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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早的药学典籍《神农本草经》记载：“人参，味甘微寒。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健体”。东汉名医张仲景的《伤寒论》一书中列了113个配方，其中含有人参的配方就达21个，占总配方的18.6%，并論述了人参具有“温补、滋润、强壮、强精、保温、增强视力、安定精神”等功用。可见，我国古代医学对于人参的青睐。历史上赞美人参的诗句也比比皆是。而在清代社会，人参不仅发挥着治病养身的药物功能，同时也充当了政治工具。
一、清代社会对人参极其推崇
清代社会对人参的祛病滋补功能极其看重，但尤其是东北野山参，绝非一般人所能享用，这一点从人参的售价上即可看出来，“人参之价，至今日而贵极矣”。据康熙朝学者查慎行《谢揆恺功惠参诗》中的句子“一两黄参直五千”、“十金易一两”，可见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前后，一两人参的价格大概是10两白银。到了乾隆十五年（1750年），京城北京的一两人参价格是白银16两。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品质好的野山参一两值银子32两，品质再差的野山参也要25两银子，而且还很难买到真货。据清代官员梁章钜说，到了道光后期，人参的价格又增加了十余倍，如果不错的话，那么在1846年——1847年，每两野山参的价格已达100多两银子。再看，道光末年的物价是1两银子足够买1石谷。也就是说，道光年间1两人参的价格等同于100多石谷，即12000多斤粮食，够30多个人吃一年。这样一换算，我们就能看出正宗野山参在当时的贵重程度了。
所以，有两句诗从侧面形象地描摹出了野山参的高贵：“中人十家产，不满一杯味”、“但许活富人，贫者莫可冀”。长白山野山参是清朝普通百姓所莫敢问津的。
二、清朝统治者将人参作为政治工具
作为清朝统治者的女真来自东北，东北是人参的重要产地，鉴于人参采掘的便利，以及中国传统医学对人参滋补功能的看重，清代皇室因地制宜地运用了人参的经济价值和政治安抚功能。
中国古代历史上，君王为了笼络臣下的忠心或是奖励臣子的功劳，常常会有赏赐，金银财宝和稀奇物件皆有，到了清代，清皇室对于王公大臣的物件赏赐有蟒衣、黄马褂、花翎、鞍马、弓矢、书画以及貂裘衣物等等，而赏赐人参则是清朝皇帝对于宠臣的格外恩典。
清朝礼亲王后代昭梿的《啸亭续录》中描述了一位朝臣受到皇室赏赐人参的情形，“得上（皇帝）赐人参票，喜极过望，感激涕零”，不等皇帝回宫，在天桥路边，他就激动地趴在地上“泥首称谢”。因为得到了皇帝赐予的人参票——以人参票去内务府按票提取人参，官员感动得失态，这表明当时清皇室赐予大臣人参属于浩荡皇恩，不是一般大臣所能享受的待遇。
同治年间的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深得皇室的宠信，他多次受到清皇室赏赐人参的恩典。同治四年（1865年）十月二十八日有一道皇帝谕旨：文祥奏“请假回旗迎养”一折，文祥著赏假三个月，前赴盛京迎养伊母来京。并赏人参六两，即著文祥赍去，以资颐养（《枢垣记略》）。——在咸丰、同治年间，清正红旗人文祥是个重要人物，文武兼备，“虑事繁难兼顾”，办事能力很强，十分难得，尤其是当时与洋人办理交涉，清皇室非常倚赖他，其地位仅次于恭亲王。这样一位重臣要行“孝心”将年迈的母亲从老家迎接来京养老，皇帝以及作为人母的两宫皇太后，当然极其称赏文祥的孝顺，为表示对文祥和其母亲的关心，让文祥给她带去了皇室高规格礼物“人参”——金银有价，皇家的人参却是无价之宝。这里包含了皇家的深恩，说白了，这有感情的成分在内！
