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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向蒋介石建议 识分子如将“云南王”赶出云南
提及昆明“一二·一”惨案，事情得从“云南王”龙云说起。
龙云系云南人，1887年生于昭通一个彝族家庭。1927年任云南省务委员会委员兼云南讲武学堂校长。同年8月代理云南省主席。次年1月，蒋介石又指定龙云为云南省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1929年秋，龙云统一云南，成为“云南王”。
龙云与蒋介石有诸多矛盾，对蒋介石的命令、指示，龙云认为对云南、对他个人有利的，他就执行；没有利的，他就不予理睬，或借故不办。为此，蒋介石对龙云意见甚大。由于龙云在云南经营时间较长，又手握重兵，蒋介石又一时无法动他，故忍了一段时间。
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迁到重庆，一些重要工厂、大中学校陆续迁到昆明及其周边县市，云南大后方的重要地位突然凸显，蒋介石对云南也日渐重视了。特别是由北大、清华、南开3所知名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大迁设昆明后，使昆明热闹了许多。这时，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也以各种名义陆续来到了昆明，还有的进入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大专院校。
那时，昆明一些同情中共或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有接触的知名知识分子如闻一多、李公朴等，与龙云也有诸多接触。因而，龙云在思想上逐渐受到他们的一些影响，对西南联大等校的进步师生开展的爱国民主活动，他虽不直接参加，思想上却颇为同情，并采取了比较开明、宽容的态度。因而，西南联大等校师生的思想及学术活动异常活跃，而且成了西南爱国民主运动的堡垒，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因此日益高涨。
据原中统特务孔秉礼说，西南联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十分活跃，引起了中统的注意，并在云南设立了3个秘密特务机关。CC派头目、中统特务机关的后台老板陈立夫对西南联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极其关注，曾多次指示中统头子徐恩曾注意联大的动态，特别是地下党的动向，并多增加一些力量。徐恩曾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因多方面的原因，效果并不明显。
为了遏制共产党在昆明的活动，并更多地了解云南的情况，为国民党日后更好地控制云南做准备，陈立夫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于1945年夏天以“视察教育”为名，带着中统、社会部、教育部的一帮人马来到了云南。陈立夫察看了几所大学、中学，听了一些汇报，感觉云南的问题确实严重，如再不采取果断措施进行防堵，云南将会成为共产党的天下。
在昆明期间，陈立夫还秘密接见了云南中统特务头子查宗藩、刘介鲁、孔秉礼等，并分别听取了他们的汇报。陈立夫还指示查宗藩、刘介鲁，在侦防共产党的同时，还要注意龙云的言行，特别是龙云与共产党的交往，并将龙云的动态随时上报，使他和蒋介石能及时掌握龙云的思想、行踪。
陈立夫从云南返回重庆后，向蒋介石汇报了他的云南之行。同时，向蒋介石建议，将能力甚强的CC派骨干分子、他的亲信李宗黄派到云南去。因李系云南人，熟悉昆明的情况，反共坚决，龙云走了，李罩得住。蒋介石觉得陈立夫的这个建议可行，答应动龙云时，迅即把李宗黄派去。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感到动龙云的机会到了。他决定从军事人手，以受降为名，先将龙云控制的滇军基本部队、卢汉的第一方面军第六十和九十三军调往越南北部，再将中央军调入滇南，以防卢汉回师援龙，然后将杜聿明部调往昆明，使龙云成为手中无兵的空头司令。
1945年9月27日，蒋介石派空军副司令王叔铭携带他给杜聿明的亲笔信飞抵昆明。蒋在信中说：“日内就要颁布免除龙云的云南军政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委员会参议院院长。最好一枪不发，保证他的安全。已令昆明空军归你指挥，如龙云不接受命令，即以各种火器轰五华山(龙云住地)。”
10月2日，蒋介石、陈立夫在西昌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解决云南的问题。会上决定：立即改组云南省政府，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由李宗黄任省民政厅厅长；卢汉未回到云南时，省主席一职由李宗黄代理。
