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梁文道专访
　　香港向来就是民族主义很强烈的地域。你看《霍元甲》、李小龙、金庸，他们的民族主义是到达身体层面的。
　　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三个男人有时候也能成就荧屏上的热闹。梁文道、窦文涛和许子东，一个伶牙俐齿，一个拍案惊奇，一个书生意气，几乎期期上演着“三国鼎立”的好戏。凤凰卫视经营了10年的《锵锵三人行》，因为网络而在内地观众中迅速传播。这档节目如今在北京录制，所以梁文道现在常常北京、香港两地跑，每天只睡5个小时。
　　梁文道的身份有点复杂，在凤凰卫视成名之前首先是一位文化人。他任何时间都看书，每天6小时雷打不动，研究各种学术问题，然后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评论。他17岁起开始投稿生涯，首篇剧评见于《信报》文化版，至今其文章仍可见于《信报》及《明报》的专栏，近年来又进军内地媒体，文字频频见于各媒体副刊。和记者见面时，刚刚聊完，他就赶紧起身往住处跑，声称还有一篇专栏没有写，可见约稿之多。
　　梁文道的头衔很多，曾在多个文化艺术机构及非政府组织担任董事、主席或顾问之职，曾任香港理工大学及香港大学客席讲师，还担任绿色和平董事、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顾问，做过香港电台台长。现在他办了一份读书杂志叫《读书好》，名字有点大白话。这是一份很薄的读书杂志，每期6万份，因为是免费赠送，如果不加限制一天就发完了，所以一个月要分成三次来发。香港看书人并不多。梁文道想出应付的办法：一要免费，二要很薄，三要内容轻松，适合香港人的口味，去“诱惑”读者。比如农历年，就专做一期历法，借着人们对迷信的好奇来介绍历法的历史。
　　1998年起，他开始参与各类文化艺术活动，如实验剧场的编、导、演，行为艺术创作及视艺展览策划等，和香港文化团体“进念——二十面体”的荣念曾、胡恩威等人都是死党，“进念”主办的艺术杂志《Ｅ＋Ｅ》，其编辑部就设在梁文道自己的办公室里。2000年他和“进念”的同仁办了一个民间讲座，地点在牛棚，不是“文革”的牛棚，而是香港原来的一处宰牛场，名字就叫“牛棚”。于是他们干脆给它取了个名字叫“牛棚书院”，找不同的人来讲课，每个季度有十门左右的课程。但因为交通很不方便，再加上自负盈亏，学费就变得很贵，成了富人才能够享受的奢侈。香港经济萧条的时候，学生他就收半价，失业人士拿社会救济金他就全部收钱，结果有一半的人跟他说没钱，自然是亏损严重。他们只能自己掏腰包给讲课人。赔本赔光了，牛棚书院两年多前只好关门停办。
　　梁文道对香港的感情可以说又爱又恨。这不是一片文化人容易生存的土地，在香港，严肃的文学刊物完全没市场，《香港文学》过于老化，年轻的读者不看也不会去投稿，《字花》这样的新锐文化刊物只能销售到两千本。他自己最喜欢的电视节目，除了《锵锵三人行》，还有《开卷八分钟》，但也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走。于是他抱怨说：“香港商人太实际，没有长远眼光，美国的研发投资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要去学习。”
　　这位似乎不知疲倦的青年文化人，还只有35岁。对于自己的身份和这座城市的身份，他有着异常敏锐的认识。
　　记者：从你个人体验而言，凤凰卫视是否言论完全开放？
　　梁文道：看什么节目，像《锵锵三人行》，闲谈类节目，带过一笔就没事，人们也不会认真看。正儿八经地要做评论了，耳朵竖起来听了，你就不能讲这些敏感话题。凤凰也有它的底线。
　　记者：电台和电视台还是有很大区别，你觉得哪个更合适你的性格？
　　梁文道：我觉得还不是电台和电视台的分别，而是工作岗位的不同。我在电台是管理，在电视台是内容提供者，我还是喜欢后者。因为管理是很烦的。
　　记者：国内的一批学者，在80年代是新潮人物，如刘小枫、甘阳等，90年代到了香港之后，却纷纷返本求源，治起传统学问来了，感觉有些奇怪。
　　梁文道：很多在香港做学问的人都特别保守。比如说我念的香港中文大学，那些前辈，像牟宗三、钱穆这些南来文人，都是以坚守儒家文化传统而著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讨论这批南来文人的状态。他们到了香港这个他们心目中的城市，这个“化外之地”，才开创出“文化中国”的讲法。“文化中国”的意思是现实中国存在种种不如意，他们都想往过去寻找。为什么要回头寻找？因为现实中没有。香港是一个西式的社会，他们也觉得很有问题。孤悬于海外，他们就开始设想理想中的中国。
　　后来香港有一批海归知识分子。王绍光、甘阳、刘小枫等人，他们在香港都有不如意的经验。刘小枫并没有在香港获得正式的教职，只是在基督教的神学院里做了一段时间的学问。他们这批人的共同点就是他们是不被香港所需要的人物。
　　这不是一个特别对学术有兴趣的社会，不会关心你在做什么。像刘小枫在大陆能引起很多人的注意，掀起年轻人的追捧，演讲一场能坐满几百人上千人，但在香港完全没有这回事，可能只有十几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他所想象的，必然是往传统回归的社会图景。
　　记者：你觉得这种保守是一种历史的原因吗？
　　梁文道：在香港是一种现实。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人会变得保守。当然香港本身就是很保守的地方。
　　记者：从电影就能看得出来，比如《黄飞鸿》系列，抛开它的艺术成就暂且不谈，它的民族主义情绪非常明显非常强烈。
　　梁文道：对，我一直就说，香港人很爱国。香港人有种“原罪”。比如说我这样的，我在凤凰卫视也好，在报纸也好，写了批评中国的文章，说了批评内地某些官员腐败或者思想保守的话，如果换了一个内地的作家来写，人家会觉得没什么，但是从我的口中说出来，就会有读者反映说你这个香港人，老是带着“外国人”的眼光来看中国，你们根本就是洋奴。这是香港人的“原罪”，香港人是不能批评中国的，一批评人家就说你是汉奸。
　　香港向来就是民族主义很强烈的地域。你看《霍元甲》、李小龙、金庸，他们的民族主义是到达身体层面的。香港武打电视剧，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中日决战。那些导演很喜欢找些东洋的浪人、剑客，他们试图称雄中国武林，结果被中国的志士一一打败，常有这种情节设置，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很值得琢磨。
　　记者：“九七回归”之前，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呢？
　　梁文道：香港人在民族上一直认同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以前说外国人，常常会说“那帮鬼佬其实没什么本事，中学毕业就来当官，就会欺负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就不一样……”对着外国人，他们会说“中国人有多优秀，我们的优势在什么地方”等等，以此与外国殖民者对抗的情绪非常明显。对着内地人，他们则会说自己是“香港人”。
　　记者：这是否有一种自我保护的意识存在？
　　梁文道：那当然。70年代之后，港英政府的统治才渐有起色。70年代之前，这个政府是很糟糕的。有了异族的压迫，这种民族认同才会那么强烈，就像中国，是在鸦片战争之后，面对列强的凌辱，才会生出那样的民族主义革命，是受害者的产物。以前中国的天下主义，和晚清的民族主义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