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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陕北人，清涧县，家是农民家庭，父母现在还在农村种地。小时候，家里人口很多，弟兄姊妹八个，我是老大。
童年最深刻的印象是饥饿，父亲是一个字不识的农民，性格很软弱，活得很窝囊。
别人家的孩子把你打一顿，回来后希望得到家里人的支持，但得到的是他们再一顿打，让我不要惹事。
所以，在社会上你只有依靠自己，而不可能依靠任何人。这是我那时认识的第一个问题：既然要活下去，就得靠自己。
01
家里把我送到伯父家，那是延安地区很远的一个县，我几乎没有考虑就答应了。人很小，在家里也无所作为，朦胧地想，出去情况会好的，那地方吃的东西多。
七岁时离开家庭，由父亲带着，心情很难受，感到孤独。那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早晨，我穿着破烂的衣服，一双新鞋，但新鞋让我走路特别艰难。
伯父也是农民，没有孩子，我到了这里可以上学。上学很艰难，很穷。好在学校离家五里路，可以回家吃饭。
当时，衣衫褴褛，裤子破了不敢到别人面前，有人恶作剧，专门把我拉到人群里，惹得哄堂大笑，我很伤心。
小学念完后，要上中学。伯父不让卜，他没有孩子，养我是为了照料他晚年的生活。那时我就被确定将来要当农民。
为什么让我上学呢？那时是集体制，农民的观念，家里有一个读书人认得工分、认得账就行了。念完小学，可以达到这个水平，家里便不让我继续读中学了。
当时我与家里达成一个协议，我可以不读书，但是能不能考一次试，考上了，说明我有能力，不让上学，原因是你们大人的。
我参加了考试，一两千考生，县立中学只录取二三百人，我名列前茅。但随着通知书的到米，意味着我从此失学。
02
我心不甘，既然考上了，就要上。就和家里对抗，这是我的一次最重大的选择。伯父当时把劳动工具都准备好了，要我和他并肩作战。
我无动于衷，把工具统统扔在河滩，跑到县城，找到同学，都是些小朋友，有些江湖义气。他们帮助我，两三个小伙伴让家里大人帮着说，此时开学已经半个月了。
当时规定，十天内未到，学校就不让上学。有个大队书记和校长认识，为我说情，理由是贫下中农的儿子，这才让上了中学。
既然上了学，家里也勉强承认了。每月只给25斤粮食，这还是和家人谈判得来的。在中学，这些粮不够吃，学习完后，我还要在野地里找乱七八糟的东西吃。
回到农村，在小学教书时有过许多梦想和爱好，没想过会当作家。那时梦想当国际刑警，在飞机、火车上和坏人作战，然后把手铐戴在坏人于腕上。还想做国际问题研究，给X部门提供一些意见。总之，都是有刺激性的东西。
后来，喜爱看书，看书是一贯的，范围广，读了许多其他的书，接触了一些文学著作，感到自己在这方面有才能，试着写了一些东西，自尊心就建立起来了。
在县城做过零星的工作，做过宣传工作，在县剧团当过编剧，宣传过毛主席著作，这一时期干得很混乱。
1973年我被推荐上了大学，是工农兵学员。那些大学都不要我，最后延大收留了我，学习三年后到《延河》编辑部工作，一直到1982年，我才开始专业创作。
03
《人生》是我三十歲左右时的作品，已成为历史了，明确带有青春的影子，反映了我那时精神的敏感，是不成熟的东西。
放在当时的环境中考察，这是一部挑战性的作品。大学时，卜课不正常，大多靠自己学，零零星星地学。那时候我就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怎样生活？混，很容易，但我不愿意那样，自己得对自己负责。
我的学习计划很严密，自学俄罗斯文学、欧洲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这些比较可靠，是些代表性作品，沿着这些，自己找书读，阅读了各个时期大部分东西。
业余时间，我在阅览室，买个饼子，不出来，把当时的文学杂志从创刊号读到终刊号，几乎包括所有的文学杂志，见到了整个文学发展的面貌。
当时，好些文章中的人物，好人是好人，坏人是坏人，古代就不是这样。我就想尝试一种有挑战性的东西，让评论界分不清人物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当时认为我抓住了一些东西，最起码对中篇来说，我会提供新的东西。那时，我在写作上处于封闭、狂热的状态，在陕北一个县城招待所，共21天，鼻子、嘴溃烂，写作是一种熬煎。