当天下午，蒋介石令王叔铭派飞机将关麟征、李宗黄送到昆明，并将他的三件手令一并交给杜聿明。手令的内容是：第一，免去龙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本兼各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撤销，行营所属人员由中央统一安排；云南地方部队交昆明防守司令官杜聿明改编；云南省政府交卢汉接收，在卢汉未到任前，由省民政厅厅长李宗黄代理。第二，任命龙云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第三，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
当天晚上，杜聿明在昆明召开团长以上军官会议，传达了蒋介石的三项命令，并作了布置。10月3日，杜聿明派兵包围龙云公馆及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强迫龙云辞职去重庆。
10月16日，蒋介石为安抚龙云，假意将杜聿明“撤职查办”。两天后，又将杜聿明调往东北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由于蒋介石任命的云南省主席卢汉当时领兵驻在越南河内，一时难以返回国内，这样，云南管治大权实际上落人CC派分子李宗黄之手。
据原中统特务孔秉礼说，蒋任命卢汉继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其本意是安抚卢汉和以龙云为首的原云南统治集团，也有离间龙、卢关系的意图，心里并不是要卢汉做省主席。如果可能，李宗黄就长久代理下去，让卢汉只留一个虚名。故李宗黄到云南后，干劲甚大，一切按照陈立夫的旨意行事。
李宗黄去云南不久，陈立夫又先后派去一批CC派分子担任要职，如陇体要任省建设厅厅长，毕勇升任省财政厅厅长，杨家麟任地政局局长，林毓棠任省府会计处会计长，范承枢任社会处处长等。这样，云南有何动态，CC派分子马上就可报告陈立夫。
在蒋介石、陈立夫的连连催促下，李宗黄对昆明市区，特别是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的爱国民主运动监督得十分严格。这样，国民党顽固派与昆明各大中学校爱国学生之间的冲突，就难以避免了。
爱国学生被迫开展反内战运动
1945年10月10日，经过艰难谈判，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重庆签订了《双十协定》。熟知内情的人知道，国共两党虽然签订了和平协定，但蒋介石、陈立夫、何应钦等是不会遵守这个协定的，内战随时有可能爆发。
果然，10月13日，蒋介石电令顾祝同，要他截击、消灭浙西和皖南向北撤的新四军部队，并在电文中称新四军为“奸匪”。随后，国民党军向各解放区展开了大举进攻。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运用其宣传机器，制造各种谎言，说国民党军队之所以要展开进攻，是因为解放区军民“放了第一枪”，还说是为了“军令政令的统一”。
受了八年战争之苦的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借故挑起内战极其愤 懑。为了阻止大规模的内战爆发，从1945年10月底起，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重庆市区的许多团体，如民主同盟、中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农业协进会、农村经济研究会及20多家杂志、报社，纷纷发表文章和谈话，强烈要求国民党停止进攻解放区，并立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1月19日，重庆工商、文化、教育界500多名代表举行反内战大会，并成立了重庆各界人民反内战联合会，号召工、农、商、学各界立即行动起来，用罢工、罢市、罢课、拒绝纳税等行动制止内战的爆发。
一心想通过内战消灭共产党的蒋介石、陈立夫，对全国各地开展的反内战运动极其反感，认为这是共产党在背后策动的。为了扑灭各地的反内战运动，陈立夫通过各地的CC派分子和特务机构对反内战运动进行疯狂的镇压和破坏。
1945年11月下旬，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专等校学生拟在云南大学的致公堂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此事被隐藏在学生中的特务获悉，并密报了李宗黄。李宗黄感到此事可能有共产党在背后调度，马上报告了陈立夫，并请示如何处置。陈立夫立即给李宗黄回电说，根据过去经验，这样的事情一定是共产党在背后策动的，要毫不犹豫地坚决予以制止。李宗黄一接到陈立夫的指示，就给云南大学校长熊迪之打电话，要求他坚决制止此次活动。
为防止学生强行在该校举行晚会，李宗黄还勾结云南警备司令关麟征召开了“党政军紧急治安联席会议”，决定立即在全市发布严禁集会的命令，并通知云大校长熊迪之坚决执行禁令，不得向学生借用会场。如果学生易地举行，中统特务将装扮成老师或学生进入会场破坏，并在会场观察这次活动的幕后策划人。会上还决定，立即在学生中成立一个“反罢课委员会”，用学生组织对付学生组织。
