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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于1938年叛变投靠国民党，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张国焘正式加入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任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主任，少将军衔。在军统局里，这可是一个不小的官职。所以，不少原国民党特务都对张国焘嫉妒得要命。
张国焘也确实十分得意，由于蒋介石还给了他一个军委会中将委员的空头衔，所以，他去军委会开会时，便穿上军服，挂上中将领章。但他也挺知趣，到军统局工作时，特别是去见戴笠时，大都穿便服。据曾任军统局七处处长的沈醉回忆说：“有一次，戴笠约了几个处长去吃饭，也邀了他，我们都是挂少将领章，只有他一个人挂中将领章，他便感到有点尴尬，因为别人虽只挂少将，但权力都比他大，他只是限于研究范围，所以大家在谈日常工作时，他一言不发。”
张国焘在中共党内近18年，对于中共的所有内情基本掌握。对此，沈醉回忆说：“戴笠企图利用张国焘过去在中共的地位和关系，大搞对中共组织内部进行打入拉出的阴谋活动。最初对张国焘寄予极大的希望，满以为只要他能卖一点力气，便可以把共产党搞垮。这时张国焘不仅是戴笠宴客时座上最受欢迎的嘉宾，也是戴笠引为最得意的部属。”
戴笠虽然如此器重张国焘，但对张国焘是存有一定戒心的。据沈醉说：“军统局一切重要会议不邀张国焘参加，对他有点敬而远之。军统中许多科长一级的中等骨干都没有和张国焘往来过。有的只闻其名，未见其人。我由于负责总务工作，与各单位都得往来，除不过问各单位业务外，凡涉及生活方面的问题，我都能过问。不过我当时对张国焘主持的那个研究室却不感兴趣，几年中我才去过两三次。”
军统特务对张国焘处处存有戒心，派往他家照顾生活的勤杂人员，都是经过主管总务的沈醉一一挑选的。这些人既照顾他的生活，也“兼顾”他的思想和言行。也许张国焘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为了表示他对国民党的忠诚，不使人有所怀疑，他在会客室与客人会面时，从不把门关上，有时还故意放大声音说话，在自己家里也不得不做出如此表演，令他痛苦不堪。尽管如此，他知道自己寄人篱下，只能处处加倍小心。
张国焘为了博得戴笠的好感，使出浑身解数为戴笠卖命。上任伊始，张国焘首先抓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的组建工作。特研室办起来后，张国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办一个训练特务的学习班，名曰：“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张国焘亲自担任马列主义之批判这门课，每周两小时，内容主要是如何从思想上、理论上反共。他把共产党的思想教育和理论教育方法搬到了为国民党训练特务的特训班上，而且下了很大功夫备课，很卖力气地讲给学员听。但效果如何呢？雷啸岑在《我所知道的张国焘先生》一文中回忆说：“经过四小时讲课后，学员们的反应态度很冷淡。”
特务们不仅不喜欢他的课，连他这个人也觉得讨厌了。据张之楚说：“在特种工作人员训练班第一期结业典礼的时候，典礼一毕，教官、学生以及军统局有关负责人在一起聚餐，戴笠、张国焘均在场。正当入席的时候，别的教官都互相关照，彼此打招呼入席，唯独没有一个人请张国焘入席。张国焘的处境极为尴尬，坐不是，站不是，不知所措。后来戴笠见了，才忙过来，请张国焘入席。”
在训练班上丢了脸，张国焘愈发想在其他方面捡起来。于是，他便想出了在共产党控制区设立策反站以瓦解共产党的“高招”，戴笠接受了他的建议。钱花了，人派出去了，几个月时间过去了，结果不但一个人没有被策反过来，反而被派出去的人中却有的一去不复返了。
戴笠本来以为得到了张国焘，对共产党实行“拉出去、打进来”的策反手段，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不想竟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他觉得无法向蒋介石交差，便在洛川建立了个所谓的“延安组”，摆了一部电台，以期找机会对延安进行渗透，也好敷衍一下蒋介石。
为了不让戴笠对自己完全失望，张国焘又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主意，即在汉中建立一个特别侦察站，配合汉中军统掌握的汉中统一检查所，搞些半公开的活动，对去陕北或从陕北出来的革命人士、爱国青年进行检查、扣押等；在榆林建立一个陕北站，加强对边区的封锁。张国焘还建议在接近边区的一些地方成立几个策反站、组，并称之为“小虾钓大鱼”战术，但仍然毫无收获。
张国焘自到军统后百事不顺，戴笠即由起初的对他的满怀希望，一转而为满腔怨恨。张国焘的日子到此便更加难过，全然没有了被戴笠捧为座上宾时的踌躇满志。沈醉说：“张国焘再也不受欢迎，半年、几个月都见不到戴笠一次；即便见到了，不是被当面讽刺几句，就是被严厉地训斥一番。有一次不知道是为了一个什么问题，戴笠对张国焘答复他的询问不满意，便暴跳如雷地拍着桌子骂张国焘。张国焘走出大门，表现出垂头丧气的样子。我进去问戴笠：‘什么事又发脾气。’他没有正面答复我，只余怒未消地说：‘这家伙（指张国焘）太不知好歹，他不要以为这样可以对付得过去!’”
