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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运用全部应计利润模型和均值回复应计利润模型，对四川长虹2004年通过计提巨额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进行了检验和度量，并对其管理层变更背景下的盈余管理动机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盈余管理；资产减值准备；案例分析；全部应计利润模型；均值回复应计利润模型
2004年，四川长虹年报报出亏损近37亿，这个彩电业龙头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个发生巨额亏损的上市公司，在业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专业人士和投资者就其巨亏是“真亏”还是盈余管理的结果展开激烈的讨论。本文运用盈余管理理论和模型对四川长虹2004年度盈余管理行为进行检验和度量，并对其盈余管理的动机进行分析。
一、文献综述
（一）盈余管理的定义及其检验方法
盈余管理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实证会计研究中兴起的一个重要领域，但对盈余管理的界定一直未达成共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种观点是由Schipper、Healy和Wahlen及Scott提出的。Schipper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人员为了获得某种私人利益，进行有意识的干预外部报告的过程。Healy和Wahlen指出，盈余管理发生在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和规划交易以变更财务报告时，旨在误导那些以公司的经济业绩为基础的利益关系人的决策或者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的结果。而Scott则将盈余管理界定为在GAAP允许的范围内，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效用或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行为。本文将盈余管理界定为上市公司为了自身的特定目的，对盈利进行操纵的行为。
盈余管理的检验方法分为应计利润分离法、特定项目法和分布检测法三类。其中，应计利润分离法是国外学者最常用的盈余管理计量方法，这类方法将应计利润定义为报告净收益与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之间的差额，再把应计利润分为操控性应计利润与非操控性应计利润，并通过各种回归模型对非操控性应计利润进行估计。由于西方学者认为，企业管理层主要是利用操控性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因此可用操控性应计利润（＝应计利润－非操控性应计利润）来衡量盈余管理的大小和程度。常用的应计利润分离法的计量模型可分为：1.全部应计利润模型；2.随机游走模型；3.均值回复应计利润模型；4.成分模型；5.Jones模型；6.修正的Jones模型；7.行业模型。另外，还有一些上述模型的变形。其中，全部应计利润模型和随机游走模型分别将总应计利润和总应计利润的变化作为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而Jones模型和修正的Jones模型等则是通过回归方法将应计利润分离为非操控性应计利润和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复杂模型。
（二）减值计提在盈余管理中的应用及相关动机
研究表明，资产减值准备已成为我国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韩道琴、卢相君及沈向国，2006，丁方飞，蒋柏娟，2006）。同时，资产减值准备的政策选择与盈余管理的动机相关。陆建桥（ 2002）发现上市公司通过操纵性应计项目在首次亏损年度调减收益，在首次亏损的前一年度和扭亏为盈年度调增收益。赵玉玲、卫建华（2001）发现具有扭亏动机的公司倾向于较低的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或冲回以前年度多计提的减值准备以增加利润；具有夸大亏损动机的公司倾向于采用较高的计提比例，为其业绩筑底，轻装上阵，以增加未来收益。
目前，国内关于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主要是针对上市公司的IPO 动机、配股增发动机以及避免退市的动机，对管理层变更动机的研究较少。Strong等（1987）的研究发现，经理人变更因素对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有较大影响，在主要管理人员变更时企业会提取大量资产减值准备（秘密准备），以便在来年转回减值以提高业绩。Elliott等（1988）和Francis等（1996）的研究也证明了上述结论。
二、案例背景和研究假设
（一）案例背景
四川长虹（600839）始创于1958年，是我国“一五”期间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主要经营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在1998年前，四川长虹不仅仅是中国的彩电大王，而且还成为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国际化企业集团。其股价曾一度创50元的天价，是上海A股市场的龙头老大。