四校学生无法，只得将举办地点改在西南联大图书馆草坪上进行。
25日晚7时，四校师生和市民从四面八方拥向联大，反内战时事晚会如期举行，参加的学生、市民达6000多人。
大会开始后，主持人讲了此次集会的目的和意义后，便请西南联大政治系教授、国民党党员钱端升演讲。钱在演说时，极力强调在目前成立联合政府的必要性，希望国共两党尽快成立一个联合政府。
钱端升的演讲还未完，校门外就响起了枪声。显然，国民党军警、特务想以此吓散集会的师生、市民。
由于军警、特务包围了联大，校门又被紧闭，集会人群不能出入，只得将时事晚会继续办下去。尽管门外枪声不断，集会的人却镇静异常，毫不理会他们。
钱端升讲完，联大经济系教授伍启元接着讲“财政经济与内战关系”。伍启元在演讲中说，国家已经打了多年的仗，人民痛苦不堪，非常渴望和平。要使全国的财政经济有所好转，内战一定不能爆发。如果内战一开，国家元气就会大伤，经济就要崩溃，人民就要受更大的苦难。
伍启元演讲期间，院墙外的手枪、机枪、步枪的枪声，小钢炮及手榴弹爆炸声一直不断，子弹还呼啸着掠屋顶而过。十余分钟后，电线也被特务割断，集会现场一片漆黑。
为了将时事晚会进行下去，师生们又点起了蜡烛、煤油灯。
这时，中统云南调统室主任查宗藩突然跳上主席台，自称是来自昭通的学生，要求发言。他一开口就骂共产党，攻击共产党是破坏政协、发动内战的罪魁。查宗藩胡乱讲了上面几句话，场上学生就认为他是混入会场的特务，强烈要求他下台。他不理会，继续在台上胡言乱语。联大学生气愤至极，冲上去强行将他拖下了台。
第三个演讲的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他演讲的内容是“美国与中国内战的关系”。费教授的演讲非常吸引人，特务们的破坏、捣乱虽然一刻未停，场上师生却听得极其认真。
费孝通一讲完，院墙外又枪声大作，子弹不时从同学们头上飞过。在场的同学不但不惧怕，而且兴奋异常，在枪声中举手通过了《制止内战及邀请美国青年反对美军参加中国内战的通电》。
最后，由潘大远教授讲话。潘大远见气氛太紧张，话讲得很短。由地下党员与进步学生组成的主席团考虑到同学们的安全，决定提前结束。这样，反内战时事晚会在雄壮的歌声中散会。
由于国民党军警在各路口架起了机关枪，聚会的师生、市民出不去。不得已，各校师生和市民又折回联大图书馆草坪上。等到深夜，人们发现联大农场的一条小路可通到云南大学后门，外校的学生才得以离校进城。
李宗黄及其军警一手制造了大惨案
国民党及其军警、特务的暴行，激起了各校师生的极大愤慨。
26日，联大、云大等9所大中学校的学生举行了罢课。各校的墙上张贴了许多反内战、要和平的标语，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追究时事晚会期间开枪人的责任，并公开向西南联大的师生道歉。
到28日，罢课扩大到31所大中学校，各校还成立了罢课委员会，并选举了领导此次罢课的常务委员。同一天，昆明的31所大中专学校师生还发表了一个《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告全国同胞书》，提出如下四项要求：
第一，立即制止内战，要求和平；第二，反对外国助长中国内战，撤退驻华美军；第三，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第四，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人身等自由。
告全国同胞书还向以李宗黄为首的云南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另外四项要求：(一)追究射击联大校园的责任人；(二)立即撤销24日党政军联席会议禁止集会游行的非法法令；(三)保障学生的身体自由；(四)要求国民党中央社改正诬蔑联大学生运动的荒谬言论，并向参加时事晚会的学生道歉。
昆明学生的要求，以李宗黄为首的云南当局不但不理，反而决定采取更为严厉的镇压措施。李宗黄的每一步措施，都得到陈立夫的认可、支持，而且陈立夫屡屡给李宗黄发密电，说处置学潮事关党国安危，要措施果断，不能手软，如果出了问题，他会帮助挑担子的。
在陈立夫的怂恿、支持下，11月27日，李宗黄与关麟征在昆明接连召开秘密会议，商讨打击学生开展的反内战活动。会后，李宗黄又将会议内容用中统的秘密电台报告了陈立夫。
11月28日，陈立夫得知昆明学生反内战运动愈演愈烈，密令李宗黄与军警紧密配合，并动员昆明全体国民党党员上街去做扑灭工作。他还要李宗黄运用过去的“组织对组织”的老办法，收买一批当地的流氓、地痞，然后成立一个组织，由中统特务在背后指挥他们行动。
李宗黄接到陈立夫的指示后，马上以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的名义下发一道密令，密令中说：
各大中学校学生全体罢课，倘再演变，难免有集会游行暴动等情势发生，为加强防备起见，本市党 国当局已开会决定，发动召集党团员以实际组织宣传行动相机对付，已经分别进行办理。除分函各工厂机关查照外，兹指定该党部应召党员250人，以10人为一组，设组长1人，并由该党部负责人为领队，仰即就所有党员中选择优秀干练者编足人数，造具名册，并由领队人于明日下午2时亲自呈送来会，以便编组并参加本会召集的会议。切速勿延为要!
