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1923年，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这是孙中山争取苏联援助，苏联加强与国民党联系的一次重要活动，也是推动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的一次重要事件。目前对代表团的产生背景及对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国民党与苏联的复杂关系研究较少，本文拟从苏联和孙中山两个方面对其进行探析。
关键词：孙中山；国民党；苏联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7-0055-01
1923年8月16日，以蒋介石为团长，沈定一、张太雷（共产党员）、王登云为团员的五人代表团从上海出发前往苏联，进行了为期近3个月的访问活动。孙中山派往苏联的五人代表团，史学界大多称之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通过此次访问活动，加深了国民党与苏联的相互了解，促进了二者在政治、军事等领域的实质合作。
从代表团的名称来看，这次出访是非官方性质的、私人性质的。笔者认为采用“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这个具有非官方色彩的名称，是双方在现实面前的一种变通，是双方共同协商的结果。在当时的情况下，孙中山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而苏联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但在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国际背景下，出于二者各自不同的政治目标和具体利益，又使得双方不能一下子走到一起，需要一个磨合期。下面就从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国民党和苏联两个方面进行探析代表团产生的复杂背景。
一、孙中山方面——困境中的抉择
孙中山与苏联（包括之前的苏俄）领导人早有交往，但直至1922年5月，“孙中山谋求与苏俄建立关系的结果并不理想”。主要是因为二者在以下两个问题存在目标和利益的冲突。
（一）外交承认问题。孙中山把广州政府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希望得到苏联的承认。但是苏联始终没有承认广州政府，一直与北京政府进行外交谈判。他反对苏联与北京政府的联系，曾致信越飞“令人奇怪的是，您竟重复同样的资本家论点，有意为那些是你们伟大制度的敌人的国家效劳”。虽然没有得到正式承认，但孙中山不反对通过非正式的途径与苏联进行联系和合作。1921年,孙中山给契切林的复信中说：“在这个期间，我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同一年，孙中山致信马林：“愿与苏俄建立非官方的联系，不再前进一步。我同意派一个最好的同志到苏俄去”。
（二）意识形态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苏俄在中国既有国家的战略利益，又有革命的利益。”孙中山始终认为“三民主义”最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已经包含在他的理论里。1923年发表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明确说明：“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在这个宣言中，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做出重大让步，确立了“三民主义”在国共合作过程中的指导地位，解决了孙中山在意识形态的顾虑，也在某种程度上消除那些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国民党元老的顾虑。
孙中山在领导革命过程中历经多次失败后，特别是1922年，孙中山一手培养的陈炯明在英美的支持下背叛了他，这次失败让孙中山深受打击。他曾在与达林的通讯谈话中表示：“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的实际的真诚的朋友们是苏俄，……但我确信，苏俄甚至在危难之中也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决定赴上海继续斗争。倘若失败，我将去苏俄。”在现实的需要下，孙中山决定派出代表团，真正的学习苏联经验，争取苏联的支持特别是军事支持。
二、苏联方面——“双重外交”下的新选择
迫于当时国际环境的巨大压力，苏联有加强与中国的关系的愿望，但苏联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当时中国不仅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阀割据，而且存在北京和广州两个事实上的政府和政治中心，这样与哪一方进行合作就是一个需要全面考察和慎重选择的问题。
“苏俄在中国推行双重外交，一方面和国际承认的北京政府谈判，谋求对苏维埃政权的外交承认；一方面利用中国内部的分裂局面，特别是利用孙中山、吴佩孚、张作霖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以渔利。”苏联在中国推行“双重外交”，引起孙中山的强烈不满，他曾致电越飞，谴责苏联代表与北京政府谈判是违背革命原则、默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越飞解释说：“我们一直很清楚，只有孙逸仙是我们在中国的唯一的朋友，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去做反对他的事情，”“但是作为官方人士，我必须与中国的中央政府打交道”。
虽然苏联承认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加强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给予孙中山大量实质援助，但始终没有正式承认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早在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职，“希望各国承认广州政府为中华民国唯一之政府”。苏联没有正式承认孙中山的广州国民政府，所以对代表团的称呼，是非正式的。苏联在中国寻求盟友的“双重外交”政策决定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非官方性质。
三、结语
综上所述，“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是孙中山和苏联为寻求合作，互相妥协的结果。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应运而生，这成为推进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国民党和苏联进一步合作的重要事件。苏联出于革命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考量，虽没有放弃与北京政府的联系，却大大加强了与国民党的交往与合作，为其提供实质援助。孙中山以及国民党由于自身实力的不足，迫于革命事业和现实需要，暂时放松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要求，最终选择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盟友。从此，民主革命事业出现新的曙光。
参考文献：
［1］孙逸仙给越飞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1997.