整晚整晚都在招待所院子里转来转去，招待所领导半夜拉开窗帘往里看我干什么？认为我是神经病，就给县上领导反映，县上领导对他说人家写东西，不让打扰。《人生》在精神上准备了好几年，结果引起了争议，我知道会是这样的。
04
《人生》写完后，导致了我的灾难性生活。各种各样的人、电话、电报接踵而来，十分烦乱。不同剧种，包括电影电视，都要求改编。
当然，我努力工作，就希望得到回报，我不拒绝红地毯、鲜花、荣誉，但长期陷于此，我就很寂寞。
一个人真正的快乐在过程中，不在结果。所以我这时特别怀念创作生活，不愿受这种热闹的生活。我性格孤僻，不愿接触社会，一遇到困难时，就会回到陕北的沙漠中。
沙漠是我很向往的地方，一个人长时间躺在那里，思想延伸很远，看清自己，做出判断，规划下一步怎么办。我知道，我必须脱离这种生活，过另外一种生活，不能混着活下去。
梦想随时间推移而消散，但具备一定条件后，少年的梦想突然就会闪现，作为严肃的问题摆到面前。在开始创作《平凡的世界》之前，我就已经考虑到困难会很大。
首先是漫长的过程，意味着我要在文坛上消失很长时间，如果有成绩，是安慰，如果失败，就葬送了自己。
离开了暖融融的《人生》，我到了冰天雪地里。有人说，《人生》是不可逾越的高峰，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品是其人生的最高度。
我很不服气，我必须试图跳过，人就是要保持这种劲头！从沙漠出来，我觉醒了，义无返顾，是刀山也要过去，不顾一切地投到这部作品里。 为此我做了大量的准备，给自己规定了阅读一百部长篇的计划。带着目的来阅读，看能不能发现新东西。
在准备过程中，对未来创作的精神状态，我不想按任何人的方式来创作，我把它叫作“无榜样意识”，但这必须在有无数榜样的基础上，因此，阅读和写作一样重要。
05
《平凡的世界》全景式地反映了1975-1985这十年间农村、工矿、城市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
我认为这一段时问是中国转型的前奏，充满了密集性的社会事件与政治事件。故事可以编，但要有特别详尽的背景材料，为此，我也做了一些准备。
首先，翻报纸。《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延安报》十年的合订本堆了半个房子，一天一天地翻看、做笔记。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可以在笔记上找到各种事情，这样故事就能建立在比较可靠的基础上。
另一种准备是生活。生活尽管熟悉，但我还要细细看，譬如我经常去一个烧砖厂，看扒土、打坯、倒坯、进窑、烧火。
每回回来，衣服脏了，洗个澡，舒舒服服，然后又进村，住饲养室。还有不熟悉的生活，如煤矿，所以第一部就拿到煤矿里写，可以逐渐熟悉，为下两部做准备。
在铜川煤矿，我兼了个宣传部副部长。这里几万人，生活条件差，一问小会议室改作卧室兼办公室。这里食堂只有米饭、馍、咸菜，连鸡蛋、豆腐都没有。
写作艰难，想起来不寒而栗。晚上只睡五六个小时，起来还得走到桌子前继续写。我自己说服自己，像哄小孩一样哄自己。每当我看见桌子，就像上沙场一样。
我把一章一章的计划做成表贴在墙上，一、二、三、四、五……今天又消灭了一章，心里就很高兴。半夜里听见火车吼叫，想象火车意味着情人的约会，或久别重逢的欢喜。
有一天火車一叫，我自己就放下笔，披上破棉袄，到火车站去，这是拉煤的车，不是客车。我是在这试图接一个人？或是谁来看我了？叹一口气，又回来。
到礼拜天，我从自己的房子向外看对面的家属楼，灯火通明，每个窗户后面都在炒菜、喝酒。外而下着雨加雪，而我一个人。那边楼上的灯最后熄灭了，窗帘一个一个地拉起来……这是自己的选择，没办法，眼里涌出热辣辣的泪。
第一部初稿很艰难，坐在吉普车上感到难受，回到城市后看到街道两边的小吃，非常眼馋，这些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就是山珍海味。
06