其后，李宗黄根据陈立夫的指示，从省政府拨款200万元给中统特务机关，用于购置棍棒、刀具，搬运石块、砖头，到社会上去收买流氓、地痞。然后，再将流氓、地痞组织起来，打着“反罢课委员会”的旗号，先在市区各街道寻找那些张贴标语、散发反内战传单的学生，用殴打、围攻、侮辱、绑架的方式，对他们进行阻吓，迫使他们停止反内战宣传活动，返回学校。
29日，昆明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又举行了示威和大游行。游行途中，许多市民也自行参加，游行队伍越来越大。
11月30日，学生继续上街示威游行。下午，一队学生上街游行时，被一帮武装特务毒打，旁边的群众见状，不顾生死地围上去护救，并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要民主!”特务们见围上来的人太多，慌忙逃走。这天，有多名学生被特务打伤，其中重伤2人。
12月1日，李宗黄下令国民党军警对各校学生发动攻击。上午1l时，国民党军政部军官总队的军人和大批武装特务、流氓，由昆明三青团支团秘书兼宣传组长周冲率领，分别向昆明的大中学校发起攻击。
云南大学首先遭到攻击。军官总队的军人及被收买的流氓操着木棍、扁担冲进校门，撕毁反内战的壁报，捣坏桌椅，正在看壁报的一些学生也突然遭到毒打。
接着，40多名军警、特务拥在西南联大新校舍校门口。一声令下，暴徒们一拥而上，用预先搬来的石块、砖头、扁担、铁锤等凶器追打校门内外的学生。由于一部分学生拼命阻拦，才把已经进门的十几个士兵推出去，然后关上大门。门外的军警一再猛攻，将大门捣毁，一队军警又冲了进去，并用扁担对在场的手无寸铁的学生一阵乱打。联大学生见情势危急，又一次拼力将军警奋力推出门外，并将一名叫崔俊杰的士兵围住质问为何来打爱国学生。崔俊杰说是上司命令他们来的，而且是分三路进攻的。
校门重新关闭后，一个武装军警掏出一颗手榴弹，要投向墙内。千钧一发之际，站在墙外的南菁中学教师于再急忙上前拦腰阻止军警将手榴弹投到校园内，军警使出浑身力气，将于再连同手榴弹摔到路边，于再当即被炸身亡。
地质系教授袁复礼从南区工作室出来，也被暴徒殴打。
与此同时，师范学院学生李鲁连、潘琰，昆华工校学生苟极中，也被军警、特务炸死、刺死，各校受伤的学生达60多人。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惨案让全国人民看清了蒋介石的真实用心
国民党的屠杀，并未吓倒学生。当天，昆明罢课委员会为殉难烈士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并将烈士的遗体摆放在西南联大校园里，图书馆临时变成了灵堂，四壁挂着烈士的血衣和各界人士题送的几千件悲愤的挽词。从早到晚，每日致祭的人络绎不绝。
“一二·一”惨案激起了昆明及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各大城市的爱国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有的还举行了追悼大会，声援昆明学生的正义之举，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严惩凶手，停止内战。
12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昆明惨案》，强烈谴责国民党的暴行，声援、支持昆明学生的爱国运动。
1945年12月9日，延安各界借纪念“一二·九”运动10周年之际，举行了集会，控诉国民党军警、特务的暴行，声援昆明学生的正义斗争。周恩来、吴玉章等领导人还发表了演说。重庆各界3000多人也在同一天举行了追悼大会。郭沫若、沈钧儒等在追悼会上怒斥国民党及其军警、特务杀害无辜学生的罪行，要求惩办制造这起大惨案的祸首。
“一二·一”惨案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后，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感到不适当处理一下说不过去。于是，他指示李宗黄表演了一幕假审判的丑剧，将判了死刑的两名囚犯拉出来顶罪，说他们是打学生的“凶手”，予以枪决。
李宗黄的假把戏被西南联大的教授们拆穿了，他们在人民的支持下，一再向上控告“一二·一”惨案中的杀人犯，并表示不获胜利决不罢休。蒋介石无奈，只得以“停职候处”的名义，将元凶李宗黄、关麟征二人调回重庆，以期缓和民愤。
李宗黄回到重庆后，陈立夫马上召见了他，给他安慰、鼓气，并对他说：“你这段时间辛苦了，回来休息一阵也好。等事态平息下去了，我再在总裁面前建议重新给你安排工作。”果然，过了一段时间，在陈立夫的活动下，蒋介石将李宗黄安排在国民党中央任党政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另一凶手关麟征也被蒋介石任命为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蒋还亲自给他颁授一枚勋章。
陈立夫虽然指使李宗黄一手制造了“一二·一”惨案，国民党却也因此大失人心。通过这个惨案，全国人民看清了国民党右派、蒋介石之流的反动嘴脸和一心想打内战的真实用心，合力支持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作者声明：此文未经作者同意，任何报刊、网站不得转载。)
