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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初，在晋西吕梁山中段、沿黄河与陕西交界的地方，活跃着一些民间武装，当地人称他们为“黄河武装土客”。
土，即大烟土，未加工的鸦片；客，即奔走各地从事某种活动的的人；如侠客、说客等。因为这些人携带武器、来往于黄河两岸，以走私贩运大烟土为主要职业，故而称之为“黄河武装土客”。
“土客”大都是陕西人，成分也较复杂。有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的老实农民，也有浪迹江湖无有正当职业的游民流寇。但他们都来自被剥削压迫的社会最底层，是官府和豪绅们的死对头。在晋西的中阳、离石、孝义等县的山庙里，当时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大地宽广路朝天，
河西不走走东川。
过河不把船来坐，
羊皮葫芦顺风飘。
不走白天走黑夜，
生意兴隆保平安。
刮了一阵风，下了一股雨。
“土客”已过乜家峪。
翻过山，转过弯，“土客”来到武家山。
上桥村长杜寿海，得到消息心发抖。
公事送到公安局，
公安局长本姓牛，
吹起号，排起队，
武家山上打“土匪”。
忽听枪声叭叭响，
“土客”赶快上山岗。
师老大，辛德有，丢下大烟逃命走。
在家典田又卖地，贩烟土本来是将本求利。
丢了老本心发怒，我与你杜寿海有何冤仇？
二返长安到上桥，杜寿海跑得不见了。
烧房子，抢钱行，粮食穷人来分了。
杜寿海财多势又重，今天落得个“土摊平”。
杜寿海、杜寿海，叫你认得我师老大、辛德有。
如果“土客”再来到，看你杜寿海安宁不安宁。
歌谣中的师老大，名叫师治贵，是“土客”中较大的一股，有人枪40多，早先在陕北曾参加过共产党。杜寿海是中阳县有名的大地主，拥有土地两条山。平时横行乡里，欺压剥削农民，群众恨之入骨。他还有个哥哥叫杜寿高，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更加残酷，后来被游击队镇压了。
晋西山区这一带的“土客”，除了师治贵外，还有杨琪、杨鼎、肖永胜、邓如海、张福才、贺德胜、史储杰等。每股“土客”的人数不等，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有时能纠合到上百人。
1930年10月，蒋、阎、冯中原大战结束，阎、冯20万溃军退集到山西，粮秣军饷，全靠当地起捐，沉重的负担压在了山西人民身上。各个军阀之间、军阀与人民之间，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在士兵中间，常因军饷无着，衣食缺乏，发生哗变；农民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此起彼伏。而在这些军阀队伍里，有不少中共党员和党的地下组织。这些从外地随军而来的共产党员，大大加强了山西共产党组织的力量。因此，当时中共中央曾分析了山西的形势，把山西列为北方地区的革命重点，要求中共北方局和太原特委抓住时机，发动武装暴动，组织红军，创建苏区。
中共北方局根据这一方针，准备将驻平定的之军阀部队高桂滋所率的3个团拉出来，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将晋西吕梁山的“武装土客”争取改造过来，组建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工农武装，在吕梁山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政权。
同年10月27日，中共北方局书记贺昌将中共太原特委改组为中共山西省委，委派刘天章来山西担任省委书记。刘天章，陕西省高陵县马刘村人，五四运动时是北大学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改造“武装土客”，尽快开展吕梁山的革命斗争，刘天章与中共陕北特委取得了联系。
