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韦素园墓记》中悲恸而痛惜地写道：“呜呼，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对于这一位“切切实实”的未名社的“骨干”，由于他于事业的认真、勤奋、执着，鲁迅为他的英年夭折感到深切的悲痛；后来又不甘于他“在默默中泯没”，曾撰《忆韦素园君》予以纪念，其中亲切而公允地写道：“是的，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而鲁迅自己正是“慧眼识英豪”的“建筑者”和“栽植者”，既赞赏于他的献身精神，更神往于他的坚忍毅力。我想，在鲁迅私淑的学生当中，除柔石而外，最挚爱者恐怕就是韦素园了。
　　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鲁迅在述及未名社同人时，仍满怀深情地记叙她的“主持者韦素园，是宁愿作为无名的泥土，来栽植奇花和乔木的人，事业的中心，也多在外国文学的译述。”韦素园确实将自己短促的生命都献给了外国文学的翻译事业，其结集者在《未名丛刊》内有三种之多，即《外套》、《黄花集》和《文学与革命》(与李霁野合译)，此外则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一册俄国短篇小说集《最后的光芒》。
　　《黄花集》列为《未名丛刊》之十八，由未名社于一九二九年二月初版。司徒乔作书面，封画构图寥廓而空疏，一枝藤蔓，几茎菊花，墨线勾勒的花瓣上，信笔缀以鹅黄的色泽，活绘出一派秋的气息，与书名“黄花”显得吻合无间。这是一本北欧散文诗歌的结集，第一辑为散文，其中有俄国作家契里珂夫的《献花的女郎》(回忆契珂夫)、勃洛克的《孤寂的海湾》(回忆安特列夫)等文学回忆录；第二辑为散文诗，其中有俄国作家都介涅夫(屠格涅夫)、科罗连珂、戈理奇(高尔基)、安特列夫、专司基、契里珂夫、珂陀诺夫斯基，波兰作家解特玛尔，丹麦作家哈谟生，以及埃顿白格、埃治、纳曼等的作品；第三辑为诗，其中有俄国诗人玛伊珂夫、蒲宁、茗思奇、白斯金、米那夫、撒弗诺夫的诗作，以及梭罗古勃的《<蛇睛集>选》十六首。
　　至于集子为什么题名《黄花集》，译者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写的《序》中有所申说，“黄花”即取义“明日黄花”之意，因为“实在，这些东西在新的北俄，多半是过去的了。将这与其说是献给读者，倒不如说是留作自己纪念的好。倘读者还以为有几篇可读的东西，那就是译者意外的欣喜了。”以上虽是译者的谦逊，却也道出了部分的事实，即集内辑译的大多是十月革命前俄罗斯文学作品，这些在“新的北俄”(按指苏联。——笔者)当然是属于“过去”的东西了；但译到当年的中国，却不乏其现实意义，这点后面再说。关于集内作品的原发表处，我翻查了一下二十年代下半叶的报刊，见其大多发表在鲁迅主持的莽原社、未名社有关的刊物上，其他则大多发表于经鲁迅荐引由韦素园自己编辑的《民报副刊》。
　　韦素园早年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曾赴苏参加列宁主持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后又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沐浴了十月革命的阳光与红雨，在辉煌的曙色中认清了献身祖国的途径，遂立志要以研究、绍介俄罗斯与新俄文学为终生事业，目的在于唤醒民众走十月革命所开创的道路。一九二五年结识鲁迅之后，更在这荷戟挺进的前锋战士的感召率领下，参加了进行“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战斗行列。《黄花集》内的三辑诗文，主要皆是一九二五至二六年间的译作。与此同时，韦素园也已开始译述苏俄的文艺论著，如在《莽原》半月刊上刊发的《无产阶级的文化与无产阶级的艺术》等；所以他即使翻译旧俄作家的作品，也跟当时一般俄罗斯文学介绍者的态度与目的有别，不仅不停留于肤浅的鉴赏与褒扬，而是站在相当的思想高度来鉴别与剖析。例如集内勃洛克所作《孤寂的海湾——回忆安特列夫》文末的《译者附言》，就曾点明勃洛克与安特列夫同属于“象征派”，而这篇文章的译述使读者“由此可以窥见两位象征派作者的关系”。
　　散文诗部分是这本集子的精华所在，荟萃了俄罗斯文学中许多文情并茂之作，在那些迸溅着火花、流溢着碧血的字里行间，似乎也搏动着译者难抑的情热，其中最为震撼心弦的恐怕要算戈理奇(高尔基)的《海鹰歌》(现通译为《海燕》)，该篇原刊发于《莽原》周刊第十二期(一九二五年七月十日)，请听这革命者渴望战斗的心音：
　　
　　在灰白的海的平原上风敛集着乌云。在乌云和海的中间有如黑电似的海鹰高傲地翱翔着。