提及昆明“一二·一”惨案，事情得从“云南王”龙云说起。
龙云系云南人，1887年生于昭通一个彝族家庭。1927年任云南省务委员会委员兼云南讲武学堂校长。同年8月代理云南省主席。次年1月，蒋介石又指定龙云为云南省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1929年秋，龙云统一云南，成为“云南王”。
龙云与蒋介石有诸多矛盾，对蒋介石的命令、指示，龙云认为对云南、对他个人有利的，他就执行；没有利的，他就不予理睬，或借故不办。为此，蒋介石对龙云意见甚大。由于龙云在云南经营时间较长，又手握重兵，蒋介石又一时无法动他，故忍了一段时间。
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迁到重庆，一些重要工厂、大中学校陆续迁到昆明及其周边县市，云南大后方的重要地位突然凸显，蒋介石对云南也日渐重视了。特别是由北大、清华、南开3所知名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大迁设昆明后，使昆明热闹了许多。这时，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也以各种名义陆续来到了昆明，还有的进入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大专院校。
那时，昆明一些同情中共或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有接触的知名知识分子如闻一多、李公朴等，与龙云也有诸多接触。因而，龙云在思想上逐渐受到他们的一些影响，对西南联大等校的进步师生开展的爱国民主活动，他虽不直接参加，思想上却颇为同情，并采取了比较开明、宽容的态度。因而，西南联大等校师生的思想及学术活动异常活跃，而且成了西南爱国民主运动的堡垒，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因此日益高涨。
据原中统特务孔秉礼说，西南联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十分活跃，引起了中统的注意，并在云南设立了3个秘密特务机关。CC派头目、中统特务机关的后台老板陈立夫对西南联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极其关注，曾多次指示中统头子徐恩曾注意联大的动态，特别是地下党的动向，并多增加一些力量。徐恩曾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因多方面的原因，效果并不明显。
为了遏制共产党在昆明的活动，并更多地了解云南的情况，为国民党日后更好地控制云南做准备，陈立夫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于1945年夏天以“视察教育”为名，带着中统、社会部、教育部的一帮人马来到了云南。陈立夫察看了几所大学、中学，听了一些汇报，感觉云南的问题确实严重，如再不采取果断措施进行防堵，云南将会成为共产党的天下。
在昆明期间，陈立夫还秘密接见了云南中统特务头子查宗藩、刘介鲁、孔秉礼等，并分别听取了他们的汇报。陈立夫还指示查宗藩、刘介鲁，在侦防共产党的同时，还要注意龙云的言行，特别是龙云与共产党的交往，并将龙云的动态随时上报，使他和蒋介石能及时掌握龙云的思想、行踪。
陈立夫从云南返回重庆后，向蒋介石汇报了他的云南之行。同时，向蒋介石建议，将能力甚强的CC派骨干分子、他的亲信李宗黄派到云南去。因李系云南人，熟悉昆明的情况，反共坚决，龙云走了，李罩得住。蒋介石觉得陈立夫的这个建议可行，答应动龙云时，迅即把李宗黄派去。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感到动龙云的机会到了。他决定从军事人手，以受降为名，先将龙云控制的滇军基本部队、卢汉的第一方面军第六十和九十三军调往越南北部，再将中央军调入滇南，以防卢汉回师援龙，然后将杜聿明部调往昆明，使龙云成为手中无兵的空头司令。
1945年9月27日，蒋介石派空军副司令王叔铭携带他给杜聿明的亲笔信飞抵昆明。蒋在信中说：“日内就要颁布免除龙云的云南军政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委员会参议院院长。最好一枪不发，保证他的安全。已令昆明空军归你指挥，如龙云不接受命令，即以各种火器轰五华山(龙云住地)。”
10月2日，蒋介石、陈立夫在西昌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解决云南的问题。会上决定：立即改组云南省政府，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由李宗黄任省民政厅厅长；卢汉未回到云南时，省主席一职由李宗黄代理。