1931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先选派了阎红彦、白锡林一个武装小组，来到山西。阎红彦是陕西安定（今子长）县瓦窑堡人，他在陕北闹革命时，就和“土客”打过交道，“土客”对阎红彦的名字早有耳闻。阎红彦在太原会见刘天章和省委其他领导人以后，争取改造“土客”的任务，自然落在了他的身上。他和白锡林等开始奔走于晋西“武装土客”之间，积极开展建立晋西红军游击队的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刘天章和山西省委从驻平定高桂滋部中的中共地下党和骨干分子抽调了拓克宽、杨重远、周维仁、田有华、李成兰、胡廷俊等一批有军事作战经验的同志，陆续派往吕梁山区，协同阎红彦一起开展工作。此外，刘天章和山西中共省委又从太原兵工厂抽调了马佩勋、尹子安、阎茂林、安世仁等一批工人地下党员和骨干分子先后派往吕梁山区，筹备建立红军游击队。
为了往吕梁山区运送武器和人员，刘天章和山西中共省委在汾阳县城东关商业区万义客栈，设立了秘密联络站，建立了中共临时党支部，支部书记和联络站长由杨重远担任。拓克宽、阎红彦、黄子友、吴岱峰、白锡林为支部委员。
争取改造“武装土客”的工作，在阎红彦等人的努力下，取得了一定进展。和阎红彦一起打入师治贵部的白锡林、拓克宽，分别担任了师治贵所部的班长，他们通过宣传教育，对“土客”进行了思想工作，实际掌握了部分领导权。
“土客”虽然出身下层，同情革命，但他们沾染的土匪恶习，不是短时间能够改造过来的。尤其是个别坏头头，对阎红彦他们的工作非常抵触和反感。
师治贵手下有个小头目叫贺兆瑞，此人抢劫民财、奸污妇女，匪气十足。阎红彦多次对其劝告，根本不听。在“土客”西宋庄驻地，他霸占了一个姓侯的人家的女人，姓侯的找来，他却把人家吊起来毒打。群众议论纷纷，敢怒不敢言。
此时，阎红彦等人和师治贵也逐渐产生了矛盾。如一次打土豪分的浮财，拓克宽要往省委上交，作革命活动的经费，但师治贵坚决不让，要装自己的腰包。拓克宽一气之下，将自己的一个班拉走了。师治贵对阎红彦等人开始有了戒心，并下了阎红彦、白锡林的枪。阎、白经过斗争，对方才把枪还了回来。
阎红彦回到太原，将争取改造“土客”的工作向刘天章和省委进行了汇报。
省委根据全省武装斗争的部署和进展情况，决定在吕梁山迅速成立由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对“土客”能争取的尽量争取，不能争取和不服改造的就坚决清除掉。为此，省委在太原专门召开了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对游击队的正式成立制定了具体方案和行动计划，对领导人选和人员分工，都作了详细的安排。
阎红彦回到吕梁山后，秘密向党员传达了省委的指示，经过周密部署，于5月初，以开会为名，将贺兆瑞及其亲信请到辛庄“土客”队部，突然下了贺兆瑞等人的枪。随后，将贺兆瑞押到辛庄清真观庙前，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贺兆瑞的罪行，当场处决。这对周围村庄的群众震动很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认为游击队和“土客”是两回事，不一样的。
就在这一天，晋西红军游击队宣告正式成立。在会上，拓克宽宣布了省委的意见。
游击队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领导人为：大队长拓克宽，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政委黄子文。大队辖两个中队，第一中队长由阎红彦兼任，辖胡廷俊、李成兰等3个班；第二中队长白锡林，辖陈玉清、周维仁等3个班。
游击队成立大会极为庄严隆重。会场四周贴满了红绿色标语，插着缀有镰刀、斧头和一颗五角星的红色队旗。指战员个个颈系着红领带，表示为革命流血牺牲在所不惜。当大会公布了经省委批准的大队领导人选后，杨重远在大会上领读誓言，全体游击队员高举右臂宣誓：
“吕梁山上红旗飘，红军诞生在今朝，马列恩斯为导师，共产主义是目标，队前宣誓决心表，革命到底不动摇。”
就在处决贺兆瑞的同时，游击队张贴布告，打出了自己的旗号。布告的内容为：
红军是工农子弟兵，为劳苦大众而斗争。