2005年4月，四川长虹公布的2004年报报出亏损37亿元，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个发生巨额亏损的上市公司。根据年报披露，其发生巨亏的主要原因是该公司一次性计提了37亿元的资产减值准备，包括：对APEX公司按个别认定法计提的坏账准备25.97亿元，对存货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10.13亿元，对南方证券公司委托理财项目全额计提的委托理财投资跌价准备1.828亿元。专业人士和投资者就其巨亏是“真亏”还是盈余管理的结果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二）研究假设
1.1999至2004年四川长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对净利润的影响。
（1）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对利润的影响：
1999至2004年，四川长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对净利润的影响如表1所示。笔者发现，1999－2002年该公司坏账准备净计提额（即净增加额）呈逐步上升趋势，但对净利润影响有限。2003年坏账准备净计提额增长幅度较大，而2004年坏账准备净计提额更猛增至25.06亿元，占净亏损的百分比达到68.1％。因此，笔者有理由怀疑四川长虹在2004年度利用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进行了盈余管理。
下面，笔者将分别运用应计利润分离法中的全部应计利润模型和均值回复应计利润模型来检验和度量四川长虹2004年的盈余管理程度。
三、模型检验过程和结果
（一）运用全部应计利润模型进行检验
1.模型建立。
全部应计利润法将盈余管理的结果视为净收入与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之间的差额。报告盈余可以分为现金流量和对现金流量进行会计调整的部分，对现金流量进行调整的部分称为总应计利润（TACC），它是净利润（NI）与经营现金流量净额（CFO）的差额，即TACC＝NI－CFO。传奇式投资者巴菲特也曾建议中小投资者利用这一方法来识别盈余管理。但这里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和报告净收益都要用期初的总资产来修正。模型如下：
CFOEMt＝NIt／TAt－1－ CFOt／TAt－1
其中，CFOEMt：公司第t年净收益中的操控性部分，即全部应计利润；
NIt：公司第t年报告的净收益；
CFOt：公司第t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TAt－ 1：公司在第t年的期初总资产即第t－1年的期末总资产。
2．检验结果与分析。
如表4所示，根据全部应计利润模型计算得出1999至2004年度四川长虹全部应计利润（CFOEM）分别是－13.5％、－11.92％、
－7.94％、17.87％、5.28％及－20.79％。笔者发现，四川长虹在这六年间的CFOEM变化幅度逐渐加大，特别是2004年的全部应计利润达到－20.79％。
笔者假定四川长虹在以前年度即1999至2003年不存在盈余管理现象，可求得2004年前5年全部应计利润均值为：
CFOEM2004＝（－13.50％－11.92％－7.94％＋17.87％＋5.28％）／5＝－2.04％
即如果四川长虹在2004年不存在盈余管理现象，那么该年度的全部应计利润比重应为－2.04％。进一步可推得此种条件下2004年的模拟净收益：
NI2004’＝（CFOEM2004＋ CFO2004／TA2003）× TA2003
＝323 833 302.21（元）
而该公司2004年实际报告净收益是－36.81亿元，与无盈余管理行为下的模拟净收益相差－40.05亿元（见表5）。
以上通过全部应计利润模型的检验说明，四川长虹在2004年确实存在盈余管理现象，且金额高达约－40亿元。那么这40亿元从何而来呢？不难发现四川长虹在2004年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和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加总共计37.43亿元，占报告与模拟净收益差额的93.47％（见表6）。由此可见，该公司主要利用这三项减值准备计提进行了盈余管理。
（二）运用均值回复应计利润模型进行检验
1.模型建立。
由于应计利润（TACC）可进一步分解为操控性应计利润（DA）和非操控性应计利润（NDA），因此操控性应计利润DA＝TACC－NDA。为了度量非操控性应计利润，Healy和DeAngelo提出了随机游走模型基础，该模型把上一年度的实际利润作为本年度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此后，Dechow等人认为应计利润，尤其是流动性应计利润具有均值回复的特性。为此，他们提出了均值回复应计利润模型，该模型用过去五年的应计利润均值作为本年度非操控性应计利润的估计值，从而估算出本年度的操控性应计利润。即：
TACCt＝NIt－CFOt＝NDAt＋DAt
NDAt／TAt－1＝TACC／TAt－2
其中，TACC：公司2004年的总应计利润；
NI：当期净利润；
CFO：经营现金流量净额；
NDA：非操控性应计利润；
（三）结论