当天下午，蒋介石令王叔铭派飞机将关麟征、李宗黄送到昆明，并将他的三件手令一并交给杜聿明。手令的内容是：第一，免去龙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本兼各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撤销，行营所属人员由中央统一安排；云南地方部队交昆明防守司令官杜聿明改编；云南省政府交卢汉接收，在卢汉未到任前，由省民政厅厅长李宗黄代理。第二，任命龙云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第三，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
当天晚上，杜聿明在昆明召开团长以上军官会议，传达了蒋介石的三项命令，并作了布置。10月3日，杜聿明派兵包围龙云公馆及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强迫龙云辞职去重庆。
10月16日，蒋介石为安抚龙云，假意将杜聿明“撤职查办”。两天后，又将杜聿明调往东北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由于蒋介石任命的云南省主席卢汉当时领兵驻在越南河内，一时难以返回国内，这样，云南管治大权实际上落人CC派分子李宗黄之手。
据原中统特务孔秉礼说，蒋任命卢汉继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其本意是安抚卢汉和以龙云为首的原云南统治集团，也有离间龙、卢关系的意图，心里并不是要卢汉做省主席。如果可能，李宗黄就长久代理下去，让卢汉只留一个虚名。故李宗黄到云南后，干劲甚大，一切按照陈立夫的旨意行事。
李宗黄去云南不久，陈立夫又先后派去一批CC派分子担任要职，如陇体要任省建设厅厅长，毕勇升任省财政厅厅长，杨家麟任地政局局长，林毓棠任省府会计处会计长，范承枢任社会处处长等。这样，云南有何动态，CC派分子马上就可报告陈立夫。
在蒋介石、陈立夫的连连催促下，李宗黄对昆明市区，特别是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的爱国民主运动监督得十分严格。这样，国民党顽固派与昆明各大中学校爱国学生之间的冲突，就难以避免了。
爱国学生被迫开展反内战运动
1945年10月10日，经过艰难谈判，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重庆签订了《双十协定》。熟知内情的人知道，国共两党虽然签订了和平协定，但蒋介石、陈立夫、何应钦等是不会遵守这个协定的，内战随时有可能爆发。
果然，10月13日，蒋介石电令顾祝同，要他截击、消灭浙西和皖南向北撤的新四军部队，并在电文中称新四军为“奸匪”。随后，国民党军向各解放区展开了大举进攻。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运用其宣传机器，制造各种谎言，说国民党军队之所以要展开进攻，是因为解放区军民“放了第一枪”，还说是为了“军令政令的统一”。
受了八年战争之苦的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借故挑起内战极其愤 懑。为了阻止大规模的内战爆发，从1945年10月底起，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重庆市区的许多团体，如民主同盟、中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农业协进会、农村经济研究会及20多家杂志、报社，纷纷发表文章和谈话，强烈要求国民党停止进攻解放区，并立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1月19日，重庆工商、文化、教育界500多名代表举行反内战大会，并成立了重庆各界人民反内战联合会，号召工、农、商、学各界立即行动起来，用罢工、罢市、罢课、拒绝纳税等行动制止内战的爆发。
一心想通过内战消灭共产党的蒋介石、陈立夫，对全国各地开展的反内战运动极其反感，认为这是共产党在背后策动的。为了扑灭各地的反内战运动，陈立夫通过各地的CC派分子和特务机构对反内战运动进行疯狂的镇压和破坏。
1945年11月下旬，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专等校学生拟在云南大学的致公堂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此事被隐藏在学生中的特务获悉，并密报了李宗黄。李宗黄感到此事可能有共产党在背后调度，马上报告了陈立夫，并请示如何处置。陈立夫立即给李宗黄回电说，根据过去经验，这样的事情一定是共产党在背后策动的，要毫不犹豫地坚决予以制止。李宗黄一接到陈立夫的指示，就给云南大学校长熊迪之打电话，要求他坚决制止此次活动。
为防止学生强行在该校举行晚会，李宗黄还勾结云南警备司令关麟征召开了“党政军紧急治安联席会议”，决定立即在全市发布严禁集会的命令，并通知云大校长熊迪之坚决执行禁令，不得向学生借用会场。如果学生易地举行，中统特务将装扮成老师或学生进入会场破坏，并在会场观察这次活动的幕后策划人。会上还决定，立即在学生中成立一个“反罢课委员会”，用学生组织对付学生组织。