打倒贪官土豪劣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
铲除地主封建剥削，废除债务土地平分。
建立苏维埃政府，一切权利归工农。
大队长拓荒
政委黄成章
布告中的拓荒，即拓克宽，黄成章即黄子文，他们用的是化名。自从游击队处理了贺兆瑞以后，师治贵就闷闷不乐，虽然贺兆瑞罪有应得，但毕竟是自己的心腹干将，总有点兔死狐悲的感觉。这次游击队正式成立，他本来提出自己要当大队长，但省委没有同意。这就更加增长了他对游击队的不满。他手下的一些人员，大都同他离心离德，服从了游击队的领导，他感到自己大势已去。在一次趁游击队外出活动的机会，他带了一部分钱财和两个亲信，跑到了平遥县，最后客死在那里。
其他地方的几股“土客”因受不了游击队纪律的束缚和要求，又慑于游击队的威力而不敢胡作非为，就纷纷跑到晋西南蒲县地区的紫金山一带活动。为了争取改造这批“土客”，游击队党组织派出了地下党员白雪山、雪恩钧等人，继续跟着他们活动。
“土客”拉走以后，游击队为发展壮大队伍，根据省委对兵运工作的部署，策动了“永安兵变”。
永安在汾阳县城东北30里，是太原到陕北必经的一个大镇，驻有敌人的一个排。排长姓牟，他和班长冯金福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和游击队驻汾阳的秘密联络站都有联系。由于敌人的这支部队长期拖欠军饷，士兵们群情激愤。地下党经过艰苦细致的发动工作，认为起义的条件基本成熟了，联络站即通知了山上的游击队，要求派人下来接应。
4月末的一天，阎红彦偕同白锡林、胡廷俊等化装成商人，潜入永安镇。在和牟排长、冯全福取得联系后，经过周密的部署，终于将敌人的这个排拉了出来，带上了吕梁山，编为游击队的第三中队，牟排长和冯全福分别担任正、副中队长。
在“永安兵变”前后，中共陕北特委又陆续选派了胡廷璧、李发荣、寇世全、董金芝、杜鸿亮、张忠继、张琪、张兔芝、李素云、李秉彦、王俊杰等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青年骨干，过黄河进入吕梁山区，补充到了游击队，加上本地吸收的的贫苦农民，晋西游击队的力量得到了大大加强。
晋西游击队在吕梁山区打土豪、分浮财，发动组织群众抗粮、抗税、抗款，袭击敌人哨卡、据点，在游击队驻地西宋庄挂起了苏维埃政府的牌子，在各乡村成立农民协会，还办起了一所列宁小学和一所农民夜校。农民夜校主要是为苏维埃政权和农民协会培养训练干部。
为了开辟、扩大游击根据地，晋西红军游击队在吕梁山区同敌人进行了许多战斗，不少同志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著名的战斗有中阳县留誉镇袭击战、石楼县水头镇伏击战、孝义县锄家沿遭遇战。牟排长在锄家沿遭遇战中英勇牺牲。
游击队经过艰苦战斗，开辟了北起离石的王营庄，南到孝义的西宋庄，东到汾阳县城，西到石楼水头镇的游击根据地，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工农武装割据的红旗在吕梁山上高高飘扬。
吕梁山上的革命烽火，吓慌了山西的统治者，太原报纸惊呼：“晋西半壁，几沦盗匪世界。”不久，山西省政府主席商震下台，其中一条罪状就是“晋西匪患益猖”，“商震清剿不力，束手无策”。接替商震的是阎锡山的干将徐永昌，他一上任即派了一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团，连同地方武装约一万多人，向晋西游击队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游击队根据省委和陕北特委预先的安排和指示，在同敌人进行了积极的抵抗后，西渡黄河，到了陕北地区。
晋西游击队渡河以后，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在安定、清涧、延川、延长等地一带，继续开展游击斗争。在陕北群众和特委的支持关怀下，部队很快得到了发展，他们曾一度挺进到靖边蒙汉交界的沙漠草原地带，组建了自己的骑兵并派胡廷俊等人化装进入神木、府谷县，准备和平定兵变成立的红二十四军汇合，后听说红二十四军已失败，便又返回安定一带活动。
