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38年,毕修勺被陈诚从上海叫到武汉当《扫荡报》主笔兼总编辑,还戴上中将军衔。一介书生的毕修勺怎么受到陈诚如此提拔呢?两人到底是什么关系?此事还需从1927年说起。
邂逅上海劳大
在国民党的顶级人物里,陈诚出道较晚。1927年初,陈诚才是北伐军东路军的一个团长。东路军总指挥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下辖六个纵队。陈诚的六十三团属第三纵队的二十一师。4月,风云突变,蒋介石清党反共,建立南京政府,与武汉对峙。陈诚的上司、二十一师师长严重对此不满,辞去其职,推举陈诚替代。藉此,1922年毕业于保定军校,翌年就任连长的陈诚挤入高级将领之列。这固然与本人的才干和努力有关,同时也是蒋介石对他的信赖的结果。而陈诚呢,从此忠心耿耿地跟上了老蒋。不料,到了8月,蒋介石被迫下野。何应钦和李宗仁、白崇禧等掌握了南京政府的实权。何与陈诚不对,借故解除其职。10月初,陈拿了500多块退职金跑到上海。
到上海后,陈诚即去拜访了老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李石曾,表示想在李的指导下潜心研究蒲鲁东,学习无政府主义。当时,李石曾正在与吴稚晖等人在上海江湾办劳动大学。劳动大学是这年4月经南京政府批准、9月刚刚开学的一所国立大学。不过,陈诚潜心研究之衷未就。因为他恋上了劳大的一个女学生陈德懿。
其实,陈诚已具妻室。1918年,他二十岁时,遵照父母之愿,跟同乡的吴舜莲办了婚事。吴是一个没有文化、裹小脚的农村妇女。1925年,陈回故里奔丧之际,因作战受伤未愈而没有和吴同房,引起吴的猜疑。吴以为他做了官,有外遇,看不起自己,就用剪刀抹了脖子。后经抢救未死,但两人之间已失去相爱之情。而且也没生子女。
陈德懿是个有知识的新女性,叫陈诚一见钟情。由于此事,陈诚求毕修勺夫妇帮过忙。毕修勺是李石曾、吴稚晖喜爱的弟子,跟随李、吴筹建劳大,在劳大教书。估计陈毕二人相识也是李吴的撮合。陈诚是浙江青田人,毕修勺是浙江临海人,又可谓老乡。毕修勺这年7月新婚,其夫人蔡玉燕也是劳大学生。
不过,陈诚未能潜心研究蒲鲁东,还因为他到上海没几天就复了职。10月,何应钦起用严重为特别军委军政厅长。严重力荐陈诚就任军政厅副厅长兼上海办事处主任。陈诚直至年底,严重调任武汉,他升任军政厅代厅长之后,才回南京。同一时期,蒋介石重新出山。1928年8月,陈诚因对其新的任命不满,出走上海。经蒋介石解释,才于 9月上旬到浦口就职。
这一段时间,陈诚多在上海,和陈德懿接触很多,两人感情大有发展。其中,自然有毕修勺夫妇等人的推波助澜。
四年后,1932年元旦,陈诚的婚筵在蒋介石和宋美龄主婚下隆重举行,轰动了整个上海滩。不过,新娘不是陈德懿,而是国民党元老谭延闿的三女、蒋介石的干女儿、宋美龄留美时的同学谭祥。陈诚与吴舜莲,由吴胞兄吴子漪代写了一份协议书,圆满离婚(陈诚谭祥夫妇一直照顾到吴舜莲老死)。对陈德懿呢,则给了一笔钱,供她去留学,以作了结。那时,毕修勺夫妇已去法国。要是在上海的话,会不会接到陈诚婚筵的请贴呢?