根据上述全部应计利润模型及均值回复应计利润模型的检验，笔者均得到如下结论：四川长虹在2004年度存在异常盈余管理行为，其主要手段是一次性计提巨额的资产减值准备，包括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
四、动机分析
上文中笔者对四川长虹2004年盈余管理行为及其手段进行了检验，那么，四川长虹盈余管理的动机何在呢？有观点认为，其动机是为了配合MBO，2005年底甚至出现了“朗赵之争”。而笔者认为，该公司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在于高级管理层变更背景下的业绩考核效应，该动机具有红利报酬效应和政治成本效应的“双重性质”。
（一）国企高管变更与业绩考核效应
研究显示，盈余管理的动机众多，其中之一便是在管理层变动之际，后任管理层会进行盈余管理以提高自己的业绩考核结果。（Strong，1987；Elliott等，1988；Francis等，1996）。在我国，国企老总一般采用人事任免制，其人选由政府（以及党委组织部）直接决定。而政府对国企老总的考核依据是会计盈余信息所反映的企业经营业绩，尤其像四川长虹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其业绩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省市两级的GDP和财政收入。在这一制度背景下，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不仅关系到国企负责人的薪酬水平，还关系到其仕途安全和政治生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后者更为重要。因而，对于国企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而言，盈余管理中的业绩考核动机便具备了红利报酬效应和政治成本效应的“双重性质”。由此，在公司高管换届之际，新一届高管伺机通过“洗大澡”甚至“饼干罐”储备的方式进行盈余管理，对后期个人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最大化无疑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在本案例中，通过该公司换帅前后财务指标变化的分析，可以发现该动机的存在。
（二）四川长虹换帅前后盈利指标变化分析
2004年7月，四川长虹改朝换代，原董事长倪瑞峰下台，赵勇成为新任董事长。以2004年年报为分水岭，2005年年报成为赵勇交出的第一份答卷。赵勇走马上任之际就高调宣称四川长虹将在半年内扭亏为盈，结果公司不仅在2005年第一季度奇迹般地实现了这一目标，而且在2005年实现了全面盈利。
如表9所示，从盈利指标来看，四川长虹2005年主营业务利润增幅为47.47％，而同年实现净利润2.8亿元，增幅达107.74％。相关数据显示，盈利好转并非主要来自于主营业务利润的增长，而是由于管理费用由2004年的40.2亿元猛降至3.4亿元，而管理费用之所以大幅降低则归功于2004年资产减值准备的巨额计提和2005年冲回的双重影响。也就是说，四川长虹2005年尽管在账面上实现利润，但其实际盈利能力并未显著改善，甚至有利用“饼干罐储备”之嫌。
（三）结论
以上根据公司换帅前后盈利指标变化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四川长虹2005年扭亏为盈并非源于公司经营绩效的改善，而主要应归功于2004年巨额的减值计提所带来的“洗大澡”效应。为此，不难得出结论，2004年四川长虹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是该公司的新任管理层为显示上任后公司业绩的显著改善，以便取得较好的业绩考核结果，从而提高自己的薪酬水平和政治收益。
本文运用全部应计利润模型和均值回复应计利润模型对四川长虹2004年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了检验，并对其盈余管理的手段和动机进行了探讨。上市公司在管理层变更之际，新任管理层往往通过计提巨额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从而寻求在未来业绩考核中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行为违背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原则，造成报表反映的企业业绩同企业实际情况脱节，误导了投资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不利于证券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一现象值得监管机构和广大投资者予以关注。●
【主要参考文献】
[1] 丁方飞，蒋柏娟. 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性研究——来自沪市A股亏损上市公司的证据[J]. 事业财会， 2006，（5）. 41～43.
[2] 韩道琴，卢相君，沈向国. 上市公司利用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J]. 税务与经济， 2006，（2）. 104～106.
[3] 陆建桥.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 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11）.
[4] 夏立军. 国外盈余管理计量方法述评[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2，（10）. 35～40.