这时，活动在山西的“土客”杨琪、肖永胜、张福才、贺德胜、杨鼎等人，在敌人大举“围剿”下，也率部过黄河到了陕北。他们派人和游击队联系，愿意和游击队联合行动，配合作战，共同对敌。
其时，拓克宽在战斗中已英勇牺牲，阎红彦继任晋西游击队大队长。他对“土客”非常了解，为了改造掌握这支武装，他派人和“土客”进行谈判，提出三个条件：一、服从游击队队委会领导；二、不抢穷人东西；三、不奸污妇女。
对于游击队提出的三个条件，“土客”表示完全接受，愿意听从游击队的指挥。随后，阎红彦给“土客”武装各小队派去了指导员，又从游击队的各中队抽调人、枪，组成一个执法队，队长雷恩钧，副队长白荣发。执法队佩带袖章，如有违犯纪律者，按红军纪律处理。不久，活动在山西的史储杰等股“土客”，也过河到了陕北，他们也愿意接受游击队同杨琪等人定的三个条件，同意在游击队队委会的领导下，联合行动，对敌作战。游击队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中共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队委又先后派出雷恩钧、李宗白、白雪山、惠泽仁、陈玉清等，到史储杰部任指导员，以加强思想工作，改造和掌握这支武装力量。
“土客”被收编以后，随着晋西红军游击队，转战在晋、陕、甘广大地区，参加了无数次的大小战斗，同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顽强斗争。在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铁的纪律约束下，在血与火的战斗考验中，逐渐克服了土匪的恶习，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肖永胜、张福才、贺德胜等人在作战中先后牺牲，杨琪后来被提拔为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师长，“土客”中的绝大部分人同晋西游击队一起，成为红二十六军建军的基础和骨干，在开辟和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责编 任志）
土，即大烟土，未加工的鸦片；客，即奔走各地从事某种活动的的人；如侠客、说客等。因为这些人携带武器、来往于黄河两岸，以走私贩运大烟土为主要职业，故而称之为“黄河武装土客”。
“土客”大都是陕西人，成分也较复杂。有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的老实农民，也有浪迹江湖无有正当职业的游民流寇。但他们都来自被剥削压迫的社会最底层，是官府和豪绅们的死对头。在晋西的中阳、离石、孝义等县的山庙里，当时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大地宽广路朝天，
河西不走走东川。
过河不把船来坐，
羊皮葫芦顺风飘。
不走白天走黑夜，
生意兴隆保平安。
刮了一阵风，下了一股雨。
“土客”已过乜家峪。
翻过山，转过弯，“土客”来到武家山。
上桥村长杜寿海，得到消息心发抖。
公事送到公安局，
公安局长本姓牛，
吹起号，排起队，
武家山上打“土匪”。
忽听枪声叭叭响，
“土客”赶快上山岗。
师老大，辛德有，丢下大烟逃命走。
在家典田又卖地，贩烟土本来是将本求利。
丢了老本心发怒，我与你杜寿海有何冤仇？
二返长安到上桥，杜寿海跑得不见了。
烧房子，抢钱行，粮食穷人来分了。
杜寿海财多势又重，今天落得个“土摊平”。
杜寿海、杜寿海，叫你认得我师老大、辛德有。
如果“土客”再来到，看你杜寿海安宁不安宁。
歌谣中的师老大，名叫师治贵，是“土客”中较大的一股，有人枪40多，早先在陕北曾参加过共产党。杜寿海是中阳县有名的大地主，拥有土地两条山。平时横行乡里，欺压剥削农民，群众恨之入骨。他还有个哥哥叫杜寿高，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更加残酷，后来被游击队镇压了。
晋西山区这一带的“土客”，除了师治贵外，还有杨琪、杨鼎、肖永胜、邓如海、张福才、贺德胜、史储杰等。每股“土客”的人数不等，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有时能纠合到上百人。