无政府主义的干将
陈诚不是一个拘于儿女情长的人。陈诚在上海结识毕修勺,毕修勺参与了他的一段青春浪漫史,但这些在陈诚看来,恐怕只不过是他俩关系上的淡淡一幕。我们推测:重要的是,通过这段交往,毕修勺的为人、信仰、才干,尤其是他的充沛的精力,给陈诚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以致使他萌发了将来为我所用的念头。
毕修勺1902年生,比陈诚小四岁。1920年,作为华法教育会第12期勤工俭学学生赴法。尔后,倾向无政府主义,崇拜左拉,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是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杂志《工余》的编辑者、撰稿者。1925年底,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回国后,毕一面翻译左拉作品,一面继续从事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毕修勺深得老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的欣赏。1927年4月,年仅二十五岁的毕修勺跟随吴、李以及匡互生、陆翰文筹建国立上海劳动大学,并在劳大以及立达学园教授法语。5月,又在李、吴的支持下,协助沈仲九创办无政府主义理论杂志《革命周报》,6月起接替沈任主编。毕修勺从1926年底接手主编《民钟》到1929年9月《革命周报》停刊,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发表了上百篇论文或译文。毕修勺文辞朴直,笔锋犀利,一贯主张无政府主义,对共产党以及国民党的抨击都毫不留情。以致1928年5月,《革命周报》一度被禁。毕修勺夫妇还被抓起来坐了三天牢。
1930年,毕修勺根据时任北平研究院院长的李石曾的指示,为翻译著名地理学家、无政府主义者哀利赛·邵可侣的巨著《人与地》,携妻再次赴法(因有被逐前科,改用郑绍文之名)。毕在哀利赛的侄子伯鲁·邵可侣的协助下,化了将近五年时间,完成了此项大任。1934年末回国后,此作经蔡孑民、吴稚晖、李石曾校阅作序,定下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分24册刊行,字数200多万。因“八·一三”事变,只出版了7册。
上述这些情况,陈诚应该都知道吧。陈诚初投广东革命军时,非常崇拜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1927年,宁汉对立、国共分裂之际,不谙政治的军人陈诚也陷入苦恼,一度发誓要专研无政府主义。结果,陈诚是依附了蒋介石。不过,陈诚在用人方面还是相当开明的。尤其是抗战时期,比起思想倾向来,陈诚最重视品德与才干,也不太讲究其人与蒋介石的亲疏。
陈良来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7月29日,北平失守;8月13日,淞沪战争开始;12月13日,首都南京沦陷。抗日的军政指挥中心转至武汉。就在这时,身在“孤岛”上海的毕修勺接到陈良从武汉的来信,说陈诚希望他去武汉参加抗战工作。
陈良何许人也?老上海可能还记得,他在上海解放前夕,当过一段上海市代市长和市长。其前任是吴国桢。1949年3月,吴国桢借口养病,提出要休假。南京政府急调粮食部政务次长陈良替代。陈良从4月1日起,以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之职代理市长。吴国桢同月17日即携家眷去了台湾。5月1日,陈良被任命为市长。其实,陈也无心留守,同月24日委托赵祖康代理,亦逃之夭夭。同月27日,上海就解放了。至于上海市长这个任命,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还给他保留到8月。实际上,陈良只当了一个月的上海市代理市长和二十四天的上海市市长。无独有偶,陈良到了台湾后就任的“交通部长”也很短命。从1950年1月26日到3月15日,仅仅四十九天。
那么,陈良怎么会给毕修勺写信呢?原来陈良也是浙江临海人,比毕修勺大六岁,少年时代同在回浦学校读书,友谊甚深。