第二部结束后，身体就垮了，第一天写完，第二天就起不来了。靠着精神，斜着身子抄完稿子，浑身没有劲，只有膝盖上还有劲，趴在地板上，整理稿子，每吸一口气，费九牛二虎之力。去看病，有个年轻的中医说是得了虚症，开的药里人参什么都有，直喝得我吐不出痰。
我就想，在中国任何作家完成长篇是不可能的，曹雪芹没写完就死了，柳青也没有写完，我会不会呢？
西安待不下去了，我回到了陕北，陕北天气凉快，我吸不进去气，身体崩溃了。回到榆林，熟悉的人介绍了一位老中医给我，诊断后，让我在镜子里看舌头，舌头全黑了，说这是吃人参吃坏的，只开了一副二毛钱的药，一吃即吐痰，把这个病先解决了。
休息了一年，接着写第三部。1988年5月份，我来到甘泉县写最后的部分。我和甘泉县有缘分，我的《人生》就是在这里写成的。
这时，X人民广播电台正播前两部，要求最晚在6月初将第三部送到电台，他们要及时播送。本来，第三部要求身体在最高潮时候完成最好的部分，可我只能这样咬着牙写，赶在6月1日前写完。
这天下午6点，朋友们做了一桌饭等着庆贺我。我关着门，不准任何人进来，努力地控制着自己，不要激动，马上就写完了！一控制不住，右手就开始痉挛，连笔都拿不住，怎么办？
我把开水往盆里一倒，掺些凉水，扔个毛巾浸入，手伸进去烫，让手松弛。写完后，我把用了六年的圆珠笔抛出窗外，跑到厕所里照了一下镜子，发现自己成了另一种样子，想到六年前自己的样子，自己这最后一段好年华就消失了。我坐在桌前，停了十分钟，沉默。
我想起了托马斯-曼在《沉重的时刻》里的一句话： “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是能完成的，它就是好的。”
这种劳动并不是特殊的劳动，任何人都要对生命抱有正确的态度，作家这样，农民也是这样。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父亲，虽然懦弱，但很会劳动，种地时，把什么都准备得尽善尽美。
拔草锄地，讲究美，他说从任何地方看去，都是一行一行的，很美。这就是审美！
我认为每一个人，不论搞什么事，都可能在自己的行业中干得好，一个人最后的价值不在于干什么。
我如果当木匠，全力以赴，也会是一流的木匠。人的生命是在追求的过程中，不是在结果中，结果并不重要。如果论结果的话，人都要死，地球也要崩溃，更广阔地看，没有什么伟大与渺小。
童年最深刻的印象是饥饿，父亲是一个字不识的农民，性格很软弱，活得很窝囊。
别人家的孩子把你打一顿，回来后希望得到家里人的支持，但得到的是他们再一顿打，让我不要惹事。
所以，在社会上你只有依靠自己，而不可能依靠任何人。这是我那时认识的第一个问题：既然要活下去，就得靠自己。
01
家里把我送到伯父家，那是延安地区很远的一个县，我几乎没有考虑就答应了。人很小，在家里也无所作为，朦胧地想，出去情况会好的，那地方吃的东西多。
七岁时离开家庭，由父亲带着，心情很难受，感到孤独。那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早晨，我穿着破烂的衣服，一双新鞋，但新鞋让我走路特别艰难。
伯父也是农民，没有孩子，我到了这里可以上学。上学很艰难，很穷。好在学校离家五里路，可以回家吃饭。
当时，衣衫褴褛，裤子破了不敢到别人面前，有人恶作剧，专门把我拉到人群里，惹得哄堂大笑，我很伤心。
小学念完后，要上中学。伯父不让卜，他没有孩子，养我是为了照料他晚年的生活。那时我就被确定将来要当农民。
为什么让我上学呢？那时是集体制，农民的观念，家里有一个读书人认得工分、认得账就行了。念完小学，可以达到这个水平，家里便不让我继续读中学了。
当时我与家里达成一个协议，我可以不读书，但是能不能考一次试，考上了，说明我有能力，不让上学，原因是你们大人的。
我参加了考试，一两千考生，县立中学只录取二三百人，我名列前茅。但随着通知书的到米，意味着我从此失学。
02
我心不甘，既然考上了，就要上。就和家里对抗，这是我的一次最重大的选择。伯父当时把劳动工具都准备好了，要我和他并肩作战。
我无动于衷，把工具统统扔在河滩，跑到县城，找到同学，都是些小朋友，有些江湖义气。他们帮助我，两三个小伙伴让家里大人帮着说，此时开学已经半个月了。
当时规定，十天内未到，学校就不让上学。有个大队书记和校长认识，为我说情，理由是贫下中农的儿子，这才让上了中学。