[5] 赵玉玲，卫建华. 企业操纵利润的新途径[ J ].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02，（11）.
【关键词】 盈余管理；资产减值准备；案例分析；全部应计利润模型；均值回复应计利润模型
2004年，四川长虹年报报出亏损近37亿，这个彩电业龙头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个发生巨额亏损的上市公司，在业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专业人士和投资者就其巨亏是“真亏”还是盈余管理的结果展开激烈的讨论。本文运用盈余管理理论和模型对四川长虹2004年度盈余管理行为进行检验和度量，并对其盈余管理的动机进行分析。
一、文献综述
（一）盈余管理的定义及其检验方法
盈余管理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实证会计研究中兴起的一个重要领域，但对盈余管理的界定一直未达成共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种观点是由Schipper、Healy和Wahlen及Scott提出的。Schipper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人员为了获得某种私人利益，进行有意识的干预外部报告的过程。Healy和Wahlen指出，盈余管理发生在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和规划交易以变更财务报告时，旨在误导那些以公司的经济业绩为基础的利益关系人的决策或者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的结果。而Scott则将盈余管理界定为在GAAP允许的范围内，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效用或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行为。本文将盈余管理界定为上市公司为了自身的特定目的，对盈利进行操纵的行为。
盈余管理的检验方法分为应计利润分离法、特定项目法和分布检测法三类。其中，应计利润分离法是国外学者最常用的盈余管理计量方法，这类方法将应计利润定义为报告净收益与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之间的差额，再把应计利润分为操控性应计利润与非操控性应计利润，并通过各种回归模型对非操控性应计利润进行估计。由于西方学者认为，企业管理层主要是利用操控性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因此可用操控性应计利润（＝应计利润－非操控性应计利润）来衡量盈余管理的大小和程度。常用的应计利润分离法的计量模型可分为：1.全部应计利润模型；2.随机游走模型；3.均值回复应计利润模型；4.成分模型；5.Jones模型；6.修正的Jones模型；7.行业模型。另外，还有一些上述模型的变形。其中，全部应计利润模型和随机游走模型分别将总应计利润和总应计利润的变化作为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而Jones模型和修正的Jones模型等则是通过回归方法将应计利润分离为非操控性应计利润和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复杂模型。
（二）减值计提在盈余管理中的应用及相关动机
研究表明，资产减值准备已成为我国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韩道琴、卢相君及沈向国，2006，丁方飞，蒋柏娟，2006）。同时，资产减值准备的政策选择与盈余管理的动机相关。陆建桥（ 2002）发现上市公司通过操纵性应计项目在首次亏损年度调减收益，在首次亏损的前一年度和扭亏为盈年度调增收益。赵玉玲、卫建华（2001）发现具有扭亏动机的公司倾向于较低的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或冲回以前年度多计提的减值准备以增加利润；具有夸大亏损动机的公司倾向于采用较高的计提比例，为其业绩筑底，轻装上阵，以增加未来收益。
目前，国内关于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主要是针对上市公司的IPO 动机、配股增发动机以及避免退市的动机，对管理层变更动机的研究较少。Strong等（1987）的研究发现，经理人变更因素对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有较大影响，在主要管理人员变更时企业会提取大量资产减值准备（秘密准备），以便在来年转回减值以提高业绩。Elliott等（1988）和Francis等（1996）的研究也证明了上述结论。
二、案例背景和研究假设
（一）案例背景
四川长虹（600839）始创于1958年，是我国“一五”期间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主要经营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在1998年前，四川长虹不仅仅是中国的彩电大王，而且还成为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国际化企业集团。其股价曾一度创50元的天价，是上海A股市场的龙头老大。