1930年10月，蒋、阎、冯中原大战结束，阎、冯20万溃军退集到山西，粮秣军饷，全靠当地起捐，沉重的负担压在了山西人民身上。各个军阀之间、军阀与人民之间，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在士兵中间，常因军饷无着，衣食缺乏，发生哗变；农民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此起彼伏。而在这些军阀队伍里，有不少中共党员和党的地下组织。这些从外地随军而来的共产党员，大大加强了山西共产党组织的力量。因此，当时中共中央曾分析了山西的形势，把山西列为北方地区的革命重点，要求中共北方局和太原特委抓住时机，发动武装暴动，组织红军，创建苏区。
中共北方局根据这一方针，准备将驻平定的之军阀部队高桂滋所率的3个团拉出来，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将晋西吕梁山的“武装土客”争取改造过来，组建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工农武装，在吕梁山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政权。
同年10月27日，中共北方局书记贺昌将中共太原特委改组为中共山西省委，委派刘天章来山西担任省委书记。刘天章，陕西省高陵县马刘村人，五四运动时是北大学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改造“武装土客”，尽快开展吕梁山的革命斗争，刘天章与中共陕北特委取得了联系。
1931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先选派了阎红彦、白锡林一个武装小组，来到山西。阎红彦是陕西安定（今子长）县瓦窑堡人，他在陕北闹革命时，就和“土客”打过交道，“土客”对阎红彦的名字早有耳闻。阎红彦在太原会见刘天章和省委其他领导人以后，争取改造“土客”的任务，自然落在了他的身上。他和白锡林等开始奔走于晋西“武装土客”之间，积极开展建立晋西红军游击队的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刘天章和山西省委从驻平定高桂滋部中的中共地下党和骨干分子抽调了拓克宽、杨重远、周维仁、田有华、李成兰、胡廷俊等一批有军事作战经验的同志，陆续派往吕梁山区，协同阎红彦一起开展工作。此外，刘天章和山西中共省委又从太原兵工厂抽调了马佩勋、尹子安、阎茂林、安世仁等一批工人地下党员和骨干分子先后派往吕梁山区，筹备建立红军游击队。
为了往吕梁山区运送武器和人员，刘天章和山西中共省委在汾阳县城东关商业区万义客栈，设立了秘密联络站，建立了中共临时党支部，支部书记和联络站长由杨重远担任。拓克宽、阎红彦、黄子友、吴岱峰、白锡林为支部委员。
争取改造“武装土客”的工作，在阎红彦等人的努力下，取得了一定进展。和阎红彦一起打入师治贵部的白锡林、拓克宽，分别担任了师治贵所部的班长，他们通过宣传教育，对“土客”进行了思想工作，实际掌握了部分领导权。
“土客”虽然出身下层，同情革命，但他们沾染的土匪恶习，不是短时间能够改造过来的。尤其是个别坏头头，对阎红彦他们的工作非常抵触和反感。
师治贵手下有个小头目叫贺兆瑞，此人抢劫民财、奸污妇女，匪气十足。阎红彦多次对其劝告，根本不听。在“土客”西宋庄驻地，他霸占了一个姓侯的人家的女人，姓侯的找来，他却把人家吊起来毒打。群众议论纷纷，敢怒不敢言。
此时，阎红彦等人和师治贵也逐渐产生了矛盾。如一次打土豪分的浮财，拓克宽要往省委上交，作革命活动的经费，但师治贵坚决不让，要装自己的腰包。拓克宽一气之下，将自己的一个班拉走了。师治贵对阎红彦等人开始有了戒心，并下了阎红彦、白锡林的枪。阎、白经过斗争，对方才把枪还了回来。
阎红彦回到太原，将争取改造“土客”的工作向刘天章和省委进行了汇报。