既然上了学，家里也勉强承认了。每月只给25斤粮食，这还是和家人谈判得来的。在中学，这些粮不够吃，学习完后，我还要在野地里找乱七八糟的东西吃。
回到农村，在小学教书时有过许多梦想和爱好，没想过会当作家。那时梦想当国际刑警，在飞机、火车上和坏人作战，然后把手铐戴在坏人于腕上。还想做国际问题研究，给X部门提供一些意见。总之，都是有刺激性的东西。
后来，喜爱看书，看书是一贯的，范围广，读了许多其他的书，接触了一些文学著作，感到自己在这方面有才能，试着写了一些东西，自尊心就建立起来了。
在县城做过零星的工作，做过宣传工作，在县剧团当过编剧，宣传过毛主席著作，这一时期干得很混乱。
1973年我被推荐上了大学，是工农兵学员。那些大学都不要我，最后延大收留了我，学习三年后到《延河》编辑部工作，一直到1982年，我才开始专业创作。
03
《人生》是我三十歲左右时的作品，已成为历史了，明确带有青春的影子，反映了我那时精神的敏感，是不成熟的东西。
放在当时的环境中考察，这是一部挑战性的作品。大学时，卜课不正常，大多靠自己学，零零星星地学。那时候我就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怎样生活？混，很容易，但我不愿意那样，自己得对自己负责。
我的学习计划很严密，自学俄罗斯文学、欧洲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这些比较可靠，是些代表性作品，沿着这些，自己找书读，阅读了各个时期大部分东西。
业余时间，我在阅览室，买个饼子，不出来，把当时的文学杂志从创刊号读到终刊号，几乎包括所有的文学杂志，见到了整个文学发展的面貌。
当时，好些文章中的人物，好人是好人，坏人是坏人，古代就不是这样。我就想尝试一种有挑战性的东西，让评论界分不清人物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当时认为我抓住了一些东西，最起码对中篇来说，我会提供新的东西。那时，我在写作上处于封闭、狂热的状态，在陕北一个县城招待所，共21天，鼻子、嘴溃烂，写作是一种熬煎。
整晚整晚都在招待所院子里转来转去，招待所领导半夜拉开窗帘往里看我干什么？认为我是神经病，就给县上领导反映，县上领导对他说人家写东西，不让打扰。《人生》在精神上准备了好几年，结果引起了争议，我知道会是这样的。
04
《人生》写完后，导致了我的灾难性生活。各种各样的人、电话、电报接踵而来，十分烦乱。不同剧种，包括电影电视，都要求改编。
当然，我努力工作，就希望得到回报，我不拒绝红地毯、鲜花、荣誉，但长期陷于此，我就很寂寞。
一个人真正的快乐在过程中，不在结果。所以我这时特别怀念创作生活，不愿受这种热闹的生活。我性格孤僻，不愿接触社会，一遇到困难时，就会回到陕北的沙漠中。
沙漠是我很向往的地方，一个人长时间躺在那里，思想延伸很远，看清自己，做出判断，规划下一步怎么办。我知道，我必须脱离这种生活，过另外一种生活，不能混着活下去。
梦想随时间推移而消散，但具备一定条件后，少年的梦想突然就会闪现，作为严肃的问题摆到面前。在开始创作《平凡的世界》之前，我就已经考虑到困难会很大。
首先是漫长的过程，意味着我要在文坛上消失很长时间，如果有成绩，是安慰，如果失败，就葬送了自己。
离开了暖融融的《人生》，我到了冰天雪地里。有人说，《人生》是不可逾越的高峰，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品是其人生的最高度。
我很不服气，我必须试图跳过，人就是要保持这种劲头！从沙漠出来，我觉醒了，义无返顾，是刀山也要过去，不顾一切地投到这部作品里。 为此我做了大量的准备，给自己规定了阅读一百部长篇的计划。带着目的来阅读，看能不能发现新东西。
在准备过程中，对未来创作的精神状态，我不想按任何人的方式来创作，我把它叫作“无榜样意识”，但这必须在有无数榜样的基础上，因此，阅读和写作一样重要。
05
《平凡的世界》全景式地反映了1975-1985这十年间农村、工矿、城市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
我认为这一段时问是中国转型的前奏，充满了密集性的社会事件与政治事件。故事可以编，但要有特别详尽的背景材料，为此，我也做了一些准备。
