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去袁长浦，幽楼宛在兹。碧藓依斜砌，黄花满矮篱。”挂职期间，每次我经过三观堂，总会想起清朝诗人张忆《迎真道院》（即三观堂前身）的诗句。据地方志《上海名镇志》记载，江湾镇原有历代古刹10多座，最早的昆福寺距今已1500年，但大多毁于炮火或被拆毁。三观堂是江湾镇境内唯一留存的古寺院。笔者平时从事民族宗教方面的工作，对此自然多了一份关注。
　　始建于清康熙元年（1662年）的三观堂原名“三官堂”，属道教活动场所，后香火日衰，于光绪十四年改为佛教寺院。兴慈法师于1932年着手修复并增设其为法藏讲寺下院。抗战期间，其破败不堪、信众零落。“文革”期间，尼众被赶离寺庙，改为工厂。20世纪90年代，三官堂逐渐恢复宗教活动。1999年6月，经上海市民族宗教事务部门批准登记为佛教寺院，建筑面积562平方米，明旸法师亲自题写匾额，改“三官堂”为“三观堂”，由通霖法师负责主持修复工作。2007年，在市和虹口区民宗部门、江湾镇街道、佛教团体的大力支持和资助下，开始全面修复三观堂。2008年4月15日，在觉醒法师主持下，三观堂改扩建工程正式奠基动工。定愔师太率众逐渐将其建设成为一座规模完整的佛教尼堂。2010年10月，大雄宝殿竣工，修复后的三观堂总面积3466平方米，由定愔师太担任监院，并恢复正常的佛教法事活动。三观堂一波三折、留存复兴的历史变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党和国家宗教政策形成与发展的历程。
　　挂职期间，有幸与三观堂有更近距离的接触。有一次，为做好宗教事务法规的宣传工作，虹口区民宗办的同志赴三观堂商议相关事宜，邀我同往。顺着狭窄弯曲的万安路，经过一片黄澄澄的外墙，便踏进照壁式山门。空间虽略显局促，但絲毫不影响其清雅之气场。黄色琉璃瓦照壁后为天王殿，两侧圆型拱门连接主殿大雄宝殿，主殿为两层庑殿顶假窗楼阁式大殿。灰瓦、白墙、青烟、金殿、红柱，菩萨低眉、金刚怒目，惠风和畅、莲幢光明，天台宗“一心三观”之要义通过精致的建筑，得到了具象的展现。
　　绕过一片翠竹，来到西面尼众住所的底楼会客厅，周围一片寂静，本以为定愔师太在此修行讲经。没想到，一进门，只见师太一手握手机，一手握筷在吃一碗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清汤面。她接完电话，和我们说，已连续几天只睡三个小时，又患了重感冒，这碗面从早上一直吃到现在。瞧，事情太多了。我们这儿收留了几百条流浪狗，得联系商家持续以优惠价提供大量狗粮;这几年因钢贸生意破产的商客陡增，不少人来这儿寻求心灵慰藉，得认真接待;更令人担忧的是，三观堂改建虽得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但后续还有较多资金尚未偿还，得抓紧化缘还债……她一面说，一面不时接上几个电话。
　　区民宗办的同志向我介绍，三观堂和区里其他宗教活动场所一样，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做好群众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早在1937上海沦陷时，三官堂就作为市郊施粥和施衣点，救济了滞留在江湾镇一带的大量难民。师太刚才讲的收留流浪狗、舒缓特殊人群的情绪等，都是如此。她们还不定期组织特殊群体人员聆听教义讲座，接受宗教的正能量，不少人因此迷途知返。
　　耳闻目睹之间，令我想到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5月召开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引导宗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等论述。我想，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将来的文化可能更为纷繁多元，宗教工作将在其中发挥更多心灵滋养及道德教化的作用。
　　宗教的社会作用已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认同，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也在依法管理、取缔非法宗教活动、为宗教界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根据《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第六条第四款关于“市和区县宗教事务部门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等相关规定，虹口区民宗办于2011年4月开始，以江湾镇街道为试点，在基层宗教事务委托管理方面进行了探索。通过建立健全社区宗教事务管理四级网络、制定街道和居民区二级台账、应急预案、信息上报等制度，在法律政策宣传、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抵御境外渗透、宗教界人士教育引导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委托管理以来，区域内宗教事务管理网络更加健全、手段更加多样，信教群众需求得到更及时的回应，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向心力不断增强。
　　随着挂职接近尾声，与三观堂的接触也将暂告段落。但她留给我对基层宗教事务管理、做好信教群众工作的思考，将不断延伸和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