2005年4月，四川长虹公布的2004年报报出亏损37亿元，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个发生巨额亏损的上市公司。根据年报披露，其发生巨亏的主要原因是该公司一次性计提了37亿元的资产减值准备，包括：对APEX公司按个别认定法计提的坏账准备25.97亿元，对存货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10.13亿元，对南方证券公司委托理财项目全额计提的委托理财投资跌价准备1.828亿元。专业人士和投资者就其巨亏是“真亏”还是盈余管理的结果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二）研究假设
1.1999至2004年四川长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对净利润的影响。
（1）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对利润的影响：
1999至2004年，四川长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对净利润的影响如表1所示。笔者发现，1999－2002年该公司坏账准备净计提额（即净增加额）呈逐步上升趋势，但对净利润影响有限。2003年坏账准备净计提额增长幅度较大，而2004年坏账准备净计提额更猛增至25.06亿元，占净亏损的百分比达到68.1％。因此，笔者有理由怀疑四川长虹在2004年度利用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进行了盈余管理。
下面，笔者将分别运用应计利润分离法中的全部应计利润模型和均值回复应计利润模型来检验和度量四川长虹2004年的盈余管理程度。
三、模型检验过程和结果
（一）运用全部应计利润模型进行检验
1.模型建立。
全部应计利润法将盈余管理的结果视为净收入与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之间的差额。报告盈余可以分为现金流量和对现金流量进行会计调整的部分，对现金流量进行调整的部分称为总应计利润（TACC），它是净利润（NI）与经营现金流量净额（CFO）的差额，即TACC＝NI－CFO。传奇式投资者巴菲特也曾建议中小投资者利用这一方法来识别盈余管理。但这里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和报告净收益都要用期初的总资产来修正。模型如下：
CFOEMt＝NIt／TAt－1－ CFOt／TAt－1
其中，CFOEMt：公司第t年净收益中的操控性部分，即全部应计利润；
NIt：公司第t年报告的净收益；
CFOt：公司第t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TAt－ 1：公司在第t年的期初总资产即第t－1年的期末总资产。
2．检验结果与分析。
如表4所示，根据全部应计利润模型计算得出1999至2004年度四川长虹全部应计利润（CFOEM）分别是－13.5％、－11.92％、
－7.94％、17.87％、5.28％及－20.79％。笔者发现，四川长虹在这六年间的CFOEM变化幅度逐渐加大，特别是2004年的全部应计利润达到－20.79％。
笔者假定四川长虹在以前年度即1999至2003年不存在盈余管理现象，可求得2004年前5年全部应计利润均值为：
CFOEM2004＝（－13.50％－11.92％－7.94％＋17.87％＋5.28％）／5＝－2.04％
即如果四川长虹在2004年不存在盈余管理现象，那么该年度的全部应计利润比重应为－2.04％。进一步可推得此种条件下2004年的模拟净收益：
NI2004’＝（CFOEM2004＋ CFO2004／TA2003）× TA2003
＝323 833 302.21（元）
而该公司2004年实际报告净收益是－36.81亿元，与无盈余管理行为下的模拟净收益相差－40.05亿元（见表5）。
以上通过全部应计利润模型的检验说明，四川长虹在2004年确实存在盈余管理现象，且金额高达约－40亿元。那么这40亿元从何而来呢？不难发现四川长虹在2004年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和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加总共计37.43亿元，占报告与模拟净收益差额的93.47％（见表6）。由此可见，该公司主要利用这三项减值准备计提进行了盈余管理。
（二）运用均值回复应计利润模型进行检验
1.模型建立。
由于应计利润（TACC）可进一步分解为操控性应计利润（DA）和非操控性应计利润（NDA），因此操控性应计利润DA＝TACC－NDA。为了度量非操控性应计利润，Healy和DeAngelo提出了随机游走模型基础，该模型把上一年度的实际利润作为本年度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此后，Dechow等人认为应计利润，尤其是流动性应计利润具有均值回复的特性。为此，他们提出了均值回复应计利润模型，该模型用过去五年的应计利润均值作为本年度非操控性应计利润的估计值，从而估算出本年度的操控性应计利润。即：
TACCt＝NIt－CFOt＝NDAt＋DAt
NDAt／TAt－1＝TACC／TAt－2
其中，TACC：公司2004年的总应计利润；
NI：当期净利润；
CFO：经营现金流量净额；
NDA：非操控性应计利润；
（三）结论
根据上述全部应计利润模型及均值回复应计利润模型的检验，笔者均得到如下结论：四川长虹在2004年度存在异常盈余管理行为，其主要手段是一次性计提巨额的资产减值准备，包括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
四、动机分析