翻检清代史料，如翁同龢、张之洞等，很多深得朝廷倚赖重用的满汉大臣都受到过宫廷赏赐的人参。可见，在清廷的治国理政中，人参成为当时皇家笼络大臣的一张“温情牌”。
三、清代的人参来源
我国东北地区的长白山山脉和乌苏里江流域一带，日光充足，土地寒冷，这种特性决定了它是人参最适合的生长地，明清时期珍贵的长白山野山参即产于此。唐朝诗人林宽的《送人归日东诗》中写道：“门外人参径，到时花几开。”——日东，就是辽宁一带的东北地区——可见，在唐代，我国东北地区就是产人参的重要地区。及至女真在东北地区崛起兴盛，以及开创清朝后，长白山野山参更是受到当时人的极力推崇。清代梁章钜把长白山人参夸赞得几乎有些过分：“迨入我朝（清朝），而东参遂甲天下，王气所钟，非一朝一夕故矣。”（《浪迹丛谈》）
因人参的重要经济价值，清入关前采参业的特权主要掌握在八旗贵族手中，清统一全国之初仍沿袭八旗分山采参制，但不久当国家政权稳定后，东北采参的特权就由清皇室专有了。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清政府下令“一律停采（长白山野山参）”，实行由政府放票采参制，即由政府统一发证才可以采参，对于私自采参者，严厉惩罚，但东北地区狂采滥刨野山参之风并没有被有效遏制。在清政府放开汉人移民东北后，很多汉人到东北后的一个重要职业就是挖山参，因为当时人参实在是供不应求，价格奇高，虽然野山参也不易挖到，但正如老话所说，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但是，到了1853年，清政府停止发许可证给挖人参的汉人，人参采挖由朝廷派人直接控制，将人参的收益用作镇压太平军的军饷（《剑桥中国晚清史》）。
因皇家控制，以及野山参资源的不足，市场上野山参供不应求，晚清的东北地区悄悄兴起了家植、家养人参的栽培活动，但是这种“人参”被视为“充货”、伪品，品质不被看好，只能算是替代品，然而为确保人参市场的垄断，清政府对民间人参栽培业进行查禁和打击。
清代人参，不仅是一种珍贵的药材，同时也是一种稀有的经济作物，还发挥着某种特定的政治功能，实在不容小觑的一种植物。尽管人参的医用功效很被国人看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史料也显示，误服人参反而会引发其他疾病。
一、清代社会对人参极其推崇
清代社会对人参的祛病滋补功能极其看重，但尤其是东北野山参，绝非一般人所能享用，这一点从人参的售价上即可看出来，“人参之价，至今日而贵极矣”。据康熙朝学者查慎行《谢揆恺功惠参诗》中的句子“一两黄参直五千”、“十金易一两”，可见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前后，一两人参的价格大概是10两白银。到了乾隆十五年（1750年），京城北京的一两人参价格是白银16两。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品质好的野山参一两值银子32两，品质再差的野山参也要25两银子，而且还很难买到真货。据清代官员梁章钜说，到了道光后期，人参的价格又增加了十余倍，如果不错的话，那么在1846年——1847年，每两野山参的价格已达100多两银子。再看，道光末年的物价是1两银子足够买1石谷。也就是说，道光年间1两人参的价格等同于100多石谷，即12000多斤粮食，够30多个人吃一年。这样一换算，我们就能看出正宗野山参在当时的贵重程度了。
所以，有两句诗从侧面形象地描摹出了野山参的高贵：“中人十家产，不满一杯味”、“但许活富人，贫者莫可冀”。长白山野山参是清朝普通百姓所莫敢问津的。
二、清朝统治者将人参作为政治工具
作为清朝统治者的女真来自东北，东北是人参的重要产地，鉴于人参采掘的便利，以及中国传统医学对人参滋补功能的看重，清代皇室因地制宜地运用了人参的经济价值和政治安抚功能。
