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题材的电影，大多是对现实生活的折射。一部优秀的亲情题材电影，不分国度和年代，能够穿越语言障碍，触动人内心最柔软的部分。由台湾导演侯孝贤监制的《宝贝儿》正是一部刻画家庭亲情、探索生命意义的电影，涉及传统、人情和法理。影片表现出纪录片式的人文关怀，传递出豁达包容、静观默识的生存观点，波澜之处静水流深。

真实的纪录片风格

　　《宝贝儿》有种冷静旁观的真实感，所有人并没有因为处于事件漩涡，而被贴上主角的标签，每个人的表达都沉稳克制而不煽情。影片采用景深镜头的拍摄手法，整体节奏舒缓流畅，观众得以在真实的细节中思索体悟。片中最大的亮点莫过于杨幂，素面朝天、灰头土脸的“扮丑”形象在宣传海报和电影中无处不在：粗糙的皮肤、显眼的雀斑、干裂的嘴唇、散乱的头发，还有身上土气的服饰。《宝贝儿》是杨幂出道以来的首部文艺片，也成为继《我不是潘金莲》《亲爱的》《找到你》后，又一部“自毁形象”的女性题材电影。
　　纪录片式的拍摄风格，灰冷的色调，再加上南京方言，原本会催人泪下的电影以冷静旁观、平实叙述的姿态传达出更加真实动人的情绪。
　　杨幂饰演的江萌在平淡沉默中挽救缺陷儿于危难，可谓“润物细无声”。影片聚焦社会底层残障人士的隐忍与艰苦，同时也映射出许多社会问题—残疾人的就业及生活、孤寡老人的赡养、对先天残疾患儿的治疗、社会舆论的道德谴责等。

两座孤岛的难言之隐

　　《宝贝儿》中，徐先生放弃了对其患有先天无肛症女儿的治疗，在常人看来这种行为难以理解。他并不缺钱，也能治疗孩子。他只是不忍，不忍她的生命充斥太多苦难和排斥。他怕她遭受欺侮羞辱，怕她被贴上残障人士的标签，怕她一辈子自卑不幸福，而这种担心何尝不是心疼？而被父母抛弃的另一个弃儿江萌（杨幂饰），却拯救了这个被父亲宣判“死刑”的缺陷婴儿，没有血缘关系的社会边缘人抱团取暖，这样的情感基调和吴青峰的温柔嗓音交相呼应，配上钢琴弦乐的缓慢流动，片末营造出深沉悠远的艺术片效果。
　　江萌的执拗、倔强，以及对生的希望让人动容。当她邂逅另一个将被放弃生命的孩子，她仿佛看见了当年的自己。她出生后被遗弃，从小被寄养在养母家中，身为同类人，她更加懂得生命的珍贵。“我能活下来，这孩子也一定可以！”绝望的眼神令人心碎。面对有同样遭遇的孩子，面对另一个“自己”，她萌生出一股与命运抗争到底的勇气。她缠着警察，甚至不惜触碰法律的底线，只因那句：“她有权利活着！”
　　在另一个平行世界，徐先生和江萌一样有着难言之隐。他难掩悲痛地说：“这孩子没有以后了。”徐先生作为孩子的生父具有最终裁决权，将孩子送到临终关怀医院的行为看似冷漠无情，而谁又能体会这个决定背后的撕扯与疼痛？痛哭流涕的他绝望地喊出：“你这是往我伤口上撒盐！”因江萌的执念，徐先生深受社会的道德批判，那些在他家门口喷上鲜红的“杀人犯”字样的人们，并没有想象到孩子将要承受的种种苦难。
　　江萌和徐先生，两个复杂而真实的人物，分属两个极端，纵使境遇不一样，但内心的苦楚都一样难以下咽。前者为了让孩子活着，不惜付出一切代价，从南京辗转到马鞍山寻找孩子下落，不断追踪孩子的生父徐先生，甚至悄悄将孩子抱走，所有的努力都是希望孩子能得到救治；徐先生认为女儿既然无法健康幸福地活着，不如放弃治疗，让她在医院安静地离开人世。二者的出发点都是好的，没有谁不爱孩子，只是在这种气氛下他们都变成了“孤岛”，彼此沉浸在自己的想法中，互不了解。当人性和道德搅在一块时，实难分清谁对谁错。

贯穿始终的三条纽带

　　《宝贝儿》中，非血缘的两组家庭关系，看似松散，却通过三条纽带紧密相连。第一条纽带是徐先生和其女儿之间名存实亡的父女关系。第二条纽带是影片里若隐若现的暗线，即没有血缘关系的江萌和缺陷儿的秘密，两只“蝼蚁”相互取暖。第三条纽带则是贯穿《宝贝儿》始终的明线—监制侯孝贤在电影中一脉相承的家庭观。
　　江萌与其养母虽是没有血缘的“母女”关系，但观众并未感觉到亲情的缺失。江萌早起给养母做饭，将做好的饭装进保温盒里；养母央求王院长带江萌找工作；江萌担心木板释放甲醛，伤害养母的身体；养母多要拆迁款是为了给江萌备嫁妆……母女之间的爱无处不在。20年来，母女俩始终风雨共济，对江萌而言，家和家人，意味着她全部的精神力量。
　　《宝贝儿》在片末陈述了政府针对缺陷儿寄养问题的相关法规。但现实生活中，依然有许多缺陷儿无法被妥善安置。江萌是養母的“蝴蝶”，女性的处境带有相关性。江萌因已成年必须离开养母，而年老体弱、不适合独居的养母只能被送到养老院。江萌怒怼相关工作人员，控诉国家规定，与养母道别时眼中含泪，那种凄凉无奈的氛围，烘托出这段没有血缘的亲情和家庭归属感，这种表达属于现实主义美学的高峰。
　　电影在江萌的迷惘等待中戛然而止，只留下一行黑底白字：“据统计，中国每年有90万例缺陷婴儿出生。”静默之处引人深思。江萌从开篇不愿意接受残障人士的标签，到最后填写申请评残，她的生活依旧坎坷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