上文中笔者对四川长虹2004年盈余管理行为及其手段进行了检验，那么，四川长虹盈余管理的动机何在呢？有观点认为，其动机是为了配合MBO，2005年底甚至出现了“朗赵之争”。而笔者认为，该公司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在于高级管理层变更背景下的业绩考核效应，该动机具有红利报酬效应和政治成本效应的“双重性质”。
（一）国企高管变更与业绩考核效应
研究显示，盈余管理的动机众多，其中之一便是在管理层变动之际，后任管理层会进行盈余管理以提高自己的业绩考核结果。（Strong，1987；Elliott等，1988；Francis等，1996）。在我国，国企老总一般采用人事任免制，其人选由政府（以及党委组织部）直接决定。而政府对国企老总的考核依据是会计盈余信息所反映的企业经营业绩，尤其像四川长虹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其业绩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省市两级的GDP和财政收入。在这一制度背景下，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不仅关系到国企负责人的薪酬水平，还关系到其仕途安全和政治生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后者更为重要。因而，对于国企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而言，盈余管理中的业绩考核动机便具备了红利报酬效应和政治成本效应的“双重性质”。由此，在公司高管换届之际，新一届高管伺机通过“洗大澡”甚至“饼干罐”储备的方式进行盈余管理，对后期个人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最大化无疑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在本案例中，通过该公司换帅前后财务指标变化的分析，可以发现该动机的存在。
（二）四川长虹换帅前后盈利指标变化分析
2004年7月，四川长虹改朝换代，原董事长倪瑞峰下台，赵勇成为新任董事长。以2004年年报为分水岭，2005年年报成为赵勇交出的第一份答卷。赵勇走马上任之际就高调宣称四川长虹将在半年内扭亏为盈，结果公司不仅在2005年第一季度奇迹般地实现了这一目标，而且在2005年实现了全面盈利。
如表9所示，从盈利指标来看，四川长虹2005年主营业务利润增幅为47.47％，而同年实现净利润2.8亿元，增幅达107.74％。相关数据显示，盈利好转并非主要来自于主营业务利润的增长，而是由于管理费用由2004年的40.2亿元猛降至3.4亿元，而管理费用之所以大幅降低则归功于2004年资产减值准备的巨额计提和2005年冲回的双重影响。也就是说，四川长虹2005年尽管在账面上实现利润，但其实际盈利能力并未显著改善，甚至有利用“饼干罐储备”之嫌。
（三）结论
以上根据公司换帅前后盈利指标变化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四川长虹2005年扭亏为盈并非源于公司经营绩效的改善，而主要应归功于2004年巨额的减值计提所带来的“洗大澡”效应。为此，不难得出结论，2004年四川长虹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是该公司的新任管理层为显示上任后公司业绩的显著改善，以便取得较好的业绩考核结果，从而提高自己的薪酬水平和政治收益。
本文运用全部应计利润模型和均值回复应计利润模型对四川长虹2004年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了检验，并对其盈余管理的手段和动机进行了探讨。上市公司在管理层变更之际，新任管理层往往通过计提巨额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从而寻求在未来业绩考核中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行为违背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原则，造成报表反映的企业业绩同企业实际情况脱节，误导了投资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不利于证券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一现象值得监管机构和广大投资者予以关注。●
【主要参考文献】
[1] 丁方飞，蒋柏娟. 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性研究——来自沪市A股亏损上市公司的证据[J]. 事业财会， 2006，（5）. 41～43.
[2] 韩道琴，卢相君，沈向国. 上市公司利用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J]. 税务与经济， 2006，（2）. 104～106.
[3] 陆建桥.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 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11）.
[4] 夏立军. 国外盈余管理计量方法述评[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2，（10）. 35～40.
[5] 赵玉玲，卫建华. 企业操纵利润的新途径[ J ].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