　　她有时以一只羽翼触着波浪，有时如箭矢一般直冲向乌云中高叫着——并且乌云在这鸟的勇敢的喊声里听出欢快。
　　在这喊声里是暴风雨的渴慕！
　　乌云在这喊声里听见愤怒的力，热欲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
　　…………
　　这个勇敢的海鹰临在怒鸣的海上，界于急电中间，高傲地翱翔着；胜利的先知于是叫起：
　　——任暴风雨将更有力些响动吧！……
　　
　　韦素园雄健道劲的译笔，形象而有力地表达了回荡奔驰于高尔基原作中对于革命的期待，对于战斗的焦渴，对于斗士的钦仰，对于懦夫的鄙薄，对于光明的赞颂，对于黑暗的诅咒……。译文发表的当口，中国大革命的狂涛怒潮即将排天而立，高尔基不朽名篇的译，想必有益于陶冶、鼓舞战斗者的情怀，其作用是不应泯灭的(就译文的晓畅练达而言，韦译当然不及后来瞿秋白所译的同一篇《海燕》，但瞿译的正式发表已是一九三三年了)。
　　另一篇高尔基名作《雕的歌》(现通译为《鹰之歌》)的译文则发表于鲁迅所编的《国民新报副刊》(乙刊)第一号(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而且署于首版头条的位置，可见编者对它的激赏与重视。散文诗通过奋斗不息的雕与因循苟活的蛇的对比，来讴歌革命者的无畏和鞭笞小市民的懦怯，散文诗中的文学形象凸现而贴切，这种在长空怒风中搏击、在崇山峻岭间巡弋的战斗豪情，是蛰居于洞穴内、蠕动于阡陌间的蛇所未经体验和不能想象的；但当雕以不屈的意志、满腔的赤诚对理想不惜身殉之际，蛇却卑怯地投之以污蔑与诽谤，并为自己的苟且偷生辩护与解嘲——但真理的光泽是不会因毒蛇的涎沫所掩蔽得了的。鲁迅赞赏这篇译文当然是不无原由的，当时“五卅”烈士的血迹未干，他在杂文《杂忆》中振臂呼吁：“勇往直前，肉搏强敌，以报仇雪恨”，表示了对血洒通衢的烈士的悼念，以及对于外国资本豢养的屠伯的愤慨；稍后，在杂文《忽然想到(十一)》中，更对怯于帝国主义威焰，或贪于外国老板沥余的“同胞”，妄图里应外合施行破坏的危险，提醒五卅运动中的爱国者：“我敢于说，中国人中，仇恨那真诚的青年的眼光，有的比英国或日本人还凶险”。对于烈士的礼赞，对于顽敌的声讨，对于内奸的抨击，对于懦夫的鄙弃，也正是高尔基的《雕的歌》的主题，鲁迅、韦素园自己与之感应并期望读者与之共鸣，则不是偶然而无为的了。
　　《黄花集》的某些篇什，在新俄虽然早已成为“明日黄花”，但在二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并未失其时效，例如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译文刊发于《莽原》周刊第一期(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这是作家一八八三年九月为纪念俄国革命党人苏菲亚而作的，以饱孕崇敬与挚爱的笔触，采用象征的手法，凸现了一个甘冒“寒冷，饥饿，仇恨，嘲笑，轻视，侮辱，疾病，牢狱和死”而矢志不移的“露西亚女郎”的圣洁形象，她无畏地摈弃“青春时的生命”，毅然迈进“牺牲”的“门槛”……。译者在《译后附记》中也特地叙述了苏菲亚的生平：“按苏菲亚本系皇族，她的父亲做过圣彼得堡副行政长(和省长差不多)；她幼年时，便深受了当时急进的社会思潮的影响，后经同学戈尼拉姊妹介绍，得入一个成立最早的含有革命性的卡以珂夫社。俄国智识阶级在十九世纪下半期转变得非常厉害：由‘虚无党人’不做事起，一变而为绝对的献身社会，——‘往民间’；从‘往民间’的失败，才知道徒作社会运动是不行的，于是大家又转过脸来，注意到政治上面。他们，有一般人，以政治上的主要障碍物是皇帝及官吏，因之，发生了秘密结社，暗杀团，即一般人称为‘恐怖党’的便是。苏菲亚天性本近于做社会事业，她曾以此自誓；后来完全因为受了恋人什连宝夫的影响，转投身于暗杀。一八八一年春炸死了亚历山大第二，己身因之而遇害，受刑者共有五人。”这段附言加得很好，因为苏菲亚在中国近代及“五四”前后影响弥深，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前驱者之中不乏有人以苏菲亚自命，如秋瑾等皆是；故而苏菲亚的勇烈行为，对于中国早期妇女解放运动有过一定的启蒙作用，但暗杀作为一种盲动行为，并不能撼动盘根错节的专制统治。韦素园在译介这篇作品时，对苏菲亚的献身精神是感佩的，而对她的投身暗杀、终以身殉的行动则持保留态度，因为译者早已领悟应该采取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来推翻旧世界了。
　　散文诗《奴隶》(纳曼作)，原刊《国民新报副刊》(乙刊)第六号(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日)，壮烈地展示了奴隶们在重轭下呻吟辗转，压抑不住的怨恨之声如波涛般泛滥，终于冲决了权力者危岩似的重压，汇成了铁的洪流——