从那以后，张国焘的日子不好过了。负责事务工作的沈醉，一切都是看戴笠的脸色行事，他得意的人，沈醉便去恭维，要什么给什么；他不得意的人，沈醉也来个不爱搭理。张国焘自然也不例外。原来军统对他生活上有许多特殊的照顾，以后便慢慢降低或取消了。过去张国焘有一辆专用小轿车，沈醉也以汽油进口越来越困难为由，将其专车取消，改为有事出门需要用车随叫随到。不过，这“随叫”就不一定能“随到”了。
有一次，军统刚从国外搞回来几辆新的小汽车，沈醉便去试试这些车的性能。当陪同人员正在向他介绍新汽车的优点时，一个值班员跑过来报告：“张主任来电话要车。”沈醉便问了一声：“哪个张主任？”值班员回答：“报告，是张国焘主任。”沈醉马上说：“派一辆三轮车给他，就说今天小汽车都办事出去了!”站在沈醉身旁的人都笑了起来，知道沈醉在整张国焘。
当沈醉把几辆新车试了一遍，从一辆新车的驾驶室走出来的时候，张国焘被雨淋得周身湿透，坐着三轮车进到汽车间来。张国焘一跳下车，就气呼呼地直奔那个中队长的办公室，指着中队长大声斥责：“有这么多小车为什么不派，而派一辆破三轮车给我？”
沈醉从外面进来时，中队长正在向张国焘一个劲地赔礼、解释。张国焘仍然余怒未消。沈醉便歪着头，故意用一种瞧不起的神态，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句：“不要怪他嘛！是我叫他派的嘛！”张国焘一看沈醉这副模样，更加气得暴跳如雷。他指着外边放的几辆新车质问沈醉：“你管汽车，自己就用这样的好车，我有公事出去，你却故意叫人派一辆这样的破车给我，你说得过去吗？”沈醉在军统中一向以“年轻资格老”的所谓“正统分子”自居，今天见张国焘敢质问自己，他用力一拍桌子，冲着张国焘大声说：“张主席！请收起你的那一套吧，这里不是延安！要识相一点！”张国焘闻听此言，立即满面通红，眼泪几乎掉下来，在一旁的人忙连劝带推地把张国焘拉出去，让他坐一辆新车走了。张国焘一路上没说一句话，一向傲慢的他，终于深刻地体会到“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痛苦。
训练班的坍台，策反站的失败，导致戴笠对张国焘的冷落，戴笠手下的人也对他另眼相看。张国焘在沉重的压力之下，并不认为自己在反共方面已经黔驴技穷。为了摆脱窘境，他又挖空心思地想出了另一个主意。武汉沦陷后，陈独秀迁到了四川江津，张国焘便在陈独秀身上打起了主意。他向蒋介石建议，由国民党知名人士访问陈独秀，请他谈谈对抗日战争的看法，将其中有利于国民党的言论，编辑成册，公开出版发行，来对付延安的宣传，其效果肯定要比国民党御用文人的反共文章好得多。蒋介石欣然接受了张国焘的建议，派戴笠和胡宗南去见陈独秀。
在四川江津，陈独秀接待了这两位不速之客，也谈了一些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当得知国民党想让他公开发表言论时，陈独秀坦率地表示：“本人孤陋寡闻，唯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的要求。”戴、胡二人遂扫兴而归。
从此，张国焘在戴笠眼中已一文不值，备受责难和冷落。张国焘的处境得到了同乡蔡孟坚的同情，他开始为张国焘另谋出路。不久，蔡孟坚将张国焘介绍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的机要秘书甘家馨。朱家骅安排张国焘担任了组织部“反共设计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
张国焘无功受禄，特务们甚不服气，对他那一套从思想和理论上反共的“高论”往往嗤之以鼻。不久，张国焘即成了事实上的光杆司令。他不得不向蔡孟坚抱怨：“无计可施，无公可办，每日去坐一二小时，颇感无聊。”想到自己在国民党内所受的嘲讽、冷落、排挤，张国焘不无辛酸地对友人说：“我在国民党人眼中，我是一个身家不清白的人哟！”
摘自《世纪风采》2010.12.1
张国焘也确实十分得意，由于蒋介石还给了他一个军委会中将委员的空头衔，所以，他去军委会开会时，便穿上军服，挂上中将领章。但他也挺知趣，到军统局工作时，特别是去见戴笠时，大都穿便服。据曾任军统局七处处长的沈醉回忆说：“有一次，戴笠约了几个处长去吃饭，也邀了他，我们都是挂少将领章，只有他一个人挂中将领章，他便感到有点尴尬，因为别人虽只挂少将，但权力都比他大，他只是限于研究范围，所以大家在谈日常工作时，他一言不发。”