省委根据全省武装斗争的部署和进展情况，决定在吕梁山迅速成立由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对“土客”能争取的尽量争取，不能争取和不服改造的就坚决清除掉。为此，省委在太原专门召开了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对游击队的正式成立制定了具体方案和行动计划，对领导人选和人员分工，都作了详细的安排。
阎红彦回到吕梁山后，秘密向党员传达了省委的指示，经过周密部署，于5月初，以开会为名，将贺兆瑞及其亲信请到辛庄“土客”队部，突然下了贺兆瑞等人的枪。随后，将贺兆瑞押到辛庄清真观庙前，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贺兆瑞的罪行，当场处决。这对周围村庄的群众震动很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认为游击队和“土客”是两回事，不一样的。
就在这一天，晋西红军游击队宣告正式成立。在会上，拓克宽宣布了省委的意见。
游击队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领导人为：大队长拓克宽，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政委黄子文。大队辖两个中队，第一中队长由阎红彦兼任，辖胡廷俊、李成兰等3个班；第二中队长白锡林，辖陈玉清、周维仁等3个班。
游击队成立大会极为庄严隆重。会场四周贴满了红绿色标语，插着缀有镰刀、斧头和一颗五角星的红色队旗。指战员个个颈系着红领带，表示为革命流血牺牲在所不惜。当大会公布了经省委批准的大队领导人选后，杨重远在大会上领读誓言，全体游击队员高举右臂宣誓：
“吕梁山上红旗飘，红军诞生在今朝，马列恩斯为导师，共产主义是目标，队前宣誓决心表，革命到底不动摇。”
就在处决贺兆瑞的同时，游击队张贴布告，打出了自己的旗号。布告的内容为：
红军是工农子弟兵，为劳苦大众而斗争。
打倒贪官土豪劣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
铲除地主封建剥削，废除债务土地平分。
建立苏维埃政府，一切权利归工农。
大队长拓荒
政委黄成章
布告中的拓荒，即拓克宽，黄成章即黄子文，他们用的是化名。自从游击队处理了贺兆瑞以后，师治贵就闷闷不乐，虽然贺兆瑞罪有应得，但毕竟是自己的心腹干将，总有点兔死狐悲的感觉。这次游击队正式成立，他本来提出自己要当大队长，但省委没有同意。这就更加增长了他对游击队的不满。他手下的一些人员，大都同他离心离德，服从了游击队的领导，他感到自己大势已去。在一次趁游击队外出活动的机会，他带了一部分钱财和两个亲信，跑到了平遥县，最后客死在那里。
其他地方的几股“土客”因受不了游击队纪律的束缚和要求，又慑于游击队的威力而不敢胡作非为，就纷纷跑到晋西南蒲县地区的紫金山一带活动。为了争取改造这批“土客”，游击队党组织派出了地下党员白雪山、雪恩钧等人，继续跟着他们活动。
“土客”拉走以后，游击队为发展壮大队伍，根据省委对兵运工作的部署，策动了“永安兵变”。
永安在汾阳县城东北30里，是太原到陕北必经的一个大镇，驻有敌人的一个排。排长姓牟，他和班长冯金福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和游击队驻汾阳的秘密联络站都有联系。由于敌人的这支部队长期拖欠军饷，士兵们群情激愤。地下党经过艰苦细致的发动工作，认为起义的条件基本成熟了，联络站即通知了山上的游击队，要求派人下来接应。
4月末的一天，阎红彦偕同白锡林、胡廷俊等化装成商人，潜入永安镇。在和牟排长、冯全福取得联系后，经过周密的部署，终于将敌人的这个排拉了出来，带上了吕梁山，编为游击队的第三中队，牟排长和冯全福分别担任正、副中队长。
在“永安兵变”前后，中共陕北特委又陆续选派了胡廷璧、李发荣、寇世全、董金芝、杜鸿亮、张忠继、张琪、张兔芝、李素云、李秉彦、王俊杰等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青年骨干，过黄河进入吕梁山区，补充到了游击队，加上本地吸收的的贫苦农民，晋西游击队的力量得到了大大加强。
晋西游击队在吕梁山区打土豪、分浮财，发动组织群众抗粮、抗税、抗款，袭击敌人哨卡、据点，在游击队驻地西宋庄挂起了苏维埃政府的牌子，在各乡村成立农民协会，还办起了一所列宁小学和一所农民夜校。农民夜校主要是为苏维埃政权和农民协会培养训练干部。