　　
　　……民众愤怒的大海的狂涛涌起了。他们去吧！光灿的电和乌云战斗，扯毁了它，直透穿进去。并且当战败的乌云向大地洒下灰惨的眼泪的时候，欢快的蔚蓝的清朗的晴空上正燃起太阳。
　　他们去吧！
　　任将来死亡吧！任血好似鲜红的泉一般流着。任它的飞溅的流珠遮盖全世界吧！
　　在血所浸流的平原上年青自由的嫩绿的芽向蔚红的太阳微笑了一下。
　　他们去吧！
　　他们多着哩。他们健强，他们武勇，他们将要战胜！
　　
　　《奴隶》中熔岩般奔泻的战斗激情，给《黄花集》增添了一抹热烈的色彩；然而，集子也不可能全都选译剑拔弩张的作品，如第三辑中的诗，则大多是浅斟低唱的抒情之作，象茗思奇的小诗《我怕说》：
　　
　　我怕说，我是怎样爱你；
　　我怕，晨星窃听了我的述语，
　　将一动不动的立在阴暗的穹窿中间，
　　而且黑夜将无出路的挂起……
　　我怕，我的心窃听了我的述语，
　　发起爱的疯癫
　　并且由于幸福和苦痛……丝丝碎去……
　　
　　这些质朴、清新的爱情诗，对于稚嫩的中国新诗倒也不失为或一的借镜；即使在上述小诗中也不乏写实的作品，如米那夫的《厄运》也抒写了“小屋里看不见灯火，倦乏的母亲在哭着”的“穷人的生活”，却也哀切感人。
　　鲁迅作为《未名丛刊》的主编，对《黄花集》的结集印行是很关心的，如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四日致李霁野笺中说：“《黄花集》中应查之人，尚查不出，过几天再说罢。”翌年三月二十二日《日记》记有：“上午收未名社所寄《黄花集》两本。”当晚就写信给正在西山疗养的韦素园：“我想你要首先使身体好起来，倘若技痒，要写字，至多也只好译译《黄花集》上所载那样的短文。”这本是师长对于沉疴在体的学生的关切，但此时的素园虽长期卧病、痊愈无期，已不复满足译述《黄花集》中类此的诗文，而是透过病室的窗口，怅望着祖国的天穹，系念着民族的命运，关切着革命的进程。……当他闻知挚友刘愈，当时地下党的北京市委负责人之一，于一九二八年春惨遭杀害的噩耗，撑持着支离的病体写下了悼诗《悼亡友愈》(刊《未名》半月刊一卷七期，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出版)，公开地称颂不久前惨死于敌人屠刀的亡友“为人是太好了”；当《未名》创刊的时候，他致函未名社的同人，剖白自己多年的心得：“怀疑是对旧时代的破毁，坚信却是对于新时代的创造”，期冀《未名》“在文学中能叫出一些新的希望”(刊《未名》半月刊一卷一期，一九二八年一月十日出版)；当革命文学运动急需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滋养的当口，他不顾“这事于病是颇不相宜的”，竟在病榻上奋力译述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托尔斯泰底死与少年欧罗巴》(刊《未名》半月刊二卷二期，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虽然致命的病菌在吞噬韦素园，但他却始终如同一名战士似的与不治之症抗争；鲁迅闻及他在病榻上仍在翻译新俄文艺论著，深自感动地说：“韦素园君的从原文直接译出的这一篇(即《托尔斯泰底死与少年欧罗巴》)，也在《未名半月刊》二卷二期上发表了。他多年卧在病床上还翻译这样费力的论文，实在给我不少的鼓励和感激。”①鲁迅还从韦素园来信中发见他“措辞更明显，思想也更清楚，更广大了”，在通信中更把他引为探求新思想的同道与知己，如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致韦素园笺中就畅叙了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体会：“以史底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昧暖难明的问题，都可说明。”见于文字的同样议论，似乎并不见于给其他人的信函中。后来即使在遭受“围剿”的白色恐怖之下，更向韦素园吐露了坚信革命必胜的信念：“但我若存在一日，终当为文艺尽力，试看新的文艺和在压制者保护之下的狗屁文艺，谁先成为烟埃。并希兄也好好地保养，早日痊愈，无论如何，将来总归是我们的。”(一九三一年二月二日笺)鲁迅与韦素园虽然都没有活到革命胜利，亲眼看到五星红旗在中国大地上卷拂飘扬，但是，谁又能够否认在我们共和国的基石上，何处不镂印着鲁迅等先行者生命以赴的凿印斧痕呢！他们所遗留的精神遗产，永远不会漶漫为过时的“明日黄花”，反而会历久弥新、孳孳不绝！
　　
　　①《<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载《文艺与批评》，卢那察尔斯基著，鲁迅译，上海水沫书店，一九二九年十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