后来陈良留学日本,1921年毕业于东京农业大学,之后一直在黄埔军校以及军政部门担当后勤工作;从1935年至1940年9月,任国民政府军政部会计长。陈诚从1936年12月起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常务次长,成了陈良的上司。1938年1月1日陈诚受命武汉地区司令部卫戍司令长官,同月11日,走马上任。这封信,大概就是那段时间陈诚授意陈良写的。
1938年2月初旬,毕修勺从上海绕道温州、金华,再乘火车经长沙到了武昌。
《扫荡报》改组
1938年2月6日,陈诚升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副部长二人,周恩来和国民党左派的黄琪翔。稍后,又加上CC派的张厉生。下设一、二、三厅、总务厅、秘书处和设计委员会等部门。贺衷寒任第一厅厅长,主管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后又任该部秘书长兼第一厅厅长。康泽任第二厅厅长,主管民众组织训练。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第三厅多为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最初设五、六两处,后又增设第七处,组织机构比一、二两厅大。五处处长胡愈之,六处处长田汉,七处处长范寿康。三个处分管动员工作、艺术宣传、对敌宣传等业务。厅长办公室主任秘书阳翰笙。科长有洪深、冯乃超等人。设计委员会委员里有邓颖超。
毕修勺到武昌后第二天,便去见陈诚。陈诚指着他衣领上的三颗金星笑眯眯地对毕说:“你不要介意我现在做了这样神气的大官,我们还是老朋友。”原来,1935年4月陈诚已升陆军中将。1936年9月,加了上将衔。那段时间,陈诚深受老蒋信任,身兼国民党党、政、军、团种种要职,有“蒋介石的替身”、“第二号人物”之称。
过了一天,陈诚即发表毕修勺为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进了3月,陈诚又兼任珞珈山训练团教育长。毕修勺开始到陈诚的武昌东湖珞珈山的办公室上班。过了十几天,陈诚便让毕到武昌江边的武汉工人抗敌训练班当主任。
未及一周,陈诚又将毕修勺叫到家中。陈诚郑重其事地对他说:苏联有照会,对《扫荡报》至今还时常发表反共反苏言论十分不满,说如若这样下去,就要停止援助。为此,蒋介石限他48小时之内改组《扫荡报》。
除了苏联和共产国际方面,中国共产党也严正指出同年2月《扫荡报》发表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社论是违背国共合作和抗日统一战线的精神的,周恩来还直接会晤蒋介石表示抗议。
《扫荡报》前身是1931年3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政训处处长贺衷寒创办的《扫荡三日刊》。1932年6月23日扩版改名为《扫荡报》。1935年春,从南昌迁至汉口。《扫荡报》可以说是蒋介石直接控制的法西斯组织蓝衣社的喉舌。
陈诚说,想请毕修勺来担任该报主笔兼总编辑。毕修勺听了大吃一惊,说自己是相信无政府主义的,怎么能去做蓝衣社的《扫荡报》的总编辑呢。陈诚笑他是个书呆子,说现在《扫荡报》是宣传抗日的军委会政治部的机关报,跟过去不同。他见毕还要推托,就说毕可以放心干,一切责任由他承担,而且他还会介绍一批留日学生训练班的成员去帮忙的。
本来,《扫荡报》应该属于第三厅管辖。但陈诚要亲自抓宣传,便把《扫荡报》归自己直接管辖。这大概就是《扫荡报》总编辑毕修勺和当厅长的贺衷寒、郭沫若一样受衔中将的缘故吧。
陈诚派来地下党员
毕修勺接任《扫荡报》,当即组织了一个社论撰述委员会,自任主任委员。撰述委员有当时已在武汉的好友吴克刚。同时,又拍电报把在湖南的罗喜闻也叫来做撰述委员。吴、罗二人都是毕在法国认识的好友,都相信无政府主义,也都跟毕一起办过杂志。吴克刚抗战以后到了台湾,历任台湾省图书馆馆长、台湾大学教授等职。罗喜闻解放后在工业部任教育顾问,是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陈诚派来的一批留日学生,有邓达章、曹祥华、谢爽秋、王乃昌等人。邓负责编辑国际版,曹写专栏文章,其他为外勤记者。