中国古代历史上，君王为了笼络臣下的忠心或是奖励臣子的功劳，常常会有赏赐，金银财宝和稀奇物件皆有，到了清代，清皇室对于王公大臣的物件赏赐有蟒衣、黄马褂、花翎、鞍马、弓矢、书画以及貂裘衣物等等，而赏赐人参则是清朝皇帝对于宠臣的格外恩典。
清朝礼亲王后代昭梿的《啸亭续录》中描述了一位朝臣受到皇室赏赐人参的情形，“得上（皇帝）赐人参票，喜极过望，感激涕零”，不等皇帝回宫，在天桥路边，他就激动地趴在地上“泥首称谢”。因为得到了皇帝赐予的人参票——以人参票去内务府按票提取人参，官员感动得失态，这表明当时清皇室赐予大臣人参属于浩荡皇恩，不是一般大臣所能享受的待遇。
同治年间的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深得皇室的宠信，他多次受到清皇室赏赐人参的恩典。同治四年（1865年）十月二十八日有一道皇帝谕旨：文祥奏“请假回旗迎养”一折，文祥著赏假三个月，前赴盛京迎养伊母来京。并赏人参六两，即著文祥赍去，以资颐养（《枢垣记略》）。——在咸丰、同治年间，清正红旗人文祥是个重要人物，文武兼备，“虑事繁难兼顾”，办事能力很强，十分难得，尤其是当时与洋人办理交涉，清皇室非常倚赖他，其地位仅次于恭亲王。这样一位重臣要行“孝心”将年迈的母亲从老家迎接来京养老，皇帝以及作为人母的两宫皇太后，当然极其称赏文祥的孝顺，为表示对文祥和其母亲的关心，让文祥给她带去了皇室高规格礼物“人参”——金银有价，皇家的人参却是无价之宝。这里包含了皇家的深恩，说白了，这有感情的成分在内！
翻检清代史料，如翁同龢、张之洞等，很多深得朝廷倚赖重用的满汉大臣都受到过宫廷赏赐的人参。可见，在清廷的治国理政中，人参成为当时皇家笼络大臣的一张“温情牌”。
三、清代的人参来源
我国东北地区的长白山山脉和乌苏里江流域一带，日光充足，土地寒冷，这种特性决定了它是人参最适合的生长地，明清时期珍贵的长白山野山参即产于此。唐朝诗人林宽的《送人归日东诗》中写道：“门外人参径，到时花几开。”——日东，就是辽宁一带的东北地区——可见，在唐代，我国东北地区就是产人参的重要地区。及至女真在东北地区崛起兴盛，以及开创清朝后，长白山野山参更是受到当时人的极力推崇。清代梁章钜把长白山人参夸赞得几乎有些过分：“迨入我朝（清朝），而东参遂甲天下，王气所钟，非一朝一夕故矣。”（《浪迹丛谈》）
因人参的重要经济价值，清入关前采参业的特权主要掌握在八旗贵族手中，清统一全国之初仍沿袭八旗分山采参制，但不久当国家政权稳定后，东北采参的特权就由清皇室专有了。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清政府下令“一律停采（长白山野山参）”，实行由政府放票采参制，即由政府统一发证才可以采参，对于私自采参者，严厉惩罚，但东北地区狂采滥刨野山参之风并没有被有效遏制。在清政府放开汉人移民东北后，很多汉人到东北后的一个重要职业就是挖山参，因为当时人参实在是供不应求，价格奇高，虽然野山参也不易挖到，但正如老话所说，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但是，到了1853年，清政府停止发许可证给挖人参的汉人，人参采挖由朝廷派人直接控制，将人参的收益用作镇压太平军的军饷（《剑桥中国晚清史》）。
因皇家控制，以及野山参资源的不足，市场上野山参供不应求，晚清的东北地区悄悄兴起了家植、家养人参的栽培活动，但是这种“人参”被视为“充货”、伪品，品质不被看好，只能算是替代品，然而为确保人参市场的垄断，清政府对民间人参栽培业进行查禁和打击。
清代人参，不仅是一种珍贵的药材，同时也是一种稀有的经济作物，还发挥着某种特定的政治功能，实在不容小觑的一种植物。尽管人参的医用功效很被国人看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史料也显示，误服人参反而会引发其他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