四校学生无法，只得将举办地点改在西南联大图书馆草坪上进行。
25日晚7时，四校师生和市民从四面八方拥向联大，反内战时事晚会如期举行，参加的学生、市民达6000多人。
大会开始后，主持人讲了此次集会的目的和意义后，便请西南联大政治系教授、国民党党员钱端升演讲。钱在演说时，极力强调在目前成立联合政府的必要性，希望国共两党尽快成立一个联合政府。
钱端升的演讲还未完，校门外就响起了枪声。显然，国民党军警、特务想以此吓散集会的师生、市民。
由于军警、特务包围了联大，校门又被紧闭，集会人群不能出入，只得将时事晚会继续办下去。尽管门外枪声不断，集会的人却镇静异常，毫不理会他们。
钱端升讲完，联大经济系教授伍启元接着讲“财政经济与内战关系”。伍启元在演讲中说，国家已经打了多年的仗，人民痛苦不堪，非常渴望和平。要使全国的财政经济有所好转，内战一定不能爆发。如果内战一开，国家元气就会大伤，经济就要崩溃，人民就要受更大的苦难。
伍启元演讲期间，院墙外的手枪、机枪、步枪的枪声，小钢炮及手榴弹爆炸声一直不断，子弹还呼啸着掠屋顶而过。十余分钟后，电线也被特务割断，集会现场一片漆黑。
为了将时事晚会进行下去，师生们又点起了蜡烛、煤油灯。
这时，中统云南调统室主任查宗藩突然跳上主席台，自称是来自昭通的学生，要求发言。他一开口就骂共产党，攻击共产党是破坏政协、发动内战的罪魁。查宗藩胡乱讲了上面几句话，场上学生就认为他是混入会场的特务，强烈要求他下台。他不理会，继续在台上胡言乱语。联大学生气愤至极，冲上去强行将他拖下了台。
第三个演讲的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他演讲的内容是“美国与中国内战的关系”。费教授的演讲非常吸引人，特务们的破坏、捣乱虽然一刻未停，场上师生却听得极其认真。
费孝通一讲完，院墙外又枪声大作，子弹不时从同学们头上飞过。在场的同学不但不惧怕，而且兴奋异常，在枪声中举手通过了《制止内战及邀请美国青年反对美军参加中国内战的通电》。
最后，由潘大远教授讲话。潘大远见气氛太紧张，话讲得很短。由地下党员与进步学生组成的主席团考虑到同学们的安全，决定提前结束。这样，反内战时事晚会在雄壮的歌声中散会。
由于国民党军警在各路口架起了机关枪，聚会的师生、市民出不去。不得已，各校师生和市民又折回联大图书馆草坪上。等到深夜，人们发现联大农场的一条小路可通到云南大学后门，外校的学生才得以离校进城。
李宗黄及其军警一手制造了大惨案
国民党及其军警、特务的暴行，激起了各校师生的极大愤慨。
26日，联大、云大等9所大中学校的学生举行了罢课。各校的墙上张贴了许多反内战、要和平的标语，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追究时事晚会期间开枪人的责任，并公开向西南联大的师生道歉。
到28日，罢课扩大到31所大中学校，各校还成立了罢课委员会，并选举了领导此次罢课的常务委员。同一天，昆明的31所大中专学校师生还发表了一个《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告全国同胞书》，提出如下四项要求：
第一，立即制止内战，要求和平；第二，反对外国助长中国内战，撤退驻华美军；第三，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第四，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人身等自由。
告全国同胞书还向以李宗黄为首的云南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另外四项要求：(一)追究射击联大校园的责任人；(二)立即撤销24日党政军联席会议禁止集会游行的非法法令；(三)保障学生的身体自由；(四)要求国民党中央社改正诬蔑联大学生运动的荒谬言论，并向参加时事晚会的学生道歉。
昆明学生的要求，以李宗黄为首的云南当局不但不理，反而决定采取更为严厉的镇压措施。李宗黄的每一步措施，都得到陈立夫的认可、支持，而且陈立夫屡屡给李宗黄发密电，说处置学潮事关党国安危，要措施果断，不能手软，如果出了问题，他会帮助挑担子的。
在陈立夫的怂恿、支持下，11月27日，李宗黄与关麟征在昆明接连召开秘密会议，商讨打击学生开展的反内战活动。会后，李宗黄又将会议内容用中统的秘密电台报告了陈立夫。
11月28日，陈立夫得知昆明学生反内战运动愈演愈烈，密令李宗黄与军警紧密配合，并动员昆明全体国民党党员上街去做扑灭工作。他还要李宗黄运用过去的“组织对组织”的老办法，收买一批当地的流氓、地痞，然后成立一个组织，由中统特务在背后指挥他们行动。
李宗黄接到陈立夫的指示后，马上以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的名义下发一道密令，密令中说：
各大中学校学生全体罢课，倘再演变，难免有集会游行暴动等情势发生，为加强防备起见，本市党 国当局已开会决定，发动召集党团员以实际组织宣传行动相机对付，已经分别进行办理。除分函各工厂机关查照外，兹指定该党部应召党员250人，以10人为一组，设组长1人，并由该党部负责人为领队，仰即就所有党员中选择优秀干练者编足人数，造具名册，并由领队人于明日下午2时亲自呈送来会，以便编组并参加本会召集的会议。切速勿延为要!