［2］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书［M］.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
［3］与马林的谈话［M］.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4］(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上卷)［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5］徐万民.历史的选择——孙中山联俄政策新探之一［A］.孙中山北伐与梧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1999,(11).
［6］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
关键词：孙中山；国民党；苏联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7-0055-01
1923年8月16日，以蒋介石为团长，沈定一、张太雷（共产党员）、王登云为团员的五人代表团从上海出发前往苏联，进行了为期近3个月的访问活动。孙中山派往苏联的五人代表团，史学界大多称之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通过此次访问活动，加深了国民党与苏联的相互了解，促进了二者在政治、军事等领域的实质合作。
从代表团的名称来看，这次出访是非官方性质的、私人性质的。笔者认为采用“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这个具有非官方色彩的名称，是双方在现实面前的一种变通，是双方共同协商的结果。在当时的情况下，孙中山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而苏联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但在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国际背景下，出于二者各自不同的政治目标和具体利益，又使得双方不能一下子走到一起，需要一个磨合期。下面就从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国民党和苏联两个方面进行探析代表团产生的复杂背景。
一、孙中山方面——困境中的抉择
孙中山与苏联（包括之前的苏俄）领导人早有交往，但直至1922年5月，“孙中山谋求与苏俄建立关系的结果并不理想”。主要是因为二者在以下两个问题存在目标和利益的冲突。
（一）外交承认问题。孙中山把广州政府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希望得到苏联的承认。但是苏联始终没有承认广州政府，一直与北京政府进行外交谈判。他反对苏联与北京政府的联系，曾致信越飞“令人奇怪的是，您竟重复同样的资本家论点，有意为那些是你们伟大制度的敌人的国家效劳”。虽然没有得到正式承认，但孙中山不反对通过非正式的途径与苏联进行联系和合作。1921年,孙中山给契切林的复信中说：“在这个期间，我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同一年，孙中山致信马林：“愿与苏俄建立非官方的联系，不再前进一步。我同意派一个最好的同志到苏俄去”。
（二）意识形态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苏俄在中国既有国家的战略利益，又有革命的利益。”孙中山始终认为“三民主义”最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已经包含在他的理论里。1923年发表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明确说明：“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在这个宣言中，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做出重大让步，确立了“三民主义”在国共合作过程中的指导地位，解决了孙中山在意识形态的顾虑，也在某种程度上消除那些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国民党元老的顾虑。
孙中山在领导革命过程中历经多次失败后，特别是1922年，孙中山一手培养的陈炯明在英美的支持下背叛了他，这次失败让孙中山深受打击。他曾在与达林的通讯谈话中表示：“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的实际的真诚的朋友们是苏俄，……但我确信，苏俄甚至在危难之中也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决定赴上海继续斗争。倘若失败，我将去苏俄。”在现实的需要下，孙中山决定派出代表团，真正的学习苏联经验，争取苏联的支持特别是军事支持。
二、苏联方面——“双重外交”下的新选择
迫于当时国际环境的巨大压力，苏联有加强与中国的关系的愿望，但苏联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当时中国不仅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阀割据，而且存在北京和广州两个事实上的政府和政治中心，这样与哪一方进行合作就是一个需要全面考察和慎重选择的问题。
“苏俄在中国推行双重外交，一方面和国际承认的北京政府谈判，谋求对苏维埃政权的外交承认；一方面利用中国内部的分裂局面，特别是利用孙中山、吴佩孚、张作霖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以渔利。”苏联在中国推行“双重外交”，引起孙中山的强烈不满，他曾致电越飞，谴责苏联代表与北京政府谈判是违背革命原则、默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越飞解释说：“我们一直很清楚，只有孙逸仙是我们在中国的唯一的朋友，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去做反对他的事情，”“但是作为官方人士，我必须与中国的中央政府打交道”。
虽然苏联承认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加强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给予孙中山大量实质援助，但始终没有正式承认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早在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职，“希望各国承认广州政府为中华民国唯一之政府”。苏联没有正式承认孙中山的广州国民政府，所以对代表团的称呼，是非正式的。苏联在中国寻求盟友的“双重外交”政策决定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非官方性质。
三、结语
综上所述，“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是孙中山和苏联为寻求合作，互相妥协的结果。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应运而生，这成为推进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国民党和苏联进一步合作的重要事件。苏联出于革命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考量，虽没有放弃与北京政府的联系，却大大加强了与国民党的交往与合作，为其提供实质援助。孙中山以及国民党由于自身实力的不足，迫于革命事业和现实需要，暂时放松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要求，最终选择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盟友。从此，民主革命事业出现新的曙光。
参考文献：
［1］孙逸仙给越飞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1997.
［2］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书［M］.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
［3］与马林的谈话［M］.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4］(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上卷)［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5］徐万民.历史的选择——孙中山联俄政策新探之一［A］.孙中山北伐与梧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1999,(11).
［6］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