为了开辟、扩大游击根据地，晋西红军游击队在吕梁山区同敌人进行了许多战斗，不少同志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著名的战斗有中阳县留誉镇袭击战、石楼县水头镇伏击战、孝义县锄家沿遭遇战。牟排长在锄家沿遭遇战中英勇牺牲。
游击队经过艰苦战斗，开辟了北起离石的王营庄，南到孝义的西宋庄，东到汾阳县城，西到石楼水头镇的游击根据地，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工农武装割据的红旗在吕梁山上高高飘扬。
吕梁山上的革命烽火，吓慌了山西的统治者，太原报纸惊呼：“晋西半壁，几沦盗匪世界。”不久，山西省政府主席商震下台，其中一条罪状就是“晋西匪患益猖”，“商震清剿不力，束手无策”。接替商震的是阎锡山的干将徐永昌，他一上任即派了一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团，连同地方武装约一万多人，向晋西游击队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游击队根据省委和陕北特委预先的安排和指示，在同敌人进行了积极的抵抗后，西渡黄河，到了陕北地区。
晋西游击队渡河以后，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在安定、清涧、延川、延长等地一带，继续开展游击斗争。在陕北群众和特委的支持关怀下，部队很快得到了发展，他们曾一度挺进到靖边蒙汉交界的沙漠草原地带，组建了自己的骑兵并派胡廷俊等人化装进入神木、府谷县，准备和平定兵变成立的红二十四军汇合，后听说红二十四军已失败，便又返回安定一带活动。
这时，活动在山西的“土客”杨琪、肖永胜、张福才、贺德胜、杨鼎等人，在敌人大举“围剿”下，也率部过黄河到了陕北。他们派人和游击队联系，愿意和游击队联合行动，配合作战，共同对敌。
其时，拓克宽在战斗中已英勇牺牲，阎红彦继任晋西游击队大队长。他对“土客”非常了解，为了改造掌握这支武装，他派人和“土客”进行谈判，提出三个条件：一、服从游击队队委会领导；二、不抢穷人东西；三、不奸污妇女。
对于游击队提出的三个条件，“土客”表示完全接受，愿意听从游击队的指挥。随后，阎红彦给“土客”武装各小队派去了指导员，又从游击队的各中队抽调人、枪，组成一个执法队，队长雷恩钧，副队长白荣发。执法队佩带袖章，如有违犯纪律者，按红军纪律处理。不久，活动在山西的史储杰等股“土客”，也过河到了陕北，他们也愿意接受游击队同杨琪等人定的三个条件，同意在游击队队委会的领导下，联合行动，对敌作战。游击队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中共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队委又先后派出雷恩钧、李宗白、白雪山、惠泽仁、陈玉清等，到史储杰部任指导员，以加强思想工作，改造和掌握这支武装力量。
“土客”被收编以后，随着晋西红军游击队，转战在晋、陕、甘广大地区，参加了无数次的大小战斗，同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顽强斗争。在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铁的纪律约束下，在血与火的战斗考验中，逐渐克服了土匪的恶习，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肖永胜、张福才、贺德胜等人在作战中先后牺牲，杨琪后来被提拔为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师长，“土客”中的绝大部分人同晋西游击队一起，成为红二十六军建军的基础和骨干，在开辟和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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