其后，李宗黄根据陈立夫的指示，从省政府拨款200万元给中统特务机关，用于购置棍棒、刀具，搬运石块、砖头，到社会上去收买流氓、地痞。然后，再将流氓、地痞组织起来，打着“反罢课委员会”的旗号，先在市区各街道寻找那些张贴标语、散发反内战传单的学生，用殴打、围攻、侮辱、绑架的方式，对他们进行阻吓，迫使他们停止反内战宣传活动，返回学校。
29日，昆明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又举行了示威和大游行。游行途中，许多市民也自行参加，游行队伍越来越大。
11月30日，学生继续上街示威游行。下午，一队学生上街游行时，被一帮武装特务毒打，旁边的群众见状，不顾生死地围上去护救，并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要民主!”特务们见围上来的人太多，慌忙逃走。这天，有多名学生被特务打伤，其中重伤2人。
12月1日，李宗黄下令国民党军警对各校学生发动攻击。上午1l时，国民党军政部军官总队的军人和大批武装特务、流氓，由昆明三青团支团秘书兼宣传组长周冲率领，分别向昆明的大中学校发起攻击。
云南大学首先遭到攻击。军官总队的军人及被收买的流氓操着木棍、扁担冲进校门，撕毁反内战的壁报，捣坏桌椅，正在看壁报的一些学生也突然遭到毒打。
接着，40多名军警、特务拥在西南联大新校舍校门口。一声令下，暴徒们一拥而上，用预先搬来的石块、砖头、扁担、铁锤等凶器追打校门内外的学生。由于一部分学生拼命阻拦，才把已经进门的十几个士兵推出去，然后关上大门。门外的军警一再猛攻，将大门捣毁，一队军警又冲了进去，并用扁担对在场的手无寸铁的学生一阵乱打。联大学生见情势危急，又一次拼力将军警奋力推出门外，并将一名叫崔俊杰的士兵围住质问为何来打爱国学生。崔俊杰说是上司命令他们来的，而且是分三路进攻的。
校门重新关闭后，一个武装军警掏出一颗手榴弹，要投向墙内。千钧一发之际，站在墙外的南菁中学教师于再急忙上前拦腰阻止军警将手榴弹投到校园内，军警使出浑身力气，将于再连同手榴弹摔到路边，于再当即被炸身亡。
地质系教授袁复礼从南区工作室出来，也被暴徒殴打。
与此同时，师范学院学生李鲁连、潘琰，昆华工校学生苟极中，也被军警、特务炸死、刺死，各校受伤的学生达60多人。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惨案让全国人民看清了蒋介石的真实用心
国民党的屠杀，并未吓倒学生。当天，昆明罢课委员会为殉难烈士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并将烈士的遗体摆放在西南联大校园里，图书馆临时变成了灵堂，四壁挂着烈士的血衣和各界人士题送的几千件悲愤的挽词。从早到晚，每日致祭的人络绎不绝。
“一二·一”惨案激起了昆明及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各大城市的爱国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有的还举行了追悼大会，声援昆明学生的正义之举，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严惩凶手，停止内战。
12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昆明惨案》，强烈谴责国民党的暴行，声援、支持昆明学生的爱国运动。
1945年12月9日，延安各界借纪念“一二·九”运动10周年之际，举行了集会，控诉国民党军警、特务的暴行，声援昆明学生的正义斗争。周恩来、吴玉章等领导人还发表了演说。重庆各界3000多人也在同一天举行了追悼大会。郭沫若、沈钧儒等在追悼会上怒斥国民党及其军警、特务杀害无辜学生的罪行，要求惩办制造这起大惨案的祸首。
“一二·一”惨案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后，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感到不适当处理一下说不过去。于是，他指示李宗黄表演了一幕假审判的丑剧，将判了死刑的两名囚犯拉出来顶罪，说他们是打学生的“凶手”，予以枪决。
李宗黄的假把戏被西南联大的教授们拆穿了，他们在人民的支持下，一再向上控告“一二·一”惨案中的杀人犯，并表示不获胜利决不罢休。蒋介石无奈，只得以“停职候处”的名义，将元凶李宗黄、关麟征二人调回重庆，以期缓和民愤。
李宗黄回到重庆后，陈立夫马上召见了他，给他安慰、鼓气，并对他说：“你这段时间辛苦了，回来休息一阵也好。等事态平息下去了，我再在总裁面前建议重新给你安排工作。”果然，过了一段时间，在陈立夫的活动下，蒋介石将李宗黄安排在国民党中央任党政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另一凶手关麟征也被蒋介石任命为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蒋还亲自给他颁授一枚勋章。
陈立夫虽然指使李宗黄一手制造了“一二·一”惨案，国民党却也因此大失人心。通过这个惨案，全国人民看清了国民党右派、蒋介石之流的反动嘴脸和一心想打内战的真实用心，合力支持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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