因为《扫荡报》是官报,各方力量都十分关注。《扫荡报》国际版发了一条消息,标题《张伯伦滚下去》。对此,胡愈之当面夸奖毕修勺,说写得好。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找毕谈话,则要他谨慎一些,不要引起英国政府的不满。蒋介石的心腹幕僚陈布雷也约他谈话,叮嘱他小心办报。其间,周恩来曾数次派范长江找毕修勺希望约个时间交谈,但毕没有答应。
10月中旬,当时已升政治部副部长的贺衷寒找毕修勺谈话,说邓达章是共产党员,已被他派人拘禁,不准再留报社任职。毕修勺问有何根据。贺说他写的《抗战到底》一短评可以看出他是共产党员。毕说他看过这篇文章,根本没有问题。由于毕据理力争,让邓达章先离开武汉到后方湖南衡阳,才躲过了这场风波。后来,在撤退途中的长沙,毕修勺向陈诚汇报了这件事,说贺衷寒没有半点根据便硬说人是共产党,将这么好的青年硬推到共产党那边去,这不是国民党自取灭亡吗。陈诚说既然毕相信邓,他愿意请邓当他的私人秘书,他不怕别人说邓是共产党。后来,陈诚果然让邓达章当了他的私人秘书。解放前夕, 邓达章从台湾回到上海。那时,邓告诉毕他真是地下党员。邓妻方氏亦为临海人,与毕同乡。两家一直保持来往。1957年,邓达章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因在《扫荡报》工作以及做陈诚秘书等罪名,被判了十五年徒刑。邓达章病逝于黑龙江。逝后才得到平反。
其实,解放后,毕修勺因历史问题,两次入狱,直至1979年才恢复名誉。其后,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除了翻译左拉作品以外,还受聘上海师范学院任兼职教授,带研究生。那时,他去拜访复旦大学贾植芳先生,才知道不仅是邓达章,还有曹祥华、谢爽秋等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1965年在台湾逝世的陈诚恐怕到死也不知道吧。
谢爽秋在《扫荡报》工作时间较长,后升采访主任。1944年6月他参加中外记者参观团到延安,采访过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人。抗战胜利后,在云南的《民生报》当过编辑。1945年以《新闻报》驻东京特派员的身分到台湾采访。解放后,转到外交部门工作。曾任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参赞、亚洲司副司长等职。文革后,还做过国家进出口委员会顾问室主任。
1938年10月25日,毕修勺主编的武汉《扫荡报》发行了最终号。撤出武汉以后,辗转荆州、沙市、常德、长沙、衡山、衡阳、桂林、贵阳等地,到达重庆。1939年5月3日,重庆遭日寇大轰炸,《扫荡报》报社被毁,毕修勺借此机会辞职。整顿恢复之际,陈诚还想让毕修勺再去,被毕修勺回绝,说这一年为了办《扫荡报》头发都掉了一半。于是,陈诚也没有再勉强他。
(作者为日本早稻田大学客座研究员)
责任编辑沈飞德
邂逅上海劳大
在国民党的顶级人物里,陈诚出道较晚。1927年初,陈诚才是北伐军东路军的一个团长。东路军总指挥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下辖六个纵队。陈诚的六十三团属第三纵队的二十一师。4月,风云突变,蒋介石清党反共,建立南京政府,与武汉对峙。陈诚的上司、二十一师师长严重对此不满,辞去其职,推举陈诚替代。藉此,1922年毕业于保定军校,翌年就任连长的陈诚挤入高级将领之列。这固然与本人的才干和努力有关,同时也是蒋介石对他的信赖的结果。而陈诚呢,从此忠心耿耿地跟上了老蒋。不料,到了8月,蒋介石被迫下野。何应钦和李宗仁、白崇禧等掌握了南京政府的实权。何与陈诚不对,借故解除其职。10月初,陈拿了500多块退职金跑到上海。
到上海后,陈诚即去拜访了老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李石曾,表示想在李的指导下潜心研究蒲鲁东,学习无政府主义。当时,李石曾正在与吴稚晖等人在上海江湾办劳动大学。劳动大学是这年4月经南京政府批准、9月刚刚开学的一所国立大学。不过,陈诚潜心研究之衷未就。因为他恋上了劳大的一个女学生陈德懿。
其实,陈诚已具妻室。1918年,他二十岁时,遵照父母之愿,跟同乡的吴舜莲办了婚事。吴是一个没有文化、裹小脚的农村妇女。1925年,陈回故里奔丧之际,因作战受伤未愈而没有和吴同房,引起吴的猜疑。吴以为他做了官,有外遇,看不起自己,就用剪刀抹了脖子。后经抢救未死,但两人之间已失去相爱之情。而且也没生子女。