张国焘在中共党内近18年，对于中共的所有内情基本掌握。对此，沈醉回忆说：“戴笠企图利用张国焘过去在中共的地位和关系，大搞对中共组织内部进行打入拉出的阴谋活动。最初对张国焘寄予极大的希望，满以为只要他能卖一点力气，便可以把共产党搞垮。这时张国焘不仅是戴笠宴客时座上最受欢迎的嘉宾，也是戴笠引为最得意的部属。”
戴笠虽然如此器重张国焘，但对张国焘是存有一定戒心的。据沈醉说：“军统局一切重要会议不邀张国焘参加，对他有点敬而远之。军统中许多科长一级的中等骨干都没有和张国焘往来过。有的只闻其名，未见其人。我由于负责总务工作，与各单位都得往来，除不过问各单位业务外，凡涉及生活方面的问题，我都能过问。不过我当时对张国焘主持的那个研究室却不感兴趣，几年中我才去过两三次。”
军统特务对张国焘处处存有戒心，派往他家照顾生活的勤杂人员，都是经过主管总务的沈醉一一挑选的。这些人既照顾他的生活，也“兼顾”他的思想和言行。也许张国焘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为了表示他对国民党的忠诚，不使人有所怀疑，他在会客室与客人会面时，从不把门关上，有时还故意放大声音说话，在自己家里也不得不做出如此表演，令他痛苦不堪。尽管如此，他知道自己寄人篱下，只能处处加倍小心。
张国焘为了博得戴笠的好感，使出浑身解数为戴笠卖命。上任伊始，张国焘首先抓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的组建工作。特研室办起来后，张国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办一个训练特务的学习班，名曰：“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张国焘亲自担任马列主义之批判这门课，每周两小时，内容主要是如何从思想上、理论上反共。他把共产党的思想教育和理论教育方法搬到了为国民党训练特务的特训班上，而且下了很大功夫备课，很卖力气地讲给学员听。但效果如何呢？雷啸岑在《我所知道的张国焘先生》一文中回忆说：“经过四小时讲课后，学员们的反应态度很冷淡。”
特务们不仅不喜欢他的课，连他这个人也觉得讨厌了。据张之楚说：“在特种工作人员训练班第一期结业典礼的时候，典礼一毕，教官、学生以及军统局有关负责人在一起聚餐，戴笠、张国焘均在场。正当入席的时候，别的教官都互相关照，彼此打招呼入席，唯独没有一个人请张国焘入席。张国焘的处境极为尴尬，坐不是，站不是，不知所措。后来戴笠见了，才忙过来，请张国焘入席。”
在训练班上丢了脸，张国焘愈发想在其他方面捡起来。于是，他便想出了在共产党控制区设立策反站以瓦解共产党的“高招”，戴笠接受了他的建议。钱花了，人派出去了，几个月时间过去了，结果不但一个人没有被策反过来，反而被派出去的人中却有的一去不复返了。
戴笠本来以为得到了张国焘，对共产党实行“拉出去、打进来”的策反手段，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不想竟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他觉得无法向蒋介石交差，便在洛川建立了个所谓的“延安组”，摆了一部电台，以期找机会对延安进行渗透，也好敷衍一下蒋介石。
为了不让戴笠对自己完全失望，张国焘又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主意，即在汉中建立一个特别侦察站，配合汉中军统掌握的汉中统一检查所，搞些半公开的活动，对去陕北或从陕北出来的革命人士、爱国青年进行检查、扣押等；在榆林建立一个陕北站，加强对边区的封锁。张国焘还建议在接近边区的一些地方成立几个策反站、组，并称之为“小虾钓大鱼”战术，但仍然毫无收获。
张国焘自到军统后百事不顺，戴笠即由起初的对他的满怀希望，一转而为满腔怨恨。张国焘的日子到此便更加难过，全然没有了被戴笠捧为座上宾时的踌躇满志。沈醉说：“张国焘再也不受欢迎，半年、几个月都见不到戴笠一次；即便见到了，不是被当面讽刺几句，就是被严厉地训斥一番。有一次不知道是为了一个什么问题，戴笠对张国焘答复他的询问不满意，便暴跳如雷地拍着桌子骂张国焘。张国焘走出大门，表现出垂头丧气的样子。我进去问戴笠：‘什么事又发脾气。’他没有正面答复我，只余怒未消地说：‘这家伙（指张国焘）太不知好歹，他不要以为这样可以对付得过去!’”
