一定不会放过他。老法师要我做的第二件事是，感恩胡建设，因为是他的良心救了我，要我念经、放生回向给这个杀人犯……老法师说，无牵无念不相逢，冤冤相报何时了，你把对胡建设的态度正确处理好，想清楚了，对因果也就有更深刻的理解了。”喝了几杯酒之后，刘维民像破开了肚肠。他把在闽南寺庙呆的半年比喻为上了一个“颠覆人生课程的大学”，老和尚就是他灵魂再生的导师。
刘维民是个有些城府的江湖汉子，但是在如此的因缘巧合面前，他也松懈了自己，不住地感慨“奇缘”。时隔十八年，彼此都成了中年人，相貌气质产生了多大的变化，他还能一眼就把李治臻认出来，这也成为我们举杯间的感叹。凡邀杯即喝，举杯见底，刘维民喝酒的风格还真不赖。相比之下，我和李治臻就显得要落后一点，好几次惹得他吹胡子瞪眼。 这场四个人的小酒宴，一直喝到深夜十二点。原本设计的主角是刘维民，我的目的是要跟他讲和，疏通道理，取得他的合作，让妻子的工作顺利一点。因为李治臻的加入，整个角色次序全变了，在座的谁也不是主角，或者说我们的主角不在场——这个主角就是那个生死未卜的胡建设。
就像一根红线，正是因为胡建设，才有了天南海北四个人的认识，才有了十八年后这场别开生面的小聚。
在此之前，正如我不认识刘维民，刘维民也不认识胡建设，他根本没机会见到胡建设的面，后来他也离开了东莞，没再关注胡建设到底有没有判死刑。当时没有网络，媒体也不像今天发达，通讯也单调，要关注也没有渠道。最有可能了解胡建设案件最终结局的，应该是李治臻这个当年的法律援助参与者。但是，说来却也大失所望，因为工作、生活的几经变动，他也不清楚了。
我们的酒喝到这里，出现了停滞。刘维民一支接一支抽烟，整个屋子几乎被烟雾笼罩。我老婆好几次借口上厕所，出去换了一肚子新鲜气息再回来。
“这不难，是生是死，很快我们就会有结果。”李治臻道。他已经着手联系回访当年参与这个案件的有关人员，包括他们原来那个黎明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和同事，主办刑警、主审法官等等，“甚至，很有可能见到胡建设本人。”
看来，这个李博士下定了决心要把胡建设案做成一个“口述实录”的标本。我，以及不期而遇的刘维民，都将成为他的访谈对象，我们要跟着他尝试回到十八年前的那段岁月。
“经费非常紧张，二位的支持都将是免费的。”李治臻在烟雾缭绕中抱拳施礼道。
“经费？要鸡巴经费？我给你出！”刘维民卷着逐渐变大的舌头，说了句粗口。好像马上意识到这是对在座女士的极大不恭，自己罚了自己一杯酒，又道：“我说话算数，这钱我可以出。要是胡建设没死，博士一定得把他找到，让我会会这位兄弟，跟他喝杯酒，恩怨别留下辈子了。”
五
刘维民要找到胡建设，跟他了脱恩怨，这或是一厢情愿的事情。而我个人觉得，十八年来，在珠江三角洲的深圳、东莞、广州诸地，和胡建设一样的打工者前赴后继，千千万万。包括他后来的人生遭际，杀人犯罪，都不见得有值得大书特书之处。杀人的，被杀的，客死他乡的，人间蒸发的，太多太多了，时间真的是一座坟场。李治臻博士却不这样认为，他要把胡建设定性为南方中国劳务工阶层的一个存在样本，破译底层生态的初始密码。
标本就标本吧。我、刘维民，两个“相关人物”，当然都很愿意配合他的采访。我们在午夜的街头分手，当街表态对这个工程的支持，随时恭候博士的调遣，等待他来录音、录像。在酒意的助推下，我们仿佛都获得了那种做大事的荣誉感，把配合李治臻的工作当做光荣使命，按他的话说就是“为后人留下点东西”吧。三个男人都喝得有点高了，刘维民坚决不让我送李治臻，他要带博士去做个足浴，再泡一个桑拿。“你放心，安全我包了。”我开不了车，妻子也不敢开，她的眼睛被刘维民的烟雾熏坏了，不停地眨眼、流泪，两口子只好把车寄放在酒店，打的回家。
李治臻回广州前又来过一趟，由他做东请我和刘维民在老地方喝酒。这一回刘维民没喝多少，却醉得一塌糊涂，有点酒不醉人人自醉的味道，抱着李治臻哭了一回，接着又抱着我哭了一回，等他哭累了，酒也醒了。
李治臻说好回去马上动手，可是一回去，事情忽然冷掉了。在QQ上，他几次留言，说项目受阻，主要是系列选题被删削得厉害，违背了他的初衷。胡建设这个选题，他力保了两次，勉强保留下来，至于下一步怎么样，能不能做成，一时不好说。
听我转述了这个情况，刘维民觉得十分好笑：“你们文化人也可怜，什么立项不立项的，就是鸡巴事多，我说过的，花不了几个钱吧？要是公家不愿意出，我给李博士出！”生动的表达让他那黝黑的脸膛绽放出一道金光。
也真应验了“不打不相识”的套套，刘维民跟我们夫妻也成了朋友，叫我“兄弟”，改口叫我老婆为“弟妹”。合作自然也顺畅起来，不再讨价还价，提前完成了工程。完工结算，总体比预算中少赚了不少，我妻子感到过意不去，试图帮他多争取一点。没想，刘维民大手一挥，说：“这万万要不得，岂能让弟妹拿乌纱帽去为我争利益？我这小打小闹的干活，都是公家的，从这个口袋少拿一点，那个口袋多拿一点，大家伙工钱发得出，不被人咒骂，一年到头也就不白忙了。”
刘维民的“游击队”其实挺有竞争力，经常是东家西家同时进场，很多都是老东家，回头客。正如他说的，这里少赚点，那里多赚点都是常事。妻子单位的活一干完，工具刚收拾好，马上就转战到一个中专学校去了，给学校砌围墙，修跑道。因为相隔有点远，刘维民跟我约好，哪天李治臻过来再喝酒，而且说话算数，他一定给博士赞助选题费，支持他完成胡建设这个“口述史”项目，甚至找到他本人。
个把月后的一天，刘维民匆匆来找我辞行，说马上要回湖南老家一趟，一张黑脸显得愁云密布。原来，几年前他在老家承建了一个政府的宿舍楼，前段时间墙体崩塌了一角，被举报到了纪委。纪委将当时的领导双规了，来人要他回去协助调查。他老婆担心他有去无回，硬是不让他回去，“你进去过一回了，这回不会有胡建设替你还清白了。”“我说，你放狗屁，我回不来你他妈明天就给我改嫁，我怎么能不回去呢？”刘维民对老婆的阻拦和担忧不屑一顾。他坚决要回去的理由一是要说清楚他没给领导送一分钱，二来他是按照设计要求施工的，没有偷减一块石头一包水泥，图纸发票收据一切都还在手上。到底领导的钱是怎么贪的，设计是怎么做的，楼是怎么塌的，他一定要当面说清楚。
“兄弟，等我回来再好好喝酒，”在公司大门口的旗杆下方，刘维民跟我道别。他吐掉口里的槟榔渣子，一次又一次握手。“告诉李博士，那笔经费我一定支持他。”
责任编辑 木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