陈德懿是个有知识的新女性,叫陈诚一见钟情。由于此事,陈诚求毕修勺夫妇帮过忙。毕修勺是李石曾、吴稚晖喜爱的弟子,跟随李、吴筹建劳大,在劳大教书。估计陈毕二人相识也是李吴的撮合。陈诚是浙江青田人,毕修勺是浙江临海人,又可谓老乡。毕修勺这年7月新婚,其夫人蔡玉燕也是劳大学生。
不过,陈诚未能潜心研究蒲鲁东,还因为他到上海没几天就复了职。10月,何应钦起用严重为特别军委军政厅长。严重力荐陈诚就任军政厅副厅长兼上海办事处主任。陈诚直至年底,严重调任武汉,他升任军政厅代厅长之后,才回南京。同一时期,蒋介石重新出山。1928年8月,陈诚因对其新的任命不满,出走上海。经蒋介石解释,才于 9月上旬到浦口就职。
这一段时间,陈诚多在上海,和陈德懿接触很多,两人感情大有发展。其中,自然有毕修勺夫妇等人的推波助澜。
四年后,1932年元旦,陈诚的婚筵在蒋介石和宋美龄主婚下隆重举行,轰动了整个上海滩。不过,新娘不是陈德懿,而是国民党元老谭延闿的三女、蒋介石的干女儿、宋美龄留美时的同学谭祥。陈诚与吴舜莲,由吴胞兄吴子漪代写了一份协议书,圆满离婚(陈诚谭祥夫妇一直照顾到吴舜莲老死)。对陈德懿呢,则给了一笔钱,供她去留学,以作了结。那时,毕修勺夫妇已去法国。要是在上海的话,会不会接到陈诚婚筵的请贴呢?
无政府主义的干将
陈诚不是一个拘于儿女情长的人。陈诚在上海结识毕修勺,毕修勺参与了他的一段青春浪漫史,但这些在陈诚看来,恐怕只不过是他俩关系上的淡淡一幕。我们推测:重要的是,通过这段交往,毕修勺的为人、信仰、才干,尤其是他的充沛的精力,给陈诚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以致使他萌发了将来为我所用的念头。
毕修勺1902年生,比陈诚小四岁。1920年,作为华法教育会第12期勤工俭学学生赴法。尔后,倾向无政府主义,崇拜左拉,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是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杂志《工余》的编辑者、撰稿者。1925年底,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回国后,毕一面翻译左拉作品,一面继续从事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毕修勺深得老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的欣赏。1927年4月,年仅二十五岁的毕修勺跟随吴、李以及匡互生、陆翰文筹建国立上海劳动大学,并在劳大以及立达学园教授法语。5月,又在李、吴的支持下,协助沈仲九创办无政府主义理论杂志《革命周报》,6月起接替沈任主编。毕修勺从1926年底接手主编《民钟》到1929年9月《革命周报》停刊,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发表了上百篇论文或译文。毕修勺文辞朴直,笔锋犀利,一贯主张无政府主义,对共产党以及国民党的抨击都毫不留情。以致1928年5月,《革命周报》一度被禁。毕修勺夫妇还被抓起来坐了三天牢。
1930年,毕修勺根据时任北平研究院院长的李石曾的指示,为翻译著名地理学家、无政府主义者哀利赛·邵可侣的巨著《人与地》,携妻再次赴法(因有被逐前科,改用郑绍文之名)。毕在哀利赛的侄子伯鲁·邵可侣的协助下,化了将近五年时间,完成了此项大任。1934年末回国后,此作经蔡孑民、吴稚晖、李石曾校阅作序,定下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分24册刊行,字数200多万。因“八·一三”事变,只出版了7册。
上述这些情况,陈诚应该都知道吧。陈诚初投广东革命军时,非常崇拜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1927年,宁汉对立、国共分裂之际,不谙政治的军人陈诚也陷入苦恼,一度发誓要专研无政府主义。结果,陈诚是依附了蒋介石。不过,陈诚在用人方面还是相当开明的。尤其是抗战时期,比起思想倾向来,陈诚最重视品德与才干,也不太讲究其人与蒋介石的亲疏。