首先，翻报纸。《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延安报》十年的合订本堆了半个房子，一天一天地翻看、做笔记。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可以在笔记上找到各种事情，这样故事就能建立在比较可靠的基础上。
另一种准备是生活。生活尽管熟悉，但我还要细细看，譬如我经常去一个烧砖厂，看扒土、打坯、倒坯、进窑、烧火。
每回回来，衣服脏了，洗个澡，舒舒服服，然后又进村，住饲养室。还有不熟悉的生活，如煤矿，所以第一部就拿到煤矿里写，可以逐渐熟悉，为下两部做准备。
在铜川煤矿，我兼了个宣传部副部长。这里几万人，生活条件差，一问小会议室改作卧室兼办公室。这里食堂只有米饭、馍、咸菜，连鸡蛋、豆腐都没有。
写作艰难，想起来不寒而栗。晚上只睡五六个小时，起来还得走到桌子前继续写。我自己说服自己，像哄小孩一样哄自己。每当我看见桌子，就像上沙场一样。
我把一章一章的计划做成表贴在墙上，一、二、三、四、五……今天又消灭了一章，心里就很高兴。半夜里听见火车吼叫，想象火车意味着情人的约会，或久别重逢的欢喜。
有一天火車一叫，我自己就放下笔，披上破棉袄，到火车站去，这是拉煤的车，不是客车。我是在这试图接一个人？或是谁来看我了？叹一口气，又回来。
到礼拜天，我从自己的房子向外看对面的家属楼，灯火通明，每个窗户后面都在炒菜、喝酒。外而下着雨加雪，而我一个人。那边楼上的灯最后熄灭了，窗帘一个一个地拉起来……这是自己的选择，没办法，眼里涌出热辣辣的泪。
第一部初稿很艰难，坐在吉普车上感到难受，回到城市后看到街道两边的小吃，非常眼馋，这些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就是山珍海味。
06
第二部结束后，身体就垮了，第一天写完，第二天就起不来了。靠着精神，斜着身子抄完稿子，浑身没有劲，只有膝盖上还有劲，趴在地板上，整理稿子，每吸一口气，费九牛二虎之力。去看病，有个年轻的中医说是得了虚症，开的药里人参什么都有，直喝得我吐不出痰。
我就想，在中国任何作家完成长篇是不可能的，曹雪芹没写完就死了，柳青也没有写完，我会不会呢？
西安待不下去了，我回到了陕北，陕北天气凉快，我吸不进去气，身体崩溃了。回到榆林，熟悉的人介绍了一位老中医给我，诊断后，让我在镜子里看舌头，舌头全黑了，说这是吃人参吃坏的，只开了一副二毛钱的药，一吃即吐痰，把这个病先解决了。
休息了一年，接着写第三部。1988年5月份，我来到甘泉县写最后的部分。我和甘泉县有缘分，我的《人生》就是在这里写成的。
这时，X人民广播电台正播前两部，要求最晚在6月初将第三部送到电台，他们要及时播送。本来，第三部要求身体在最高潮时候完成最好的部分，可我只能这样咬着牙写，赶在6月1日前写完。
这天下午6点，朋友们做了一桌饭等着庆贺我。我关着门，不准任何人进来，努力地控制着自己，不要激动，马上就写完了！一控制不住，右手就开始痉挛，连笔都拿不住，怎么办？
我把开水往盆里一倒，掺些凉水，扔个毛巾浸入，手伸进去烫，让手松弛。写完后，我把用了六年的圆珠笔抛出窗外，跑到厕所里照了一下镜子，发现自己成了另一种样子，想到六年前自己的样子，自己这最后一段好年华就消失了。我坐在桌前，停了十分钟，沉默。
我想起了托马斯-曼在《沉重的时刻》里的一句话： “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是能完成的，它就是好的。”
这种劳动并不是特殊的劳动，任何人都要对生命抱有正确的态度，作家这样，农民也是这样。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父亲，虽然懦弱，但很会劳动，种地时，把什么都准备得尽善尽美。
拔草锄地，讲究美，他说从任何地方看去，都是一行一行的，很美。这就是审美！
我认为每一个人，不论搞什么事，都可能在自己的行业中干得好，一个人最后的价值不在于干什么。
我如果当木匠，全力以赴，也会是一流的木匠。人的生命是在追求的过程中，不是在结果中，结果并不重要。如果论结果的话，人都要死，地球也要崩溃，更广阔地看，没有什么伟大与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