从那以后，张国焘的日子不好过了。负责事务工作的沈醉，一切都是看戴笠的脸色行事，他得意的人，沈醉便去恭维，要什么给什么；他不得意的人，沈醉也来个不爱搭理。张国焘自然也不例外。原来军统对他生活上有许多特殊的照顾，以后便慢慢降低或取消了。过去张国焘有一辆专用小轿车，沈醉也以汽油进口越来越困难为由，将其专车取消，改为有事出门需要用车随叫随到。不过，这“随叫”就不一定能“随到”了。
有一次，军统刚从国外搞回来几辆新的小汽车，沈醉便去试试这些车的性能。当陪同人员正在向他介绍新汽车的优点时，一个值班员跑过来报告：“张主任来电话要车。”沈醉便问了一声：“哪个张主任？”值班员回答：“报告，是张国焘主任。”沈醉马上说：“派一辆三轮车给他，就说今天小汽车都办事出去了!”站在沈醉身旁的人都笑了起来，知道沈醉在整张国焘。
当沈醉把几辆新车试了一遍，从一辆新车的驾驶室走出来的时候，张国焘被雨淋得周身湿透，坐着三轮车进到汽车间来。张国焘一跳下车，就气呼呼地直奔那个中队长的办公室，指着中队长大声斥责：“有这么多小车为什么不派，而派一辆破三轮车给我？”
沈醉从外面进来时，中队长正在向张国焘一个劲地赔礼、解释。张国焘仍然余怒未消。沈醉便歪着头，故意用一种瞧不起的神态，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句：“不要怪他嘛！是我叫他派的嘛！”张国焘一看沈醉这副模样，更加气得暴跳如雷。他指着外边放的几辆新车质问沈醉：“你管汽车，自己就用这样的好车，我有公事出去，你却故意叫人派一辆这样的破车给我，你说得过去吗？”沈醉在军统中一向以“年轻资格老”的所谓“正统分子”自居，今天见张国焘敢质问自己，他用力一拍桌子，冲着张国焘大声说：“张主席！请收起你的那一套吧，这里不是延安！要识相一点！”张国焘闻听此言，立即满面通红，眼泪几乎掉下来，在一旁的人忙连劝带推地把张国焘拉出去，让他坐一辆新车走了。张国焘一路上没说一句话，一向傲慢的他，终于深刻地体会到“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痛苦。
训练班的坍台，策反站的失败，导致戴笠对张国焘的冷落，戴笠手下的人也对他另眼相看。张国焘在沉重的压力之下，并不认为自己在反共方面已经黔驴技穷。为了摆脱窘境，他又挖空心思地想出了另一个主意。武汉沦陷后，陈独秀迁到了四川江津，张国焘便在陈独秀身上打起了主意。他向蒋介石建议，由国民党知名人士访问陈独秀，请他谈谈对抗日战争的看法，将其中有利于国民党的言论，编辑成册，公开出版发行，来对付延安的宣传，其效果肯定要比国民党御用文人的反共文章好得多。蒋介石欣然接受了张国焘的建议，派戴笠和胡宗南去见陈独秀。
在四川江津，陈独秀接待了这两位不速之客，也谈了一些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当得知国民党想让他公开发表言论时，陈独秀坦率地表示：“本人孤陋寡闻，唯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的要求。”戴、胡二人遂扫兴而归。
从此，张国焘在戴笠眼中已一文不值，备受责难和冷落。张国焘的处境得到了同乡蔡孟坚的同情，他开始为张国焘另谋出路。不久，蔡孟坚将张国焘介绍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的机要秘书甘家馨。朱家骅安排张国焘担任了组织部“反共设计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
张国焘无功受禄，特务们甚不服气，对他那一套从思想和理论上反共的“高论”往往嗤之以鼻。不久，张国焘即成了事实上的光杆司令。他不得不向蔡孟坚抱怨：“无计可施，无公可办，每日去坐一二小时，颇感无聊。”想到自己在国民党内所受的嘲讽、冷落、排挤，张国焘不无辛酸地对友人说：“我在国民党人眼中，我是一个身家不清白的人哟！”
摘自《世纪风采》201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