陈良来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7月29日,北平失守;8月13日,淞沪战争开始;12月13日,首都南京沦陷。抗日的军政指挥中心转至武汉。就在这时,身在“孤岛”上海的毕修勺接到陈良从武汉的来信,说陈诚希望他去武汉参加抗战工作。
陈良何许人也?老上海可能还记得,他在上海解放前夕,当过一段上海市代市长和市长。其前任是吴国桢。1949年3月,吴国桢借口养病,提出要休假。南京政府急调粮食部政务次长陈良替代。陈良从4月1日起,以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之职代理市长。吴国桢同月17日即携家眷去了台湾。5月1日,陈良被任命为市长。其实,陈也无心留守,同月24日委托赵祖康代理,亦逃之夭夭。同月27日,上海就解放了。至于上海市长这个任命,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还给他保留到8月。实际上,陈良只当了一个月的上海市代理市长和二十四天的上海市市长。无独有偶,陈良到了台湾后就任的“交通部长”也很短命。从1950年1月26日到3月15日,仅仅四十九天。
那么,陈良怎么会给毕修勺写信呢?原来陈良也是浙江临海人,比毕修勺大六岁,少年时代同在回浦学校读书,友谊甚深。
后来陈良留学日本,1921年毕业于东京农业大学,之后一直在黄埔军校以及军政部门担当后勤工作;从1935年至1940年9月,任国民政府军政部会计长。陈诚从1936年12月起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常务次长,成了陈良的上司。1938年1月1日陈诚受命武汉地区司令部卫戍司令长官,同月11日,走马上任。这封信,大概就是那段时间陈诚授意陈良写的。
1938年2月初旬,毕修勺从上海绕道温州、金华,再乘火车经长沙到了武昌。
《扫荡报》改组
1938年2月6日,陈诚升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副部长二人,周恩来和国民党左派的黄琪翔。稍后,又加上CC派的张厉生。下设一、二、三厅、总务厅、秘书处和设计委员会等部门。贺衷寒任第一厅厅长,主管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后又任该部秘书长兼第一厅厅长。康泽任第二厅厅长,主管民众组织训练。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第三厅多为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最初设五、六两处,后又增设第七处,组织机构比一、二两厅大。五处处长胡愈之,六处处长田汉,七处处长范寿康。三个处分管动员工作、艺术宣传、对敌宣传等业务。厅长办公室主任秘书阳翰笙。科长有洪深、冯乃超等人。设计委员会委员里有邓颖超。
毕修勺到武昌后第二天,便去见陈诚。陈诚指着他衣领上的三颗金星笑眯眯地对毕说:“你不要介意我现在做了这样神气的大官,我们还是老朋友。”原来,1935年4月陈诚已升陆军中将。1936年9月,加了上将衔。那段时间,陈诚深受老蒋信任,身兼国民党党、政、军、团种种要职,有“蒋介石的替身”、“第二号人物”之称。
过了一天,陈诚即发表毕修勺为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进了3月,陈诚又兼任珞珈山训练团教育长。毕修勺开始到陈诚的武昌东湖珞珈山的办公室上班。过了十几天,陈诚便让毕到武昌江边的武汉工人抗敌训练班当主任。
未及一周,陈诚又将毕修勺叫到家中。陈诚郑重其事地对他说:苏联有照会,对《扫荡报》至今还时常发表反共反苏言论十分不满,说如若这样下去,就要停止援助。为此,蒋介石限他48小时之内改组《扫荡报》。
除了苏联和共产国际方面,中国共产党也严正指出同年2月《扫荡报》发表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社论是违背国共合作和抗日统一战线的精神的,周恩来还直接会晤蒋介石表示抗议。
《扫荡报》前身是1931年3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政训处处长贺衷寒创办的《扫荡三日刊》。1932年6月23日扩版改名为《扫荡报》。1935年春,从南昌迁至汉口。《扫荡报》可以说是蒋介石直接控制的法西斯组织蓝衣社的喉舌。
陈诚说,想请毕修勺来担任该报主笔兼总编辑。毕修勺听了大吃一惊,说自己是相信无政府主义的,怎么能去做蓝衣社的《扫荡报》的总编辑呢。陈诚笑他是个书呆子,说现在《扫荡报》是宣传抗日的军委会政治部的机关报,跟过去不同。他见毕还要推托,就说毕可以放心干,一切责任由他承担,而且他还会介绍一批留日学生训练班的成员去帮忙的。
本来,《扫荡报》应该属于第三厅管辖。但陈诚要亲自抓宣传,便把《扫荡报》归自己直接管辖。这大概就是《扫荡报》总编辑毕修勺和当厅长的贺衷寒、郭沫若一样受衔中将的缘故吧。
陈诚派来地下党员
毕修勺接任《扫荡报》,当即组织了一个社论撰述委员会,自任主任委员。撰述委员有当时已在武汉的好友吴克刚。同时,又拍电报把在湖南的罗喜闻也叫来做撰述委员。吴、罗二人都是毕在法国认识的好友,都相信无政府主义,也都跟毕一起办过杂志。吴克刚抗战以后到了台湾,历任台湾省图书馆馆长、台湾大学教授等职。罗喜闻解放后在工业部任教育顾问,是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陈诚派来的一批留日学生,有邓达章、曹祥华、谢爽秋、王乃昌等人。邓负责编辑国际版,曹写专栏文章,其他为外勤记者。
因为《扫荡报》是官报,各方力量都十分关注。《扫荡报》国际版发了一条消息,标题《张伯伦滚下去》。对此,胡愈之当面夸奖毕修勺,说写得好。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找毕谈话,则要他谨慎一些,不要引起英国政府的不满。蒋介石的心腹幕僚陈布雷也约他谈话,叮嘱他小心办报。其间,周恩来曾数次派范长江找毕修勺希望约个时间交谈,但毕没有答应。
10月中旬,当时已升政治部副部长的贺衷寒找毕修勺谈话,说邓达章是共产党员,已被他派人拘禁,不准再留报社任职。毕修勺问有何根据。贺说他写的《抗战到底》一短评可以看出他是共产党员。毕说他看过这篇文章,根本没有问题。由于毕据理力争,让邓达章先离开武汉到后方湖南衡阳,才躲过了这场风波。后来,在撤退途中的长沙,毕修勺向陈诚汇报了这件事,说贺衷寒没有半点根据便硬说人是共产党,将这么好的青年硬推到共产党那边去,这不是国民党自取灭亡吗。陈诚说既然毕相信邓,他愿意请邓当他的私人秘书,他不怕别人说邓是共产党。后来,陈诚果然让邓达章当了他的私人秘书。解放前夕, 邓达章从台湾回到上海。那时,邓告诉毕他真是地下党员。邓妻方氏亦为临海人,与毕同乡。两家一直保持来往。1957年,邓达章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因在《扫荡报》工作以及做陈诚秘书等罪名,被判了十五年徒刑。邓达章病逝于黑龙江。逝后才得到平反。
其实,解放后,毕修勺因历史问题,两次入狱,直至1979年才恢复名誉。其后,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除了翻译左拉作品以外,还受聘上海师范学院任兼职教授,带研究生。那时,他去拜访复旦大学贾植芳先生,才知道不仅是邓达章,还有曹祥华、谢爽秋等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1965年在台湾逝世的陈诚恐怕到死也不知道吧。
谢爽秋在《扫荡报》工作时间较长,后升采访主任。1944年6月他参加中外记者参观团到延安,采访过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人。抗战胜利后,在云南的《民生报》当过编辑。1945年以《新闻报》驻东京特派员的身分到台湾采访。解放后,转到外交部门工作。曾任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参赞、亚洲司副司长等职。文革后,还做过国家进出口委员会顾问室主任。
1938年10月25日,毕修勺主编的武汉《扫荡报》发行了最终号。撤出武汉以后,辗转荆州、沙市、常德、长沙、衡山、衡阳、桂林、贵阳等地,到达重庆。1939年5月3日,重庆遭日寇大轰炸,《扫荡报》报社被毁,毕修勺借此机会辞职。整顿恢复之际,陈诚还想让毕修勺再去,被毕修勺回绝,说这一年为了办《扫荡报》头发都掉了一半。于是,陈诚也没有再勉强他。
(作者为日本早稻田大学客座研究员)
责任编辑沈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